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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其他国际友人史料
难忘的会面
 
(日)菊池一隆
 
  我见到路易·艾黎先生是在1979年的中国国庆节。那时我还在日本的筑波大学读书,主要研究中国工合运动。
  当时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不像现在这么自由、方便,还受到很多限制。在日本研究有关中国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大型图书馆,查找和收集有关资料或史料,我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生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最初研究工合运动时,想以东洋文图书馆为中心,尽可能多地收集一些日本现存的史料,然后加以综合,用分析和实证的方法进行。但在日本可以查找和收集的史料毕竟有限,因此在很多问题上还处于一种盲目状态。阶段性论文在学校发表,以及在其他一些历史研究会上发表时,常有人提出手工业者集团的工合是否有研究的价值等疑问。我就以作为得到国共两党支持的经济方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合所起的作用,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合所拥有的生产能力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解释和辩驳。当然,在实证方面还是缺乏一定的说服力。结果使自己的研究局限在工合的本质、意义和局限是什么?艾黎是怎样的人物以及他的思想应如何评论等方面。
  在这种一筹莫展的情形下,幼方直吉先生(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向我提议,如有可能,最好到北京直接拜访一下艾黎先生,并说给我介绍认识西园寺一晃先生(在日本“朝日新闻社”工作,北京大学毕业,西园寺公一的孩子)。我心中不由地一热:如果真能见到艾黎先生,不但可以澄清一些模糊的问题,使自己对工合运动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而且对于艾黎这个人物以及他的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将会更加深刻。如果把与艾黎见面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相结合,一定会使自己的研究变得生动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在兴奋之中,同时也还掺杂着几分担忧:像自己这样一个既无名又无社会地位的研究生,只凭着嘴说自己正在研究工合运动,艾黎先生会接见吗?想到这个问题,兴奋心情也就减了一半。向许多人打听,人们都说,到目前为止见过艾黎的日本人很少,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听都没听说过,怕是白跑、白花钱。听了这些话,我的心更是凉了半截。但后来一想,去北京能够见到艾黎先生的希望不大,但如果不去不是更没有希望吗?就是白跑一趟也值得去试试。经过几天的权衡,终于决定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去一次北京。
  做出决定后,我便开始做到中国的准备。我先到朝日新闻社找到了西园寺一晃先生,请他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把推荐信和我用中文写的四五十个有关工合运动方面的问题的书信一起寄给了艾黎先生。当时以个人身份去中国还比较困难,到中国唯一的办法是随集体旅行团一起去。我打听了几个到中国的旅行团,最后决定参加福岛县须贺川的旅行团。原因是他们允许我在北京可以一个人自由活动。由于我想见到艾黎先生的心情极为迫切,因此未等到艾黎先生的回信我便动身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冒失了。
  飞机一到北京,我就迫不急待地和一起同行的筑波大学同学伊藤和夫,按照事先写好的地址一路打听着来到了艾黎居住的地方——对外友好协会。我拿出西园寺先生写的推荐信递给了一个在门口值班的年轻门卫,他接过去看了看便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离值班室不太远的楼房里。
  上前敲了敲门,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位老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就是我迫切想要见到的艾黎先生吗!由于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竟一时不知所措。那一瞬间的感觉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我一直在等你,你的信我收到了。”
  艾黎先生一边说,一边拍拍我的肩膀与我紧紧握手,然后把我让进屋里。服务员拿出咖啡,艾黎先生向服务员示意,要自己亲自来倒。咖啡倒好后,他拿出一瓶新西兰蜂蜜说:“家乡的特产。”并往我的咖啡杯里加了很多,端到我的面前。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紧张而又局促的心情得到了放松。
  “你怎么不说话,会讲英语吗?”
  “英语、汉语我只会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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