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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0日  星期日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与阿兰回新西兰
 
   1932年3月,我带阿兰回新西兰。他看到澳大利亚那许多港口,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搭船去新西兰需要22天,沿昆士兰海岸,经凯恩斯、布里斯班到悉尼,再搭4天船才到新西兰。当时,阿兰还在学校读书。英文不很好。我们来到了克赖斯特彻奇市郊,我们在韦斯科特的家,我父亲在那里有一个小牧场,安度退休生活。一天,我对阿兰说:“这里有3个英镑,你自己去买一辆旧自行车。你沿着这条路走,到转弯处停下来,然后搭电车到下里卡顿。那里有一家自行车店,或许有旧自行车卖。你瞧着办吧。”三、四个小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回来了,他说:“他们不愿像上海那样讨价还价。他们说了一个价,我说了一个价。他们说不行,这里只有一个价。”但他还是买了一辆。按钱数看,这辆车相当便宜。他从此行动方便了。他还学会了开汽车。我们家里有两辆老式的罗弗牌汽车。过去是我的兄弟用的。他能开其中的一辆。一天,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你家里是否有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是否开一辆罗弗车?请告诉他,亮红灯时该停车。亮绿灯时该前进。还有,他有执照吗?”我说:“我想他没有,不过,这事交给我来管吧?”他说:“是啊,还是管一管吧。明天带他到县里去办个执照,也许他会开得好些!”这算是相当客气了。当时在新西兰,早年的反华人情绪还没有完全消失,仍留有残余。真正使之消除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新西兰人意识到这保住了新西兰不受占领。因此,中国比以前大有面子了。但在1932年,新西兰老家的朋友们把我们视为老移民。其中一个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他对她不得不照顾家里的一个中国人表示同情。我母亲说:“我们全都喜欢阿兰。路易把任何人带回家来,我们都十分高兴。”那位客人是新西兰著名的象棋手。所以,我母亲说:“喔,他会下棋。或许你愿意同他下一盘。”于是,他们就把阿兰叫来。阿兰来后,和这位朋友下了3盘棋,全都赢了。这就使他们对阿兰的看法有所不同了。
  我在新西兰停留期间,回到莫瓦蒂亚的从林牧场去看了一趟。我在韦弗利借了一匹马,踏上了约50公里的土路,听到了清脆的鸟啼声那么抑扬动听,立时心旷神怡。有些移民已经离去。我的老伙伴杰克·史蒂文斯仍竭力在不利的条件下奋斗。“沃里”比中国农民小屋——我指的是单人独住的,气味更大。烤肉和烤面包的那些野营炉仍在地上。水湿透的衣服挂在未抹灰的墙上。山谷里有两位移民不愿同我见面,原因是我带了阿兰回新西兰,而他们很反对华人。我住了一夜,便骑马出山谷,踏上长岭,沿山脊往下去,一眼也不往回看。这里与我在上海头5年中梦想的美景相比,似乎是个邋遢的地方,当然风光之美并非上海的一个特征。
  出山的路止,我看到沃尔特·韦伯现在住在韦弗利镇上一所领养老金者的小房子里。他身体胖多了,目光涣散,显然是怀念他过去酷爱的偏僻牧场生活。他说,他过得很舒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舒服,但他说着说着,话音便变弱了。我们两人都变了,所以没有很多话可说。
  阿兰和我在新西兰旅行了许多地方。这对他是很有益的经历,特别是在提高英语口语方面。对我来说,我很高兴与5年未见的家人团聚一段时间。静静的炉边谈话,苹果和坚果,书与孩子,来访的好友,以及母亲的伟大精神散发出来的芳香,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离开城市,世界充满着自然之美。但回想起来,在新西兰的生活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的对比,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前进的道路。
  到香港后,我们还有写作富余的时间。于是便搭乘一艘小船先去海南岛,接着去越南海防,乘火车到河内。我与一位法国低级军官交上了朋友,他的英语讲得熟练,而且乐于向我详谈他对越南局势的看法。显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如何发展还看不清楚。河内的老一辈店主全都识旧体汉字,新的语言文字还在初创阶段。所以阿兰有什么要求就写出来,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们走马观花看了一阵,又搭船回到香港,从那里乘火车到广州,稍事访问后便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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