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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2020年1月22日  星期三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我们的艾老
   
    刘庚寅
   
    路易.艾黎同志去世了。人到老年,一般不容易动感情,但每念及他,点点相思泪总是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去得如此匆匆。12月2日,大家刚高高兴兴地庆祝了他的90大寿。国务院总理向他祝寿时转达了邓小平同志祝他活到21世纪的愿望,习仲勋同志也祝愿他活到150岁,但时隔不到一个月,他还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有人称他是“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有人称他是“著名社会活动家”,也有人称赞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但是接近他的人们总愿亲昵地称他一声“艾老”。
    他出生在新西兰的一个小康之家。1927年他来到上海,看到旧中国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不忍离去了,决心抛弃舒适的生活,为中国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他认准目标,头也不回地一千就是60年,直到心脏停止跳动。在这天翻地覆的60年中,他为了让中国人民得到幸福,自己却尝尽了千辛万苦,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汗水。
    他为了专心致志地为中国人民做点好事,不愿有家室之累,因此终生未婚,却收养了不少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孩子和贫苦农民的子弟。他既当严师,又当慈父,不仅教他们文化知识,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我每次看到他当年在山丹头顶皮帽,身穿棉袄,足踏毡靴,怀抱两个他抚养的小孩拍的照片时,总是激动不已,真想向他献上一首“让世界充满爱”之歌。
    我初次见他是在1952年6月,他应邀从甘肃来京参加亚洲与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我对他慕名已久,想像中的他是位风度翩翩的西方学者,但一见面却大出意料,他身材粗壮,头剪短发,穿一身褪了颜色的布衣,一双久经劳动磨练的大手,握手之力令人有点吃不消。如果不是他那高鼻子、蓝眼珠,很容易让人误认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陕北老农。
    和他长期接触中,使我感到他既平凡,又伟大,或者说是寓伟大于平凡之中。他经常谈起40年代初期在山丹创办培黎学校的情景,对他曾开荒和居住过的四坝滩更是怀恋不已。1986年我趁参加新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开学典礼之机,去了一趟四坝滩。那是块什么地方啊!它远离县城,一片荒凉的沙滩,既无村落,也无人烟,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山包。涓涓流水绕山而过,据说是当年艾老率领学生们挖的水渠。山顶上有些断垣残壁,是艾老曾居住过的地方。艾老在这个小山包上看到了中国的黎明,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我在山顶捡了一块陶瓷片,带回来给艾老看,他风趣地说:说不定这就是我当年吃饭的碗呢!
    从50年代艾老迁居北京后,他仍经常到各地巡视,发现问题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他最关心的是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问题,曾不止一次地建议要多栽草种树,严禁乱砍乱伐。他也许知道他的意见小一定被采纳,但他仍毫不气馁地写信给有关部门。直到近年来,长江上游江水不断泛滥成灾,人们才又想起他的预言和忠告。
    艾老既富有,又清贫。说他富有,是因为依靠他的影响和号召,外国对培黎学校的捐款和捐赠物资源源而来;说他清贫,是由于他生活简朴无华。苏菲同志(马海德大夫的爱人)为他织的毛衣,直穿得边破线断,他也不肯买件新的。一位朋友为他做了件棉背心,他竟一年四季都穿着,尽管污迹斑斑,棉絮绽露,也不肯扔掉。不少朋友常想给他买些他喜欢吃的食品或送他一件心爱的礼物,他总是说:还不如省下这些钱,捐给培黎学校呢。1986年夏季有位美国朋友到北京看望他,临别时对他说,到外地参观访问后还要回到北京,再见他一面。他竟说:我劝你别回来了,把省下的路费捐给培黎学校吧!这位朋友只好无可奈何地照他的话做了。
    他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老人,他还是一部活的中国近代史辞典,因此经常宾客盈门,但有时又有些“倔”脾气,甚至倔得让人下不了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喽罗要求他写批邓文章,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两位熟人想通过他的关系到新西兰去留学,他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别想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我的信任和尊重,要我做不应该做的事。1980年他病在重庆,医生向北京告急,邓小平同志得知后非常关心,立即指示对外友协派人接他回京。当时我带着对外友协前会长王炳南同志的信,怀着既兴奋又忧虑的心情赶到重庆,但想不到一见面他却严肃地对我说:你们不应该为我的事打扰邓小平同志,他日理万机,你们要珍惜他的时间,让他处理国家大事。我这点病算什么,你回去就说我很好,不需要回北京。这次重庆之行,竟使我自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未能完成组织上交付的任务。
    艾老终于离开我们了。他在遗嘱中还谆谆告诫:后事一切从简,“对于人民费时花钱的做法应当破除”。“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骨灰“待有便人或朋友去山丹时顺便带去,撒在四坝滩的原野上”。对他的崇高品质和无私贡献,我这里愿引用宋庆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艾黎写的一封证明信中的最后一句话,作为对他的评语:“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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