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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0日  星期日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上海的地下斗争

 
  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盟友之后,共产党在上海的工作神奇般地继续着,并没有丝毫的中断。他们不顾一切挫败和损失,举办工人夜校,出版书刊,举行示威,保持与中国红军的联系。除了宋庆龄(孙中山博士遗孀)和著名作家鲁迅和茅盾以外,我当年所认识的许多促成救国统一战线的人,现在都已成了名人,如:潘汉年,胡愈之、黄花、田汉、夏衍、李强和因主张抗日而被囚禁的“七君子”。
  在旧上海的那些日子里,“合法的”生意、贩运枪支、治外法权、肥胖的买办、白种人在东方的神话以及帝国主义的门面等等,都受到了威胁。凡是反对这些高级的东西、要求实现有利于人民的变革的热血青年,都会受到迫害和残杀。无论在工人或学生中,青年人都向往革命,几乎一致要求抗日支持红军。当时的青年在思想上完全控制了局面。每逢南京路上有游行示威,店员们便也纷纷上街。在当局的默认和警察头目的积极合作下,白色恐怖深入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南京政府集中力量逮捕上海及周围地方的人。许多人被押解到南京。刑讯逼供,然后送到雨花台枪毙。上海的行刑地点是龙华。杀害共产党、进步人士和开明人士——任何要求变革的人——已属司空见惯,报纸上都已不予报导了。一个外国警察头目说:“中国人当中,我只敬重共产党人。只有他们懂得怎样去死。”其实,这些被他含混地承认了个人品质的人是要生存的,而且要使别人也能够生存。他们为活而斗争,要争取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更充实的生活。因为他们为创造新生活而死,所以他们都不怕死。我在1977年所写的“地下的上海”一首诗中说:
  “啊,歌唱者,来吧,
  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
  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
  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
  因为更加发作的兽性抑制着
  可使人民尽情生活的一切。
  ……
  为此而战斗的革命者忍受着:
  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数以千计
  被屠杀、监禁、拷打,
  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着,
  无人知道哪一夜晚
  他或她将被捕去。”
  我们当时也在那种阴影下生活。尽管对欧洲人给予保护,但外国人一旦被发现在帮助红军,他的命运就很可能与亨利·巴林一样。传说巴林是在1935年因神经失常而自杀的,但据当时最能了解情况的艾格妮丝·史沫莱说,他是被上海的大秘密社团——青帮的职业凶手枪杀的。青帮与公共租界警察的特务部门沆瀣一气。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野蛮行径更变本加厉。日本人一心想打掉外国人的“面子”。1937年日军占领时期,有一次我到杨树浦工业区去,途中看到了一排被俘的中国士兵,有两个日本兵在用棍棒打他们的脸。我喊道:“嘿,别打啦!”他们命令我坐的汽车停下,招呼一队日本宪兵从附近巡捕房里出来。在手持刺刀的士兵们包围下,他们扒掉我的裤子。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一掌,叫我走。我的司机吓得僵坐在汽车里,面如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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