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人民友谊的象征
发布日期:2011年04月15日
中加人民友谊的象征
 ——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乔 国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安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的大地上,都传颂着一个伟大的名字,连同一则则动人的故事,而与这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国度—加拿大。他,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是他,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架起了一座隔不断的桥梁,也在中加人民心里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让我们重新打开这历史性的一页,从头追溯吧!回忆他的过去,认识他一生成长的轨迹。
    (一)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生活、战斗经历
    1890年3月3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部小镇格雷文赫斯特,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生了。白求恩家族是18世纪从苏格兰迁移到加拿大的移民,素有行医、传道和教书的传统,由此尽职敬业的献身精神就沿袭了下来。白求恩的祖父是多伦多市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他不流于世俗,对事物的看法比较激进,还有着对科学的爱好,成为白求恩童年崇拜的偶像。父亲毕业于诺尔斯神学院,是一名牧师,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传教士。白求恩曾回忆道:“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由于父亲布道的职业需要,白求恩一家接连搬迁,一直到1897年才在多伦多定居下来。
    白求恩从小就对医生职业怀有浓厚的兴趣。八岁时的一天,家人正聚在饭厅里玩游戏,他却在楼上把祖父留下的一个刻有姓名的外科医生铜牌,钉在自己卧室的门上,并下楼郑重其事地宣布,他以后不叫亨利而与爷爷一样叫诺尔曼,他要成为爷爷那样的医生。接着,白求恩就开始解剖苍蝇和鸡骨头。有一次,由于满屋有刺鼻的气味,母亲跟踪到阁楼,却见他正在切一块刚煮过的牛腿肉,后又将牛骨头晾在后院的篱笆旁制成标本。
    随着家庭不断地迁移,白求恩在不同的学校里接受了早期教育。他毕业于多伦多市的杰斯·凯察姆公立学校和欧文桑德城的高级中学,后又考入多伦多大学的医学专业。大学是各种新思潮的最先发散地。白求恩受到这里自由空气的熏陶和影响,开始接触并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当母亲发现后,便往他的教科书里夹些宗教小册子。顽皮的白求恩就把一本《物种起源》偷偷地塞到了母亲的枕头底下,以幽默的方式予以反击。
    大学费用是颇高的,白求恩的家庭并不富裕。他开始勤工俭学,干过侍者、伙夫、伐木工人,也当过教师和新闻记者,与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从中体验着人生的丰富多采。特别是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与那些爽直、乐观的伐木工人为伍,不仅健壮了体格,“青年人的轻浮”在他身上也“显著减少”,他第一次“学会思考关于‘社会’这个字眼了”。
    这是白求恩一生中美好的一段时光。大学和社会,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未来的一切吸引着他,他有着无数的憧憬和梦想。
    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一切都改变了。这正是白求恩获得医学博士的前一年。他作为多伦多市第十个报名者应征入伍,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和对美丽法兰西的渴慕前往法国,在加拿大第一师战地救护队担任担架员。随军东进中白求恩被榴霰弹击伤,在法英两国的医院休养,并被遣送回加拿大。面对这一破坏和大屠杀的真实场景,白求恩困惑了。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说:“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但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强烈的爱国责任感使他再度踏上战场,加入了英国海军,后又调往驻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当军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白求恩在英国退役。他先在伦敦的儿童医院和传染病医院当实习医生,三年实习期满后,又到东区一家私人诊所里当了医生,并抽空周游欧洲各国,观摩了许多外科名医的手术。尽管他对这一职业很感兴趣也比较努力,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战争已让他沉重地认识到时世的捉弄和生命的无常,四年的美好时光已一去不复返。在一片空虚和迷茫中,白求恩信奉了英国作家瓦特·佩特的感官享受主义哲学,过起了放浪形骸的奢侈生活。他拼命收售艺术品来赚钱,经常通宵达旦地参加各种刺激性的活动,希望借此抓住有限的时光,体验一切,享受一切。◆◆◆◆◆
    1924年冬天,他和结婚一年的妻子弗朗西丝前往美国的新兴城市底特律,在贫民区附近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开始时,找他看病的都是穷人,他经常免费医治,生活十分拮据。后来,凭着高超的外科医术,他出名了,也有了钱;随即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他面前:许多富人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病来诊所;最需要医疗的穷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尽管白求恩的社会地位已今非昔比,他对穷人的疾苦仍十分关心和同情。他曾到郊外专门给一位住在废旧铁篷车里的产妇接生,当男主人窘迫地拿出仅有的一元钱时,白求恩把钱叠好又塞回到他的口袋里去。第二天一大早,白求恩又买来了婴儿需要的食物、尿布和产妇的睡衣,并为母子二人做了仔细检查。
    这毕竟是杯水车薪,失业贫穷的人又何止几个?白求恩也力不从心,往往因为周济别人而陷入困窘之中。在这个生命和金钱被同等看待的社会里,个人的正直和职业道德感仅被当成一种傻头傻脑的温情。白求恩感到很压抑,他开始抱怨社会现实,公开指责一些不称职的同行,并以拼命工作和拼命酗酒来麻醉自己。1926年秋天,他因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
    白求恩动身回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在卡利多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后又转往美国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在那名叫“草原”的单幢住所里,白求恩阅读了著名肺结核专家约翰·亚历山大的新作《肺结核外科疗法》,并说服医务人员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最新的人工气胸疗法。事实证明疗法是可行的。过了两个月,他的病情已大有好转。
    在白求恩极力摆脱死亡的阴影和孤独痛苦之时,他开始了沉思,深刻地解剖自己。他认识到,自己一方面放不下世俗名利的诱惑,一方面又在精神的幻灭中辗转不安,根本不是自诩的孤独反抗者,是向强大的现实屈服了。由此,白求恩对人生有了新的
    领悟:生命本身是人类被赋予的最伟大礼物,一个真正的医务工作者既是生命的探求者,又是生命的给与者。这段经历也使他写下:“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
    1927年,白求恩病愈出院。他拒ST同行们的力邀和金钱的诱惑,离开了底特律。这时,他唯一的兴趣是关于肺结核病的治疗,是要挽救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使他们恢复往日健康和正常的生活。为此,白求恩努力工作。他用近两年的时间在美国纽约州立结核病医院进行一系列的细菌学实验,后又回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担任胸外科权威专家阿奇博尔德的第一助手,并在麦吉尔大学兼职任教。1933年春,已成为外科专家的白求恩活跃在医务界。他曾到底特律的赫尔曼·基弗医院担任胸外科代理主任,又应聘在加拿大卡第维尔城的圣心医院担任新设立的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还去其他疗养院和医院为病人做了大量胸外科手术。在改进外科治疗技术的同时,白求恩也开始研究肺结核的有关理论,并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和《胸外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对医学领域的理性认识。
    所有这些卓越的成就,使得40开外的白求恩名噪北美。他是医学界很有权威的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还被聘为加拿大联邦政府、若干省政府卫生部的卫生顾问和几个疗养院的外科顾问,成为世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但是白求恩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治病救人的职责,他仍在苦苦探索着,做着各种尝试。当他发现魁北克农业区的疾病发生率居加拿大各省之首时,就撰写了一本揭露魁北克省落后卫生状况的小册子,引起加拿大人的瞩目。他不满医生们自命不凡的态度,认为“我们应该像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他建议改革整个医疗制度,取消挂牌行医。
    所有的呼吁被证明是无用的。白求恩苦恼地看到,肺结核病人和死于肺结核的人越来越多,贫穷正在全世界蔓延着,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疾病。有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当他漫步蒙特利尔街头时,亲眼目睹了骑警们挥舞着警棍殴打失业工人游行队伍的暴行。白求恩第一次认识到生存的权利比健康更为重要,血腥的压迫和剥削比疾病更能致人于死地。第二天他就来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并郑重宣布:“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从此,白求恩开始向广大贫苦人民靠拢,参与他们的活动,自己“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
    这条路把他引向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5年夏天,白求恩前往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他参观了许多医院和疗养院,并对苏联的医疗工作进行了一番仔细考察。结果欣喜地发现,苏联公民享受着公费医疗,疾病的预防、病人的复原措施已普遍实行,肺结核发病率相应地大大下降,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在这里已经实现。两个月的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白求恩以客观生动的事实热情赞扬了苏联社会的新气象。他坚信:“创造不是、从来也不是一种文雅的姿态。它是粗暴的、激烈的、革命的……在鲜血后面存在着生的意义。”◆◆◆◆◆
    白求恩充满信心地开始了改造社会的活动。他在德国流亡画家弗里茨.布兰特纳的支持下,创办了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免费给贫民儿童提供学习绘画和发挥艺术创造力的机会。在广泛研究各国公共卫生制度的基础上,他还发起成立了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目的是使最需要医疗的人得到适当的照顾。白求恩被公推为书记,签署发表了《人民保健会宣言》,呼吁人们注意魁北克几十万人的悲惨处境,并提出许多建议来改善公共健康状况,推行社会化医疗制度。
    从最初的单纯依靠医术救人到改造社会,白求恩一步步地实践着,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1935年9月,他秘密地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由一个勇敢的医学革新家成长为一名自觉的社会革命者。至此,他找到了自己的战斗阵营。
    这时,国际局势日趋严峻。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德意法西斯政权公开地向佛朗哥叛军提供军队和大量的军火援助,民主的西班牙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加拿大国内的法西斯集团也开始在大街上胡作非为,出现了来自柏林的种族主义的宣传,在蒙特利尔还发生了袭击犹太族公民和抢劫犹太人店铺的恶性事件。白求恩虽然不是犹太人,但他的一系列革命宣言和活动,已使他成为当地法西斯分子仇视的目标。于是,趁白求恩不在的时候,一伙暴徒闯进了他的公寓,不仅捣毁了所有的东西,还在墙壁上涂满了反动标志。
    这种无耻的恐吓更加激起了白求恩战斗的勇气和决心。他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比任何其他疾病对人类危害更大的疾病,一种摧毁千千万万人的身心的疾病,并且它既否认人的价值,也就是否认了一切为人的健康、活力和生长服务的科学的价值。”面对西班牙的局势,他忧心忡忡:“疯狂传播得太快了。……他们到处公开活动了。如果我们不趁着我们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他们将来就要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屠宰场。”
    机会终于来了。加拿大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在多伦多成立,并得到了许多传教士、工人领袖和广大加拿大人民的支持。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作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第一个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在全加拿大最合适的队长人选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经过一番冷静的思考后,白求恩同意了,他终止了在国内发展的考虑,也暂时放下了正在从事的改革事业,立下遗嘱,率领医疗队奔赴西班牙战场。
    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一行来到战火纷飞的马德里。在这个即将陷落的城市里,共产党人联合社会党人建立的第五联队正领导着西班牙人民英勇奋战,由世界各国民主人士组成的国际纵队也以鲜血誓死捍卫共和国。白求恩深深地为这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所感染,他不满足于在医院或国际纵队中当一名外科医生,而是渴望寻求以最好的方式来组织加拿大对西班牙的医药援助。他从军医院、救护站和前线得知,战时救护中医疗机构最急需解决的是输血问题,很多伤员由于不能及时得到血液的补充而在路上或手术中死去。于是,白求恩提议组织一个流动输血队,使医护人员尽可能接近前线就地施行输血。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白求恩坚信这一计划能够实施。他尽力说服了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并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批准。在亲赴巴黎和伦敦采购了必需的医疗设备与器材后,白求恩在维尔格拉大道上正式建立了西班牙一加拿大输血服务站。开始工作时,他曾为血源问题担忧。但在电台、报纸予以报道后,两千多西班牙群众纷纷涌向输血站,排队等候献血,这使他很受感动。12月23日白求恩在大学城战壕试行了第一次输血,成功地挽救了12名伤员的生命,创造了医学历史上的奇迹。此后,他又在前线采用这种输血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伤员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有些战区甚至降低了75%之多。作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场上去的医生”,白求恩的创举不仅轰动了整个西班牙前线,后来在二战中交战国双方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进入1937年,佛朗哥叛军在南方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的攻势,输血站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白求恩把输血工作的范围扩展到了最近的前线。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运载着各种医疗器械和储备的血液,出发到前沿阵地马拉加。这时马拉加已经陷落了。从马拉加通往阿尔梅里亚的崎岖公路上,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在炎热、饥饿和疾病之中疲惫地奔走着。白求恩奋力地把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运到阿尔梅里亚,四天四夜没合眼。随后该市又受到法西斯飞机的狂轰滥炸,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人员死伤惨重。他悲愤地把这些惨痛的见闻写成日记,以《马拉加一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为名在巴伦里亚用英文、西班牙文出版。◆◆◆◆◆
    这件事对白求恩的震动很大。“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痕。……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这痛苦永远会留在我心里,使我记起我见过的事物。”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消灭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深刻意义,为了纪念阿尔梅里亚,白求恩发誓要克服自己所有的弱点,像一个战士那样战斗和生活。
    1937年西班牙的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德意法西斯继续以军队和军火供应佛朗哥,英法等西方国家在“不干涉”政策的幌子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禁运,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民主共和国的阵地越来越小。第五联队的领导人康特雷拉斯召见了白求恩,说明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西班牙是否获得军事援助将对战争起决定性的作用。白求恩意识到:当前帮助共和国的最有效办法是回北美发动一个要求取消禁运、大力支援西班牙的群众运动。
    1937年6月18日,带着西班牙人民的重托和一部反法西斯的战争影片——《西班牙的心脏》,白求恩回到了蒙特利尔。成千上万的人们热烈欢迎这位战争英雄,当地新闻界也详细报道他的工作情况,并醒目地和“那些改变着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排在了一起。他无暇顾及这些荣誉,渴望以自己在西班牙看到和经历的一切“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
    在蒙特利尔皇山竞技场举行的万人集会上,白求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诉说西班牙人民的勇气、信心和作出的牺牲,抨击了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及各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揭露了德意假借“共产主义的威胁”搞法西斯侵略的真面目,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以后的七个月,白求恩开始了横贯北美大陆的长途旅行,他放映影片《西班牙的心脏》并作巡回讲演,得到了许多道义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
    在旅行即将结束时,白求恩向全国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这不是一种姿态而是显示出了一种行动的必然性。“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面对朋友们提及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他坦率地承认:“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欢乐、刺激、交游……的诱惑。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些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决不再受它们的诱惑。未来看上去是既寂寞又危险的。”他终于挥挥手,坚决与过去告别。
    宋庆龄曾说过:“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们面前的重要任务。”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的成长历程塑造了他特有的性格。
    白求恩从小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并富于冒险精神。他家在多伦多定居时,他才七岁。有一次跟母亲上街买东西,白求恩溜走了,过了好几个小时被一个警察送回家。母亲焦急地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却淘气地说:“我想知道迷了路是什么滋味”。在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度假时,白求恩连拽带爬地去捉停在悬崖顶上的一只蝴蝶。带着胜利品返回后,还煞有介事地教训吓呆了的弟弟:“捉蝴蝶有两方面,首先是捉,其次是蝴蝶本身。”在另一次全家的休假中,白求恩看到父亲横渡蜜港湾,第二天自己就跳进了大海,差点淹死。但他毫不畏怯,第二年就轻松自如地游过了港湾。
    白求恩的这种冒险性格注定了他“真正是一个为那种要去体验和丰富全部生活的迫切需要所驱策的新文艺复兴时期式的人物”。长大以后,他养成了一种战斗精神,对陈腐的思想或书呆子式地接受已知事物的态度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在医学研究上也一再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为了实现他的种种设想和技术革新,白求恩更是富有斗争性,有时候,在他周围的人看来,他甚至让人受不了。
    白求恩还有着坚定的意志。当他从生活实践中认定一个真理时,他会千方百计地去探索、去追求,任何诽谤和污蔑,甚至来自整个社会的反对,都不能动摇他为之奋斗的决心。一个同事曾戏谑他像骡子一样地固执,另一个同事则把他描述成“一个加拿大的甘地”,尽管在斗争的方式——暴力或非暴力上存在差异,但两人都是意志坚定不容易被说服的人。
    白求恩还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人。他常说:“一个外科医生,如果看不见大自然和世界送到他面前来的启示和答案,就应该去挖沟,而不该屠杀人的身体。”当他对某种医学技术、方法、器械不满意时,就去探寻新的改进途径。白求恩革新了肋骨剥离器、牵开器,发明了新的人工气胸器械和肋骨剪,创造了胸膜涂粉法,许多医疗用具都以他的名字命名,颇有名气的费城毕林父子国际器械公司还和他长期签定了专利合同。
    白求恩勇于实践的精神也是令人吃惊的。当他是一位病人时,曾冲进医务人员的会议室,大声宣布“我欢迎危险”,提出由自己首先验证当时尚无把握的人工气胸疗法。作为外科医生,任何在病人身上做的试验,他都首先在自己身上试行。他曾从胳臂里抽出血注射进肺里,以测试爱克斯光照片的显示效果。一位病人死于无名病症,白求恩就把病人肺里发现的奇怪异物抹在了自己的耳朵上,来验证这是不是结核菌。在一定程度上,他既是医学上孜孜不倦的研究者,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实践者。◆◆◆◆◆
    白求恩爱憎分明,性格直率,不时地做出一些惊人之举,有时候就难免被人视作傲慢、暴躁、不通人情。在社交场合,碰到不喜欢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扭头就走;对于专爱吹嘘自己职业的同行,白求恩喜欢说外科医生和铅管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并不总像铅管匠那样地熟练。一位朋友曾说:“认识他这样一个人实在太累人”;学历文凭和各种褒奖证书,常常被人醒目地挂在客厅里作自我炫耀的东西,白求恩却贴在卫生间,以表示对名利的蔑视;他从来不在乎钱,对他来说,这无非是交换的媒介而已,他慷慨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乐于和朋友们共享,还常常购买无名艺术家的作品,以表示对他们在贫困中苦干的支持;他用粗鲁的话嘲笑世道人心,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所谓的派头和体面,并且“对于渴望干的事,他往往期盼一夜间就能实现。他常常对不能与之有效配合的助手大发脾气”。从本质上说,白求恩“首先是这样一个人:对人民怀着无限的热爱,对扰乱生活的人们怀着无限的憎恨,对于他和别人可以创造的未来怀着无限的信心”,并相应“继承了探索主流的人们所留下的工作”。
    白求恩是一个集多种性格于一体、复杂矛盾的人。但作为医生,他了解自己的责任,理解病人的痛苦和渴望。在病房里,他永远和颜悦色,仁慈如慈父,正如他给别人的圣诞贺卡上引用的惠特曼的诗句:“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在前线,他眼睛里流露出对伤病员的慈爱,开口第一句总是亲切地称“我的孩子”。当一个患严重肺结核的女病人轻轻地问他:“你肯吻我一下吗?”白求恩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去,给这个濒临死亡的年轻人送去最后的感情慰藉,尽管他有可能再次患上致命的病症。
    与他一起工作过的理查德·布朗大夫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制作的一个广播节目中曾说:“白求恩自己夸耀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说他是上帝的圣徒。”护士琼·尤恩也说:“白求恩是一位天生的出色的医生,他的神态能给病人以信心。他心地善良,真如传教士一般,他对人类怀有极大的博爱之心。”白求恩深深地懂得,医生不能光用医药来治病,要用一种更有力而肯定的东西——爱。
    白求恩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得到国际声誉的,但“他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他有着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他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采的。
    白求恩十分喜爱艺术活动,并有着较高的鉴赏力。从小他就按照自己对形、色的想法布置房间,他曾进行过买卖艺术品的商业旅行,在家里,他从古董、艺术品和古家具中寻求快乐。除了消遣,艺术更是白求恩表达对人生深深思索、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的创造性活动。在特鲁多疗养院面对死亡时,他曾画过一套壁画,题名为《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幕九场的痛苦的戏剧》,并配以讽刺诗,表现了对死亡的极大蔑视。在蒙特利尔居住时,他经常从高楼的窗口俯视下面的一切,并把无尽的感触涂抹在面前的画布上。1935年秋天,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绘画展,以色彩鲜明、线条雄浑、富有想象力受到了艺术家和评论家的一致赞扬。
    除了绘画,白求恩对写作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他在大学期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中养成的。他一生都坚持着这种习惯,以日记、书信、小说等形式,记述了世界的变化和个人工作情况,更留下了自己心路历程的轨迹。他的文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文笔也十分优美。
    白求恩在事业上颇为成功,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却不尽如人意。1923年秋天,他到英国爱丁堡去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时,结识了当地的名门闺秀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年仅22岁的弗朗西丝,美丽聪慧、恬静温柔;34岁的白求恩充溢着男性的粗犷豪迈与成熟,两人一见钟情,迅结连理。婚后,浪漫的神秘感慢慢退去,虽然两人仍真诚相爱,但生活背景的不同、性格的差异使得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1926年白求恩患了致命的肺结核病后,他不想拖累年轻的妻子,坚决离婚了。病愈出院后,工作的忙碌和成功的喜悦都不能驱散他的寂寞和对旧情的怀恋,在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中,他向远方的弗朗西丝倾诉,共同分享一切的忧伤与快乐,1930年他们又走到了一起。
    再次的团聚使双方格外珍惜这个家。但渐渐地,旧日的冲突重现并进一步激化。有一次,弗朗西丝要白求恩下班时捎点肉回来,她到家后就问起这件事,正坐在地上研究骷髅模型的白求恩心不在焉地回答:“在冰箱里”。弗朗西丝打开冰箱门,却吓呆了,里面只有一条白求恩拿回来作试验用的人的肠子。这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出两人冲突的根本性原因。对白求恩来说,工作意味着一切,他献身事业的热情常常影响家庭生活,而弗朗西丝柔弱内向,感情与家庭是她全部的生活和精神寄托,她渴望过一种“正常而平静的生活”。两人的分歧是一出不可改变的悲剧,他们终于彻底分开了。对此,白求恩感到很痛苦。◆◆◆◆◆
    但他们始终是好朋友。多年的共同生活,彼此有着深刻的了解。后来,每当白求恩遇到重大问题或精神上感到苦闷烦恼时,他总是找到弗朗西丝,与她商量,向她诉说。每一次弗朗西丝都安静地倾听,并以女性的温情和耐心来尽力抚慰他,帮他出主意。对白求恩来说,弗朗西丝是一付极好的清凉剂,一个在他心目中永远占据重要地位的爱人。
    (二)白求恩的中国岁月
    1937年6月,白求恩从西班牙战场回国。此时,日本在远东已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逐步笼罩垒世界。白求恩渴望直接参加战斗,“去过西班牙这个事实并不能给我,也不能给任何其他人以现在静坐旁观的特权”。鉴于一批美国医生刚刚启程去西班牙,从全局出发,白求恩认为,“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中国比西班牙更加迫切需要医生,而他在西班牙的经验可以运用于中国的反法西斯战场。他将自己的想法通知了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两党同意联合派遣他去中国。这时,国际援华委员会在纽约成立,配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与委员会取得了联系,主动请求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和游击队一同工作。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领着由他和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三人组成的加美医疗队,购买了充足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港启程来中国。他们途经香港,到达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在这里,白求恩既目睹了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又通过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络,见到了一支新生向上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他坚决回绝了国民党政界、军界、卫生界的挽留,决定到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他相信,在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医生更能发挥作用。
    2月22日医疗队离开汉口前往西安。为躲避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进攻,他们不得不从临汾、潼关等地绕道而行,穿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荒芜的土地、被烧焦的村庄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难民给白求恩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诅咒这场战争,更对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充满了愤慨之情。行程是危险而忙碌的,医疗队曾一度与延安、纽约、汉口都失去了联系,一些西方新闻记者纷纷报道白求恩已在中国内地被日军俘获杀害。
    一个月后,白求恩一行到达西安,结识了另一位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步人士——美国著名记者、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几天后在延安,他们受到了八路军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并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会见是十分愉快的。他们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前线在医疗方面的需要。白求恩建议利用他带来的一批医疗器械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就近医护照顾重伤员,并郑重保证这是救助伤员最有效的方式。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伤员立即手术将有75%的复原率很感兴趣,表示会大力支持他的工作。整整三个小时的会谈,双方达成了共识,决定由白求恩组织中国的第一个战地医疗队。白求恩十分兴奋,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延安,白求恩参观了这个被誉为革命圣地的城市,并访问了八路军的医院和卫生学校。4月24日,他和河南教会医院的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一起离开延安,巡视了西北的几个前方医院后,前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6月17日,白求恩与布朗到达五台山,会见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不久,白求恩被任命为军区卫生顾问。
    在这里,白求恩开始“真正体味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奇异而崇高的精神”。他对八路军简陋到最低限度的医疗条件和医护人员的奇缺感到吃惊,医务工作者和战士所表现出的忠于职责及自力更生精神更使他觉得“像神话一样令人难以想象”。他不仅感慨:“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精良的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战士。有了这样的革命精华,我们就有了一切”;他还看到,这个半年前刚刚建立的军区,虽然处于敌人的层层封锁之下,但“坚决抗日的火焰却在人民的心中燃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民主的共和国的远景,…这个地区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和雏型”。在详细调查八路军的医疗工作情况后,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革命战争事业中去。
    1939年10月,日寇向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白求恩带领战地医疗队赶赴涞源北部摩天岭前线。28日,在一次紧张的战地手术中,白求恩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11月1日,他带伤给一位患颈部丹毒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就在他为伤员作纵横切口时,手套被划破,无孔不入的细菌侵袭了受伤的左手中指,很快发展到肘部,继而扩散到全身。医护人员进行全力抢救,终因病毒进入血液,病情急剧恶化。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49岁。◆◆◆◆◆
    从1938年1月来中国到1939年11月不幸牺牲,短短近两年的时光,白求恩为中国的抗日解放事业、为八路军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解放区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白求恩千方百计地为八路军争取国际援助和改善战地医疗条件。
    当时解放区面临的局势是很严峻的。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军事进攻和层层封锁,国民党军队也时常挑起一些争端,来自国际上的援助很少,解放区十分困难:物资极度匮乏,没有正规的医院设备,手术室简陋,病房条件差,手术器械和药品大多是自制,甚至连消毒和洗濯用的酒精、肥皂也严重不足。
    白求恩对此有充分准备。来华前,他就到处奔走呼吁,带来了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一路上,日机的狂轰滥炸、交通的不便与行路的艰难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在前往晋察冀军区的途中,他从贺家川的后方医院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发报告,要求每月向医疗队提供400美元的经费,不给八路军增加负担。以后他又陆续地以拍电报、写信等方式,汇报自己的工作进展情况,争取得到更多的援助。
    除了借助国际援华委员会外,白求恩还利用私人关系为解放区改善医疗条件。在冀西根据地,他结识了来自新西兰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赫尔小姐。由于援华委员会筹集的药品器材迟迟未到,储备的药品已用光,急需前去敌人占领的平津地区购买。在这一地区,日寇对军用物资严加控制,白求恩不能亲自前往,他便说服赫尔小姐给予帮助。赫尔十分犹豫,她深知面临的危险,但最终还是怀着对白求恩事业与无私精神的崇敬,毅然穿过重重封锁线,机智地完成了任务。许多战士的生命及时被挽救了,赫尔小姐的布道所却被日军焚毁,她本人也被迫流落他乡。
    白求恩为争取外援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他曾任根据地宣传委员会的英文组组长,专门负责向国外报刊杂志组织编写介绍中国抗日的文章。在晋察冀文艺界发起编写“晋察冀一日”活动时,他撰写了题为《沃土上的野草》的短篇小说,并寄发到国外,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英雄业绩。他还向加拿大和美国的朋友们写过十几封长信,请他们在国外代为宣传,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支持和援助。1939年后,晋察冀根据地更加困难。白求恩计划10月底离开中国,亲自回美洲大陆作公开宣传,动员一些医护人员来华,并运回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争取1940年的五一劳动节前返回晋察冀军区。但由于视察工作和新战事的爆发,他两次推迟了行期,最终未能成行。
    第二,白求恩领导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卫生工作,促进了整个军区医务卫生的改革与发展。
    当时白求恩与外界保持联系十分困难,汇款、药品及信件在途中常常被截住或耽误,在将近20个月的时间里,白求恩只接到国际援华委员会的三封来信。而八路军在医疗方面的需要一天比一天迫切,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立足于现实条件,自力更生。
    白求恩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把一个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成为一所比较正规的模范医院,使伤病员得到良好的治疗,并起示范作用。他选择了松岩口的后方医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星期运动”。经过五周的改造,环境卫生焕然一新,盖起了边区第一个真正的手术室和消毒病房,组织清洁队维持卫生清洁工作,制订了卫生制度和医务人员的岗位职责,还教给人们动手制作各种医疗器械,鼓励村里的妇女试做棉被、床单等病房用品。1938年9月15日,松岩口模范医院建成,并举行隆重的典礼,成为推动整个根据地医务工作的发动机。
    白求恩还积极探索社会化医疗制度,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筹建了杨家庄的特种外科医院,使保健事业真正成为公共的事业。他草拟了民主管理医院的计划,对医院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决定由医院领导、医务人员代表、群众代表和伤病员代表四方组成医院院务委员会,定期聚会商谈院务,检查工作中的优缺点。特种外科医院的建成表明了一所真正属于人民的医院的诞生,进一步密切了医院和病人之间、军队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除了对后方医院进行改造外,白求恩在医务工作上实行的最重要改革是战地医疗队直接上火线抢救伤员。面对游击战争的流动性和日益激烈的战斗,白求恩适时地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口号“到伤员那里去!”,并以身作则,率领战地医疗队奔赴前沿阵地五台山区,开创了八路军卫生工作的新记录。1939年日寇发动了对冀中大平原的扫荡,白求恩和军区卫生部人员组成了“东征医疗队”,随着作战的军队巡回医疗。10月,在他准备回国争取外援时,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再次率领战地医疗队上了前线。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38年共行程3165公里,给762个伤员作了手术,检查了1800个伤员的病情。1939年在冀中的四个月,医疗队行程1500多华里,施行战地手术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使受伤的战士迅速得到了充分的治疗。手术后效果的检查表明,85%的伤员情况基本良好,这突破了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取得的记录,大大减少了伤员的死亡率,也缓解了医院的长期负担。◆◆◆◆◆
    第三,白求恩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和建议,踏踏实实地为八路军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医护人员。
    白求恩通过改建医院和组织战地医疗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务工作系统,但医务人员短缺仍是面临的难题之一。当时晋察冀军区已经拥有了20万军队,一年打1000多场战役,有2500名伤员常住在后方医院里,医务人员总共只有25名,其中15名是看护。白求恩意识到自己不能“仅仅是直接运用技术来工作,而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任务是帮助训练人材。这样,纵然离开,他们自己也能把工作担负起来”。
    1938年5月17日,在从贺家川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白求恩就把训练医疗工作人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再三强调。在筹建松岩口模范医院的同时,白求恩开办了卫生训练班,招收五十余名学员,他亲自安排全部课程,编写教材,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给学员上课,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但由于敌人的进攻,训练班被迫中断并转移了。1939年初,白求恩又利用战争的间隙,着手训练晋察冀各军分区的医务干部。他在杨家庄举办了以集体实际教育为中心的实习周,讲解内外科的基本知识,并安排每个学员轮换做医院里的各种工作。实习周圆满结束后,学员们又开始领导自己地区的卫生工作人员展开类似的实习周。除训练班和实习周外,白求恩还经常举办专题讲座、巡回讲座,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现场实地参观、表演,改善了医务人员的工作作风,提高了他们的技术水平。
    同一时期,设立一所比较完善的卫生训练学校的计划提上了日程。白求恩认为,它与军事学校、党校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培养医务干部,不仅是战争的需要,也是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在他的关怀和倡导下,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杨家庄筹建,从各军分区卫生队、休养所抽调学员来学习,第一期就集中了500人。不久迁往冀西唐县的神农村,由延安医疗队的队长江一真大夫主持。7月,白求恩率领东征医疗队胜利返回后,立即以军区卫生顾问的名义到学校检查工作。他与负责人商谈了卫校的组织方法、教学分科及医生的培养训练,为卫校制定了教学方针、教学计划、课程表甚至作息时间表,亲自编写了《外科教材》,并请求军区从冀中调派专家、教授补充师资力量。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宣告成立,10月延安抗大女生队和军委卫校开到敌后,和晋察冀卫校合并,学员增加到一千多人,为解放区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和医护人员。
    第四,白求恩为八路军医院创造了许多战地医疗方法,改进、制作了大批医疗设备,并致力于提高医务人员的理论与技术水平。
    白求恩不仅关心八路军整体的医务工作,还不忘从细微之处改造各项具体的医疗技术工作。他制定了“消毒十三步”的操作规程,使再用的敷料完全符合医疗要求,在解放区各医院得到普遍推广。他用次硝酸铋、黄碘、流动石蜡和香油配制成一种叫“毕普”的软膏,减轻了伤员换纱布时的痛苦。他还为战地医院设计装备了一种新式运输工具——“芦沟桥”,用两匹骡子运载的医药用品以供做100次手术和上500次药之用。他发明了用猪油来代替凡士林、用竹片削制成镊子、把砖头改造为热敷工具的种种方法,并亲自绘制各种图样,指导人们做夹板、病床、钳子及各种医疗设备。
    除做许多实际工作外,白求恩还尽力完善游击战中的医疗理论。在松岩口开办训练班时,他编写了世界上第一本游击战医疗手册,被晋察冀边区政府作为医学教科书刊行。他后来又利用战地医疗的间隙,编著了《战地救护须知》《战伤治疗技术》《初步疗伤》《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消毒十三法》等二十多种医疗卫生教材。白求恩最重要的著作是1939年8月完成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全书译成中文计14万字,并附有119幅插图,这是他在中国解放区从事医疗工作经验的总结。聂荣臻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他一生最后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给予我们每一个革命的卫生工作者和每一个指战员、伤员最后的不可再得的高贵礼物。”
    从为八路军争取更多的援助到模范医院等的成立,从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培训医护人员,从提高医疗技术到充实医学理论,在一个与西班牙完全不同而且远为落后的环境里,白求恩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一步步完善着医疗工作,并挽救了成千上万战士的生命,为中国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解放区短短的两年中,白求恩不仅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传授给中国人民极高明的医术、经验和最高度的科学创造力,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
    白求恩有着最高的工作热忱。
    白求恩清楚地知道:“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新中国,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必然,它自己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从一踏上中国大地,他就怀着“时间不能等待”的迫切心情,渴望投入工作。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白求恩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任何前来求助的人治伤,他乘坐的大车简直成了流动救护车,在给伤员们上药包扎之中他度过了48岁生日。在延安,当八路军卫生部的同志们对于白求恩的去留问题犹豫不决时,他跳了起来,抄起圈椅扔到院子里,十分激动地表示,他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伤员,不是他,坚决要求上前线。到达五台山后,他又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希望马上开展工作,并说:“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而不是摆在客厅里供人欣赏的明代瓷瓶”。
    在八路军的两年之中,白求恩正是把自己当成一挺机关枪,每天工作18个小时。战地医疗队在前线时,他常常是天不亮就起身,每到一个救护站或后方医院便立即进行检查和动手术,稍微休息一下,又向下一站进发。护士尤恩说:“白求恩永远保持着他为自己规定的生活节奏,似乎从来不曾松弛过一下。”布朗也曾回忆: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像他这样保持清醒和谈话直到深夜,像是想去做他从来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任何事情。”
    在作中,白求恩比任何人速度都快,坚持的时间也最长。在松岩口的头一个星期,他检查了520多名伤员并亲自作了详细的记录,接下来的一个月,又为147名伤员做了手术。在黑寺,他有过43个小时内做170多个手术的记录。齐会镇战斗打响后,在69个小时不停的工作中,他给115名伤员施行了手术。一位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事说,他现在不是用身体,而是凭着头脑和心灵工作。白求恩自己也承认:“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这里需要我。”而每当无所事事时,他总是愁眉苦脸,沉默寡言,“难受得就像一头耳朵里长了疖子的大熊”。
    对白求恩来说,每分钟都有重要的工作,都有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而同时,从他到过的每一个村子和前线,军区领导都接到同样的报告,知道他为了工作废寝忘食,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健康。一次,在白求恩已连续40个小时没有休息后,聂荣臻就以开会的名义把他召到司令部,严肃地命令他去休息。过了一会儿,聂荣臻悄悄打开里屋的门,却大吃一惊:白求恩正坐在炕边,满脸怒气地瞪着他。在伤员等着接受治疗时,他是不可能放心休息的。
    尽管工作繁忙,白求恩仍保持着每天临睡前学汉语的习惯。为了创造更方便的工作条件,他在卧室的墙上,贴了一张常用医药名词的英汉对照表。他说:“现在,除了其他的困难外,有时我觉得语言上的困难几乎成了工作的主要障碍。”他把时间充分利用到极限,甚至在生命垂危时,他还说:“如有腹部、头部受伤或大腿骨折的伤员,都要通知我…假如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线去”;并极力叮嘱聂荣臻:“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的病人和贫血病人用。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他挂念的仍然是工作,这比生命更令他珍惜。
    白求恩有着最强的责任心。
    白求恩对每一个伤病员都是慎重耐心地治疗和照料,没有丝毫草率。他认为一个医务人员的责任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为此,“必须要有一颗狮子般的心,一双巧妇的手。就是说,必须胆大、坚强、敏捷、果断,但同时也得对病人和蔼、体贴”。他规定,无论昼夜,凡是伤势较重的伤员送到医院,一定要及时通知他,由他亲自检查,手术后的第一次换药也如此。一天深夜,从外面送来了几名伤员,白求恩刚刚睡下,值班医生没惊动他,自己作了认真处理,第二天白求恩得知后就严加责问,很不高兴。一位战士,五个指头几乎全被打烂,需做截肢手术,责任医生认为应该把手指全部切除。白求恩仔细检查后,发现大拇指的第二节还可以挽救,主张保留它以方便伤员今后的生活。
    认真慎重地施行手术,只是治疗的初步,手术后的照料是最重要的。白求恩很关心伤员的饮食,经常亲自到伙房里察看,并予以指示或提出建议。有一次,一位英勇的指挥员徐志杰率“老虎排”冲锋时不幸被打穿了腹部,生命垂危,白求恩认真地给他做了肠子的十处缝合手术。手术后,白求恩每隔两小时探望一次,为他设计了一种专门的靠背架,亲自做可口的饭菜喂他,并坚持让他和医疗队一起转移,直到徐志杰28天后伤口愈合才被送往后方去休养。◆◆◆◆◆    不仅仅是在医疗中,在平时白求恩对广大人民、对同志都怀着满腔的热忱,给医务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他从汉口到延安的途中,曾住在火车站的货仓里。一位抱婴儿的妇女前来借宿,婴儿面黄肌瘦,哭闹不停。白求恩一口口地给孩子喂牛奶,教给妇女抱孩子的正确方法,提供被褥让母子俩过夜,第二天临走前又塞给妇女一些钱,同行的尤恩认为他是一个“献身的人道主义者”。
    到了解放区,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把村子里的居民集合起来,给有病的群众治疗,给孩子们检查身体。对于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他更是关心备至。在120师师部时,他曾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干部检查身体。其中一位女同志身体状况很差,不适合在前线工作,白求恩便向服务团领导建议把她留在后方休养,可这位同志不肯留下,她的工作也无人接替,当夜出发时,服务团领导没打招呼便把她带走了。白求恩半夜得到消息便立即起身找到贺龙师长,贺龙马上派骑兵把那个女同志接了回来。还有一次,白求恩从后方医院里走出来,注意到台阶的最后一块石头不见了,就招呼随行者抬来一块大石头补上,并细心地站在上面试试稳固程度,这则关于伤员和石头的故事,不久在医务人员中流传了开来。
    白求恩不仅以强烈的责任感要求自己,同样也严格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他说:“对于一个医生,没有任何工作是不屑一做的。同时对于一个最低级的医务人员,只要他全心全意地去努力学习和工作,将来有一天没有任何工作是他做不了的。”一次,前线送来了几名伤员,担架就停放在医院的院子里,一个医生若无其事地走过,白求恩把他喊了回来。他说:“一个医生是不应该在伤员面前昂首而过的。对于负伤的战友,我们要给予最大的关注,尽快地给予治疗,给予慰问。”在观摩手术时,如果有人把两手插在衣兜里,他发现以后会说:“病房工作人员要将两手伸出来,做随时准备的姿势,这里没有旁观者。”对于医务人员工作上的失误,他更是不客气。一个年轻的护士给重伤员换药,白求恩发现瓶子里装的药和标签上的名称不相符,严肃地批评了她的粗心,并立即拿起刀子把标签刮掉。
    这些都是小事情,白求恩恰恰要从细微之处训练医生的高度责任感和培养他们主动负责的工作作风。他的用意是好的,虽然有时态度比较粗暴,让人难以接受,更有发错脾气的时候,但他会坦率地承认错误并立即纠正。一次,在河浙村的后方卫生部,白求恩去病房看望伤员,见到一个战士因为没有上夹板,受伤的腿要锯掉,就对责任医生方大夫大发脾气,坚决要求追查其责任并予以处分。后来,白求恩了解到,当时没有足够的夹板,部队又急于转移,只能匆匆把伤员包扎一下送往后方医院,方大夫不是医科学校的学生,是靠自学苦干成为一名八路军医生的。白求恩知道自己错怪了方大夫,更为其革命奋斗精神所感动,于是主动找到他作自我批评,表示愿意帮助方大夫进一步提高技术。
    白求恩有着最崇高的刻苦耐劳和牺牲精神。
    白求恩甘心抛弃了自己的舒适生活,到华北敌后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来。布朗曾为此感叹:“在中国的一段岁月,他为贫穷、受压迫的人服务,这是一种明显的奉献。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他却以热切的渴望,采用医疗上的、政治的或其他方式去帮助受压迫者。他感到帮助受压迫者比当一名卓越的、在社会上享有声誉的胸外科医生,比拥有高水准的生活更能使他得到心灵的快乐。”
    解放区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马海德大夫早就告诉白求恩:“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八路军的医疗工作,就是和解放区外边的大医院也不能比。”但他毫不在意。他工作的地点,需骑马或徒步穿过无数山峰和峡谷,他给伤员们动手术,是在山村的茅屋、古老寺庙及接近火线的救护站里,他却感觉“如同在一间有自来水、漂亮的绿瓷砖墙、电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设备的现代化手术室里一样”。
    解放区的生活条件更是困难。白求恩也承认:“这儿生活相当艰苦,而且有时候相当艰难。…这北方的原野,使我想起我在安大略省北部未开垦地带的童年生活。”但他根本不计较这些,常常说:“如果为了享受,那我就不到中国解放区来了。”他曾是一个酗酒的人,现在戒了酒,用茅台来清洗伤口。面对臭虫和跳蚤的“联合进攻”,他风趣地称之为“机械化部队”,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更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我在这里过着一种浪漫的生活”,“丰富得不知从何说起”,并多次谢绝上级领导给予他的种种照顾。毛泽东曾亲自给聂荣臻发电报,请他每月付给白求恩100元作为生活津贴。白求恩坚决回绝,把这笔钱捐给了伤病员,作为购置烟叶和纸烟的特别费用。有些地方为欢迎他而备好了酒席,白求恩很不高兴,说他不是客人,他愿意像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那样生活。◆◆◆◆◆
    物质生活是极度匮乏的,白求恩的精神世界却十分丰富、充实。工作之余,读不到国外出版的报刊书籍,也没有收音机,他就认真学习、了解中国的政治历史知识和风土民情,还与人们一起探讨哲学与人生、中国和世界的前途。长期伴随他身旁的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手册》,他也经常学习毛泽东有关抗日战争的战略性文件。他十分满足地说:“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任何东西都是供给的。没有什么因得不到满足而感到遗憾。我被作为一个‘国王’式的同志优待,充满了一切可能的热情和礼貌。”并称:“能和这样一些对共产主义理想言行一致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
    白求恩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和种种危险,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他曾说:“面对一个战友的牺牲,我们需要的是前仆后继,而不是怜悯、伤感。怜悯会减低牺牲的意义。因为我们是为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的。”
    在奔赴延安的途中,面对敌机的空袭,白求恩镇定自若,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过两次洗礼,一次用水洗,一次用火洗”。他从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时,八路军卫生部要给他配备几名武装警卫人员,他拒不接受,说“我本身就是战士”。在敌人紧密封锁的冀中大平原活动时,白求恩不愿安逸地留在诊所里工作,坚决要求去群众家里看访伤员,进行巡回医疗,师长贺龙拗不过他,只好派军队随行掩护。
    当天率战地医疗队奋战在前线时,更是毫不畏惧,竭力挽救受伤战士的生命。齐会村会战中,白求恩在离前线七华里的小庙
    里设下了临时手术室。随着战斗的日趋激烈,炸弹不时在庙前爆炸,十分危险。军区几次派人要他把急救站后撤,他都拒绝说:“我的岗位就是在前线”,仍然平静地给伤员做手术。在摩天岭的一次战斗中,几百名敌军悄无声息地包抄过来,医疗队只有九条枪,情形十分危急。司令部命令他们立即转移,医护人员也是一片慌乱。白求恩一面让民夫收拾好东西准备随时出发,一面仍镇定地命令一次抬三个伤员继续手术。枪声越来越近,监视部队也和敌人接上了火,他让医疗人员和做完手术的伤员先行转移,自己留下来处理最后一名伤员,最后在敌人扑入的前几分钟从容撤出了村庄。
    除了施行医疗手术,白求恩还以其他方式无私地救助伤员。他是志愿献血的带头人。一次从前线运来的伤员因失血过多,面临生命危险,年近50的白求恩当即捋起袖子,声称是万能输血者,要求抽取自己的血,使伤员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磺胺制剂,是当时仅有的现代药品,大部分医生都随身携带一点,以备受伤后用于自身的疗护,白求恩却非常慷慨地把他的药品全部用在了伤员身上,“本来价值20美分的磺胺制剂就能挽救他的生命”,熟悉他的麦克卢尔医生深为惋惜地说。
    白求恩牺牲了,他的死是中华民族抗战的极大损失,也是人类解放事业的损失。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发表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白求恩大夫的业绩和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
    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并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作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影响极为深远,他成了中加人民友谊的象征。
    中国共产党对于他的到来十分看重,尤恩认为:“白求恩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真是英雄惜英雄。他受到他们的接纳,并且被授予打开这个王国的所有大门的钥匙。”广大的战士和群众也时刻关心他的身体和安危,照顾他的生活,工作上给予热情的帮助和配合。尽管单身一人,白求恩却充分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他说:“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了他们;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正是在解放区长期的战斗和工作中,白求恩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也因无私奉献精神和突出成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纪念,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他的高尚情操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宋庆龄说:“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是那些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中的一位。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白求恩是加拿大人民的优秀代表,他的来华,不仅反映了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之心,更是一项热情支持的实际行动。白求恩说:“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着光荣斗争的中国”,并称“你们的战争是正义的,你们并不孤立……我们加美医疗队来中国就是证明。反抗法西斯和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通过白求恩,中国亿万人民熟悉了加拿大,了解了加拿大人,加拿大也为向中国派出了如此杰出的人物感到启豪,中加两国人民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解放后,他的陵墓由河北唐县军城南关迁到了石家庄市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他一手倡导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已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在当年松岩口模范医院的旧址上,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综合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建成了,院里还专门辟有白求恩纪念馆。他生前战斗过的许多地方,定期举行隆重集会纪念他。加拿大人民也没有忘记白求恩。他们把他继续看成是国家的一个“先驱者”、“精神领袖”,成立了白求恩纪念委员会,设立了白求恩医学院,在他的故乡格雷文赫斯特建成了白求恩纪念馆。中加两国还协手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从1966年起,两国医学界举行“白求恩讲座”,每年轮流互派专家到对方国家访问、讲学。80年代以来,中加合作拍摄了故事片《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交换白求恩生平文献的副本,发行两枚邮票以纪念白求恩诞辰1OO周年。这种种纪念活动表明,作为中加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白求恩的“行迹将永垂不朽。他不但将永远为中华民族所钦敬与景仰,而且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人士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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