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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
 
(新)  杰克·尤恩
 
    新西兰人因深感其国土面积狭小、地处偏僻,同时常常为了寻求工作的需要,频繁地走出国门。1927年的路易·艾黎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值得新西兰人和中国人们庆幸的是,他选择了中国的上海来尝试他的运气,为新中友谊事业所做的长达60年的工作是他这次尝试的结果。
    可以说,在国外生活了大半生的新西兰人中,没有人在为其自己的国家和居住国做贡献方面比路易·艾黎表现得更出色的。其他那些新西兰人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人们在科学方面会想到路德福特,而在探险方面则会想到希拉里。但是在通过持久不懈、不屈不挠的努力帮助上千万人民重新营造他们的生活方面,没有什么人能与路易·艾黎并驾齐驱。
    在我提供的章节里,我不打算效仿那些论证作家和历史学家。那些精于此道的人会详细介绍路易的日常工作。我希望我关于路易·艾黎对我的生活的影响的叙述会使你们看到一个普通的新西兰人身上所散发的光彩。
第一次听说路易·艾黎的名字是在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那时我可能只有9岁。我现在仍能记得在惠灵顿岛湾学校的课堂上,一位热情洋溢的老师霍尔小姐给我们提到了在中国的路易·艾黎和他在中国人民当中所做的工作。在孩童时代的我看来一个新西兰人生活并工作在中国,这件事本身就已令人惊讶。除了  有时到郊区的中国蔬菜店去逛逛外,我与中国人几乎没打过什么交道。后来,我在学校一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那是一份学校的官方杂志,于是对路易这样一个生活在异地的陌生人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更多的一份敬意。
据我所知,我的老师霍尔小姐与后来在中国享誉盛名的新西兰人凯瑟琳·霍尔小姐并无亲属关系。在30年代时,新闻和广播都不会注意到一个在中国的新西兰人和他所做的工作,他们也不会为此宣传后来导致日本侵略中国的亚洲势态,当时人们首要关注的是欧洲和希特勒的威胁。于是我从埃德加·斯诺的作品中更多地了解了路易·艾黎,尤其是从堪称有关中国革命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这本书中。埃德加·斯诺描述了他1929年第一次见到路易时的印象:“他有着极为强健的四肢……两条巨腿阔步而行,从他那蓝色、深邃的双眸中仿佛可以见到远方的地平线。”同样是埃德加·斯诺,在1938年通过当时在重庆(战时中国的首都)的英国大使阿奇伯德·克拉科克提出让路易负责印度公司。
    但是所有上述这些情况我都是日后知晓的,对我来讲,三四十年代的路易·艾黎仍然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二次大战期间我来到了英国、印度和新加坡,我开始通过亲身的经历了解亚洲的现实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亲眼目睹了南亚人民所面临的贫困与所遭受的压迫。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我读到一位颇有名望的美国地理学家的一个观点时的惊讶心情,他说当时连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远远高于中国。我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中国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有关中国解放战争的一些消息开始通过我们的新闻媒介传播过来。
    即便如此,中国红军的胜利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仍是一个戏剧性的、令世人震惊的消息。很快在1952年新西兰开始成立新中友好协会。1961年,我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了新西兰唯一的驻华“大使”路易·艾黎——因为我们的国家仍不愿承认新中国的政府。
    路易·艾黎1961年的新西兰之行表明了他在新西兰人民中所受到的广泛拥护。官方人士却没给予他什么认可,奥克兰市市长在市政厅热情地欢迎了他,他还会见了新西兰政府官员,但这一切并没大张旗鼓地进行。路易·艾黎后来自己讲,他本来也不希望有过多热烈的场面。与此低格调的欢迎相反,路易无论在哪个重要会议中心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大厅都是座无虚席,被挤得水泄不通。我一直想参加在奥克兰市政厅举行的会议,但是费尽几番努力我才在大厅后面找到了一点点“立足之地”。人们的确都极度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更希望听到一个身临其境生活在中国的新西兰人的切身感受。
    我与路易第一次的“会面”很简短:我当时是排在一长队人中的一个,但那有力的握手和射人的目光却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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