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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0日  星期日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萨拉齐的救灾工作
 
  1929年夏天,我搭当时的“蓝色快车”到北京,然后去绥远萨拉齐。这段路程很长,需要坐4天火车。就在去的途中,我第一次遇见埃德加·斯诺。我们的火车包括无顶的货车,旅客们都拥坐在地板上。连年内战,使机车和车辆保养不善,行驶了一天一夜才到张家口,在那里停歇了很久,并在车尾挂上了一节官用专车。
  在北京时,一次尘暴过后我患了红眼病,发炎很厉害。离开北京后,遇上了大暴雨,雨水顺着破裂的车顶流进车内。在一次长时间的停车时,我在站台上散步让衣服吹干,我穿着揉皱的卡其衬衫和短裤,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当我看到从站台上的一群农民当中走出一个身穿雪白的外套、衬衫、短裤和白色长袜的外国人,我是多么惊讶!他看见我后,走过来谈话。我也向他打招呼,他以为我是白俄,说:“你英文说得很好。”我讲了自己是谁以后,他邀请我到后面的贵宾车厢去,说他是铁道部副部长的客人,在做一次考察旅行,他去询问是否可让我上他们的车厢,那里还有一间空包厢。但是,胡副部长看了我一眼,断然拒绝了。于是,我乐得回到难民中间,席地而坐,直到半夜里抵达萨拉齐。
  那时,我还不能说普通话,只能讲几句上海话,所以不易找我的去处。但是,车站上一个人有一辆大车,他向我要了车钱,把我直接送往当地仅有的几个外国人所住的地方。这便是灾荒救济委员会的总部,设在瑞典差会内,人们按传教士的名字称呼这个地方为“奥伯格”。与看门人费了一番口舌后,才让我进去,当夜就睡在门房的一张桌上。
  次日早晨,我在外面的街上买了一些锅饼当早点吃。然后,进屋去见O·j·托德,他是华洋义赈会的工程主任。他显然很高兴见到我,喊道:“你终于来了!我一直在等你。听贝利说你快来了,可是你走了这么久才到。好了,开始吧,干起来。我要你去竖一行电话线杆。你负责这件事,把线拉到齐苏门安村,再拉到磴口,我们将在那里修水渠的进水口。你在那里的工作是帮助修进水口,在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拉电话线以便联系。现在时间很宝贵。大卡车正在外面等着。那里有一些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将帮助你挖柱坑,把电话线杆竖起来。好,开始吧!”我听后立即出发。
  这项工程是从黄河到黑河,穿越平原,修建一条80里长的水渠。雇用了约4万名逃荒的难民,但工作人员大都是志愿参加的。他们来短期工作一段时间后便离去。参加这项工程劳动的难民每天可得到三、四斤(15-2公斤)粮食,多半是小米或高梁,视所挖土方而定。这够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全家的了。粮食由救济委员会在中国的东北收购,经铁路运至绥远。我们挖坑,拉电话线,拉得不很直。让大学生动手干这类活可不容易。当托德——他们叫他“全能托德”——过来看时,向我嚷道:“这弯得像一条狗的后腿。”我说:“那,对不起,看来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电话线在乡间拉得很长,从萨拉齐算起有许多公里。最后,我们把线拉到了黄河上磴口的进水工地,并开始在那里建立仓库。
  萨拉齐当时是在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势力下,国民党的统治薄弱,土匪横行无忌。官员们还鼓励种植鸦片以增加税收。整个萨拉齐是个十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人口由于饥荒而猛增到原来的3倍,达到10万人。逃荒的难民从远处的农村前来求助,但许多人因路远只是卧在路旁死去。难民们受命把死者扔时城沟内掩埋——垂死的人料理已死的人。基督教的某差会设立了一处施粥所,每天供应一餐。许多难民往往在周围坐上几天,有了力气再去干活儿子。荒村里的木料被掠夺一空;家畜被偷或被宰掉;妇女被卖给人贩子,将运到南方;男人、老妇和男孩则依仗施粥的善举而苟延残喘,直至大多数人死去,被扔进城沟。此种情景令人难忘。
  西北的旱灾持续到第二年。大片土地转入巧取豪夺的地主和长城以南至黄河一带的外乡人手里。天主教会只花够买一点粮食的代价便取得了一块块土地。粮商靠出售从东北购进的救济粮赚大钱。一行行憔悴饥饿的人们木然伫立,而国民党部队吃得好,身体强壮的精兵,吹号扬旗,行时在街道上,两者形成生动的对比。为了使来方的官员不觉得刺眼,当地政府下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但这只能更加发人深思。我在萨拉齐的经历对我是一次教育,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面,懂得了旧社会的车轮是怎样运转的,我认识到中国的农民一旦团围绕着他们向往的任务而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
  工作了3星期后我回到上海。消防处的处长严厉批评我说:“你有什么必要到那儿去!你本该休假!休假就是休假,不是去做那样的赈灾工作!简直是荒唐!”我没有争辩。因为我十分懂得这一经历对我的意义。4万名难民在水渠上边劳动边喊唱,令人难忘。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光着身子劳动——他们仅有冬衣——那情景令人鼓舞。
  我回来后又过了几个月,听说有一、二千难民——都有是绥远灾区来的孩子——已送到上海,正由红十字会照料,并将为他们找工作。我向一位当工程师的朋友谈起这消息,他说:“我想去那里认领一个孩子,我独自生活腻了,我想收养一个。”于是,他进行联系,约定了日期,我便同他一起到红十字会的难民收容所去。他已付了60元,办妥了收养一个孩子的文件。但是,他们领来了两个孩子,说:“选一个你喜欢的吧。”其中一个孩子长得较高,营养很好,相当俊秀。后来知道他原是一度掌管该地区的一位清朝官员的孙子。他家里很有钱,但有人排除了他分享遗产和家业的权利。不过,我和我的朋友当时都不知道。另一个孩子出生在毕克齐的农家,14岁,农民模样,面容憨厚。我说:“让他失望地回去,太可怜了。好吧,我认领他,把他送到我的一个朋友家里照管,由我负担他的生活费用。”我就这样办了。1930年1月,我办完了收养手续,为段如梅(后改名段士谋)付了60元。后来给他改名叫阿兰,因为绥远一度是阿兰人的国土。我把他送往电力公司一位工程师林福裕的家里,照管他一年。他从寄宿的学校里回家过周末。我经常带他一起到乡下各处去,也作远程的旅行,其中一次是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前不久的东北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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