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林

                                  高贵的礼物

    1939年7月，白求恩同志集中精力编写医务人员迫切需要的书籍。

    时值盛夏，天气热得很，白求恩大夫在神北村一间草房里，挥着热汗，吸着纸烟，夜以继日、聚精会神地编写<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疲倦了，就用冷水冲洗一下头部。有时在夜深人静时，他突然从行军床上跳下来，点着蜡烛，戴上眼镜，坐在打字机旁边打字，或描绘示意图。连在吃饭的时候，他也谈论一些和这本书有关的问题。有一次，他的右手中指生了瘭疽，手指头肿得很厉害，十指连心，疼痛是可想而知了。为了减轻疼痛，早日痊愈，这个瘭疽必需切开。患部在他右手，他自己动手术不方便，只好让我给他开刀。他说：“我喊一二三，你就在患部切开一个十字。”说着，他背过脸去，喊：“一——二——三！”我照他的指示动手。两天后，手指稍微好了一些，他又开始打字了。我劝他注意身体，等手上的伤口好了再工作。他说：“这本书很重要，我早一天编写出来，就能帮助医务人员早日得到学习材料。”他只用半个月时间就把书编写出来了。

    这本书是根据毛主席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编写的，丝毫没有一般医药教科书的框框。它吸收了我军的宝贵医疗财富，概括了白求恩同志在晋察冀、冀西山区和冀中平原的医疗经验，是一本在毛主席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指导下编写的医疗经验总结。聂荣臻司令员在<序言》中高度的评价说：“这是他一生最后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给予我们每一个革命的卫生工作者和每一个指战员和伤员的最后不可再得的高贵的礼物。”

                                  巡视工作

    白求恩同志在工作中表现了极端负责的精神。他说：“做医务工作必须严肃认真，因为它关系到伤病员的健康和生命。”有一次在花盆医院巡视工作时，发现一个战士大腿骨折，由于没有使用托马氏夹板和医护人员处置不妥当，伤肢有了严重的畸形。白求恩同志抚摸着伤肢痛心地流出了泪水。他马上给这个伤员做了第二次手术，把畸形的腿整复到正常姿式，并用夹板固定起来。做完手术后，他对医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按照你那样不负责任地处置骨折伤员，这个青年同志要残废一生的。今后你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处理伤病员。”

    白求恩同志最反对粗心大意、马马虎虎的作风，把能够做好的工作不做好，把最常见的小而重要的工作给做坏了，他认为这是卫生人员中一种极坏的作风。他自己在工作中事无大小，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细致而准确，工作方法十分科学，因此工作效率很高。有一次他对我们说："我的桌子上虽然看起来很杂乱，但每一件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我心里都是有数的，即使蒙上眼睛我也可以找得到。”我们试验了一下，用手蒙住了他的双目，指名要桌上的物品，他不假思索地随手拿给我们，丝毫也不错乱。

    白求恩同志细致、科学、严肃、负责的工作作风，给了我们每一个同志很大的教育。

                                难忘的情谊

    毛主席说：“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这里我不能不谈一谈白求恩同志为我治伤的故事。

    193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巡视团的同志一行十几个人，骑着马，通过离敌人据点很近的地方。白求恩同志走在前面，我走在中间。天刚下过小雨，我们的行军速度又很快。我骑的那头黑马性子很急，走着走着，就碰到前面同志骑的那头大洋马。大洋马回转头来，撩起蹄子朝我的马身上狠狠一蹄，正好踢在我左小腿正中部。一时，我疼痛难忍掉下马来。白求恩同志发现后，勒住缰绳，翻身下马来到我的身边，立刻动手给我救治。我的腿上虽然没有出血，但是胫骨正中已经被马踢断了。白求恩同志一面叫人去动员担架，一面用夹板把我的骨折部分固定下来。做手术后，他不愿意让我离开他，行军时，让担架抬着我，继续随他一起行动。担架是软的，行动起来一晃一晃，震荡得伤口生疼。白求恩同志为了减轻我的痛苦，亲自动手用木板给我钉了一个木匣式的夹板，把大腿全部固定在木匣里。晚上，他还照看我，有时深夜起来查看我的情况，给我倒开水喝。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使我毕生难忘。我们之间肤色不同，国籍不同，但这都无妨我们的阶级感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

                                 最后的来信

    为了尽快地养好伤，不久我离开了白求恩同志，到花盆医院休养去了。

    我躺在病床上，多么想念白求恩同志呀，我时刻盼望得到他的来信。果然，11月12日，收到了他的信。这封信是11月11日从唐县黄石口发出的，那时他正在从前方返回军区的途中。

    得知他病了，我和周围的同志们情绪十分不安。是呀，一个年已半百的异国老人，冒着弹雨枪林，奔波在中国的抗日前线，要是他真的得了败血症或伤寒，这该是多么不幸呀！夜晚，我躺在病床上翻来复去地不能入睡。我盼望天快点放明。◆◆◆◆◆

    11月13日，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诺尔曼·白求恩同志于12日清晨5时许，与我们永别了！这时，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伏在病床上哭了！

    后来，我又读到了他给聂司令员的遗书。

    我反复地读着他最后的两封信，热泪不断地夺眶而出，不是伤感而是崇敬。我在他的身边8个月，深深地感到，他的胸中只有革命，没有半点私利，他在临终的片刻，谆谆告诫我们的仍然是革命工作和他人的利益。

    本文摘自1965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收入此书时略有删节，只辑录了有关唐县的部分。作者当年为白求恩大夫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