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遗嘱，1925年

    1938年1月20日，白求恩到了香港。三天以后，他飞到汉口，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在汉口，他发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的奇异、落后、辽阔的国土。

    在这个城市里，难以想象的穷困围绕着撩人眼花的奢华，官僚集团顽强地抗拒着现代思潮；他在这儿会见了政府的低级官员，参观了简陋的军医院，随后就作了到北方去的准备。

    初次接触中国使他感到惊愕。在战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半封建的反动势力、共产主义这些汹涌的浪潮之中，许多震撼亚洲的重要事件正在这儿展开。它们的起源只有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现代欧洲的兴起、列强的竞争、中国人民惊人的奋起当中才可以找到。

    五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文明。当欧洲还处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封建时代。中国对于欧洲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却很深远。印刷术和火药都是从中国传去的。中国是欧洲商旅向往的圣地，在西方的嫉羡的眼光里，这是一个传奇般的宝库。但是，早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出现裂痕的三百年以前，工业革命就开始动摇西欧的封建制度。印刷的文字促进了对旧制度的挑战。资本主义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它的新制度就到处去寻找市场和原料。它依仗着火药的力量在落后的亚洲和非洲进行掠夺。

    当欧洲在亚洲之前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正遭受着从陆上来的侵略、满洲人的专制统治以及国内驻扎外国军队的耻辱。但是，最难堪的却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使中国蒙受的奇耻大辱。

    那是个强取豪夺的世纪。英国霸占了香港，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并且在炮轰沿海口岸的威胁之下把鸦片输入中国。日本夺走了朝鲜和台湾，法国抢去了印度支那。德国在中国大陆上侵占了好几个城市。帝俄夺取了满洲的重要港口。美国因为正在开发自己的边疆，来晚了一步。它发觉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于是就施展了一套特殊的办法。它一面侵占菲律宾，一面要求在中国与其他列强享受“同等权利”。美国的政策具体表现为“门户开放”的要求，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我也有份”的政策。

    当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大发其财的时候，中国人民却被普遍的贫穷、疾病、文盲和苛政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有一贯与历代帝王勾结的封建地主阶级，还是照旧地富有，照旧地腐朽。每次农民起义总是被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与外国军队的联盟镇压下去。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历史和进步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找到了最伟大的代言人，孙中山先生。同时由于民族主义思想在满清的汉人军队中的传播，当时国内形势就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1911年，部分军队起义，推翻了满清政府，于是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由孙中山出任总统。

    起初这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变革。地主和官僚依然存在。广大的地区还是由各地的军阀统治着。他们反对孙中山，争先恐后地勾结列强与他对抗。孙中山当时仍然面临着以下的一些问题：驱逐帝国主义，统一全国，建立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政府，打倒旧的封建集团，实施一些已经晚了千百年的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个变革的过程。

    德国和奥匈因为战败退出了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集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放弃了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且公开宣布同情各殖民地国家要求完全独立的愿望。伴随着那些操纵中国的列强的削弱，中国国内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加强了民族独立运动。在大战的特殊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些实业家苦于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列强的种种经济上的压迫，希望有一个能保护他们利益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人阶级虽然还弱小，却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因素，它通过严密的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受到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在孙中山周围，现在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以日益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其次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的纲领具体表现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结束“军阀割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在广州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军队。军队里的军官是从著名的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训练出来的。于是就开始了北伐，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军队对军阀的巢穴和外国势力的堡垒的进军。

    北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到1927年，革命军已打到外国势力主要根据地上海的城下。从广州到上海，军阀都被推翻了。英法和美国派来了军队，但觉得还是不用为妙。在上海市内，工人们在化装潜入市内的周恩来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在革命军还没进城以前就夺取了全市。

    孙中山的遗嘱好象快要实现了。但是现在那些有势力的实业家，也就是昨天的封建地主，却恐慌起来。他们感到，在上海表现得如此惊心动魄的新兴人民力量，以及要求社会改革的热情，很可能推翻他们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在帝国主义代表的指使下，他们通过国民党右派暗中进行活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高潮，同时与封建势力和外国利益实行妥协，以保证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选中了蒋介石作他们的“铁腕人物”。

    这时，蒋介石乘人不备地向他的工农同盟者发动了进攻，他下令消灭共产党，惨杀数以千计的工农领袖，解除左派军队的武装并加以监禁，压制任何自由思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废弃了。对军阀的斗争束之高阁了。在国民党用空前的血腥屠杀背叛革命以后，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主的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

    但这仅仅是第一个阶段。共产党人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他们率领着他们残存的队伍向江西进军，在那儿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他们就是以一支有组织的军队领导着农民的土地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蒋介石不顾人人皆知的日本准备侵略中国大陆的计划，向美国大举借款，对江西红色区域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第二个阶段，即“十年内战”时期就此开始。

    日本利用内战的局面，抢在其他帝国主义前面，侵入中国东北，在短期内占领了这片广大的疆土，并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蒋介石熟视无睹，甚至不与东京断绝外交关系，却专心致力于消灭江西的共产党。

    1932年，在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屡次的围攻以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蒋介石的回答却是对红军再度进行围攻。结果蒋介石的军队里有许多人起义加入了红军，还有许多人投降了。

    向蒋介石提出的一致抗日的要求是以“中国所受到的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这个前提为根据的。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里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但是蒋介石对所有的要求都置之不理。从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他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向江西进攻，又遭惨败。但是到1933年10月，他又发动一百万大军的围攻，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胜利。

    由于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间不同意见的斗争，结果产生了把红军转移到北方的陕西省的那个著名决议，以便更有利地击退蒋介石的进攻，并出兵抗日。

    于是1934年开始了惊险的“长征”，这是一个由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从江西到陕西的二万五千里的徒步跋涉。成千的战士死在途中。其余的则受到蒋介石的军队的追击。但是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三万名百炼成钢的战士终于在1935年到达陕西，和陕北红军会合。他们以延安为首府，在那儿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现在他们迫近了日军，东京便威胁蒋介石，要他消灭红军，否则将发生可怕的后果。于是蒋介石在西安特设一个绥靖总署，向这个新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但是当时要求停止内战、保卫中国的呼声已传遍了全国。不仅蒋介石的剿共军队的士兵拒绝作战，甚至最高级的将领也与红军缔结了非正式的停战协定。蒋介石大为震惊，便亲自跑到西安去挽救这个局面，结果他本人却为他部下的军官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当时由于他一心想消灭的共产党出面进行调停，蒋介石才保全了生命。◆◆◆◆◆

    西安事变的结果，产生了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力量一致抗日的协议。在西安，蒋介石终于不得不正视这个事实：全国军民不愿接受其他办法。他迫于群众的要求，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日军在1937年夏天再度发动进攻的时候，红军根据地已从陕西向西北伸展到宁夏，向西伸展到甘肃。国民党承认这三省为国民政府辖治下的自治“特别区”。现在约有八万人的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仍由红军领袖统率。现在第三阶段，即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了。

    当日军向南推进，侵入新“特别区”东北的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时候，八路军的部队就进入这几个省，并和其他中国部队取得联系，在日军后方建立了一个称作晋察冀的新“军区”。现在，不管共产党和国民党重新合作的前途如何黯淡，一个抵抗侵略者的堡垒已经在北方建立起来。

2月22日白求恩坐火车离开汉口，就是到这个地区去。他的路线要穿过许多山脉、河流、荒芜的原野、无路的山谷。他离开汉口十天以后，就有一些新闻记者拍电给美国报社，说他已在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了。

 

三十三

 

    当纽约、汉口和延安之间函电交驰，打听他遇难的传闻的时候，白求恩正在和南下的日军捉迷藏。

    离开汉口以后一天，他到了郑州，那是一个刚被轰炸过的铁路中心。他在车站附近的一条板凳上睡了一夜，然后离开了这个被炸毁的城市去潼关，从那儿乘沙船渡过黄河，然后又坐上了同蒲线的火车北上。

    火车慢慢沿着汾河东岸走进两行山脉之间的洼地。这是中国奇异的黄土高原的起点，从这儿起，褐赭色的山冈延绵数百英里不断，层层叠叠，好象巨大的人造台阶一样。

    他一路经过许多下行的列车，车上挤满了逃避日军的难民。在每趟南下的列车上，难民都把车箱挤得满满的，有的冒险坐在车厢顶上，有的乱挤在机车上，有的站在脚踏板上和两节车厢中间的挂钩上。他们一声不响，面容枯槁得象两旁的田地一样，他们甚至疲惫得不能举目去看那些象乌云一样从他们头上飞过的成千上万的野鸭。

    日间，列车在沿途的车站停了好几次，站上有小贩卖热小米粥、面条、茶水、炸兔肉、大饼、馒头、煮鸡蛋。两天以后，他们到达临汾，却发觉他们必须往回走。

    他们进站的时候，临汾站台上挤满了携带着全部家当的老百姓，以及四肢和头部缠着沾满尘土、血渍斑斑的绷带的伤员。日军离城不远了，正在迅速推进，居民正在撤退。在遍布全城的混乱状态中，白求恩到处寻找当地共产党部队的司令部。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司令部已转移了——没有人知道移到哪儿去了。他发觉现在只有向南开行的列车，车上都载满了难民。

    下午四点钟，第一批日本轰炸机出现了。那时白求恩正在车站上，在许多装着骡子、大米和军火的货车中间。他和好几百撤退的人们躲在沙地上的壕沟里，一直等到轰炸停止。几小时以后，眼看这个城市就要陷落了，再往前走显然又不可能找到交通工具，他无可奈何地同意搭最后一趟火车，再由原路折回潼关。

    他先把行李搬上了一节棚车，车上载着一包包的大米，几乎堆到了车顶，然后自己爬了进去，车一开他就睡着了。晚上三点钟他醒过来，才发觉他坐的那节车已经在离临汾二十五英里，名叫高显的地方被甩下来了，把他困在那儿，而日军却正从临汾沿着铁路向那儿推进。

    在这居民撤退一空的小城里，他侥幸碰见了一位八路军军官，李少校。李少校把那节没有人管的棚车查看了一番，认为车上的大米太贵重了，不能留给日军。他组织了一队自告奋勇的农民，把这些大米运出这敌军逼近的城镇，随后就镇静地对白求恩说，他能用骡车把他送到延安。白求恩在日记里记下了以后的旅程。

    2月28日：事情就这样简单。到延安去，我们得往西走三百英里。徒步和坐骡车！得过河入陕西。到了陕西境内还得过两条大河。（当然是没有桥！）前面还有丛山。可是对于八路军的战士们，这一切都好象是平淡无奇的。

    在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在这座空城里逛了一阵，在街上用一元四角钱买了四分之一只小猪做食品。不分昼夜，一、二十个一批的伤员陆续从前线退下来。城里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敌人的炮声。◆◆◆◆◆

    我们跟着一个四十二辆大车的运输队离开了高显，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每辆车由三头骡子拉着。天气很晴朗。我走在运输队前面，呼吸着凉爽干燥的空气。沿途有许多城镇，但是由于日军迫近的消息，居民把城门都关上了，我们只好在野外绕过了城墙再走上大路。

    我们第一次遇到敌人是在下午，离开高显只有四个小时。我正在第一辆大车旁走着，忽然看见离我们左边两英里的地方有两架轰炸机向南飞行。它们立刻发现了我们。四十二辆大车从前到后有四分之一英里多长，附近既没有高射炮，全省也找不出一架中国驱逐机。我们一定使他们垂涎三尺！我们好比一群鸟，坐在那儿等人打死，他们就果真下手来打我们。有一架在高空盘旋，另一架从我们头上掠过去，离地面不过五百英尺。我们的护送队里有五个大人和五个男孩，总共只有五支旧步枪。我和赶车的以及护送的人一起从车旁跑开，伏在地上，附近找不到一块石头、一棵树可以给我们一点遮掩。

    当我们望着的时候，第一架轰炸机回来了，飞得低到我能够用一个棒球击中它。它向运输队前面投弹，但是没炸中，差着五十英尺的样子！它向最后面的车辆飞过去，又投下四颗炸弹，这次可见效了。这次我听见炸伤的人的喊叫。

    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受伤，还有十五头骡子炸死，十二头骡子炸伤。李少校立刻付现款给赶车的，赔偿所有炸死的骡子，每头赔一百块银洋。我发现这是八路军一贯的政策：从老百姓那儿无论取什么东西都要给钱。

    我医治了受伤的人，我们把炸死的和炸伤的骡子从炸坏的大车上卸下来。我们现在只剩下二十辆车了，还不到出发时的一半。我们在满天阴云的黑夜里赶路，睡在大米包上，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震得骨头发疼。

    3月1日：清早五点钟，我们又到了汾河岸上，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小客店。我们在硬梆梆的土炕上睡了四个小时，九点钟起来吃早点，吃的是酒酿，里面打了一个鸡蛋。

    在我们对面远远的河岸上是绛州城。我们听说日军正在迅速地从临汾沿着铁路推进。我们现在成了后卫队的后卫了——我们和这些步行着的伤员！

    我们渡河到绛州的时候，日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早晨。这儿河面有二百码宽，水很浑，有半人深，流得很急。

    绛州在一座小山顶上。当我往山上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法国式的天主教堂的两个尖塔。我奔向这个教堂。除了一些商人和乞丐以外，这座城整个空了。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只有这两等人没走——比较有钱的人和赤贫的人。这些有财产的人等候着日本人到来，心里不免有些害怕恐慌，但是他们的财产比害怕重要得多。他们宁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守着他们的财产，而不愿与他们的同胞一起争取自由。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教堂里我看到一座普通常见的教会住宅，里面住满了避难教徒的家属。教堂里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士，一个荷兰神父和一个法国神父。他们热忱地欢迎我，开了一瓶红酒，给了我一支很香的雪茄烟，并留我过夜。我们谈得很投机，大部分用英语，夹杂着一点法语。

    他们预料日军会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内来到。我问他们打算怎么办。他们耸耸肩膀。日军对基督教徒不是和对中国人同样地残酷么？难道他们期望侵略者会尊重教堂尖塔上的法国国旗吗？他们承认以前发生过“不幸的”暴行，并且杀死了几个传教士，但是他们一定要和他们的教民留在一起。我佩服他们的勇气。第二天我向他们告别，感谢他们招待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说：“我希望我们在世上能够再见到。不然的话，就在天堂。”

    我们等脚夫把所有的米都背过河以后，在下午一点半出发。我们离开绛州的时候，听说日军离那儿只有二十五英里，他们的骑兵离得更近。有这条河把我们和敌人隔开，使我们心里轻松得多。

    到傍晚我们已走了六十里（二十英里），一路都是步行，然后在一个名叫岐山的小村子里过了夜。

    3月2日：我们很早就动身。除了我们的步行的伤员以外，路上看不到一个战士。

    我走在两辆大车前，看见前面有一个年青人不时停下来休息。等我赶上他的时候，我看出他呼吸很急促。他是个年仅十七岁的小伙子。他的褪色的蓝上衣上，有一大块变黑了的旧血渍。我强迫他停住，给他检查。他在一星期以前肺部被枪弹打穿，现在右胸上部的前胸壁上有一个正在严重溃脓的伤口。伤口从没上过药。枪弹射进了肺，又从背后穿了出去。胸腔里一直到前面第三条肋骨都有液体。心脏也往左移了三英寸。这小伙子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步行了一个星期。假若不是我亲眼看见，我是决不会相信的。我把他放到我们的大车上。当这辆骡车在那尘土飞扬、崎岖不平的路上慢慢地走着的时候，他躺在车上，很痛苦地咳嗽着。◆◆◆◆◆

    今天我们只走了二十英里。我们和紧跟在后面的日军之间没有一点遮拦。这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3月3日：今天我们到了河津县。满城都是阎锡山将军的本省军队。我们终于追上中国军队了！我们听说美国长老会医院已在一个月前撤退。教会走了一个星期以后，从北面来了五百个伤员，而本地已没有医院给他们治疗了。

    我在一家“店”里找到了这城里唯一的“医生”。他一身兼任医生、牙医及药剂师——其实就是一个江湖郎中。他的店里有好些伤员等着上药包扎，每人收费一元钱。我买了一小卷值五角钱的纱布，他要了我四元钱。

    当地的部队似乎没有什么纪律。我们听说有的士兵不服从长官。据说老资格的军官还苛扣士兵的军饷，虽然他们的军饷本来就少得可怜——除了伙食和制服以外，每人六元钱一个月。我们又听说有些部队已经许多月没发饷了……一塌糊涂！

    3月4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四十八岁。去年在马德里，今年在中国的河津。我给伤员们的手和胳臂上药包扎，借以庆祝一下。我发现所有这儿的伤员都只有些被忽略了的轻伤，其余的伤员都在路上死掉了。我还在城里逛了一趟看看“景致”——鱼贩子木桶里的活鲤鱼，摇晃着大耳朵的黑猪，不叫唤的狗，窗户上糊着白纸的房屋，满是虱子的炕。

    3月5日：今天我们离开河津到黄河东岸的小村子。动身以前，我们听说日军已经把我们在三十六个小时以前走过的那些村子烧成了一片焦土。

    我们很迟才出发。晚上九点，我们在一片漆黑中走向河岸。到了那儿，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岸上有十来处生着火，有五千人带着卡车、骡马、野炮和大堆的军用品囤集在那儿，都在等着过河去陕西。这片营地附近象墙一般陡峭的山坡上闪耀着反射的火光。在两岸高耸的悬崖之间，河水在翻腾咆哮。巨大的冰块汹涌地滚滚而下，在远处黑黑的河面上发出撞击的声音。这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奇景。

    3月6日：我们到半夜才睡，就躺在河边的大米包上。清早五点我们就起来了，天很冷，阴云密布。过河的沙船一共只有四条，这样至少要用四天工夫。我们听说日军离这儿只有十英里了。

    3月7日：负责渡河的中国军官把我们放在最先离岸的那条沙船上。这船有五十英尺长，二十五英尺宽，上面载着一百个人，还有野炮、骡子和行李。我们一下子就被向下冲了半英里，冲过了岸上有上千名伤员聚集的地方，后来还是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孩子跳到水里，用一根竹竿做锚使船慢了下来。随后船夫就竭力使船离开奔腾的急流，慢慢地渡到对岸。

    西岸防御得很坚固，有许多部队，有很好的战壕和地洞。我看见了好几队野炮。士兵看上去很精神。他们表现出有秩序、有纪律、有效率。他们穿着沾满尘土的褪了色的制服，颜色和那沾污了他们多少个日月的泥土一样。他们的装备看起来也还好，有许多自动步枪、轻重机关枪、手榴弹。

    我们走到附近一个村子，找了一所空房子住下。我开了两听罐头牛肉片给大家当午饭。我记得最后看到的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朱德将军的枣红色骏马。他曾把它借给在不久以前访问晋北战场的美国陆军武官伊万斯·卡尔逊中校。卡尔逊把这匹马交给了我们的队长，托他还给朱德将军……

    我们听说日军在我们离开河津一天以后就到了那儿。我们总算抢在他们前面走了……可是，河水正在上涨，如果日军明天到达东岸，我担心那儿会有许多人被俘。河津离这儿只有五英里。我们预料岸上会有战事。天下着雨，很冷。

    3月8日：我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昨天下午四点，日本骑兵到了东岸。我领着一伙人到河岸去搬我们还没有运走的物资，就在这时，敌人向我们发射机关枪，宣布他们已经到了对岸。枪弹在一百码以外落到河里。我们从河岸爬进一条战壕，从那儿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我们决定从一块没有遮拦的空地上跑过去。他们又对着那儿向我们开火。我们扑倒在地上，枪弹把泥土打得乱飞，近得使人胆寒。等我抬头一看，我吓坏了，原来我们正伏在五十英尺外我们自己的一座野炮前面。我们赶忙爬开，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日军枪打得很准……

    我们听说，对岸有两万名日军，包括四、五百名骑兵，几队野炮，以及步兵。我们的物资大部分已经运过河了。我给许多伤员上了药。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军医。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发现国民党军队各个师的医官只给他本师的人治疗，此外一概不管。简直是疯狂！◆◆◆◆◆

    这是这些天来最冷的一夜，地上有二英寸厚的雪。我们给自己找着一个洞，又舒服，又暖和，但是我可怜那些躺在雪地上，一点遮蔽都没有的士兵。村子里除了小米以外没别的东西吃。

    日军的炮队在不久以前到达了对岸，现在正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轰击。我们的炮队也在还击。爆炸声在群山中此起彼伏地发出奇异的回响。一颗日本炮弹把三百英尺以外的一所房屋的屋顶给轰掉了，但是敌人却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洞在山腰里，深入地下四十英尺。

    我发现了一批药品，这是一个混帐医官遗弃在这里的，其中有好多瓶樟脑化合物溶液、毛地黄、肾上腺素、外科手术用的丝缝线、注射器和好多瓶古柯碱。

    3月9日：今天早上一醒，就听见我们的中国士兵里有一个在唱《马赛进行曲》。在黄河岸上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起身号。上午有一个小孩得了惊风症，他的母亲跑出洞去大声喊叫孩子的名字，以招回他的灵魂（她相信他的灵魂暂时离开了他的身体）。邪魔和《马赛进行曲》在一起！

    3月10日：今天我们出发步行到二百二十英里以外的西安去。李真是惊人。他还不到三十二岁，过去曾经在上海拉黄包车，后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两条腿就象树一样。当我们到达韩城的时候，他的精神仍然相当饱满。

    今天是个行路的好天气。这儿的田野看着很不错，麦子已经有四英寸高了。

    我们一直在河的左岸走，路上碰到了许多临汾大学的学生。他们有三千人被日军赶得七零八落的，向着南面和西面奔逃，其中有的被俘获杀害了，有的在山里冻死了。我们所遇见的学生中有许多一心想投奔八路军在延安设立的抗大。

    下午五点钟我们到达韩城，城墙很高，我们是从西门进去的。至少我很高兴我们到了这儿。

    3月22日：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动笔。我们在韩城停留了一个多星期，等侯从西安派来的卡车。多么紧张的一星期！我给许多伤员治病，同时又有许多患病的老百姓包围着我。我所治的病有肺结核，有卵巢炎，有胃溃疡，什么病都有。我在一个设在一座庙里的部队后方医院工作了几天以后，那儿的外科主任和全体护士都要跟我到延安去。当然我们是不能带他们去的。3月19日，卡车终于来了，我们随即出发去二百英里外的西安，路上走了两天，现在我们在这儿了。已会见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她一直在尽力设法给延安的各医院运去医疗器械。我到西安后的第一件事是到浴室去。一次热水澡的难以形容的快感——这是我一个月内第一次洗澡！

再过四天我们就出发到延安去。

 

三十四

 

    卡车从疏落的小山中驶过，走上了一条急转直下的路。这时，在下面三个山谷会合处的薄饼似的平原上，白求恩看到了那座城市。

    终于到了延安！

    这儿就是那些仍然不大为外界所知道的人们。三年前他们还只是一小支打得七零八落的队伍，可是现在他们的话已经以一种先知先觉的力量传遍了全中国。当外界还在不加理会，或者感到纳闷的时候，二十世纪最复杂的政治演变已经在这儿展开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境内出现了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所领导的自治区。

    在城中心，一个代表团正在迎候他。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神情很快活的美国人，一见面就用力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他自我介绍是马海德大夫。白求恩曾听说，他是几年前到中国来的，换了姓名，跟一个中国人结了婚，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被聘为延安八路军的卫生顾问。

    在这个专区的军事和行政总部里，白求恩到达的消息在他本人出现前就传开了。马大夫领着他访问各军政机关的时候，那种期待的气氛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自从我们得到报告，说你在离开香港以后就失踪了，我们急得什么似的，”马大夫对他说。“你想象不出大家多么盼望你来。一个有你这样的资历的外科医生！还有在西班牙的经验！我们到处打电报，打听你的下落。天晓得，我们多么需要你！”

    和各方面初次会晤以后，白求恩就被送到他的住所——附近山里的一个窑洞，大小和加拿大人家的一间大房间一样，里面有一个暖炕和一张小桌子。◆◆◆◆◆

    他在延安的第一天的见闻使他觉得非常兴奋。他那天的日记这样写着：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

    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封建社会的种种景象——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褛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象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

    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医疗的制度！

    因为学生和其他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到了这个抗日根据地，延安的人口从三千增加到了三万。政府于是把居民组织了起来，在周围的山里挖了许多舒适的窑洞，居住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白求恩就住在这样一个窑洞里。因为粮食缺乏，这儿已经实行了配给制来平均分配所有的粮食，前方战士的定量比老百姓多一倍。

    虽然共产党人在这儿处于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他们还是鼓励国民党人以及其他分子参与政府工作。尤其重要的，是大家都在同心协力地抵御侵略者，不受白求恩在南方所看到的种种限制和阴谋的阻碍。延安到处都强调这一点：专区的一贯政策是要给全国其他地区树立一个如何团结各阶层人民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榜样。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晚上，白求恩就会见了制订共产党战略的主要人物——由于运用这一战略的结果，胜利地建立了这个专区和日军后方的晋察冀边区。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被邀请去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会谈。

    这次会谈是在一条阴暗的大街上的一所普通的房子里进行的。除了白求恩和毛泽东以外，在场的还有八路军卫生部长江大夫和一个翻译。

    白求恩一进去，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亲切地欢迎他。毛泽东的身材魁伟，漆黑的头发在巨狮般的头部中央分开。他紧紧地握住了白求恩的手，亲切地笑着，他的平静的眼睛打量着他。他们握着手站了一会儿，在烛光下互相端详着。然后毛泽东伸手示意，他们两人就在这没有陈设的房间正中的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来了。除了这张桌子，房间里只有五、六把椅子，一个普通的炕，几个摆得满满的书架。当毛泽东和翻译在讲几句话的时候，白求恩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他很吃惊地发现，在美国所发表的那儿篇毛泽东访问记不但没有能够表达出他的整个形象，反而给了他一个截然不同的印象。在谈了半小时之后，这最初的感觉更加深了。

    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面，听着那柔和而低沉的声音以及那些尖锐的问题，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极其强烈的印象：这位共产党领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是一个诗人，同时又能以锋利的政治言论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在他身上各个不同的方面浑然而成，因此他的思想和谈吐又极其平易近人。

    毛泽东在谈话开始的时候，很谦和地问白求恩对于西班牙的看法。虽然他起先只限于提出问题，可是不久就显出他对于西班牙战争以及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动态都有详尽的知识。他熟悉民主西班牙的所有军政领袖的名字，他问起莫达斯脱、李斯特、拉·巴塞奈利亚、蒂阿兹、乃格林和法约。他最后说，他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加速运送人员和军火到西班牙，企图使这场拖延着的战争从速解决。

    毛泽东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前线在医疗方面的需要。从他征求白求恩的意见时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于提出的意见一定会极端重视。

    白求恩说，他觉得他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问白求恩有没有带任何医疗器械。

    有的，他带来了一批医疗器械，足够供给一个他所提议的战地医疗队的需要。

    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战地医疗队，”他自言自语地说。“在前线附近工作……好，这办法好极了。使我们的战士知道他们一受了伤会立刻得到治疗，那一定好极了。”◆◆◆◆◆

    从那天早些时候和马大夫的谈话中，白求恩已经知道由于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的缺乏，按西方的标准来讲，八路军简直没有什么医疗设施。他于是开始向毛泽东提问题。

    八路军有战地医疗队吗？

    回答说没有。

    那么，重伤员怎么办呢？

    毛泽东回答说，不幸得很，由于没有医疗设备，他们中间死的人太多了。

    “但是他们是能够救活的，”白求恩肯定地说。他认为只要有战地医疗队，有适当的设备和及时的治疗，这是能够做到的。马大夫曾对他说，这儿任何一个后方医院都没有过腹部受伤的伤员。在白求恩看来，这并不表示前线没有这样的伤员，而是他们没有能够到达后方医院。一句话，他们半路上就死了。

    毛泽东点点头。

    “我在西班牙见过类似的情形，”白求恩继续说。“根据我在那儿的经验，我敢说，如果立刻动手术，这类伤员中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复原。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前线附近必须有战地医疗队的理由。”

    毛泽东抬起头来，脸上显出强烈的兴趣。“百分之七十五？这类伤员现在很少有不死的，你倒以为百分之七十五可以救活？这数字正确吗？”

    “正确，百分之七十五。”

    毛泽东的思想好象完全集中在这个数字上了。现在整个的谈话仿佛都围绕着这一个中心事实。“那么毫无疑问，”他决断地说。“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

    “好！”白求恩满意地说，他很高兴他的计划这样快就被批准了。他接着说，他立刻就写信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通知他们这个决定，并请他们拨款来推进这项工作。在他离开美国以前，他们曾保证经常给他汇款。他现在要提议他们每月至少汇一千美元来。

    他们商妥了白求恩在最近的将来的工作这个实际问题以后，话题就又转到西班牙，转到白求恩在那儿的工作，输血术最近的发展，如何在中国内地技术落后的地区应用白求恩的方法，在没有现代冷藏设备的条件下是否有储藏血液的可能，国际局势，中国国内的政治，以及抗日战争的进程，等等。毛泽东对于白求恩在火线后面的小河的冷水里储藏血液的试验特别感兴趣，就和他讨论在中国是否有应用这种办法的可能。

    至于中国，他接着说，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并不是因为抗战是绝望的挣扎或者成败在所不计的冒险而制订出来的。胜利不仅是国内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也是实际上完全可能的事情。正因为共产党的纲领明确地指出了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它很容易地就为大家所了解，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拥护。目前汉口的国民政府里还有不少强有力的分子，他们由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宁愿与日本妥协，而不愿和共产党合作抗日。但是，由于在孙中山领导下开始的社会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特殊发展，中国人民现在已经不是毫无办法的人民，而是武装起来的人民了。人民的抗战意志非常坚决，足以孤立那些卖国的集团，使妥协投降成为不可能。国民党首脑的根深蒂固的反共成见，以及他们的政策中某些暧昧的成分，都摧毁不了人民要求全国一致进行抗战的决心。至于军事形势，战争也在按着一个相当明晰的规律进展。就军队的现代化和装备而言，日军占优势。但是就能决定最后胜负的那些更重要的因素而言——例如士气、人力、政治觉悟、全面的潜在力量，民族团结、地理条件等等，中国却又远在日本之上。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日本可能获得一些暂时的军事胜利，但是最后中国一定会击败侵略者。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抗战。日本并没有能达到速胜的目的，而在一个长期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却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

    等到会谈结束，白求恩一看时间，想不到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他们没有间断地足足谈了三个小时，而毛泽东还是象谈话刚开始的时候一样，精神那么饱满，那么敏锐。

    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到门口，保证他一定会得到军事指挥部方面的充分合作，并请白求恩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转致谢意。他告诉白求恩，他们的援助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团结，以及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他接着说，中国的战士一定会知道如何纪念他们的朋友，并且如何在将来报答他们。说到这儿他停住了，握着白求恩的手，随后，就仿佛一定要把这一点弄到明确得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他忽然又说：“关于你刚才所说的那类伤员——百分之七十五，是表示能救活的伤员的实际比例吗？”

    “至少如此，”白求恩说。◆◆◆◆◆

    毛泽东热烈地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这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白求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和毛泽东会见的情形，以及他们如何决定了由他组织中国的第一个战地医疗队，等他写完，天已经快亮了。会谈一完，他立即回到了他的窑洞。他非常兴奋，急于趁着没有忘记以前，把会谈的详细经过记下来。他坐在炕上，膝盖上放着打字机，一支蜡烛在他身旁的一条板凳上发着微弱的光。他这样结束了他的日记：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三十五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三个星期。在这期间，他的器械和药品从西安运来了，同时从汉口又来了一个加拿大人，名字叫做理查德·布朗。布朗是个年青的大夫，在汉口公理会的医院里工作。他听到了北方游击战争的消息很激动，便在医院里请了三个月的假来帮助边区。他是个技术熟练的外科医生，说一日流利的中国话，他和白求恩两人一见面就很投机。白求恩估计他至少需要十来个技术熟练的助手，才能完成他计划中的工作。现在感谢老天，他总算有了一位布朗大夫。

    4月24日，他们出发去巡视延安北面二百英里外的前方医院。八路军决定要他从那儿向东走，前往晋察冀军区。这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地方的广大地区（十万平方英里），这是特别边区的一个自治单位，由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治理着。这儿的游击队很厉害，使得日军不敢侵犯。马大夫曾考虑和白求恩同行，但是延安需要他，因此经过一番讨论以后，就决定把他留下来作白求恩的医疗队和延安之间的联络员。

    他们由十二个战士护送向北走，先坐了一段卡车，顺着一条很硬的土路行驶。

    离开延安几个小时以后[白求恩写道]就到了山里，路陡了起来。在一个叫作延平的小城，我们路过两口石油井。再往前走，我们看见路旁有高级无烟煤的露天煤层。将来有一天工业化了以后，这儿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在延安北面一百英里的绥德，大路就到头了。他们只好步行，把医疗器材改由驮骡载着。他们走了一百五十英里，到了盘塘的一个医院，然后到贺家川的一个后方医院。他从贺家川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发出了第一份报告：

    我们现在正在贺家川工作，这是一个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这个村庄在黄河以西二十华里（约六又四分之一英里），长城以南约七十五英里的地方。这儿是一片荒凉的山野。我们从米脂（卡车通行的大路的终点）步行到这儿，器材由十三头骡子驮着。走得最快的时候，我们一天走了二十五英里。我们一共走了六天。路过的地方多半一棵树也没有，只是山洼子里有几棵柳树。

    这儿有一百七十五个伤员，分住在老百姓家里。这就是这儿的所谓“医院”。看见这些伤员会使你心碎。他们躺在炕上，下面只铺着一点干草。一部分人没有被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这地方夜间冷极了，我们队里的人都庆幸自己有鸭绒睡袋可睡。

    伤员们浑身都是虱子。他们只有身上穿的那套制服，而且由于九个月的战斗所留下来的积垢脏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绷带洗了又洗，已经成了肮脏的破布条。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因为冻疮变成了坏疽而失去双脚，什么衣服也没有，只有一条被单。他们的食物是小米粥，没别的。所有的人都贫血，营养不良。大多数都因为饥饿和脓毒病而在慢慢地死去。许多人有肺结核。

    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他们是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作战的战士。我们是否能筹一笔款子，使医疗队不成为经济困难的八路军的负担呢？我估计我们的医疗队每月需要一千二百五十元（国币）的经费。按最近的汇兑率折合，这还不到四百美元。

    他在日记里写道：

    军事形势恶劣。倒不是在这个地区，而是在中国其他的地方。这儿大家都相信汉口至迟在一两个月内一定会陷落。◆◆◆◆◆    我收到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拍来的电报，要我给他们写几篇文章。好极了！我们可以用这笔稿费来购买药品器材。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腾出时间来写文章——我似乎连给马大夫和毛泽东写报告的时间都找不出来。但是我必须挤出时间来！

    6月初，他们又出发到兴县和岚城的医院。到了月底，他们的视察工作完成了。这时白求恩离开加拿大已经六个月了，可是他还没有收到国际援华委员会的任何信息。他拍了一封电报到纽约去打听，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他所巡视过的医院的总结报告，随后他就动身到晋察冀军区去。

    晋察冀军区是什么？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怎么居然能在敌人后方存在？那儿有些什么人？白求恩曾在一篇很长的文章里记下了他的第一手印象：

    这个完全被日军包围的地区在中国北方的内部，面积有十万平方英里，地势崎岖不平，人口一千三百万。在这个地区里，所有的铁路和主要交通线都被日军占领了。中国第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就在这里。因为这个政府预示着中国将来的发展，因此让人们知道它的历史和成立的经过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

    在日军入侵华北，大规模的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7日开始以后，冀东和北平就沦陷了。敌人向西向南进攻，他们不久就先后占领了河北、察哈尔和山西等省的主要铁路线。这几省的地方军队或是战败了，或是退却了。各省政府和市政府的官员不久也逃之夭夭了。他们的权力也随着消失了。平津、平石、平同和同太等铁路线上的所有主要城市都落入了敌人的手中。

    日军当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们宣布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他们进攻华北的战役好象是成功了。他们掌握着大多数的主要城市，所有的铁路中心点，所有的公路中心点。他们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驻了兵，同时继续向南推进，大有所向无敌的神气。他们公然蔑视中国军队，大摇大摆地闯过陷落了的中国城市。

    1937年秋天，河北、山西和察哈尔的中国军队只是一些极为分散的独立作战的部队，总共约有二万五千人。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部。也没有人去组织农民，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不久聂荣臻将军率领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进入了山西东部和河北西部。聂将军是共产党最出色的战略家之一。他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五台山里，它的雄伟的主脉就是现在的晋察冀军区。他派他属下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去动员群众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和两侧作战，以配合部队的活动。

    不久以后，这儿的八路军就能给日军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了。聂将军先让日军向南推进，占领了许多城市和铁路中心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然后八路军和它所集合的其他部队在山西平型关附近从敌后突然向敌人猛攻。结果日军狼狈败退。这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随后聂将军就和这儿留下的政府官员接洽，要求他们合作来为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建议这个政府应该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建立在战败日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目标之下。

    于是在1937年12月29日成立了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代表委员会来筹建这样一个政府。这个委员会决定召集这个地区（山西、河北和察哈尔）所有的人民团体和部队开一个会议。这个著名的会议是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召开的。

    在这儿，省政府及国民党的官员，中央军及八路军的军事首长，工人、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和青年组织的代表，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大家坐在一起商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到会的一共有一百四十六名代表。这是一个真正民主的议会。以往总是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一千三百万人民的命运，现在一切由人民自己决定了。与会的那些群众组织一共代表着三百万人。

    这个会议选出了一个九人行政委员会，负责治理这个命名为晋察冀的地区。这个行政委员会实际上是个内阁，包括教育、内政、农业、工业以及其他各部门的部长。委员会里有两个军事代表，聂将军和吕将军。聂将军被选为最高军事司令员，在九个委员之中，只有聂和吕是共产党员。

    晋察冀的游击队和部队的武器是怎样来的呢？这场战争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中国人主要是以从日军那儿缴获来的武器和物资跟日军作战。我本人的装备就是一个例子。我的皮帽、战马和皮靴都是日军的。◆◆◆◆◆

    现在要为十二万五千名到十七万五千名官兵——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军队、游击队和自卫队——提供武器、服装、粮食，以及医治伤病员。虽然如此，这里的行政费用恐怕是中国行政史上最低的。举例来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以前是山西省的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现在每月薪金只有二十元。战士和游击队员每人每月一元。聂将军是每月五元……而国民党官员的月薪是从二百五十元到二千元不等（还不包括他们贪污受贿的收入，这项收入仿佛已成为许多国民党官员生活里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晋察冀没有贪污受贿！

    游击队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穿上军服的劳动者。他平时是个农民，身体强壮结实，能吃苦耐劳，惯于在长时间里吃得很少或者甚至什么也不吃。他从小就在外面风吹日晒，所以天气冷热对他都是无所谓的。从那些还没有受到日本飞机、枪炮或刺刀蹂躏的村庄口口相传而来的消息，他知道了祖国所遭受的危难。人们告诉他，他怎样可以为祖国出力，同时把这场战争以及一切战争的起因都给他解释清楚，最后劝他和他的同胞联合起来。他于是加入一个群众组织，并且开始学习识字和写字。

    他可以加入自卫队，领一支旧步枪或者一根粗陋的长矛，被派去巡查道路，守护桥梁，监视有汉奸嫌疑的人。

    他若是加入了自卫队，就不能离开他住的地区。他甚至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劳动。他也可以直接加入一个游击队，在队里受军事训练，领一套制服和武器。他对于制服的态度是和所有的游击队战士们一样的。命令他穿，他就穿上。命令他脱，他就脱下——这样，看上去就和普通的农民一样，可以混进敌人的防线。他的饷和正规军队的战士一样，虽然他的任务不同……

    日军现在掌握着晋察冀四周的二十五个大小城市，但是游击队一直使得他们不能利用乡间的物资。

    在晋察冀，人民通过学习了解他们的斗争对于全中国以及对于全世界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所有的群众组织大会上以及在游击队和八路军部队定期举行的大会上，都有人对于全面的战略加以说明。晋察冀现在是全中国最有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军的力量在这里耗尽了，他们征服全中国的计划就无法实现。

    晋察冀的各种群众运动都是根据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起来的。因此，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未进入一个地方以前，一定先请求当地政府及国民党和他们合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1927年以来就被国民党放弃了，在晋察冀它却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纲领的基础。民权、民族、民生三个主义现在真正实行起来了。封建制度正在被消灭。减低租税。扫除文盲。不没收任何人（除了给日军当傀儡的军阀和汉奸地主）的财产，也不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目前的口号，而是将来的口号。共产党主张必须首先击败敌人和消灭封建势力……

    这时候日军决定了一个新的策略。他们成立了一个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分散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部队。由于他们的正面进攻，以及他们所抄袭的游击队战术都一一失败了，他们现在开始对八路军在晋察冀的主要根据地五台山区进行全面包围。

晋察冀边区现在是与中国其他的地方隔绝了。但是在这儿，坚决抗日的火焰却在人民的心中燃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民主的共和国的远景，终于从帝国主义和国内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中国。这个地区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和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