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煮死人

    1938年农历十月，晋察冀军区第二休养所来到我们村，伤员都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医生们来回串户为伤员换药打针。过了不长时间，听说一个外国医生叫白求恩的也来这儿工作，因为他是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所以村干部按照上级的要求，组织人们用黄土垫好街，把村里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同时，又派游击小队四外站岗，加强警戒，还安排我去休养所专门给医生和伤员们做饭。

    有一次，白大夫让我去找个蒸笼，我说这样大口的锅，能配上套的笼扇很难找。他见我为难，就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算了，你烧——火去——”这时，翻译对我说；“老胡，锅里已经放好了水，你就烧火去吧。”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搬了两捆荆条子，烧起火来。一会儿，盖锅的席拍子上堂堂地冒开了热气。我一看锅开了，就急忙去揭锅。这一揭不要紧，简直没把我吓死，只见里面煮着个大死人，脑袋、身子一点儿不缺。我扔下锅盖就跑。白求恩大夫在一旁见我吓得这样，就哈哈大笑起来。翻译也急忙上前把我拉住说：“老胡，老胡别害怕，这是白求恩大夫用来研究人体结构的，这个死人是被我们处决的一个汉奸。”翻译这么一说，我不害怕了，就又去继续烧火。翻译还怕我胆小，就搬了一个木墩，坐在我的旁边，跟我说起话来。我问翻译：“这人煮到什么时候就行了？”他说：“煮到稀软，一拿出来，骨头和肉能分开就行。”我说：“这事干得真邪乎。”翻译说：“这是白大夫的老把戏了。听他说，他小时候就为了研究动物骨骼，偷偷把家里的狗弄死，放在锅里煮烂，把骨头一块一块地拼起来研究。这次，为了给八路军培养医护人员，他让人搞来一个真人，让大家学习。”我明白了白大夫的用意，心里也就踏实了。第二天，白大夫把40多名医生和护士召集到一起讲课，还把煮出来的整个人体骨架摆在桌子上，一点一点地给大家讲人体构造和如何施行手术等卫生知识，把他的学问和经验毫不保留地教给中国医生。我心里想，怪不得白大夫医术这么高，人家研究得就是透。

    讲述人：胡全，唐县花塔村农民。1972年12月讲述。

       

    1939年秋天，我刚满4岁的小女儿得了重病，几天不吃不喝，昏迷不醒。眼看小生命没有了指望，我心里非常着急，可干着急又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含着伤心的眼泪为孩子准备装裹衣裳，又喊来邻居一位老大娘帮我料理小女儿的后事。

    邻居老大娘用手掀开被子，摸了摸孩子的胸口，说：“哎哟，这不是还有气吗？你怎么还不赶快请白大夫给看看?”

    我诺诺地问：“咱能请得来吗？”

    她说：“怎么请不来？心眼好着呢，为咱村不少人看过病，一请就到，你还不快去！”

    听了老大娘的话，我连忙走出家门，朝白求恩大夫的住处奔去。

    白大夫的住处离军区司令部住处不远。见到白求恩，真是跟老大娘说的一样，跟他一说就满口应承了，还说让我先回去，他收拾一下就来。于是，我转身就又往家里走。

    我到家还没有立稳，白大夫背着药箱，领着翻译就到了。他放下药箱，忙为孩子检查。检查完，白大夫告诉我，孩子的病很重，需要马上输血急救。

    我对白大夫说：“要输血，用我的行不行?”

    白大夫说：“行。”

    他让我坐在炕沿上，把胳膊放到蒲团上，用针管抽了多半管血，慢慢地注入到我小女儿身上。

    不大一会儿，小女儿脸上有了血色，能动弹了，还哭出了声。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邻居老大娘也连声“啧啧”地赞叹白大夫。

    当天，白大夫又到我家看望了三趟，当他看到小女儿可以吃奶了，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就这样，我的小女儿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那年冬天，我听到白大夫不幸逝世的消息，感到揪心的难受。我抱着小女儿赶到军城南关，参加了白大夫的追悼大会，眼里止不住流出伤心的泪水。白求恩海一样的恩情，我和我的女儿一辈子也忘不。

    讲述人：安苏子，唐县和家庄村农民。1975年3月讲述。

 

                                   二所搬迁

    自打平型关大战以后，聂荣臻司令员带队伍来到晋察冀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我们这一带成了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我们古道口村还曾是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二休养所的驻地。

    记得在1938年冬季，白大夫骑着一匹白马，带着几个医护人员，来到我们村，检查指导休养所的工作。住了大约有二十来天的时间。

    白大夫在我村停留期间，整天走东家，串西家，医治伤员，指导工作，一会儿也不闲着。当时我是休养所的看护，我们短不了私下里议论：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比八路军医生还辛苦，对工作可真负责任。

    白求恩除了工作之外，有时还搞点调查研究，向村里的老百姓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周围地理环境。通过调查，他发现了问题；古道口实际是个要道口，是北通银坊，西通涞源的交通大道，南来北往的行人不断，极容易走漏休养所的消息；涞源和南边的灵山是鬼子的据点，休养所又极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

    “这地方太不安全了。”

    白求恩这样说。他立即找到休养所的邓所长，提出他的见解。他建议，为了休养所的安全，也是为了伤病员的安全，修养所应该搬迁，转移到隐蔽一点的地方去。

    邓所长采纳了白求恩的建议。不久，经请示军区批准，在当年的腊月初，将休养所迁移到30多里之外的花塔村。

    时间不长，古道口村果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日本鬼子发动1000多人向我们这一带进行大规模扫荡，气势汹汹地扑向我们村。但是，敌人在我们村扑了空：休养所早已转移了，群众上山了，粮食也坚壁清野了。日本鬼子见什么也捞不到，气急败坏地滥发淫威，烧掉我村360多间房子。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人们都说，休养所要不是按白求恩的建议迁走，不知要受多大损失呢。

    讲述人：贾让，唐县古道口村农民。1975年3月讲述。

   

   

    我刚出嫁的那年冬天，左脚上长了个毒疮，疼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远近的大夫请了好几个，可老是不见好。没法子，我只好躺在炕上，受着病痛的折磨。

    一天，邻居告诉我们，说花塔村来了八路军的休养所，里头有个医道挺高的外国医生，叫白求恩。他们待老百姓很好，治病也不要钱，劝我到花塔看看。听到这个信儿，家里人挺高兴，我丈夫找来几个人，抬我到了相隔3里路的花塔村。

    到了花塔，休养所的同志热心地把我安顿好。几位八路军医生给我诊断后，都皱起了眉头。我丈夫一见这情形，知道一定是病不好治，就问：“大夫，这病还有治吗？”一位医生摇了摇头，小声跟我丈夫说：“没办法了，除非把脚锯掉。”

    听说要锯掉脚，我的心象针扎一样难受：我这个刚过门的新媳妇，锯了脚，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禁不住伤心地哭出声来。医生们急忙安慰我，说明天再请白求恩大夫诊断一下，看他是不是有办法。

    第二天清早，休养所的同志陪着一位花白头发的高个子医生进了我的病房。一位医生指着这位50来岁年纪的人告诉我：“白大夫给你看病来了。”当时，我的心腾腾地跳个不停，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人人都夸的白大夫来了，治好病有了救星；害怕的是，白大夫再说锯脚，我可就没个指望了。

    这时，白大夫走到我的跟前，俯下身子，仔细检查了一番。他直起身来，回头问道：“她就是要锯脚的病人吗？”医生们点了点头。白大夫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失掉一只脚是非常痛苦的。作为一个医生，要设身处地地替病人着想。我们一定另想办法把疮治好。”说完，又俯下身子，搬起我的左脚检查，瞧了好大一会儿功夫。后来，白大夫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把我的脚放好，直起了身，回头跟医生讲了几句话。一位医生笑着对我说：“你的脚有救了。白大夫说用刮骨疗毒法可以治好。”我一听，心里乐开了花。白大夫让休养所的同志把我抬到手术室，亲自给我做手术。他把长在骨头里的骨刺全都刮了出来。经白大夫这么一治，我在休养所只住了几天时间，脚很快就好利索了。

    病好以后，为了报答白大夫和休养所的同志们，我买了核桃、鸡蛋和香烟去致谢。可是，白大夫说什么也不肯收下。他说：“我们是为老百姓办事的，给你治病是应该的，不要谢，咱们军民是一家。”我只好又把东西拿回了家。

    这么多年过去了，白求恩大夫给我治脚的事，一直牢牢地记在了我的心里。白大夫逝世后，每当清明节，我都去军城白求恩墓上祭扫。我老了，行动不方便了，就叫孩子们去。白求恩给我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讲述人：刘强尔，女，唐县唐河西村农民。1975年3月讲述。

   

   

    春节，老百姓叫“过年”，是中国农村一年下来最盛大的节日日。每逢春节，家家户户贴春联，放鞭炮，吃好饭，穿新衣，演歌舞，唱大戏，着实隆重、热闹。提起1939年春节，我们觉得更不平常，更值得回忆，因为这个春节，是我们同白求恩大夫一起度过的。

    1938年农历腊月初，八路军的第二休养所从古道口村迁到我们花塔村。伤病员就安排在农户家里。白求恩大夫也来了，身穿着八路军军装，同战士们一起吃住，同休养所医护人员一起工作，除了他的大鼻子、蓝眼睛外，其他同休养所的干部战士们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整天走东家、串西家地给伤病员看病，一会儿也不闲着，显得比别人更忙碌。

    春节快到了，我们自卫队为了休养所的安全，站岗，放哨，加强了警戒，还把村子里的街道都打扫了一遍，把环境卫生搞得干干净净。

    春节到了，许多村民都自动拿一些土产核桃和新做的豆腐去慰问伤病员。可是送去又送回，没有一个收下的，最后没有办法，村民们就把东西拿到我们自卫队，委托我们把上百斤豆腐和一些土产品，硬性送给了伤病员，送给了白大夫。

    大年初一，星星还没有落，村里就响起了辟辟啪啪的鞭炮声。那天白大夫也起得很早，他和战士们一起燃放鞭炮，庆贺春节，和我们村民一起共享节日的欢乐。早饭，还按我们这里的习惯吃了饺子。

    这天，军民在一个场院里举行春节联欢。那时条件很艰苦，场院就是舞台，也根本没有什么服装、道具，同志们简单化装一下就演出。但演得却很活泼、欢快，换来群众的阵阵笑声和掌声。我们看见，白大夫从他的住处到外科手术室去，路过这个场院，也停下来观看演出。这时正演着跑旱船《老汉送闺女》，是休养所的三个同志演的，演得十分滑稽、有趣，逗得观众们不住地笑。白求恩也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好像忘记了他是在异国他乡，忘记了他所处的艰苦环境，他同抗日军民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就这样，白求恩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他来中国后的唯一的一个春节。打这以后，多少个春节过去了，但1939年的春节却总不能忘怀。白求恩同我们一起过春节的情景，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讲述人：王纪有，唐县花塔村农民。1975年3月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