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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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四十六至五十三）


发布日期：2011年05月01日

第四部

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

四十六

战事沉寂了几天，白求恩休息着，同时把他的日记和书信补上：

12月8日：回到杨家庄。

董略好，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疲乏了。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伙食不能算太好。我们都有点贫血。我的耳朵一直不舒服。我的牙也不好，得治一下。我想到西安有个牙医，但是天晓得我哪一天才到得了西安附近。

已经把我关于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给王旅长的部队所做的工作结果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聂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见解不错。我在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里只死了一个！伤员中有三个是日本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防线。虽然在我们的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能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顺便记一句，日军对我们的战士使用了催泪弹和喷嚏弹。）现在这一点是肯定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小时动的手术，第二个——在受伤后十八个小时……生死之差就在十个小时。

在战斗暂时停止的时候，战地医疗队可以在后方医院工作。在伤员过多，随军的军医应付不了的时候，他们应该随时上前线。而有二百人以上参加的战斗通常总是这种情况。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12月9日：

亲爱的马：我对于收不到你的信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天，我只有这样！到现在足有两个月了。延安医疗队是11月25日到的。我一直在盼望这个医疗队来，不单因为它来了对于卫生工作有帮助，而且因为我希望收到一些书籍、报章、杂志——以及一些关于外界的消息。

他们带来了一套没有发电机或直立器（铁）的爱克斯光设备，因此不能用。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加拿大香烟、巧克力糖、一听可可粉和一管刮脸膏。我现在留了胡子，用不着刮脸膏。其他的东西是我所欢迎的，但是我情愿把它们都拿去换一份报纸，或者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

我有半年多没见着英文报纸了，除了绝无仅有的一份四月十八日的《日本新闻》，这是退却的日军留在山西一个村子里的。我也没有收音机，于是和外界完全隔绝了。倘使我没有足够的工作把一天十八个小时填得满满的，我一定会腻烦透了。

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只此一件？每月给我寄三本书、几份报纸和杂志。我想知道一些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的总统吗？现在谁是英国首相？人民阵线的政府还在法国当政吗？西班牙情况如何？

你和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联系吗？加拿大或者美国是否在派更多的医生或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吉西大夫出了什么事？柯棣华大夫呢？他们全让截住了吗？难道封锁就真有那么厉害吗？

药品材料的情况相当严重了。我一共只剩下二十七管羊肠线。等这用完了以后，我就得发明新的东西来缝伤口了！我只剩下半磅石炭酸。我自己只有一把刀和六个动脉钳——其余的我都分散了。我只剩下两磅半哥罗芳。等这点用完了以后，我们动手术时就只好不用麻醉药了！

这个月很忙。走了八百五十五里路，做了一百一十三个手术……倘使你觉得我以上有些话里有怨天尤人的意思，我现在必须辩解恰恰是相反……这儿生活相当苦，而且有时候非常艰难。但是我过得很快乐。这北部地区使我想起我在安大略省北部未开垦地带的早年生活。这儿的村庄象所有中国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一片用泥土或石头盖的平房，分成好些院落。三四所互相对着的房屋圈在一个院落里面。院子里有猪、驴、狗，等等。我们初来时，这儿一切——人、房子、孩子们——都脏得可怕。我们医疗队立刻开始扫除，今天，一个离开了这儿几个星期的人会不认识这个地方的。◆◆◆◆◆

我在这儿一个人住一所房子。这房子只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少不了的炕、我的行军床和桌子。我自己做了一个洋铁炉子，烧的是煤和木柴。唯一的窗户是用白纸糊的。墙和地都是压硬了的黄土。

除了在小山沟里，这个地区是没有树木的。天气已经暖和一些了——白天差不多是冰点以上二十到三十度，晚上是冰点以上十度。刺骨的狂风从西北面的戈壁沙漠吹来，带来旋风似的尘土和雪。

我们现在在灵邱南面约六十五里（二十二英里）的地方。我们四面全是日军——西面的同太铁路上、北面、东面和南面。在南面，他们正在铺设宽轨的铁道以代替原先的窄轨的铁道。游击队又添了工作了！

我们和绥远省的东北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优秀的战士。

聂将军相信日军的计划是沿着陇海铁路向南进攻西安，再向西进攻甘肃省的兰州。北面的攻势将向西推进，通过绥远省和内蒙，然后也到兰州或那条从兰州向西北到新疆的交通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苏联供给中国的物资全是从那条公路运来的。

倘使日军象以上所说的那样发动攻势，这儿战事一定会很频繁……吉西和柯棣华现在在哪儿？

倘使别的办法都行不通，我想去北平一次，买些药品器材。我们的人通过日军的防线在北平进进出出是相当容易的！

好了，我现在不多写了。圣诞节快来了，说老实话，我忽然有点想家！纽约、多伦多、蒙特利尔的种种回忆！要不是实在太忙的话，我很可以找着充足的理由给自己一个假期。

我现在正准备再到各处巡视一次，多搞出几个战地医疗队，给意料中的激烈战斗作准备。不要忘记给我寄几本书来，不要忘记回答我的问题！

白求恩

四十七

在松岩口，当敌人从北面和东面打过来的时候，白求恩创立的第一个模范医院，连同它的所有的伤病员，都撤退了。剩下的一切，没几天就让敌人的炮火毁了。

这个模范医院，它曾使八路军全军感到骄傲，它曾为所有的卫生部门树立了一个榜样，它曾证明了如何能使落后地区的伤员得到现代化的医院治疗，它现在怎么办呢？

冀西的农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撤退的伤员接到自己家里，正如解放区其他许多农民以前所做的一样。他们把他们的温暖的炕让给伤员，自己睡在地上。有一天清早，地里还尽是霜，他们就成百地走到一座以六十度的角度向天空倾斜的土山的脚下。他们是天刚发亮时排着队一声不响地从村子里出发的，就象行军的队伍一样。他们的肩上扛着原始的铲子、头象草耙一样宽的鹤嘴锄以及普通的木棍。他们把这些东西象武器似地扛着。事实上，这些就是他们要用来战胜那些轰毁了模范医院的日军大炮的武器。

农民们在山脚下聚齐的时候，有一队人先上山坡去踏勘，打下木桩，做些神秘的标记，探测土壤的软硬。然后是简短的讲话和指示，接着农民们排着整齐的行列往山腰上走了一百多英尺的光景。他们就在这儿开始干起来。

他们用鹤嘴锄和铲子在山面上掘着，用手推的小车把土运走。他们一直掘进长着灌木的坚实的硬土。掘到了坚实的黄土以后，他们又垂直地继续往下掘。

他们每天回到山腰，弯着身子干活，在土中掘成一个又长又高的岩架。最后，这个岩架差不多有二十五英尺高，沿着山面有几百码长了，这时他们就在那平滑的、笔直的墙上画下一排半圆圈，它们彼此间离着好几码，离着岩架的底部有十英尺。，这些半圆圈就是以后窑洞的顶，这是他们用系在一根绳子上的木桩标画出的。

随后挖洞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些农民还是只用他们的鹤嘴锄和铲子，开始慢慢地、深深地挖进山腰，先从每间窑洞的顶挖起，然后再往下挖到它的底部。过了些天，他们就钻进洞里，在黑暗中往深处挖，直到后来每个张大着口的洞都变成一条空气流通的地道，二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十英尺高，有一个用不着任何支柱的半圆形的顶。◆◆◆◆◆ 现在在山面上比第一个岩架低三十英尺的地方，又掘了一个岩架。在这儿，这些农民又垂直地往下掘，画出洞口的图样，再往山腰里挖，象一群巨大的蚂蚁似的。等他们完工的时候，两个岩架上有一百间窑洞了。接着就开始装修这些窑洞。

每间窑洞的门有三分之二的部分是窗户，用油纸糊着。白天有充足的光线从纸糊的窗户透进来。晚上点一盏油灯。夏天洞里比外面凉快；冬天用炭盆取暖。木炭由医院的工作人员自己烧。他们得先去伐木，然后把木头放在不久就要在半英里外建筑的特别窑洞里烧成炭。

为了装备窑洞内部，掘地的农民就又变成了木匠和石匠。他们在每间窑洞里做了五张简单的床，这是用两块宽阔的木板放在一个石头和泥土的架子上做成的。床上铺着一个草褥子，两条被单，一床棉被，一个枕头。他们又在床与床之间做了些低矮的桌子。有一些窑洞加以特别装备，作为厨房、办公室、手术室、俱乐部。附近山腰里又另外掘了些窑洞，作为医院工作人员的宿舍。手术室，由于它的特殊性质，是三间连在一起的窑洞，每间的内部都是用砖砌的。白求恩怀着一个眼看着梦想变成现实的人的兴奋心情，巡视了这个手术室。山脚下筑了一道厚墙，从大门口有小道通到上面各层。

模范医院在这一百间窑洞里重新安置好了，现在敌机看不见它，炸不到它，成千上万吨的土和石头围护着它。伤员搬进新病房的时候，白求恩兴高采烈地写信给马大夫说：“现在护士训练班成立了，百洞医院盖好了，新模范医院已开始工作，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

他当时想不到他所建立的第一个医院，现在成了一个窑洞的医院，还要来回地在北方的丛山中迁移二十次，然后才在永久的地基上成为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四十八

这是一个寒冷的黑夜。一个奇怪的声音偶尔打破这个冀西的村庄的寂静。白求恩穿着衣服躺在炕上，他一面听着，一面心不在焉地忖度着这不知是那个伤员。

明天早上有许多事情得做——也许前线又有伤员下来。但是现在他在屋里躺了一个小时了，又累又饿，怎么也睡不着。他是不容易睡着的，因为在每间茅屋里伤员都由于没有吗啡而通宵翻来复去，他们的伤象火焰似的烧灼着他们痛楚的身体。要是再有伤员从前线来到，该怎么办呢？现在每个老百姓的家里都已经住上了伤员，新来的人往哪儿住呢？而且他的药品差不多已用完了，他怎么来给他们治疗呢？

他一直在焦急地等侯延安的消息，通知他纽约的援华委员会终于送来药品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来，这真是糟糕透顶啦！在重庆，蒋介石在他发表的关于全国一致抗战的言论里，是说得非常冠冕堂皇的，但是药品器材却通不过国民党的封锁而到达真正在抗战的人们的手里。没有什么办法：他必须去见郝尔小姐。他必须说服她，让她帮助……

一声尖锐的呼号惊动了他。这是一个怪熟悉的声音，他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到外面的黑夜中，已经猜出这声音是从村子中央传来的。他追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嘈杂的语声走到了一间茅屋，屋里的暗淡的烛光从一扇纸糊的窗户透露出来。在屋里，屋主人举着一支蜡烛照在炕上，他家里的人蹲在临时铺在地上的被褥上。在炕上，一个伤员正在一面挥舞着胳臂，一面嚎啕大哭。他是前几天送来动截肢手术的三名伤员中的一个。白求恩迅速地准备了一针吗啡给他注射了。他等侯着吗啡起作用，一面轻轻地握住伤员的胳臂，一面说：“过一会儿痛就会减轻，你就能睡着了。”

这个战士翻一翻眼，随后把双手绝望地伸向他的没有腿的残肢。他现在才第一次明白他已经失掉了他的双腿。

白求恩一直等到这个战士睡着，才疲倦地回到自己屋里。他在黑暗中在炕上坐了半天，然后长叹了一声，点着了那张粗桌上的蜡烛，拿出了打字机，用他个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国际援华委员会。

这封信重复了他以前寄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信。所说的还是同样的题目：许多人垂危；药品器材差不多用完了；迫切需要援助……◆◆◆◆◆

第二天他就去见郝尔小姐。在他顺着一条小山道急速地走着的时候，他想着郝尔小姐，以及他该怎样向她开口。显然地，这需要机警、诚实和口才三者的巧妙配合。他回想起他们第一次的会面，那次她和好几十个中国人一起从山里赶来看那第一个从这地区经过的医疗队。他当时很高兴地发现，郝尔不过是村里的人称呼她的名字。她是从新西兰来的，她的中国话说得和英语一样流利，她主持附近一个基督教的布道所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曾愉快地足足谈了一个小时，后来他接受了她的邀请去看望她。上次去访问的时候，他曾有意无意地谈到她作为传教士的工作，以及他作为医生的使命，可是当时没有再往下谈。在有些方面，他心里想，她使他想起他的母亲。她有修长的身材，直爽、刚毅的脸，举止端庄。每逢谈到她的工作，她总是很诚恳的。她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示了坦白而恳挚的友谊，但是他今天要给她的考验是比友谊深得多的。他觉得她是一个为自己的信念而不为个人利害所左右的妇女。真的，倘使只有个人利害能左右她，她对于他就没有用处了。他打定主意，决心要把他所认识的真理摆在她面前；只有真理才能说服她。

布道所在半山腰，盖得象座堡垒。礼拜堂就在堡垒中央的院子里，是一座大得出奇的青砖建筑，尖尖的塔顶上有一个十字架在空中矗立着。院子四面是错落的砖瓦房。他走进大门，停了一下，便走向礼拜堂，这时钟声响了。他站在拱形的门口，看见十多个中国男女跪着祈祷，由郝尔小姐带领着。他看见一幅耶稣像，一张挂着黄缎子桌围的桌子，上面放着两只银烛台，香炉里的檀香升起轻盈的青烟。这一切对于白求恩都是熟悉的，可是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日军离着耶稣的像如此的近，随时可以步行开到，这却有些不调和。他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恐怕打扰那些做礼拜的信徒。

他耐着性子一直等到礼拜做完，郝尔小姐看见他在台阶上，带着惊喜的神情前来招呼他，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希望你没有等得太久，”她抱歉地说，“你能在这儿吃早点吗？我们可以一块儿聊聊天。”

她把他领到礼拜堂后面的一排三间平房。他在客厅里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了下来，凝神地打量着她。她虽然穿着一件黑旗袍，头发梳的式样非常简单，可是当她坐在他对面的时候，却有一种安静娴雅的风韵。他猜她的年纪在三十五岁光景。

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了。他从窗户可以看到十字架的细长的影子落在外面的地上。

他转过脸对她平静地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郝尔小姐。你当初为什么到中国来的？”

她惊讶地望着他，就仿佛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她耸了耸肩膀。“我是教会里的人，来这儿传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为什么做传教士？为什么又在中国？”

“因为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献给传播基督教真理的工作。因为世上需要拯救的灵魂太多。我加入传教的工作，为的是要尽我的一点力量，以使人由信上帝而得到拯救。”

“我了解，”白求恩说。“我出身在一个福音传教士的人家。你也许觉得奇怪，可是我自己多少也是一个传教士。你说你在这儿给上帝工作。你要拯救人们的灵魂，使他们死后进入天国。我也要拯救他们，使他们活在世上。不管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人在这条路上什么地方与另一个分手，我们所走的路方向却是一致的，你觉得对不对？倘使你忠于你所信仰的上帝，而我也忠于我的信仰，那就一定是这样的。”

“是的，”她起劲地说。“但是还不限于此……”

“当然不限于此，”他打断说，“但是为着我的目的，为着我所要给你谈的，这就足够了。”

“你的目的？”

“对了。”他把身子凑近一点，急急地说。“这儿现在有迫切要做的事。就我所能想到的，你此刻是唯一合适的人。你知道我们多么缺乏医药器材。我们四面八方都给封锁了，虽然只有我们这儿在进行着真正的抗战。我给伤员动手术时，没有手套可戴，有时候没有适当的药品和防腐剂。现在我们的药品器械已经缺乏得到了危险的程度。我们必须弄到药品和器械——哪怕我们得用最冒险的方法。向延安要是没有用的——他们也是一点没有。而且我们得等多少个月，他们才能设法给我们偷运进来一点点。而我们在等着的时候，伤员就会遭受着无谓的痛苦和死亡。这就是你能帮助的地方。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到北平去是不会给阻拦的。我会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买。而且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去买药品器械，把它们带回这儿，都是合法的……你肯做吗？”◆◆◆◆◆

郝尔小姐站了起来，走到窗户前。显然地，她内心感到极大的不安。她沉默了一会，脸背着他，好久才说：“我不知道如何来告诉你我的心情。我不能参加战争。我反对杀人，我反对战争。而且就单单从我在主持这个布道所这一点来说，我也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是应该守中立的。但还不仅是这样。我知道你一定觉得这太糟糕了，但是我不能参加战争。”

“我不是要求你参加战争，我是求你做一件救人生命的事情。”

她突然转过身去，把他领到一个小小的饭厅，一个中国仆人正在那儿摆着咖啡杯子、牛奶、蛋糕点心和一瓶葡萄酒。她觉得很尴尬，一言不发地低头吃着东西，躲避他的视线。然后她忽然抬起头来，笑着说：“安息日讲这些话让人太难受。你这人真难对付。我们在这儿安静地坐一会儿吧……不要再辩论了……”

第二天早上，她到村里来看他。她还穿着原来的黑旗袍。她坐在他让她坐的椅子上，双手交搭在膝盖上，态度很安详。“我决定去北平了，”她说。

“你晓得——让我再提醒你一次——这会有危险吗？对于你自己——还有你的布道所？”

“我晓得。但是还比不上你所做的事危险。我现在深信这是主的意思……”

后来，等她走了，她穿过日军防线到北平去的一切准备都安排好了，白求恩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遇见了一个天使……郝尔小姐，这儿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她将上北平买药品器材，并且把它们带回她的布道所——为我们！倘使她不是个天使，这个字又该怎么讲呢？

四十九

整个秋季和初冬日军对五台山区的包围越来越紧。日军的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里有着无限的乐观情绪。看来似乎这个新的包围战略终于进逼到晋察冀边区抗日力量的大本营了。不久，东京的军事评论家们便预言游击队活动一定可以消灭掉。

但是，当深入军区腹地的五台山陷落，日军向八路军抽紧了套索的时候，他们所捕获的——只是空气了。他们想捕获的东西不见了。在人民的大海中，游击队象鱼一样游出了渔夫的网子。日军以为已经紧紧地包围住了成千上万的游击队，而游击队却早已静悄悄地分散开，渗过了封锁线，重新在日军后方集合了起来，并且仍然保留着他们的武器和原先的队伍。于是追捕者重新又变成了被追捕者。

这样大规模地“渗透”过日军的包围，除了敌人之外，当地人个个都知道。农民知道他们的军队的秘密调动，把他们藏在自己的村子里，帮助他们偷越过敌人的阵地，同时严守秘密。日本的军事首领们明白了事实的全部真相以后，便请他们最有经验的陆军司令官阿部将军想个办法来粉碎这个既捉不到，又围不住，也不能在战场上打败的、令人头痛的敌人。

阿部将军作了周密的部署。他重新组织了日军的兵力，把他们分成若干强有力的千人战斗部队，这些人都受过突击和各式各样战斗的特殊训练。他的计划不在包围或是占领某一个区域，而是以迅速而残酷的突击捕捉和歼灭游击队。因为游击队的机动性大部分基于他们确实是“人民大海中的游鱼”这个事实，阿部便命令把作战区内凡是有居民的地方一概摧毁。敌人要用闪电式的袭击打垮八路军，并且把支援八路军的人民完全消灭。

这个新的战略是在1939年初开始运用的。这些日军的千人特种部队向西进攻冀中大平原上五台山区的游击队根据地。

主要的战事现在已从山西转移到了冀中。白求恩把他的战地医疗队扩充到十八个人，从三五九旅调来了方作手术助手，便出发去冀中了。在白求恩曾经工作了一年的山区和河北大平原之间，日军设下了一条封锁线。要抵达战区必须穿过敌占地带。2月初，医疗队向东行进，山路上的积雪堆得高高的，刺骨的寒风呼啸着。

他们在一个阴沉的黑夜走出了丛山。在山上的最后那条羊肠小道上，他们牵着马走，看到他们下面的一片银色的雾，仿佛一大片云落到了地面。

“这儿，”董说，“山区就到了尽头。从此是冀中平原了。”

到了平地上，他们又上了马，向雾中前进。离奇古怪的情况出乎意外地出现在他们周围——盘根错节的古树，它们的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晃。风的声音似乎是从远处什么地方发出的，好象隐约的低语渐渐变为高声的哀号然后又微落下去。在山里，寒冷把他们的脸冻得通红。现在又下起漾漾的细雨了。◆◆◆◆◆

最前面，一小队游击队员在领路，几乎消失在迷濛的夜雾里。走在董和白求恩后面的是方、游、林和十八人医疗队的其他人。游击队方面的联系，是前一天晚上在山上一个村子里通过军区司令部接洽好的。游击队的任务是把医疗队护送过敌占区，不让他们受到敌人的袭击，同时把他们带过封锁线。这些游击队员都是瘦瘦的有自信心的老战士，他们惯于在敌人附近活动，善于渗透过敌人的据点。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背包，肩上挂着旧步枪，小心翼翼地向着敌人封锁线的某一处前进，那儿是敌人所最想象不到的一处。

在山上行进时，董和白求恩两人大谈起私事来。有好几个小时，董问起白求恩在西方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早年。现在董把马骑得更靠拢白求恩了，用袖子抹了下脸，接着问道：“同志，你舍不得到冀中去吧！”

白求恩一面在马上把身子往前俯了一下，向黑暗中凝视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倒并不。我们早应该去了。”

“那么郝尔小姐呢？”

“我相信她一定会给我们把药品器械搞来的。”

“我所指的是另外一方面，”董转弯抹角地说。“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她？”

白求恩在马上扭动了一下，然后大声笑了出来。前头立刻传来了嘘嘘的警告声。“董，你这个鬼东西，”他嚷道：“你原来在那儿替我编出了一段罗曼史！”

董跟着笑了起来。“那两天，他们一直都以为你跟郝尔小姐在谈恋爱呢。”

白求恩格格地笑着。一阵风把雨点打到他们的脸上，他便把身子向前一倾。

过了一会儿，董问：“你跟你的夫人离婚很久了吧？”

“唔，相当久了。”

“你还想结婚吗？”

“你今晚的情绪很特别，董。”白求恩点起一支烟，用手挡着雨。在火柴的片刻亮光里，董端详着他的脸。他还在微笑，仿佛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但是笑中带有悲哀的怀恋。

“一个人总会感觉到需要一个伴侣的，”董提醒说。“那不是人人如此吗？郝尔小姐使我想起……如果你有一位夫人……”他没说下去。

“是的，同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的。可是在这儿，在前线？这不象是找一个新娘，或是娶一个夫人的地方。”

“不过也许你在中国就能找到一个人？”董暗示说。

白求恩耸了耸肩膀。他们缓缓地向前走着，董突然明白了过来：他的一席话把他身旁的这个人带到了他生命中的一条深渊的边缘上。他猛然觉得仿佛他自己遭受过丧失亲人的痛苦，他想到白求恩一定放弃了的许多熟悉的事物。他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家，过着安定的日子。这是他们的美好的理想的一部分，他们正为着实现这个理想而斗争。这个满脸胡子的外国人，他现在已是他最亲密的同志——他说不定忍着什么样的饥渴和寂寞哩，而别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董从心里感觉到一阵冲动，他要表示一下他的突如其来的体会，说几句在同志（彼此找出人性中脆弱的地方，以便更好地克服它们的那种同志）之间有意义的话。这些话要适合这一刻的亲切的心情，又适合他们今晚就要直接在敌人枪炮底下这个事实。但是他刚开口，一个通讯员就奔跑着回来，说他们快到一个村子了，侦察员正去前面察看动静，叫大家等一等再走。

马队在静默中靠拢在一起。在远处，他们可以看得出一片模模糊糊的灯光。他们一直等着，直到传过话来，说平安无事，又继续前进。半个小时以后，他们穿过村子，一个“小鬼”跑在游击队队伍的前面，手里一本正经地拿着一面小三角旗，上面写着；加美医疗队。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又停了下来。又有一队侦察员跑到前面，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定县，日军封锁线前最后一个解放区的村子。他们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在老百姓家的炕上烘干了潮湿的衣服。

等到他们又上路的时候，他们紧靠在一起走了。从定县到平汉路之间，他们是在无人地带。他们小心地走着，知道每一个声音可能是敌人的一个哨兵，每一堆黑黝黝的东西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抽烟和讲话是被禁止的。马蹄用布裹了起来，马嘴上挂了料袋。白求恩知道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已经杀死了所有的狗，怕它们在游击队过路时乱跑乱叫而惹起日军的猜疑。

现在雾在他们后面，夜晚也不如以前那般漆黑了。对于在山区里住了一年的白求恩，一眼望去只看见一片黑黑的没遮拦的平原地，只有几棵树疏疏落落地散布在大道边上，这是一种新奇的感受。◆◆◆◆◆

忽然前面来了一个命令，马队停了下来。话从前面游击队传到了后面：“向右转，离开大道，不要掉队。”

他们一个紧跟着一个离开了泥土大道，在荒无人迹的原野上穿行着。从这儿起日军设下了星罗棋布的据点。游击队熟悉它们的每一个位置。他们带领着骑队迂回曲折地偷偷绕过据点。有时候他们顺大路边走，接着又离开。每走几百码，他们就停了下来，静听着，等候侦察员查看前面的动静。

他们躲躲闪闪地走了几英里地以后，一个侦察员从黑暗中飞跑了出来。一个简短的命令马上从前面传了下来：“下马，躲到树下，不要走动，不要讲话。”他们迅速地移动到树丛里，下了马，蹲在地上，手里抓着缰绳，把马拉在身旁。有五分钟的工夫，白求恩只听见散开在树底下的人们均匀的呼吸声。然后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刺进黑夜，直射天空，照亮了前面一百码地方的一条大道。这是一条不断有日军巡逻的与铁道交叉的公路。大地震动了起来，接着是熟悉的轰隆轰隆的声音，转眼间一辆敌人的装甲查道车缓缓地驶了过去。

查道车一走过，他们就准备越过公路。他们上了马，紧张地等候着，等信号一发出，就刺了马腹，飞快地越过了公路，在那一边的平原上重新集合在一起。一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铁路和公路交叉的地方。这儿，蓦地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横贯河北的封锁线。

骑队刚停下时，白求恩什么也瞧不见，渐渐地他瞅见一条雪亮的钢轨，横在他五十码前面的地方。

这次会合的时间算得准极了。他们一下马，左边的公路上便出现一个黑影子，朝着他们飞奔过来。这人就是李士，驻在当地的八路军指挥员。他向护送队队长敬了个礼，然后低声报告横越工作都布置好了。

整整一夜，李的部下警戒着附近地区，监视敌人的行动，并等待着医疗队。在和护送队队长谈话时，他部下的两个战士飞快地从黑暗中跑了出来，监视着大路和铁路交叉的地方。路口两边，约在四、五十米外，其他游击队员在那儿架起了机枪。还有一些游击队员顺着铁道散开了，象一丛丛矮树似的蹲着。

白求恩可以辨出几英里外有一座庞大的建筑物，黑漆漆的，象一个大工厂。“那是敌人的一个堡垒，”李低声说。“日军的营房就在那儿。往南……”他指着相反的方向。“那个是火车站。”隔着同样的距离，白求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车站，它被窗子里的灯光照得轮廓分明地呈现在地平线上。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上了马。医疗队沿着大道排列着。护送他们的游击队已经沿着铁道向南北两面散开了。他们的任务到封锁线便完结了。再过去，医疗队只带着一个向导继续前进。

白求恩四下看了看，最后点了下队伍，又向那两个指挥员敬了个礼，接着用膝盖夹了一下他的骏马缓缓前行。他们在两行游击队当中穿过了铁道，在黑夜中疾驰而去。

天亮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这是冀中一万个村庄中的一个典型的村子。村里的人照料着他们的牲口的时候，他们在那些一堆一堆的土黄色的茅屋里睡了起来。夜间，他们又出发了。目的地是河间城，有一万五千人的八路军一二○师师部的所在地。一连三天，他们躲藏在沿路的村子里；一连三夜，他们在掘有阻挡敌人坦克及其他车辆的沟渠的大路上走着。白天，日本飞机在村子上空低低地飞过，寻觅着游击队。有两次，他们被几英里外日军据点发出的炮声所吵醒。村里的人似乎已习惯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爆炸声。他们耐心地等着炮火平息下来，接着又继续干活。

第四天早晨，医疗队到了河间城。他们发现这儿完全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十五英里外就驻扎着敌人的部队，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关镇定地进行着工作，随时准备好一接到通知就立刻进攻或撤退。

在师部里，李师长设宴欢迎他们来到冀中。然后全村的人都参加了一个当地专给前线部队表演活报剧的剧团的演出会来欢迎他们。

这出戏是在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大院子里演出的。戏台是木头做的平台。观众坐在板凳上。这出戏对白求恩说来将是一次不平常的经历。

刚一开演时，白求恩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出戏。随后他抓住了董的胳臂。。即使用不上他已经学会的那点中国话，他也早就很容易地认出了剧中的“主角”。那就是他自己。“主角”留着胡子。他是一个医生。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土。在开始的一幕中，他向前线一个游击队队长介绍自己说：“我就是白求恩大夫。我是来照顾伤员的。”◆◆◆◆◆ 底下简单而生动的几幕是关于这位医生主角怎样创办新的医院，把游击队队员训练成医生和医务人员，以及创建在前线工作的流动医疗队。最后一幕演出了三五九旅在广灵和灵邱之间公路上伏击战的实况。在这一幕里，白求恩把医疗队领到靠近火线的地方去工作，游击队一面冲出戏台，一面叫喊着：“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这出小戏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演员们笑容满面地鞠躬谢幕，然后假装的白求恩走到了戏台边上，宣布真正的白求恩在场。观众当然本来一直就知道这么回事，这时候全站了起来高声欢呼。在“白求恩！白求恩！”的喊叫声中，董把受窘的白求恩领上了戏台。

“同志们，”白求恩慢吞吞地用中国话讲着，讲的时候常常停下来琢磨恰当的字眼，“这是我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我对于我能够在照顾我们的伤员上面出一份力气觉得十分骄傲。加拿大和美国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支持着你们的反帝斗争。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和战斗。我将和你们一起工作、战斗到我的生命停息为止。”

这确实是他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因此董嘻开着嘴，觉得有加以翻译的必要。他一讲完，台下的观众便不断地高呼起来：“再会，白求恩”，“万岁！白求恩万岁！”这是专门对伟大的民族领袖发出的欢呼。

白求恩在台上用传统的方式回答：“再会，同志们……”

五十

现在不管他去什么地方，有关他工作的故事总比他本人先到。

举一个例说吧，有这么一个伤员和石头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他正从一个设在一座小庙里的后方医院走出去，他注意到一段台阶的最后一块石头不见了。他跳了下去，然后转过脸对着后面的护理员。“你跳下去行不行？”他问。

那人轻松地回答，“当然行啰。”

“可是复原的病人——他们跳下去行不行呢？”

护理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搬了一块大石头把缺的那一级补上。这件事和下面一句白求恩的名言一起在医务人员中流传着：“在照顾伤员时，决不要见石不搬。”

又有一次，一二○师某后方医院里抬进了一个名字叫徐志杰的有名的连长。六个小时以前，他领着部下英勇地向敌军冲杀，现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在一次时间很长的手术中，白求恩替他缝合了十处肠穿孔，输了好几次血。接连一星期，他每隔两小时去探望徐一次，不让别人喂他饮食。医疗队出发到另外一个火线去时，他把徐放在一副特制的担架上带着走。有二十八天，徐在白求恩的亲自照顾下，跟着医疗队从一个战地医院转到另外一个战地医院，一直到后来白求恩认为他差不多快好了才被送到后方。徐离开的那天，他紧紧抓住了白求恩的手，消瘦的脸上充满了感情，一面说：“你是我的亲生父母，白大夫。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但是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只有以后再去杀敌人来报答你了。”

在他提倡公共卫生的一个村子里，他遇见一个老头在街上哭泣着。“你为什么哭啊？”他问。

“死了人哪，”老人回答。

“什么人？”

“我的小孙儿。”

“在哪儿呢？”

“在那里头。”老人指了指他的家。

在那间茅屋里，白求恩和董发现一个九个月光景的死婴，一看就知道生了痢疾病死的。婴孩旁边坐着一个年青的妇女，她也在哭，怀里搂着一个四岁的孩子。

“这娃娃死得可惜，”白求恩说。“但是我能够把那个小孩缝好。”

“缝什么？”老人在他背后问。

白求恩用手托住孩子的下巴。原来小圆脸给缺嘴破了相。

“那怎么缝？”老人问。“这从来也没听说过的事儿。”

“他会缝，”董说。

“他就是会缝，我们也没有钱。”

“我们不要钱，”白求恩和蔼地说。

“还得要药，我们买药也没有钱啊。”

“我们给你们药。我们部队上的医院，看病不要钱的，”白求恩重说了一次。◆◆◆◆◆

最后，那妇女眼泪汪汪地同意了。白求恩在他的流动手术室里给小孩子动了手术。几星期以后，从前线回来路过那村子，他又去看望那老头和小孩子。

孩子的祖父和母亲看见他，高兴得了不得，喊着：“你瞧，他的嘴治好了”，并且一面道谢，一面把一包食物塞给他，硬要他收下。他仔细检查了小孩，手术很成功，他也觉得高兴，他说：“谢谢你们的东西，不过给老百姓治病是不要钱的。”

有一次，他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去，当地驻军的指挥员预备了一桌酒席来欢迎他。当他被领进饭厅，看见盘盘碟碟热气腾腾的大鱼大肉时，他沉下了脸，露出不快的神情。指挥员大吃一惊，问他是不是菜做得不合口味。他回答说：“你们拿我当客人看待了！我不是客人。我是一个八路军的医生！”游击队和正规军自豪地传颂着这个故事：他是他们的近亲，不是有一副恩人面孔的远亲。

又有一次，这是在一个后方医院里，他发现大多数的病人都患着极厉害的疥疮，他查出来这是消毒不周密的结果。虽然他本来只打算视察一天，但是他一呆就呆了三天。他每天吩咐护士烧一大盆一大盆的热水，把病人领到院子里，由游副部长帮着，给他们洗澡，用硫磺药膏搽他们的身子，同时让人把他们的衣服被单等消毒干净。他这样利用示范教会了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如何对付这种皮肤病以后，就在他们中间组织了一个医疗组，到其他的医院去推广同样的治疗方法。“对于一个医生，”他对他们说，“没有任何工作是不屑一做的。同时对于一个最低级的医务人员，只要他全心全意地去努力学习和工作，将来有一天没有任何工作是他做不了的。”

同样的精神贯彻了他所发动的实习周，这是他给晋察冀的医务人员以集体的实际教育的一个运动周。第一个实习周是他在常峪举行的，军区的各医院派来了二十名代表。参加的人中间有方大夫、古大夫和战地医疗队的人员。虽然他有一个手指在开刀时划破而发着炎，同时又害着扁桃腺炎，他依然每天使这些人忙得焦头烂额。

一天八个小时，他讲解着内外科的基本问题。另外一段时间是用来让各医生和实习生轮流着做医院里的各种工作。因此，方这一天擦地板当护士，过一天又当手术助手。古大夫，虽然他是旅卫生部的部长，也花了一课的时间替三十个病人剪指甲。晚上睡觉前，参加的人仔细地研究一天的笔记。一周完了以后，他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医院，领导他们自己地区的卫生工作人员展开类似的实习周。照顾伤员的技术就这样从白求恩传到了高级人员，然后再进一步传到护士和护理员那里。“白求恩教了什么？”在卫生工作人员当中成了一句口令。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也许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这是聂司令员谈起他的。聂司令员得到报告，听说白求恩只要有伤员抬进来，就昼夜不息地给他们动手术，他着急起来了。在五台山的一个战役中董打电报报告聂说白大夫工作太累，气色很不好。他已经有四十个小时没睡觉了。战斗还在进行，聂就命令白求恩到他的司令部去。

白求恩有些忍不住了。“难道这个会议不能等一等吗？”他问聂。“现在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有许多的伤员。”

“你有多久没睡觉了？”聂司令员问。

“你就为这事把我从医疗队里叫开吗？”白求恩大为生气，一转身就要走。

聂假装生气板起了脸。“你是我的部下，”他说，“我命令你去睡觉！”聂司令员用手指着一扇门。“那个房间里有一个炕。你到那儿去睡，在我没有允许你以前，不许离开。这是命令！”

白求恩大踏步从聂身边走过，进了那间房间。现在聂满意了。他坐了下来，捡起一本书，在白求恩的房间门口外面把守着。半个小时后，他想进去看看白求恩，看他是不是盖得好好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向里面望了一眼。

白求恩仰起头看看他。他坐在炕边上，抽着一根烟，满脸怒色。“当伤员在等着的时候，这样命令我休息，我也是不能好好休息的，”他说。

五十一

3月带来了和暖的风、春天快到的景象、白求恩的生日、更多的战事。

新年以来，他走遍了冀中军区的六个分区，巡视着各后方医院。2月间，他在冀西的山岳地带走了四百英里地，然后到了冀中平原。现在有二千名以上的伤员分散在各医院和村子里，每个村里平均住着五十到二百名伤员。◆◆◆◆◆ 他在3月1日的日记上写着：

这儿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十九岁到二十二岁的“医生”，其中没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或是进过一个现代化医院或医科学校。护士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农村男孩子。但是这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材料，而我们必须尽量善加利用。他们很想学习，把自己提高。他们不断要求批评他们的工作。我虽然常常因为他们的迟钝和医学知识的缺乏而生气，但他们的单纯、他们对学习的热诚、他们中间真正的同志关系和忘我精神最终使我息气……

他在3月2日的日记上写着：

国民政府使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自从汉口陷落，政府在重庆建立以来，政局日益恶化。一个实质上独裁专制的政权又一次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了。3月3日，日军突然向河间根据地附近进攻。白求恩当时正在那儿。从黄昏到深夜，伤员接二连三地到来。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当白求恩醒来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生日又到了。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上写着：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的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是在早晨六点钟上的床，从昨天下午七点钟起我一直在动手术。在四十个重伤员中，我们做了十九个手术。我们先给伤比较轻的伤员上药，然后给那些马上需要动手术的人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锯治头颅碎骨手术，两个截断大腿手术，两个缝合小肠穿孔手术，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碎骨伤手术——其余的是比较小的手术。在我动手术的人中间有两个日军的伤员。以前有好几次，我们也都用我们给自己伤员的那种照顾来对待被俘的日军。在一个后方医院里，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像。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况，信中还附着那张像片。

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五十具尸体。

我们缴获了四十支步枪。我们损失了四十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支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现在日军开始了他们的望眼欲穿的进攻，白求恩在过生日以后一星期，领着医疗队在吕汉的一场激战中投入了战斗。战斗继续了五天，这时候日军打到了师部所在地的河间城。以后的一个月中，战火燃遍了平原地带。白求恩走遍冀中，从一个危险地方跑到另一个危险地方，在火线附近动手术，组织临时救护站，给后方的医生又举行两次实习周，并为贺龙司令员和东北军吕正操司令员的部队就地建立了几个战地医疗队。

八路军的师部已经从河间转移到四公村，白求恩也在那儿建立了他自己的根据地。敌人突然在黎明时向那个村子发动了一次攻势。在日军从村子北口开入的前十分钟，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出了南村口。

对四公村的攻击只是日军攻势的一个尖头，攻势的主要目标是五英里外的齐会村。医疗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抵达了齐会。村外有一座小庙，庙前的空地上躺着二十来个伤员。他们是七一六团在一英里外和进犯的敌人接触时的第一批伤员。

负责伤员工作的是一个姓金的矮矮胖胖的年青人，他是七一六团的卫生部部长。他看见白求恩来到，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要马上把话传到前线，说你在这儿，”他一见面就说。“战斗非常激烈，伤亡一定很重。”

小庙作为临时病房。庙里四周都绷上了白布，当中挂着一盏煤汽灯，嗡嗡地响着，投射出暗淡的光。一阵从被炸的村子那儿传来的烟火和火药味跟着血腥味一起飘溢了进来。脚夫的草鞋无声地穿过砖地，运来了准备在灯光下安装的手术器械。

担架员整天穿流不息地把伤员从前线抬来。护士收下新来的人，把他们有秩序地放在空地上，给他们登记。护士登记完以后，接着林大夫给他们作初步治疗，并挑出应该先动手术的人。在庙里，除去吃饭或五分钟的休息以外，没有一个人离开手术台。

到了早晨，他们还在动手术，伤员也还在不断地来到，随后从贺师长那儿得到消息，说将有更多的战斗。同时贾护士走到了手术台，吞吞吐吐地说了些白求恩没听清的话。“你说什么？”他问。她那和蔼的圆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嘴唇颤动着，她犹豫地说：“没有绷带了……没有防腐剂了……”◆◆◆◆◆

白求恩赶紧就找金商议。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就近弄到绷带和防腐剂？金沮丧地摇摇头。

白求恩不用防腐剂又动起手术来，同时护士们收集起一块一块旧的绷带，用烈性肥皂洗了。

夜晚又来了，可是他们仍然无休无止地工作着。在手术台的一头，董向下直视着一个接一个的病人的脸，好象受了催眠似的。游跌跌撞撞地走出小庙，疲惫不堪地倚着墙，林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除了白求恩有时候开口要什么东西外，没有一个人讲话，他的下颚一动也不动，间或停下来擦擦模糊了的眼镜，揉揉充血的眼睛。

第二天的傍晚，日军又开始炮轰村子。一连五个小时，炮弹落在离小庙越来越近的地方。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围着手术台工作的时候，脚下的土地不停地震动着，直到后来把他们弄得厌烦透了，气得咒骂起来。到了半夜，一个腹部手术快做完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到了空地外面庙墙的附近。一股股的热风震破了纸糊的窗户，吹进庙内。煤汽灯吹灭了，榴霰弹爆炸开来，沉重地打入了外墙。

有人把煤汽灯又点上了。白求恩急忙看看失去知觉的病人，四下望望其他的人，问道：“大家都没什么吧？”他们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一口气也不透，接着都苏醒了过来……可是没有董。“董哪儿去了？”白求恩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发现那位翻译弯着腰在看角落里的医疗箱。“董，你没有什么吧？”

董慢慢地站了起来，转过身子，两眼惊愕地瞅着手中的纱布和麻醉药听子。他走到手术台，抬头看着白求恩，哭丧着脸说：“空了……最后的一听……麻醉药都用完了……医疗箱里一听也没有了……”

他们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炮弹在他们头顶上呼啸着。手术台上，可以听得见病人短促的呼吸声。白求恩问道：“你确实吗？”董让空听子从他手中落到砖地上。“没有了，”他说。

白求恩走回手术台，深思地望着病人皱着的脸。“在麻醉药的药性过去以前，我们可以让他离开手术台，”他说。“其他的人就没有他幸运了。”

白求恩迅速地把手术结束了。当伤员抬出去的时候，他才发现金一直在他紧后面站着。“你等什么？”他问。

“白求恩大夫，”金严肃地回答，“在这儿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要是你给一颗炮弹打中，而我在你旁边，那么我也会炸死。那样的话，人家可以正确地责备我不劝你离开，可是没有人能够说我自己呆在安全的地方，却把你扔在危险之中。”

白求恩疲倦地笑了笑，亲热地把肩膀靠着金。“和我在一起吧，同志。我从来还没有给炸中过哩。”

下一个战士抬了进来，他是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大腿和小腿里都有弹片。其他的人用从医疗箱里拿出的绳子把他捆在手术台上时，白求恩温柔地和他谈话，琢磨恰当的字眼使他对严峻的考验有思想准备。接着他用眼睛警告手术台一头的董，看了看其他的人是否紧紧按着战士的手脚，然后一刀向大腿切了进去。战士大叫一声，昏厥了过去。贾虽然受过许多手术室的磨练，这时也把头扭了过去。

十四个其他伤员相继从空地抬到了手术台上。一连十个小时，白求恩不用麻醉药以飞快的速度给他们动着手术，而在同时机关枪火一会儿逼近，一会儿又向远处移动，炮弹不停地震撼着小庙，最后，曙光终于透进了破碎的窗户。

白求恩用冷水泼在脸上，然后走了出去，摇摇晃晃的，眼睛给太阳照得直睁不开，这时候已是早晨九、十点钟光景了。敌军已经在一英里外的小麦地里消灭掉了。他在六十九个小时里替一百一十五个伤员做了手术。

他在空地上站了一会儿，望着下面大道上最后一个担架队向着南面的后方医院走去。在右面，齐会村成了一片废墟。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烧焦了的人肉味、火药味、烟火味，部队上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在小庙前面走过，搬运着战利品。又是一场战斗结束了……◆◆◆◆◆ 五十二

齐会的胜利鼓舞了保卫冀中的军民，把敌人弄得狼狈不堪。但是日军司令部又调集了增援部队，用它们来包围河北大平原，在坦克和飞机的强有力的掩护下，一英里一英里地再度进犯。城镇一个接一个地陷落到日军手中，大部分后方医院也随之而丧失了。到7月间，白求恩和医疗队撤退到宋家庄，在那儿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后方医院，它还是设在一座小庙里。在这儿，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写他的游击队医疗手册，董嚷着闯进了他的屋子：“郝尔小姐回来啦！”

白求恩冲到门口，向外看了看，又走了回来。“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把她带进来？”

董咧着嘴高兴地笑开了。“她本人不在这儿。但是托她买的药品器材，她让我们的几个战士送来啦。这是他们从她那儿带给你的信。”

屋子外面，其他的医生聚集在两匹驮骡周围，兴奋地叫喊着，骡子上装着特别护送队运来的药品器材。他们把东西从牲口上卸了下来，一面兴高采烈地彼此拍着背，一面在白求恩的桌子上打开一包包的药品、麻醉药、防腐剂，随后白求恩才想起了那封信，连忙把它拆开了。

信上写着：

亲爱的白大夫：

你们走了第二天，我按着计划去北平了。去的时候，和每次一样，都很顺利的。两天之后，我便在这座东方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里了。可惜你没有来，不然，我可以担任你的向导，到各处名胜的地方去游玩，你一定会很愉快的，我想。

到北平的第二天早上，我拿着你的药单子，到王府井大街一家大药房去买，他们看我买这许多药，都不肯卖。因为敌人防止占领区的物资，特别是军用物资流到这儿来，其中包括药品，没有敌人当局的证明都不准卖。零买是可以的。但是，我如果一点点零碎买来，买到你所要的数量，至少要半年时间。

幸好，我这儿有一个开医院的朋友，他是我们北平的教徒，请他用医院的名义开了单子，我又到王府井那家药房去，才算买来了，不过有几样东西没买到，现在缺货……那几样东西我第二天在哈德门买到了，那儿有一家德国拜耳药房……跑了两天，我实在太累了，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听到我把你所要买的都弄到了。对你能有些帮助，我是很高兴的。

第三天我才开始办教堂里的事，请你不要笑话我，我知道，你一定又会说，我买这些药品和器械就是教堂的事，就是给上帝做事。我不反对你这种说法。我算是被你说服了。这就算是教会事业的一部分吧…

你要我去找的那几个朋友，我都去了。他们知道你在这边的消息，开始是惊诧，继而是喜悦，最后是想能够见到你，谈一谈，甚至詹姆士还想跟我一块来，他想参加你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我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同意，这边也没有准备，我答应他下次来北平的时候，再带他进来。

信接着又说她回来的途中如何通过日本宪兵和伪警的检查，如何告诉他们那些药品器材是给教会买的，以及她沿途在敌人占领的村镇过夜的情况，最后她又如何回到了解放区和八路军派来的人见了面。信上继续说：

三分区派人来问，药品是不是可以先交他们转给你，我本来想亲自点给你，告诉你经过情形，可是你东西南北跑得那么远，那么快，要找你是很不容易的，教堂里的事也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时间离开。就写这封信给你。附上药品的清单……

我想我已渐渐了解你的工作的意义。因此，我很乐意分担你工作的一部分。这是神圣的工作。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事，我情愿多做。让那些法西斯卑污的灵魂，早点受到上帝的惩罚。诚如你所说的，这样才是耶和华真正赐给他的子民的福。

今天晚上，我在上帝面前为你祝福。

你的忠仆郝尔

◆◆◆◆◆

白求恩看完信，转身向着董。“你知道，董，”他沉思地说，“在基督徒当中有这么一说：每当一个灵魂得救，天上就欢腾鼓舞。今晚我在地上欢腾鼓舞，因为我们的军队得到了一个顶呱呱的新兵——郝尔小姐。她来到中国为了使人们信仰上帝。可是作为一个教徒，她自己反而成为我们的军队的信徒了。这多有意思，”他笑了笑，“我们的军队使天国和人间更接近了！”

一星期以后，敌人打到了宋家庄。在村子数英里外，一支游击队抵挡着进攻的敌人，这时白求恩正在小庙里给抬进来的伤员动手术。接着有话传来说我军正在退却，必须撤出村子，同时一颗敌人的炮弹落在庙前的空地上。这个小庙医院的一堵墙倒塌了，屋顶陷下了，但是等到烟雾尘土消散后，却一个人也没有受伤。一小时后，战地医疗队离开了宋家庄。

现在，敌人的装甲部队在他们背后推进着，他们向西朝山岳地带撤退。在沿路的村子里，他们集合着从撤守地区的后方医院转移到老百姓家的伤员。在冀西的山区里，他们就安全了。但是在到达安全地点前，他们必须通过白求恩在2月间偷越的日军封锁线。

能行动的伤员都打扮成了老百姓。不能行动的，都藏在农民的大车里，上面盖了草。他们一共把一千个伤员偷运过了封锁线，经过日军占领的城镇和堡垒，进入了五台山区。等最后一个伤员安全地过了封锁线以后，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跟了过去。

回到了五台山区后，白求恩又把伤员疏散到村子里，同时做2月份以来战地医疗队的工作总结。现在是1939年7月。自从那晚他越过封锁线到冀中去，至今已有六个月了。六个月的战斗，急行军，战斗沉寂时的训练班，一个接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然后是败仗和撤退。

他给聂司令员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苦闷和愤怒：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国民政府和国外的援助？

想想看：这儿有二十万军队，有二千五百名伤员经常住在医院里，去年一年打了一千多场仗！而要应付这一切，却没有药品器材，仅有的只是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五十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一个外国人！

五十三

在冀西，白求恩现在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万分困难的局面。

延安方面终于传来了国际援华委员会曾一直从纽约给医疗队汇款的消息。宋庆龄也从南方设法运送了一批药品进来。但是纽约方面的款项仍然常常在途中被截住或耽搁，还有谣传说宋庆龄在重庆当局指令下被软禁在家里。国民党的封锁逐渐变成了军事包围，有消息说郝尔小姐的教堂已被日军烧毁了。

以后药品器材从哪儿来？医务部门怎样才能应付新形势下的要求呢？通过齐会的战斗，以及动手术不用防腐剂和麻醉药，通过日军在冀中的进展，以及他们目前向西对五台山区的进犯，白求恩终于得出了一些结论。8月间，他到聂司令员那儿去，把这些结论摆在这位晋察冀的军事首长面前。

“过去六个月当中，”他开始说，“我已深深感到晋察冀的医疗机构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能够在现有的原始物质条件下建立起模范医院的。我们的战地医疗队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前线替伤员动手术，救活许多生命。但是单靠这一切在今天是不够了。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一个战地医疗队，甚至六七个战地医疗队也不能担当起我们面临的任务了。”

聂司令员一直在踱来踱去，做着迅速的、紧张的手势，这时候坐了下来，一面用手指敲着桌面，一面仔细打量着白求恩。

白求恩继续说，这场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前面还有好多年的战斗，军队也将随着越来越庞大。一大部分的战斗已经开始转移到晋察冀来了。一个外国人，不管他的经验多么丰富，加上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可能不可能继续做需要数千个受过训练的人去做的工作？非常明显的，不可能。◆◆◆◆◆

不仅如此，还有国民党封锁这个问题。他们把中国其他地方和国外友人给晋察冀的援助也切断了。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及早解决有训练的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的问题。

“你建议怎么办？”聂殷切地问。

“最近几个月来，我时常考虑这个问题，”白求恩说。“特别在冀中有战事的那个时期。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做出一个为目前以及为长期需要打算的计划。我们一面在前线继续使用战地医疗队，一面必须开办一个新的卫生学校，采用计划周密的课程，来造就出一大批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护士。我深信以速成的方法训练成千成百个真正熟练的医生在今后将比我们战地医疗队能做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们现在经常有二千五百名伤员住在后方医院里。我们有二十万部队。我们有一千三百万老百姓。一年以后，我们将有更多的伤员和更多的部队。如果我们的卫生机构得不到受过训练的人员，我们就等于没有卫生机构。不管我们还能弄进多少其他的外国医生，他们永远不能替代受过训练的本国人。

“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突破封锁，在最近几个月内设法运一些药品器材进来，同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合作工场，准备在当地至少制造出几种主要的器械和一些简单的药品。”

“问题是，”聂思索着说，“怎么去弄经费和物资来推行这个计划。”

“办法只有一个，”白求恩回答说。“我必须坐飞机去美洲一趟。我认识到，我必须亲自去弄到我们需要的经费、药品器材和助手……然后由我亲自把它们运进来。这事只能由这么一个人去做：他曾在这儿工作过，能够报道真实的情况，同时还要能够进得来出得去。针对着我们的需要，我已经为一个新的医院、一个新的卫生学校以及大批的医生和护士的训练问题拟就了一个五年计划。我估计过，连创办带维持这些机构五年，我们有五万美元就可以了。我以前为西班牙的医药援助募集到的钱比这个还多。我相信我在两个月当中，就能够在美洲募集到这个数目。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目前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

有好一会儿，聂坐在桌子旁一声不响地沉思着。随后他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我们必须和延安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我个人实在很难同意你离开——虽然只有几个月。”

最后的决定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作出的。雨季来了，每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山区和平原到处一片汪洋，战斗因而也沉寂了下来。白求恩就要离开边区去外面的世界了——如果国民政府不留难，由重庆坐飞机，不然，经过越南走陆路。他要在加拿大和美国住两个月，公开募集医药援助，然后回来实现他给聂司令员讲的那个计划。

但是启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要照顾从冀中战斗下来的一千名伤员。其次是建立新的后方医院，训练医务人员，给战地医疗队在他返美期间的活动做一些准备工作。雨仍是下个没完，天气变得又热又闷，这期间他写完了他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接着又完成了一本关于游击战争中医疗工作的特征的较短的著作。另外还得筹办第一批制造外科用的纱布、夹板和假腿的合作工场。

那时候是9月中旬，他的行期已经定好是下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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