对外宣传 争取外援
发布日期:2011年05月10日
对外宣传  争取外援
 
    对外宣传,争取外援,白求恩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因为他是国际友人,有其独具的有利条件:
    ①语言文字可以相互沟通,没有障碍;②在国外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可以通过书信,向报纸、杂志、电台等发出稿件进行广泛宣传;③由于其直接参加中国的革命斗争实践,有大量丰富的原始资料可供利用;④他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可以撰写诗歌、小说、通讯、报道等等形式的文学作品;⑤他有十分强烈的激情,他愿意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正如他自己说的: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对外宣传争取外援,正是急需他的重要窗口。
 
成立“延安人民外交协会晋察冀分会”
 
    白求恩大夫是一位有政治经验的共产党员、政治活动家,不是一个不问政治,埋头于纯技术的人。了解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以后,他主张“建立一个机构来收集和改写文章,提供给国内和国外的报刊。而不依赖像汉森,勃朗,林赛或其他来到我们边区的观察家的报道,不管他们是如何地同情或不同情我们。”这样,可以打破敌人的封锁,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得到各国人民对我国浴血奋战的同情和支持。在白求恩大夫的倡导下,1938年9月26日成立了委员会,名叫“延安人民外交协会晋察冀分会”。在那次会议上有4个委员出席:董越千(白求恩大夫的翻译)被选为主任,负责文艺、教育方面的工作;同时担任委员会的中文组和英文组的工作。沙飞(“前线”的编辑,军区司令部的摄影师),负责委员会的军事组及摄影工作。邓拓(军区政治部)负责政治和群众组的工作。白求恩大夫负责英文组,并特别注意医院卫生方面的工作。要求每个委员保证每月至少写一篇文章,同时收集更多的材料,真实反映边区在进行中的事情,并且要“告诉全世界”。如果延安的总会在任何时候需要有关我们的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文”,我们将努力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白求恩大夫离开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以后,他对外的联系人就担在了在延安工作、比他早些参加中国革命的马海德大夫身上(马海德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水牛城,1933年来中国,1936年到陕北保安。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1988年病逝于北京。)他写给加拿大朋友的信,请马海德大夫转发;他寄给延安的信件,也请马海德大夫转交。白求恩大夫把成立“延安人民外交协会晋察冀分会”的详细情况向马海德大夫作了介绍。白求恩大夫多次请马海德大夫转发成束的信件,并嘱托马海德大夫一定将其用结实的布捆好,不然,它们寄到时会变得破烂不堪。当时,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周围有敌人的重重封锁,要把抗日军民的信件送到延安,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再由延安寄往加拿大就更难了。
他向马海德大夫写信,报告这个晋察冀分会计划要做的各项工作,并准备购置一架电影摄影机,为我们的军队和游击队拍摄电影。还要求购买一架放大器和印相纸及电影放映机等,由于敌人的封锁和频繁扫荡,忙于做手术。他的计划没能全部实现。更可惜的是他不久后以身殉职,使他的此项计划,不得不永远中止。
 
对外宣传
 
    白求恩大夫不单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而且,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幼年时曾任兼职记者,他对油画、雕塑和素描也有浓厚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写过许多散文。他成为共产党员以后,除了用医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以外,他还用他的笔和敌人战斗。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可以查阅的材料中,他曾发出过:他在军区“模范医院”开院典礼上的讲话;给国际援华委员会的众多报告和书信;给加拿大、美国朋友的书信(这些书信中有大量关于敌后抗战的情况);以及直接投寄给加拿大、美国刊物上的文章。他积极参加“对外友协”的工作,做了一些我们自己不易做到、而又极其重要的对外宣传工作。他利用他作为一名国际友人,有广泛社会联系这个有利条件,扩大八路军的影响,争取世界人民的了解和支持。现摘录两篇短文,藉以窥视其工作的概况。◆◆◆◆◆
    《一发未爆炸的炮弹》,这是白求恩同志在晋察冀边区时根据实际生活写下的一篇短篇小说,写作时间大约是1939年在冀中时,随后他将此文寄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1939年7月8日刊载在多伦多市《每日号角报》上,1939年8月6日发表于美国出版的《进步周刊》,1979年11月刊载在《人民日报文艺版》,是以河北省保定农村为背景,讲述农民老汉爱国抗日的故事。
   
    一发未爆炸的炮弹(又叫肥沃地里的野草)
 
    “唉唷!”老人喃喃自语地倚在锄把上,直了直龙钟的背。
    他的脸晒成了深褐色;深深的皱纹布满了眼圈和紧闭的嘴角。他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褪色的、补丁累累的蓝布裤子,没有穿鞋,光着脚。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毛巾下面露出又粗又硬的斑鬓。
    他全身汗流如洗,天气热极了。头顶上的太阳像个闪光的大铜球,高悬在蔚蓝色的长空;脚下,黄褐色的龟裂的走地更把阳光反射到他坚强的脸上。
    那是河北平原保定城外的一个五月的早晨,长着簇簇嫩绿谷苗的小片小片土地,向近处高高的城脚下伸去,地边垂柳成行。
    他的昏花老眼刚能辨认出城门持枪直立的日本哨兵。蓝色的悭鸟在阳光下舒展开带白纹的双翅,刺耳的鸣声使人更觉烦热。
    “唉呦!”老人喘了口气,日子可真难熬啊。他饱尝忧患,咳嗽的毛病总也不见好;独生子又参加了游击队,家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和他的瘸腿女婿还在种地。
    日本人毒辣的很,攫夺了他一半的收成,连一个小钱也不给。他们还常常盘问他——他的儿子在哪里?有信吗?信上说了些什么?他们甚至还威胁要枪毙他。但是老头儿装出一副傻相,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还有遍地的野草,它们一个劲地往上长,叫人可怎么办呢?割去后一夜之间又窜出来了。老人的一生就好像是和野草敌人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搏斗。世界上准有个长着万数颗脑袋,上百万条命的野草鬼,倔强而又长命,嘲弄着人生。
    70多年了,老人一直在和他的敌人鏖战,可是这里的野草照样茁壮生长。似乎是不能战胜的。真太令人泄气了。
    老人的一生中,每一桩烦恼的事情,都好像是某种野草一般。咳嗽,是棵野草;不得不在地里于活,是棵野草;儿子不在身边,也是棵野草;日本人,更是棵野草,是最大的一簇野草。
    在想到野草的同时,老人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大野碧绿无垠的图画,那就是中国。对他来说,辽阔的祖国就像一个大农场,一大片富饶的土地。举目所见,一大片地遭到野草般敌人的蹂躏,蛮横而狂妄地窒息着嫩苗的生机。每当他狠狠地锄掉一棵特大的、目空一切的野草时,他总是自言自语地说:“嘿,日本鬼子,去你的吧。”他把它甩到一边,还使劲地用锄板把他碾碎。
    骄阳当空,老人照旧干着活。当他锄完一行小苗,忽然惊讶地停了下来。地头边有个奇怪的窟窿,中间冒出一个像削了顶的大黑萝卜似的东西。
    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想起来了,准是一发炮弹!他在城里见过的炮弹可多了,像木头似的一排排地堆着。日本人用火车把它们从北平运来,又一次还强迫他卸了整整一车皮。
    他还见过敌人把它们塞进象扁担一样长、像他家的黑砂锅一样的炮膛里。发射时,声响震耳欲聋。他们向数百里外视线所不及的人们开火。
    他和邻居们常谈起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敌人有多少门大炮呀,可惜我们的军队连一门也没有。
    不过更确切地说,我们也有过的,有过一门大炮,那是一个月前缴获的。他记得他的儿子偷着回来一次,说起他们的那门大炮。游击队为拥有这门大炮感到不胜自豪。它的造价一定很高,可惜游击队的炮弹太少了,只好精打细算,一发也不能浪费。
    是他们的炮弹呢,还是敌人的?它的射向指着城里,一定是朝城里发射时中途丢在这里的;毫无疑问,一定是游击队的。
    “是啊,是啊。”老人咕哝着。“这不正像那些年轻人干的事吗?他们把仅有的几发珍贵炮弹轻易地扔掉了一发。哼,真丢人;年轻人总是那样大手大脚!”◆◆◆◆◆
    他越说越生气。脑子里逐渐有了一个计划。老人抬起头来,用激愤发颤的声调叫在旁边一块干活的女婿:“快来,快来。”
    年轻人蹒跚地走了过来。老人指着炮弹说,“你看看,我们那些年轻人就这么干,他们还想打赢仗呢!哼,他们好像有的是炮弹,浪费点没美系。”他高声讥讽着他们。“这准是我那个大手大脚的朱儿干的,错不了,他得负责。你还记得吗?那一次他花了一块钱,整整一块钱呀,买了本书。对,他还是那样毫不在乎,他要是在这里,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他看着那发埋着的炮弹,他气得嗓门越来越大了。
    但是那个年轻人却没有注意听他的话,他惊喜地喊了一声,跪了下去,把炮弹周围的土扒开,不久,就把它挖出来了。“瞧,爸爸,是铁的,尖头是铜的。现在我们可以买一张新犁了。嘿,这至少能值十块钱。真是找到宝贝了,运气真不错。”
    他小心翼翼地捧了起来,像抱孩子似的搂在怀里,喜气洋洋,用灵巧、粗褐色的手指抚摸着亮晶晶的铜弹头和光滑的黑弹身,仿佛他已经看到新换来的铜光闪闪的犁铧。“哈,我们阔起来啦!”他兴奋地喊道。
    老人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坚定地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还给他们应该再用一次,不能白白浪费掉。”他不顾年轻人是否同意,叫他把驴牵了过来,炮弹放到一侧的柳条驮筐里,另一侧的筐装上土,以求平衡炮弹上盖好树叶伪装起来。老人赶着驴子出了地头,转身向着和城墙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踏上一眼望不到头的、尘埃弥漫的土路,寻找他的儿子去了。
    一方方绿色的原野,伸向远方苍茫的地平线沿途的草丛里点缀着一朵朵风信子和粉红的福禄考花。一脉黄褐的细流,无声无息的淌过纵横交错的水渠,参天的白杨和垂柳,在阳光下熠熠然,绿荫如覆,寂寂地耸八宁静的苍穹。
    老人赶着毛驴在尘雾中一步一随。他全身——皮肤、耳朵、鼻子、眼睛很快披上了一层褐色的尘来。老人汗流双额,一行行有如小溪,他不耐烦地用毛巾擦了又擦。
    天气异样地热,空气仿佛在颤荡,热浪中,尘未翩然起舞。太阳宛如一顶沉甸甸的铜帽,紧紧地箍在老人的头上。远处的地平线蜃景似的在他眼前轻轻地上下晃动。已是卓午时分,庄家人都已舒展地躺在浓荫下午睡,可是这位老人怀着愤懑的心情,照旧倔强地赶路。
    他在脑子里搜索着要对儿子说的一番火辣辣的责词,就像一个人在挑选珠宝时那样地绞尽脑汁。一定要说几句最尖刻、最厉害的话才行。“我要叫那个年轻人领教领教我对他的看法。”老人觉得自己要履行一次使命,要去完成一项任务他态度坚定,感到自尊和骄傲。
    他赶着毛驴走了一里又一里,他们俩一辈子也没有如此远离家园。“嘿,我走了有五十里啦!”老人喃喃自语地说着。他们走过一村又一村,以往他只听说过这些村子的名字,整整活了七十个年头的他却从不曾见过。人们问他从哪里来。他只回答说:“从东边来。”到哪里去呢?他含糊其辞的说:“到西边去。”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儿子在哪里,朱儿从来不会把游击队的行踪告诉他,他总是说:“您瞧,爸爸,我们游击队从来不老待在一个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可能转移到一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了。我们像天上飞的鸟,深水里游的鱼;像一头老鹰,猛扑、狠斗,然后扬长飞去;像一条鱼那样,从水底岩石深处突然跃出水面,又很快地游去。”
    因此,老人要寻找儿子的任务很可能是桩难事。确实如此,谁也不知道游击队在什么地方,即使有人知道,他也不会说的。幸好傍晚时刻,他在莱村的街上认出了一位年轻的邻居,他和他的儿子在同一个小分队里,这么说,他的儿子也应该就在附近地区。
    故友重逢,倍见亲切。年轻人对老人离家远行表示惊讶,他打趣地说,“怎么,大爷,你白发苍苍的,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是来参加游击队的吗?”但是老人很严肃,没有功夫和他开玩笑。
    “我儿子在哪里?”他问道,“我有凡句话要教训这个粗心人,”他又神秘地加了一句,“还带了个东西给他。”邻居说:“他离这里不远,来吧,我们找他去。”
    他们就近找到了游击队,大家把老人和他的毛驴在街心围成一圈,足足有一百人。他一眼就认出了许多熟人,大部分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他们也认识他,都是和他一样的庄稼人。
    热烈的欢呼声响成一片,但是,尽管彼此是老乡邻,他对这些人却感到有些陌生了。他们好像变了,也许是因为晋察冀军区褪色的绿军装易去了农民的蓝裤蓝袄。他们的脸神也变了,饱经风吹、雨打、日晒的褐色面庞上,流露出刚强和决断的神情。他们英姿挺拔,和以前相比,更严肃更生气勃勃,举止言谈更敏捷、更果断。这可真费解。◆◆◆◆◆    也许是因为人人肩荷着一支崭新的日本步枪,或者是因为腰带上多挂了几枚黄色的手榴弹,老人忽然觉得这是一些陌生人;甚至自己儿子的模样也好像变了。这时,他的怒火和大部分意气都烟消云散了。他意识到了他们的优越感,他们不再是他的故交,而是变成了略带神秘、独立和令人敬畏的一个集体——军队,他自己却仅仅是个老百姓,一个平民,一个单独的人。
    老人几乎一下子忘掉了精心筹思了一整天的辛辣嘲讽的责词。他望着一张张坚定勇敢的脸庞,他的傲气消失了,说话的时候,语调是那么的柔和,连自己都感到奇怪。只是伎着众所公认的父威,他才打起精神向儿子发话了。
    “孩子,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来。”
    “好啊,”他们齐声喊道,“是什么?烟卷?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们挤在老人周围,把筐里的树叶掏了出来。“不是,这是你们的东西。”他弯着身子。双手举起了炮弹。
    “这是你们的吧?”他轻声地,几乎是有点歉意地说道,“喏,同志们,这是我在地里发现的,它没有爆炸,一定是你们没有打好。我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还能再用一次。”
    一时,人群鸦雀无声。接着,迸发出一阵大笑,振动了整整一条街。老人哑口无言地愕然望着他们,像层云行空那样,脸上显示出一阵阵困惑的表情。他怅然若失地四下顾盼,双眉紧锁,困惑不解地摇了摇头。他全然无法理解,这些人准是疯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精疲力竭的老人。
    他下意识地把炮弹装进毛驴身上的筐子里,除了回家,又有什么可干的呢?一整天的功夫都白费了。他用伤心、责备的眼神望了望这些战士们,望了望他儿子。他们却笑得说不出话来,互相拍着肩背,有的仰天犬笑,瘫倒在别人怀里,真是不亦乐乎!老人挽起缰绳,把毛驴牵出了欢乐的人群。
    他的儿子第一个忍住了笑声,悟出了其中的原委。他拉着老人的袖子说,“不,爹,您不能走。”
    他背着父亲,转身向其他人示意,要他们务必支持他。“同志们,我们非常感激我的父亲,他给我们帮了大忙。”他一面说着,一面向一两个人瞪了一眼,因为他们听了这些话后,又几乎忍俊不禁了。
    “对呀,对呀,”他们终于理解了老人的心情,一心想哄骗他。人人都喊着说:“您是一位真正的战士。我们感谢您。”他们围上来表扬他,高风格地撒谎说:“我们一定再用一次。”
    满布皱纹的老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他又开始觉得自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觉得自己是坚强而有权威的。自信心涌上心头,是他们错了,现在他们应该明白他是正确的,“我的孩子,千万不能再那样干啦!”
    “不会了,不会了,”他们全都热诚地嚷起来,“我们该检讨,肯定是我们错了,我们以后要多加小心。我们向您保证,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老人又兴高采烈了,这一天他根除了一棵大毒草,他为净化中国的原野多少有所贡献。
   
    另一篇叫“创伤”的短文是白求恩同志于1938年12月前后在晋察冀边区雁北写的。1939年间刊载在加拿大,美国的左翼刊物上。1939年1月10日白求恩在给加拿大朋友的信中称这篇散文“是我的最佳作品之一”。
   
    创伤
 
    头顶上的煤油灯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一窝发光的蜜蜂。泥墙。泥地。土炕。白纸窗户。血腥味和哥罗芳的气味。寒冷。凌晨3点钟,冬天、华北,灵丘附近,随着八路军。
    负伤的人们。
    有的伤口像干涸的小池,板结着黑褐色的土块:有的伤口边缘被黑色的坏痘感染成皱褶状;有的伤口表面干干净净,深层却隐藏着脓液,穿过大块坚实的肌肉,在其四周滋漫,就像被堤坝堵住的河水,如一股热流在肌肉之间和肌肉周围窜流;有的伤口向外鼓出,像萎谢的紫兰,凋零的红石竹,令人望而生畏的血肉之花;有的伤口冒出一块块的黑血块,搀杂着不祥的血泡,浮在再度不断外溢的鲜血上。◆◆◆◆◆
    肮脏的旧绷带和血块一起粘贴在皮肤上。细心些。最好先把它弄湿。顺着大腿,把小腿抬起来。怎么了,它像一只口袋,一只又长又松的红袜子。哪种袜子?盛圣诞节礼物的袜子。那根坚硬的好骨头在哪里?碎成了十几片。用手指镊出来;像狗牙那样,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一模。还有剩下的吗?有,在这里。都取出来了吗?都取出来了,不,这里还有一块。这块肌肉坏死了吗?掐一下。对,死了。割掉它。怎么再愈合呢?那些曾是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却被撕烂破坏成这个样子,怎么再恢复以前那种引以为豪的张力呢?一张,一弛,一张,一弛。多有意思!现在完了,一切都完了,被彻底毁坏了。该怎么办呢?
    下一个。还是个娃娃!才17岁。腹部被穿透了。哥罗芳。准备好了吗?一股臭气从切开的腹腔里冲了出来。粪臭味。一盘盘肿胀的粉肠。4个穿孔。缝合。缩拢缝紧。把骨盆里的胀液吸尽了。管子。要3根。真难缝合。让他保持温暖。该怎么办?把砖放在沸水里浸一浸。
    坏死症是一个狡猾的、蔓延性的家伙。这一个还活着吗?还活着呢。从技术上来说,他还活着。给他静脉注射生理盐水。也许他全身无数细胞还会记得。他们或许会记得灼热的盐海,它们的老家,它们最初的饮食。追溯到百万年前,或许会记起别的潮流,别的海洋,以及海洋和阳光如何孕育着生命。这或许会使他们抬起疲乏的小脑袋,畅饮一番,挣扎着再活过来,这也许能办到。
    又一个。再到收获的季节,他还会乐哈哈地在骡子旁边沿路奔跑吗?不行了,他再也跑不了了。只有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些什么呢?唉,他只能坐着看别的小伙子干了。只有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些什么呢?他会像你我一样地思维。——怜悯又有何益?别可怜他!怜悯只会削弱他牺牲的意义。他是为了保卫中国而做出牺牲的。帮助他。把他从桌子上抬下来。用你的双臂抱着他。怎么,他竟轻得像个孩子!是的,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人体多么优美;它的各部分长得多完备呀!动作多么准确、柔顺、自豪而健壮;以但伤残了,又是多么可怕。生命的细小的火焰愈来愈微弱,最后隐约一闪而熄灭。就像一支蜡烛,静悄悄地熄灭了。熄灭前发出了抗议,然而又屈服了。说完了该说的话,就缄默了。
    还有伤员吗?4个日本战俘。把他们抬进来。在受伤痛折磨的人中,没有什么敌人。把血污的军服剪开。把血止住。让他们躺在其他伤员旁边。哦,他们就像兄弟一样!他们是职业的刽子手?不,他们是业余的士兵。劳动者的手。他们是穿了军服的劳动者。
    没有伤员了。早晨6点钟。天哪,屋里很冷。把门打开。远方蔚蓝色的山顶上,晨曦初露。一小时后,太阳即将升起。上床睡吧。
    可是毫无睡意。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又是什么?一百万劳动人民从日本来屠杀和残害一百万中国劳动人民。日本劳动者为什么要攻击他们的兄弟劳动者,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自卫呢?日本劳动者会从中国人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吗?不会的,他们怎么能得到好处呢?那么上帝啊,究竟谁能从中渔利呢?派这些日本劳动人民采干这杀人的勾当,该由谁负责?谁能从中渔利呢?这些日本劳动人民怎么会被驱使来进攻中国劳动人民——他们的穷兄弟,他们的患难之交呢?
    可能吗?一小撮反动的富人,一个小小的阶级,说服了一百万穷人去攻打并且企图毁灭另外一百万和他们一样穷的人?富人可能因此变得更富有?可怕的想法!他们是怎样说服那些穷人到中国来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如果他们了解了真相,决不会来的。他们敢告诉这些劳动人民,只是他们想获取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更大的利润吗?不敢,他们说这场野蛮的战争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光荣”,为了他们的“君王和祖国”。
    胡说,纯粹是胡说八道。
    如同犯有其他罪行(如谋杀)的罪犯一样,发动罪恶的侵略战争的罪犯必须在那些可以从这些罪行中渔利的人中安找。日本的八千万劳动人民,贫苦的农民和失业的产业工人会从战争中得到好处吗?在整个战争史上,从西班牙征服墨西哥起,到英国占领印度,意大刹掠夺埃塞俄比亚,有过“战胜国”的劳动人民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先例吗?没有,他们从未在这些战争中得到过好。
    日本的劳动人民甚至从本国的自然资源——金、银、铁、煤、石油中也没有得到过好处。多年来这些自然财富已经不属于他们了。而是属于富人和统治阶级。千百万开发了这些矿藏的人却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怎么可能从武装掠夺中国的金、银、铁一煤和石油申得到好处呢?为了自己的利润,一国的富有统治者难道不是把另一国的财富占为已有?他们不是一贯如此吗?◆◆◆◆◆
    毋庸置疑,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有可能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这种授权进行的疯狂行为中渔利。应该受刀控告的是披着神圣外衣的刽子手,是统治阶级,是那个真正的国家。
    那么,难道说侵略战争,征服殖民地的战争,只能归咎于大资本家吗?是的,尽管这种民族罪行的制造者打着危言耸听和空洞理想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真实目的,看来确是这样的。他们制造战争用屠杀去攫取市场,用洗劫去掠夺原料。他们发现盗窃比交换更合算,屠杀比购买更方便。这就是一切战争的奥秘。利润、交易;利润,血腥的金钱。
    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冷酷可怕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他的名字就是“利润”。金钱,就像贪得无厌的莫洛克神,追逐利润,报酬,不择手段,为满足他的贪欲,哪怕屠杀千百万人民也在所不惜。军队后面是军阀,而军阀后面是金融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范。
    这些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模样?他们的前额上有没有记号,使人们能够识别他们,回避他们,谴责他们为罪犯呢?不是的。正相反,他们是有身份的人是。他们受人尊敬。他们自称同时也被人称为绅士。绅士?简直是对这个称谓莫大讽刺!他们都是国家、教会、社会的支柱。他们从自己大量财富中拿出一点钱来支持私人和公共的慈善事业。他们向某些机构捐款。在私生活中他们和蔼可亲。他们遵守法律。他俩的法律,有产者的法律。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可以用采识别这些文质彬彬的歹徒的标志。只要他们的利润有减少的危险,他们就会兽性勃发,变得像野蛮人那样的凶暴,疯子似的残忍,刽子手般的冷酷无情。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消灭这号。只要他们还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废除。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
   
    白求恩同志在中国期间,还写过《延安的窑洞大学》、《干部会议》等多篇短文,还有日记,信件等,可惜部分已失散。
白求恩用文艺作武器,和用手术刀作武器一样,勇猛地刺向敌人。他在文艺作品中所显现的情感是那样的强烈;他热爱生命,赞美生命,他为被敌人残忍屠杀所造成的创伤而无限惋惜。他要求“用你的双臂抱着他,他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他是为了保卫中国而作出牺牲的,切实地帮助他,一味怜悯只会削弱他牺牲的意义。”他严厉地指向发动侵略战争的刽子手,他高声呐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他的文笔比他的手术刀,其锋利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动员新西兰女护士凯瑟林·霍尔参加抗战工作
 
    白求恩大夫说服新西兰传教女牧师凯瑟琳·霍尔,则更是广为流传的佳话。
    1938年8月,白求恩大夫的医疗队来到了三军分区曲阳县,住在牛庄。很快传闻开了,连离牛庄6里路的宋家庄教堂的新西兰女牧师霍尔也知道了。霍尔的中国名字叫何明清,原名叫凯瑟琳·霍尔,1896年9月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市,自幼信仰圣公会,奥克兰公立医院护士班毕业,1922年被圣公会派到中国。曾在北平、大同、河间、曲阳、唐县等地工作,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听说来了一位说英语的外国医生,很新奇,第二天一清早就来看他。两人足足谈了两个小时,临走时,霍尔紧握白求恩大夫的手,欢迎他明天去她那里。
    第二天,白求恩大夫没带翻译,独自到了教堂。看见她带着信徒在作晨祷,他生气地耸耸肩,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时候,一、二百里外便是敌人,还领着老百姓做祷告,简直是麻醉!”
    他见到霍尔后,首先询问了她传教的情况。
    “本县有700多教徒,本村有50多个,自从打仗以后,很少有新的教徒参加,原来的教徒也有许多不来祷告了。”霍尔长叹了一声,又接着说:“不在上帝面前忏悔自己的罪恶,这些不洁的灵魂,怎么能走人天国呢?”
    “现在,到天国之门的路上,有东西阻拦。”
    霍尔表示不理解。问是什么东西。白求恩大夫趁机向她讲说:“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遭受法西斯的屠杀,这些无辜的人民生活在苦难里,生前没有人救他们,死后又怎么能进天国呢?首先要把活着的人救出来。”霍尔以为她正在从宗教方面着手做。白求恩大夫指出:“宗教不能起这样的作用,只有加速法西斯的死亡,才能拯救人类。”希望她参加这一伟大工作。霍尔以为要她◆◆◆◆◆参加战争,她表示无能为力。但她表示:她反对任何战争。白求恩大夫进一步说:“战争固然带来了灾难,但要制止战争首先要帮助正义战争取得胜利,这样才会取得永久的和平。你要是能给八路军一些帮助,比如代买一些药品和手术器械,他们会很感激你的,连我也要谢谢你。这是拯救人类的最好办法。”霍尔被白求恩大夫说动了,她希望给她一段时间考虑一下。经过几次谈话,霍尔终于同意代八路军买药,甚至同意带扮成牧师的白求恩大夫去北平买药品器材。
    他对霍尔说:“我胸前也挂一个十字架,你给我一本圣经,我拿在手里,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的。”
    “你也相信上帝吗?我知道你是无神论者。”
    “上帝不是要救人类吗?我就是做着这种神圣的事业。”白求恩大夫幽默地说:“我是比上帝的信徒还要信仰上帝的。”
    后因突然接到电报,要其参加全军区高级干部会议,而未能去北平,把药单交给霍尔去办。霍尔答应了。
    “七七事变”后,新西兰属英联邦,故霍尔持有英国护照,日本人发给通行证,在敌占区可以通行。霍尔先在曲阳宋家庄教堂,后调至唐县牛眼沟教堂。白求恩与霍尔都是苏格兰后裔,他们从此成为要好朋友。霍尔在解放区与曲阳、唐县县政府和三分区、大军区都有关系。曾与聂荣臻司令员多次见面,聂司令员曾为凯瑟琳·霍尔传题词:“救死扶伤,忘我献身,支援抗战,青史永存。”经他带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有燕京大学的高景云,杜若,协和医院的郭庆兰,任彬等。带去北平协和医院治病的有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沈乃然。沈乃然半年后恢复了健康又返回解放区工作。霍尔多次为三分区和大军区去北平购买药品,1939年秋,她最后一次离开晋察冀边区,日本向英国大使馆提出抗议,并把她驱逐出境。她到达香港以后,她的老朋友何明华(罗纳德·霍尔)主教将其介绍给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宋庆龄对她在晋察冀与白求恩一起工作有所了解,交给她一项任务,把两卡车药品物资护送到山西八路军总部,然后转给白求恩的医疗队。与她同行的有鲍勃,她们经海防、南宁、贵阳、重庆、宝鸡、西安、潼关,历经两个月才到达晋东南解放区。她们在贵阳就听到了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的噩耗,完成任务后,她患了回归热。后来,八路军护送她到西安,将她交给了她的老朋友沈泽幕主教,而后返回新西兰。
1950年4月,凯瑟琳到达香港,想返回她怀念的中国,但因朝鲜战争未得到签证,她留在香港一家麻疯病院工作一年后回国。朝鲜战争结束后,1958年2月,凯瑟琳成为新中友协最重要的贵宾。1960年10月1日,我国建国11周年,凯瑟琳被邀请作为外宾参加国庆,受到周恩来,聂荣臻,宋庆龄等老朋友接见。在路易·艾黎,马海德的陪同下,乘火车到石家庄革命烈士陵园。在白求恩墓上撒了一撮加拿大的泥土。1964年5月,她主动赴香港,想更多地接触中国老百姓,乘火车回到大同、安国、曲阳访问。1970年4月3日长逝,终年74岁。为纪念她,河北省曲阳县宋家庄建立了何明清小学。
 
为抗战争取外援
 
    白求恩同志从延安出发,去晋察冀军区,边走边了解八路军的卫生工作情况,以便他日后开展工作。1938年5月17日,到达陕北神木县贺家川,这里住有一二○师后方医院一个所,5月23日,他给加拿大友人发出了一封信。这是他第一个所见到的八路军部队的医院。现将其摘录如下:
    我们已在这个约有50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开始工作。这个村庄在黄河以西20里,长城以南约75英里……这里有175个伤员,散住各户。他们躺在硬邦邦的砖炕上,下铺少量干草,令人不忍目睹。一部分人没有被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他们全身长满虱子。穿在身上的仅有的一套军服,也因几个月来的战斗生活而尘满垢积,肮脏不堪。他们的绷带几经洗涤,早已变成烂布条了。乡间夜晚奇冷,我们能钻进鸭绒睡袋里睡觉,已不胜幸运。他们的伙食仅为小米粥。所有伤员均贫血和营养不良。多数人因败血症和饥饿,生命垂危。肺结核患者亦多。
    加拿大必须援助这些人。他们曾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战。我知道我们并不富足,西班牙确需我们援助,但是这些毫无怨言的人们比西班牙更需援助……加拿大除了为中国军队中的第一个流动手术队提供人员外,必能再予其他援助,难道加拿大不能独自筹款来维持这支医疗队,不◆◆◆◆◆能为经济拮据的八路军减少些负担吗?从我的报告中,你可以看到,我预算医疗队每月经费需1250元(中国币),按最近的汇率折算,还不到四百加元……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封信啊!他真实地向外介绍了我军的情况。我们当时的穷困,在白求恩的眼里“不忍目睹”,这些话是十分真实的。他——白求恩紧急地呼吁加拿大人给予援助。他觉得中国比西班牙更需要援助。
    白求恩同志不遗余力地为八路军尽量争取外援,只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1937年10月,加美医疗队组成,经费是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援助。1938年1月8日启程。当时他带的手术器械,可以装备两个手术队,每队可以同时开展3台手术。他还带来一台袖珍式X光机,一台高倍显微镜。从延安出发到一二○师时,留了一些给他们,其他物资用13头牲口运到晋察冀。
    1938年7月,先后在伦敦和巴黎举行国际和平世界大会,经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努力,作出援华决议,决定在五台山建立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大夫为第一任院长(用白求恩的名字向国际宣传)。1938年9月2日,当时的广州尚未失守,宋庆龄和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来华考察中国妇女抗战情况和筹备国际和平医院的、英国伦敦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共同商议为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捐款,英国援华委员会捐助2450英镑,保卫中国同盟筹划970英镑,作为建院经费。1938年11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收到第一批交给白求恩建设医院的药品器材,白求恩亲自点收后,送到军区卫生部分发到医院。
    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是1938年2月开始筹备,6月在香港宣布成立,7月发表宣言。当时有宋庆龄、廖梦醒、廖承志、邓文钊、陈翰笙、金仲华、邹韬奋、爱泼斯坦、王安娜等。白求恩来中国时,保盟还没成立,廖承志、廖梦醒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援助白求恩大夫医疗队的小组。这实际上是保盟成立前的保盟核心。并开始做医疗救济方面的工作。
    1939年夏天,《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代表王安娜受宋庆龄的委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晋察冀边区了解华北前线的情况,她与白求恩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实际考查了国际和平医院和卫生学校。白求恩告诉王安娜,这里非常需要援助。王安娜回到重庆以后,将所了解情况向保盟、宋庆龄作了汇报。
    1939年秋,何明清(凯瑟琳·霍尔,新西兰护士)被日本驱逐出境到了香港,受宋庆龄委派,将一批药品物资(有两卡车)护送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然后转交给白求恩医疗队。可惜这一批药品器材运到时,白求恩大夫已经与我们永别了。
    1939年10月白求恩准备回国为八路军争取外援,不幸于11月12日以身殉职。在他决定回国以后,不幸逝世以前,他给约翰·巴恩韦尔的一封信中仍念念不忘地谈起支援中国人民。信中说:“亲爱的同志……我以为日本人绝不能征服中国……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支援中国人民,提供更多的援款和人员。他们迫切需要各种技术人才……我拟经延安、香港、檀香山,明年初回加拿大……为了维持我在中国的工作,计划每月募集1000美元,——现缺这笔经费。他们需要我,这里是‘我的’边区,我一定回来……”
    1940年1月,白求恩逝世后,聂荣臻司令员收到美国援华委员会发来一份电报,内容是为五台山区八路军捐赠1500床位经费药品器材物资。
    参考文献
    1.周而复.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见:天津市卫生局编.纪念白求恩文荟,1991, 143~173
    2.白求恩.给马海德大夫的信.见:天津市卫生局编.纪念白求恩文荟,1991, 127~131
    3.张业胜.白求恩与新西兰护士——何明清.见:张业胜汇编.白求恩纪念文集(第一集)
    4.白求恩.给加拿大朋友的信.见:天津市卫生局编.纪念白求恩文荟.1991, 122~126
    5.白求恩.一发未爆炸的炮弹.见:天津市卫生局编,纪念白求恩文荟,1991, 90~101
    6.白求恩.创伤,见:天津市卫生局编.纪念白求恩文荟,199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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