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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

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志同道合
 
  我自己的觉悟也提高了。在与亨利·巴林谈了1929年初无锡处决6名缫丝工人一事后,他开始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拿给我看。巴林多思熟虑,一直在尽力设法实行社会变革。他来找过我一、两次,同我讨论我阅读过的书。此后两年,我又读了大量书籍。我的工作使我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我告诉巴林,我已得出结论,认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显然,我开始得到他的信任。有时,他把一位中国朋友带到我的住所来,要我陪同去杨树浦或去西区的苏州河。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机会做多少工作。我做了他让我做的事以后,他总是说:“这很好,很有帮助。”
  1929年夏季去绥远救济饥荒的经历坚定了我日益加强的信念。其后,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除了我的公务以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在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往事如麻,但都是我参加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一、 三十年代,上海实际上是在青帮——中国的社会黑帮控制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都有。救火员是通过青帮在消防处的代表秦龙泉(译章)招募的,他们必须花钱买职位并听他的话。陆连奎则是青帮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的代表。青帮带头镇压共产党,三大头目是所谓“剿匪司令”,国民党曾授予高级勋章。
  尽管政治气氛使爱国进步的中国人及外籍同情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我感到人们推翻旧制度的决心有增无减。
  1934年,志同道合的人逐渐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这主意主要是汉斯·希伯提出来的。他是德国籍的政治经济学作家,在英文《太平洋事务》杂志发表文章,笔名“亚细亚人”,中文名“希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说,我们应该懂得理论,但她太忙,再说她并不懂。与我同住在愚园路一所三层楼房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克·坎普林(甘普霖)参加了。还有马海德医生,他已被艾格妮丝视为可能争取来参加革命的对象。其他人还有奥地利籍进步女青年鲁思·韦斯(魏璐诗)、海因茨·希普的妻子特鲁德·罗森堡(卢秋迪)、左翼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共琳·魏德迈,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四位女干事塔利撒·格拉克(耿丽淑)、陆慕德、利尔·哈斯(夏秀兰)和邓裕志,麦伦中学的教师曹亮。汉斯·希伯任我们的政治指导,后来,他在山东沂蒙山区新四军工作时被敌人杀死。
  我们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工资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我们讨论中国及国外的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的地点举行。每当使用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的小套房时,我们就找另一个门进入伯尔尼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屋。她完全相信她家的大门是被人监视的。有时,她使用其他人们不大知道的房子,但从不使用我的家作为聚会的地点。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与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使我们不断获得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的消息。一位中国联络员朋友会带来一张江西的大地图,指出蒋介厂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斗争的地方。地下组织还会交给我们一些事情做,或要求我们传递信息,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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