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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还有一个没有回来（节选）


发布日期：2011年08月15日

还有一个没有回来（节选）

克瓦贾· 阿·阿巴斯

编者按：本文作者克·阿·阿巴斯是印度作家，生于1914年。《还有一个没有回来》一书写于1943年，记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情况。先以英文出版(1944年)，继之印地文版(1945年)马拉雅拉姆文(1945年)坎拿达文(1946年)奥锐雅文(1948年)孟加拉文(1972年)出版。充分说明柯棣华大夫感人之深。这里摘译的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系根据印地文版翻译，后参照英文版和孟加拉文版作了一些订正。

巴苏华去延安以后，柯棣华全力投入白求恩医院和卫生学校的组织管理工作。现在，他的中国话已经能运用自如，其流利程度并不亚于其他中国大夫。对中国的工作，他越来越热爱。由于对中国实际情况有了很好的了解，对政治书籍的钻研探讨，使这个有着坚定信念的青年锤炼成为一个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

日本军队不可能在华北的所有乡村建立自己的据点，所以为了保持恐怖气氛，日本人一年经常不断地进行扫荡。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白求恩医院和卫生学校就经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巴苏华离开的一个月后，柯棣华就经受了很多苦难：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持续不断地行军，忍饥挨饿，躲避敌人的轰炸。然而他在晋察冀边区写给巴苏华的信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

“不出所料，在你离开这里的一个月后，敌人开始了‘大扫荡’。这次敌人来势凶凶，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亲自指挥两万军队，差不多一个月来我们一直同敌人在周旋……我必须完成第三期学员的教学任务，因之我有点忙碌。昨天举行了结业式……但是，在这期间，我致力于中国工作并变成它的一部分，我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造。”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它是个人的，同时也是令人激动的。它改变了柯棣华的全部生活，他和一位中国姑娘恋爱了。

她的名字叫郭庆兰，是一个聪明美丽、面带笑容、平易近人的姑娘，面孔白净得象月亮，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柯棣华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她是白求恩卫生学校护理科的教员，是汾阳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儿，在汾阳护士学校受过教育，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正在北平工作的她象其他许多人一样长途跋涉参加了八路军。

由于在柯棣华领导下工作，她被这位印度青年人吸引住了，这位印度青年人为了中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于是他们相爱了。郭庆兰象中国的其他女孩子一样，落落大方，能说英语。她和柯棣华两个人谈论印度、中国、世界以及关于自己的事情。在战争的环境里，他们对于恋爱的问题反复考虑，诸如：父母的意愿、社会影响。尽管柯棣华对郭庆兰表白爱情之前，已经经过充分地考虑，但这样做究竟合适不合适呢?这样做对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友谊和款待是不是正确呢?由于多少年来遭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对外国人常常是没有好感的。这一婚姻会不会违反这一传统，会不会败坏存在于中印两国之间具有悠久历史的坚实的友谊基石?他在中国不仅是作为个人，而是代表整个印度人民，他的所作所为都要从这一前提去全面考虑。

当柯棣华要和郭庆兰结婚的消息在人们中间传开以后，中国的同志和朋友中没有一个人反对，甚至老年人听了也很高兴。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人们排除了狭隘的情绪，在心中升起着眼于全人类团结一致的愿望。柯棣华忘我的献身精神在中国赢得了人们称他“中国儿子”的称呼，这个“中国儿子”将要变成中国女婿了。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举行了婚礼。中国朋友们由于柯棣华的亲属没有能出席而感到美中不足。

就当时自己的思想情况以及对自己工作的估计，他曾给巴苏华写过信，那些信是托回延安的同志捎带的，当时去延安的路程所费的时间往往要在一个月以上，而且还不能确定到底能不能到达。所以柯棣华每次去信总要把一些事重提。象1942年1月4日，他给巴苏华大夫的信中写道：

“ 我简要地告诉你去年我在这里的工作情况。去年1月我正式参加八路军之后，即受命主持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这个医院是由白求恩卫生学校原来附属的一个‘所’(指医院——译注)同另一个‘所’合并而成的，共有二百来张病床。由于我是医院的领导，势必承担一些行政工作，◆◆◆◆◆再加上还需要照看这里的外科病员，所以我是相当忙碌了。我的医疗工作包括照顾外科病员、动手术和指导学员在手术室实习。我们平均每天要做两个手术，大批的伤病员经常转到这里来。在去年一年中，我们做了四百三十多个外科手术……”

“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工作简况，虽然在学术方面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在外科技术方面，我的收获倒是挺大的。”

“关于学习，没有英文的政治书籍是一大碍难(我没有收到从延安寄来的书，也不可能从这里找到)，……但不管怎样，现在我已认得不少中国的方块字，这使得我能够看一些中文书籍，如《中国革命史》等等，而且，我还可以几乎不查字词就看懂报纸。报纸的社论(特别是延安《解放日报》)我很感兴趣，尤其是分析政治形势的文章。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时间不够。一句话我的政治理论学习，并不令我满意。”

“去年，我已有了很大的转变，如你所知，在未来延安以前，我在政治上是多么落后，脑子里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虽有民族主义意识，但对革命的方法却极模糊。在去年一年中，我过着八路军战士的生活，在会上以及个别交谈中得到同志们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和性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感到1941年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

“在讨论我们回印度的问题以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1941年11月25日，我和郭庆兰同志结婚了，她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女教员。这是在经过令我头痛的苦苦思索之后才作出的决定。奇怪的是，一种东方国家在反法西斯的前提下结合起来的想法，也使我作出结婚的决定。你积极参加了在延安成立的那个东方国家反法西斯联盟的工作，后来还被选为边区政府的参议员。我想，这些政治活动也许将使你非常忙碌，在短期内也许不能回印度去。我也不急于作回去的打算，而且也和你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两个应尽可能一起回去，将来尽可能地在一起工作。当然，结婚不会影响我回印度或去延安……”。

柯棣华在1942年6月写给巴苏华的长信中说：“至今我已给你写过不少信请一些去延安的同志带去，不幸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半途折返，因为他们通不过敌人的封锁线。所以我不知道近来你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因此，我把咱们分手以后我这里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你。”

在这封信里，重述了自己的工作情况之后他写道：“最近学校要我为医训班编写外科教材，这又要占据我很多时间，因为我不仅要写出来，而且还要把它译成中文。”

也许他怕巴苏华没有收到他以前的信，所以又重新提到了他结婚的消息：

“去年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结婚了。妻子是郭庆兰同志，她是学校护理班的教师。我们是去年11月结的婚。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当上父亲了!”

“关于回延安的问题，我是热切盼望的，但是有两件事我不得不等待，一是完成外科教材的编写；一是孩子的出生。因此我去延安的时间大约得到今年底或明年年初了。当然，我也无从预料从这里去延安要走多久!”

“最近刚来这里的姜部长告诉我，你不会马上回印度。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真希望你等着我，能等不?”

“从印度的情况看来，恐怕我们不能在中国久留了，印度前线就需要我们了。你的看法如何?”

这封信中充满着无限深情：“我真希望你等着我，能等不?”柯棣华是这样写的，巴苏华确实也为了同他一起回去作了等待，但是，可惜!柯棣华没有回来，他永远回不来了!

柯棣华逝世的事，是古今感人至深的悲剧之一，既慷慨悲壮又低回婉转。1941年11月结婚，1942年8月儿子出生，1942年12月9日他就与世长辞了。

“大扫荡”的艰苦摧毁了柯棣华的健康，一年多以来他患了癫痫病，但是他一如既往地热情，干劲十足。休息时间太少，营养食品缺乏，日以继夜的工作，没有对症药品，所有这些因素突破了他年轻体质的防线。以致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

当死神来临的时候，柯棣华躺在中国北方的偏僻乡村的一间泥屋里，他渴望回到母亲和祖国的怀抱为印度人民服务，就象他为中国人民所作的那样。

当长眠的乌云笼罩四周的时候，他最后的目光投向身旁的女人——他的战友和妻子——也投向当时在妻子怀抱里才几个月的儿子，然后他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嘴角上露出了笑容，正象活着的时候一样。在死亡面前，德瓦卡纳特(柯棣华)也是无所畏惧的。

室外一群中国干部和战士低头默哀，远在印度的母亲收到了不幸的唁电，她养育了他，她承受着丧失他的哀伤。整个国家分担着她的悲痛，不只一个，而是两个国家分担着她的悲痛。人们将世世代代永远怀念着德瓦卡纳特·柯棣尼斯——一个没有回来的人。

正象宋庆龄女士在发往印度的电文中所说：

“不仅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缅怀他，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杰出战士们都缅怀他。未来将赋予他比今天更高的荣誉，因为他正是为未来而战斗的。”

(令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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