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葛公村人民的怀念
发布日期:2011年08月15日
葛公村人民的怀念
 
    太行东麓的青虚山下,唐河岸边,有一个六百来户的村庄。这里,便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生前战斗过和以身殉职的地方——唐县葛公村。
    在纪念柯棣华同志逝世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走访了葛公村当年与柯棣华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和受过柯棣华治疗的群众。他们怀着无限怀念的心情,向我们讲述了柯棣华大夫的动人事迹。
    王阳雪(女,柯棣华的房东):1940年夏天,柯棣华大夫、巴苏华大夫等住在我家三间西屋。两位大夫对人着实亲近,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生疏,就和一家人一样。有一天,我在院里磨麦子,柯大夫看见了,帮助我推磨,还给我用簸箕端。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些东西,看到它心里觉得热乎乎的。
    王东平(柯棣华、巴苏华的警卫员):柯棣华大夫和巴苏华大夫来到葛公后,为了照顾他们,领导派我和另外两个小同志一起去给他们当警卫员。领导的信任使我高兴,可又担心,人家是有名的外国医生,怕咱一个小孩子家照顾不好。有天晚上,他俩跟我开玩笑说:“小鬼,你说一斤棉花沉,还是一斤铁沉?”我想了想说:“秤星是一样,棉花铁一般沉。”听了我的回答,他俩笑了。
    由于他们待人和蔼,我的顾虑很快就打消了。从此,我和他们在一起,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
    柯棣华大夫还特别关心我们政治上的成长和进步。一次,我们外出执行任务,路过老百姓的一片沙果园。沙果长熟了,能吃了。我们站在树底下,望着挂满了枝的沙果,真想摘几个尝尝。柯棣华大夫看见我们嘴馋的样子,禁不住笑了起来。接着,便严肃地说:“小鬼,不要损害群众利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记住哇!”听了他的话,我们立即离开了沙果树园。
    那时,我年岁小,顽皮,见大人抽烟,也学着抽。一次,被柯大夫发现了。把我叫到他跟前,和蔼地说:“小鬼,不要学抽烟,对身体没有好处,应该好好学点文化。”在柯大夫的指点下,我开始学文化了。两位大夫每天下午休息时间,还检查我的学习情况。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由一个大字不识,到能看报写信了。
    在葛公村里,老百姓有病找他们,他们有求必应。外出执行任务时,也处处关心人民。有一次,我随柯大夫从葛公去易县管头。在离管头七、八里路的地方,看见前面有几个老百姓抬着副担架急急忙忙地赶路。柯大夫听说是个病人,就说:“去,让他们停下,我给病人看看。”我们骑着马,不一会儿就赶上了抬担架的人。柯大夫来到病人面前,问了病情,又掀开被子摸了摸病人的肚子,让我递给他行军药包,从药包里拿出几个药片。又让我从军用水壶里倒了一壶盖水,叫病人服了药。病人和抬担架的,都对八路军里的这个外国医生表示非常敬佩和感谢。
    1940年初冬,巴苏华大夫离开葛公去延安。领导派我跟随同行。从此,我就与柯棣华大夫分别了。
    侯纪元(老红军、原“白校”供应员):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白求恩卫生学校管理科担任供应员。由于敌人对边区的封锁,我军物质供应不足,生活比较艰苦。柯棣华大夫同八路军指战员们一起,经受着艰苦环境的考验。一次,“白校”用粮发生了困难,领导决定去离葛公村五十多里的马庄背粮。柯棣华大夫带头报名参加运粮队伍。同志们为了照顾他,不让他去,他不肯。他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往返一百多里,胜利完成了运粮任务。
    柯棣华大夫跟八路军战士穿一样的粗布军装。他的衣服总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一次,我给他送去一双军鞋,他指着脚上已经穿了很久的鞋说:“我这双不是还很好嘛,把鞋送给别的同志吧。”
    柯棣华大夫的住所也很简陋。那时,葛公村家家都住着伤员、“白校”学员及工作人员,住房很紧张。柯棣华大夫和郭庆兰同志结婚后,就住在老乡家一间低矮的小房子里。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木凳和一个用门板搭成的简易床铺,但他很满意,就是在这个小房子里,他写下了不少医学教材。
    李洋兰(葛公村原抗日模范队队员):1940年的初冬,日本侵略者向我们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白校”和医院决定向深山转移。我们抗日模范队也被调去随军服务,抬担架,运◆◆◆◆◆伤员。柯院长是我们这支队伍的领队。天黑下来的时候,柯院长就带领我们向离葛公二十来里的一个叫红草洼的深山沟出发了。我抬的是一个刚动过大手术的重伤员,因为道路坎坷不平,担架有些颠簸,柯院长见到一再嘱咐说:“走慢点,走慢点。”在整个转移途中,柯院长大部分时间守护在这个重伤员身边,休息时,还亲自给伤员喂水。当赶到隐蔽地点,夜已经很深了。我正在山下休息,忽然看见半山腰有一个灯光在晃动,我急忙随后赶去。一看,原来是柯院长给洞里的伤员喂药来了。
    柯院长对八路军伤员关怀备至,对我们根据地人民也是体贴入微。1942年7月,我又一次随军服务。在我离开家乡的日子里,我父亲得了霍乱,又拉又吐,倒在床上。柯院长听说后,马上赶到我家,对我父亲的病进行了细致的诊断,并让医院的同志送来药品。第二天,他又来到我家,看我父亲用药后的情况。看到我父亲病情好转,才放心地走了。
    齐和祥(葛公村原抗日模范队队员):194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熄灯号已经响过,在油灯下,我们模范队队长齐德林拿着一个敌人“扫荡”后丢下的铜皮雷管观看。不小心,雷管爆炸了。当时齐德林手指被炸断,我的眼和手也负了伤。柯院长闻声赶来,立即带我们到药房去治疗。他亲自给我们洗净伤口,进行了包扎,还一再嘱咐我们明天来换药。在我的伤口彻底长好以前,柯院长每次见到我,总是亲切地问我伤口怎样。
    齐东林(葛公村居民):说起来,手是很平常的。但是,在我的手上,却有着柯棣华大夫的心血。我动手穿衣服、干活儿的时候,常常想起柯棣华大夫。
    我生下来,左手大拇指外边横长着一个手指,有六个指头,干活时很不得劲。一次,住在我家的张医生对我说:“你去医院治治吧。”他还把我左手有六个指头的事儿告诉了柯院长。柯院长让张医生找我去医院治疗。
    第二天下午,我到医院手术室去。柯院长、张医生和一个学员正在那里等我。柯院长看了我的手,亲切地对我说:“给你做手术,你怕不怕?”我说:“有点怕。”“不要怕。”他一边说,一边把我扶在手术床上,给我打了麻药。柯院长他们三人给我做了摘指手术。完后,柯院长亲自给我缝刀口,还嘱咐我,要是再出什么毛病,就找他看。打这儿,柯院长一直关心着我。不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总是先看看我的手,问这问那。在柯院长的精心照料下,刀口很快就愈合了。以后,穿衣服、干活儿得劲多了。
    李银成(葛公村居民):1941年夏天,我母亲得了重病,一个劲地发高烧,昏迷不醒,说胡话。两天了,一滴水没喝,一口饭没吃。我又是急,又是愁。这天清早,我在街上碰见王阳雪。她对我说:“柯院长就住在我家,他待人着实好,找他给你母亲看看吧。”我去找柯院长时,他正在屋里写字,一见我,便放下笔,迎出来问有什么事。我刚说了我母亲的病情,他拿起听诊器,随我到了家里。他给我母亲诊断后,开了个药方,让我去医院药房拿药,他在家里继续为我母亲看病。药房里没有那种药,他又亲自从别处找来了药,看着我母亲吃了药,他才回去了。服药后,第二天我母亲就能坐起来吃东西了。到第三天,柯院长又来看。十几天后,我母亲完全恢复了健康。为了报答柯院长的恩情,我母亲把家里的十几个鸡蛋给柯院长送去。他怎么也不收,说:“大娘,你的病刚好,还是拿回去保养你的身体吧。”
    我母亲1975年去世,活了八十五岁。她在世时常念叨柯棣华大夫,嘱咐我们全家不能忘记他。
    郝素梅(女,葛公村居民):柯院长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我和柯院长经常见面,挺熟。那时,我常在医院守护所里为伤病员缝补被褥和衣服,有时在“白校”管理科为学校的同志做针线。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在管理科为新到的学员做被子。柯院长拿着一块蚊帐布来到我跟前,微笑着说,他需要一个蚊帐,问我有没有空帮忙做一个。我想,柯院长是个外国人,远离家乡来到我们这里,没白天没黑夜地奔忙,够劳累的。我们村子边就是稻畦地,夏天蚊子多,没个蚊帐怎么行?我再忙也要帮他做。我高兴地答应了。柯院长跟我讲了蚊帐的样式,说是做个穿杆的。做这样的蚊帐,我还是第一次,柯院长便一边说一边比划。当天下午,我就按柯院长的要求把蚊帐做好了。柯院长接过蚊帐,挺高兴,说:“做得很好,感谢你了。”我连忙说:“咱军民一家嘛,哪里用着谢。你待乡亲们这么好,这也是俺们应该做的。”
    郝同仙(女,葛公村居民):提起柯大夫,我心里觉得又感动,又难受,不由地想起了他在病逝前三天,还给我兄弟治病的事儿。◆◆◆◆◆
    1942年冬天,我娘家从神北村捎来信儿,说我兄弟庆顺的病厉害了,要我们快去看看。我老头子到了神北,见庆顺瘦得皮包骨,已不省人事,忙对家里人说,我村住着八路军医院,有能开肠破肚的好医生,赶紧把他抬去看看。
    12月6日下午,我娘家的人把庆顺用担架抬来了。那时,柯大夫的身体不太好。可是当他一听说来了一个急病人,马上赶来诊断。一检查是阑尾炎,需要做手术。在住到医院的这天晚上,柯大夫一宿也没有睡好觉,几次到病房看望。
    12月7日,给庆顺动手术。我们一家子都在门外等候着。过了两个多钟头,柯大夫做完手术,拖着疲劳的身子走出来,满脸是汗,笑着说:“放心吧,病人没危险了。”
    8日一大早,柯大夫带病来给庆顺检查、换药,并问这问那,不住地安慰。到晌午,柯大夫让护士给庆顺送来好饭香菜,感动得我们不知说什么好。
    9日早上,我们在病房里听到了柯大夫病逝的消息,这真是晴天霹雳呀!想不到柯大夫为救庆顺的命而带病劳累了三天,就离开了我们。我们一阵绞心,痛哭起来。庆顺哭得满脸泪水,谁也劝不住。
    柯大夫逝世后,医院的同志接过他的班,象他那样,精心护理着庆顺。庆顺出院后,医院的同志还天天来我家继续给看病换药,很快我兄弟完全恢复了健康。
    赵秋珍(柯棣华结婚后的房东):柯院长是得癫痫病去世的。他病逝头天还到医院上班,晚上回来癫痫病就犯了。我听说他病得厉害,就急忙去看望。当时“白校”领导和医生们正在紧张抢救,我干着急,也帮不上手,便烧了一壶开水,送到床前。看到柯院长病情那样严重,我心里象火燎一样难受。好几次,我在院里走过来转过去,老是捏着一把汗,多么盼望柯院长赶快醒过来呀!可是,柯院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抢救无效,在12月9日一扑明过世了。
    柯院长病逝的消息一传开,“白校”的教员和学生们,医院的医生和能走动的伤员们,全村的乡亲们都来了,站了满满的一院子。人们悲痛极了,好多人哭出了声。我一面哭,一面把一块白布挂在大门口。在给柯院长遗体入殓的时候,我给柯院长整理衣裳,在他头部两边稳上了棉花,含泪看罢柯院长最后一面。
    (陈勇、史登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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