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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7日  星期一
 
  上车那天,我紧跟着凯瑟琳走进车站。
  行前,凯瑟琳和我都修饰打扮一番。她穿的是一套淡绿色带小花的连衣裙,脚蹬黑色高跟皮鞋,气度不凡,显得很高贵。我则穿了一件淡蓝色大花旗袍。我俩一前一后走到了检票口。我虽然表面上很镇静,但心里免不了有点紧张。日伪警察问凯瑟琳我是她的什么人,到哪里去?她从容地回答:“我们是英国教会的,到保定总教堂去报告工作,她是我的中文秘书,陪同一起前往。”
  日伪警察见凯瑟琳是一个外国人,也就未加细问,我们就顺利登上了二等车厢。这是一节只准日本人和外国人乘的车厢。走进车厢,只见坐满了荷枪实弹身穿黄色军装的日本官兵。他们人人不可一世,个个枪不离身端坐在座席上。不觉间我的心脏在加速跳动,有点害怕。我侧着头望了望坐在身旁的凯瑟琳。只见她神态安详,一派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的心也慢慢趋于平静,自然多了。
  火车大约跑了两个多钟头,我们顺利地步出保定火车站。在一个美国人办的教会寓所住了一夜。在这里,我邂逅了我在山西汾阳医院护校的一位英语教师(美国人),她见到我很诧异,问道:“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告诉她说:“到这里串亲戚。我的一个亲戚在保定,到这里来串门。”
  为了避免被人察觉,防止意外,我连夜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用中文写给汾阳母亲的,我告诉母亲我已不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了。到了一个我们不得不中断联系的地方,具体什么地方以后我会及时告诉家里的,请母亲大人不要过于挂念,保重身体要紧。另一封信是用英文写给协和医学院我的顶头上司的,我告知医学院我因战争的侵扰,暂时不能回院工作了,请他们谅解。后来我听说,医学院等了我三个月才把我的名字勾掉。
  翌日,太阳刚刚露脸,我们简单用了早餐,便前往定县。
  凯瑟琳已把所有的事安排好了。她把我领到一个地方,两辆大车及车老板早己等候在那里。还有一个“女病人”,头上绑着绷带,据说她有严重的眼疾,我不知道她是何许人也,也不便打听。
  大车上装了一些木箱和柳条箱。凯瑟琳说,她跟北平的大药房有合同,他们负责供应药品和医疗器材。但箱子下边也藏有一些电器设备和无线电机件,上面则覆盖了一些京津生产的铁皮筒饼干。凯瑟琳说,万一日本人检查,首先看到饼干,就说外国人喜欢吃饼干,好让大车顺利通过,避免出麻烦。
  我和那个“女病人”坐在一辆带篷的大车上,凯瑟琳则骑着一辆自行车跟在旁边。她戴着一副墨镜,一身外国人的时髦打扮。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人还很谨慎,尽量不找英国人或美国人的麻烦。她说她这样一身打扮,使日本人一眼就看出她是外国人,好避免麻烦。她骑着自行车,神态沉着冷静,时刻留心车上的东西和观察周围的情况。当时我对她佩服极了!她真勇敢!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子。只身来到一个时刻有战争危险的国家,真不简单呀。只有凯瑟琳这样勇敢的人,才能把我顺利带到解放区。我真的很佩服她,更感激她。
  日头西斜,我们继续往前赶路。不料碰到一场虚惊:快到定县县城时,遇上了一群修铁路的工人,其中有一个是日本工头。他带着一个翻译走过来问我们:“到哪里去?”
  凯瑟琳不慌不忙地回答:
  “安国医院。”
  凯瑟琳又指着我对他们说:
   “这位护士是我的助手,我们要把药品和病人送到那里。病人是在保定治病,现在我们是回安国。”
  他们打开了我的箱子,见里面装的都是衣服、歌片、证件和一些女人用的东西,说我的确是从协和医学院来的。凯瑟琳适时掏出护照,护照上明明白白写着她是英国人。
  “对不起,耽搁你们赶路了。”他们点点头,口不对心假装道歉走了。
  天擦黑时,我们进入了解放区。白天,这地方由日本人控制。到了晚上,八路军的游击队自由活动,照中国人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游击区。毛主席常说:子弟兵是在人民的海洋里游来游去的“鱼”,人民需要“鱼”,但“鱼”更离不开人民。军和民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好、多么形象呀!我永远也忘不了解放区人民是怎样热烈欢迎凯瑟琳小姐的。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她团团围起来,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放开嗓子高声喊着:“我们一直在等你,欢迎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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