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绿丛中一点红
发布日期:2011年04月16日
万绿丛中一点红
——加拿大护士琼·尤恩的中国岁月
乔  国
    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许多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构成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整体。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尽管她所从事的只是平凡的工作,却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医疗护理事业作出了贡献。宛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她给这个群体增添了一丝生动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她就是加拿大护士琼·尤恩(Jean Ewen)。 
    (一)教会的使命
    人类的历史这时已翻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僻静的天鹅湖路上,有一幢简朴的小楼。临窗的一张靠椅上,瘫坐着一位老妇人,头发几乎全白了。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她深邃的蓝眼睛时常凝视着那太平洋彼岸的国家——中国,嘴角露出一丝丝会心的微笑。恍忽间,她又穿过了千山万水的阻隔和五十多个春秋的时间隧道,重新回到了从前。她记起了自己第一次怯生生地站在它面前的情景。
    那时她才22岁,花一般盛开的年龄。白净的脸上,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正好奇地盯着那座座古老的园林,健美的身姿不无激动地感受着古老中国缓缓跳动的脉搏,她毫不在意人们从四面八方投来的一束束目光。是啊,即使在拥挤嘈杂的人群中,尤恩的外域特征也是如此醒目。但她仿佛已然忘记了身在何处,沉浸在古老文明带给她的那番新奇、震撼之中。这个年轻的女孩,为什么远离家人、朋友和熟悉的一切,来到这遥远的国度呢?
    琼·尤恩,1912年出生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兄弟姊妹四人。她七岁时,母亲患流行性感冒去世,父亲汤姆·尤恩便带着全家搬到了一个牧场上居住。在那儿,他一面当铁匠,一面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几年后,汤姆·尤恩成为了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并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是加拿大共产党的领袖之一。由于母亲的早逝和父亲工作的忙碌,身为长女的尤恩很早便被生活推上了自立的道路。离开学校后,她先在一间洗衣店工作,后又到马尼托巴省北温尼伯的圣约瑟夫医院学习护理。环境是闭塞的,工作劳累不堪,且报酬极低。
    1931年12月,与已搬到多伦多市的家庭失去联系的尤恩,突然从报纸上得知了一个恶讯,她的父亲,汤姆·尤恩,与其他七名加拿大共产党领袖一起,被加拿大政府以煽动罪逮捕入狱,随即被判刑五年。这对尤恩不啻是个沉重打击。尽管父亲因忙于革命工作无暇顾及家庭,他们长时期里关系是冷淡、疏远的,但毕竟血脉相连,父女情深。这一时期,整个西方世界正日益陷入一次空前的经济大危机之中,加拿大到处是一片大萧条景象,许多人失业流浪街头。1933年从医院毕业的尤恩无疑也面临着就业困难。
    就在倍感前途渺茫之际,尤恩遇到了一次机会,美国圣路易册的方济各修会在中国建立了山东教区,急需招聘一批新的护理人员。她递交的申请获得批准,被以教士的名义派遣到中国工作。尤恩的申请,可以说并不是出于罗马天主教徒的宗教热情,而是为生计所迫,“找不到工作,或是去领救济食物,或是去中国”。
    1933年3月,在温哥华的格朗维尔街码头,尤恩与另外两名女护士罗斯.马丁(Rose Martin)、艾格尼丝。谢弗(Agnes Shaeffer),在文森特.施雷姆普(Vincent Schrempp)神父的带领下,乘坐“白色皇后号,,邮船启程,横渡太平洋,来到了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还未来得及一睹神秘而遥远国度的风貌,她们便被派到了山东淄博张店的美国教会诊所服务。教会在教堂里举行盛大的欢迎晚餐,当地乡绅和市政官员也对她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教会管辖的教区范围很广,包括附近几个地区,他们宣传福音,办学校,也为当地农民开展一系列医疗服务,与济南的圣约瑟夫医院有密切往来。
    在山东农村,尤恩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一片贫瘠的土地。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沿续着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只有那生生息息繁衍着的一代代人忠实地记录着时间的流逝。正是在这最底层的农村,她第一次认识了中国,理解了中国。◆◆◆◆◆
    到处是一片荒败贫穷、民不聊生的景象。农民用极其原始的操作工具和方法,在田地里挥洒汗水。全家人终年劳作,换来的仅是勉强维持生计。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此外,处在这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年代,拦路打劫的强盗和无恶不作的土匪又经常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点收获抢劫一空。
    农民是勤劳善良的,又是愚昧的。迫于生计,他们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反过来又使他们偏执地认为教育无用。孩子六七岁就和大人一起下地劳动,幸运的也只是受一点启蒙教育,识得几个字。人们的这种自我封闭、安于现状的心态,使得他们对于不了解的事物,总是充满疑虑和畏惧,继而人为地添加上一层神秘色彩。当教会诊所的医生送病人去济南住院时,老乡们竟细细端详他们乘坐的福特汽车,生怕这个庞然大物把魂给勾去。诊所电灯的安装也吸引来不少人围观,老一辈的人则轻蔑地称之为鬼把戏。家人生了病,不找医生看,去请巫医来驱邪,病人遭痛打后,被活活地折磨致死。
    尤令尤恩吃惊的是妇女所受的歧视。这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很普遍,女孩子被迫从小缠足、学女红,婚姻不自由,婚后的地位更是低下,生活范围狭小。尤恩曾目睹一个农民把年幼的女儿卖给一个年老的富裕商人做妻子,更亲见一位产妇三天后就被迫下地劳动。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教会虽设了专门的女童学校,但尤恩发现,“这不过是弃儿收容所的美名”。女孩子除了接受一些基督教教义问答知识外,其余的时间就是干杂务。当她们结婚时,男方要给教堂一笔相当大的捐款,代替给女方的聘礼。
    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使尤恩认识到工作的艰难。她本身的工作环境也是不稳定的。在张店的教会大院住了几个月后,她和艾格尼丝、罗斯一起搬到了60英里以外无棣县的江家,在炎夏中开设了一个新的诊所。第二年3月,尤恩又被教会派到了黄河沿岸的祖李庄开展诊疗工作。1935年6月,她接受了新的任务,到蒲台的郭镇独自创建新的诊所。在频繁的调动中,尤恩要一次次面对陌生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尤其是在“远远地同文明分隔开”的郭镇,她工作、食宿全在一小间茅屋里,房子没有门板,窗上没有玻璃,“住在这房里,就像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我的一举一动,人们可以一览无遗”。这个地方不仅贫穷之至,还经常受到土匪的洗劫和骚扰。年轻的尤恩曾为此感到担心和烦燥不安,但她渐渐懂得:“所谓生活,就是由一系列新的开端所构成”。她几乎对任何事情都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尤恩尽力使自己适应落后的农村生活。首先她要过语言关。尤恩认识到:“不懂当地人民的语言,一个教士就像是聋子和哑巴。把自己孤立起来可能是致命的。”她专心学习方块字和汉语,虚心向每个人请教,并抓住一切机会练习。有时她甚至到集市上去,在交易最活跃的时候,大胆地同商贩们讨价还价。仅两个月,尤恩就可以用汉语与当地人进行交流了,这为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尤恩在诊所里照料门诊病人,到重病号家里进行护理服务,有时也做一些小手术。第一次接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妇女难产,她的丈夫急匆匆地找到诊所来。虽然没有实际接生的经验,尤恩和同事还是沉着地做了各种测试和检查,帮助产妇顺利生下一个男孩。这家人向诊所送了许多礼品,感谢护士们的辛劳。以前的婴儿都是由当地的接生婆接生的,此次的经历“标志着诊所新阶段的开始”。以后,尤恩和同事们接生了许多新生命,并抽空把产科教材书中有关产前保健和接生的几个章节翻译了出来,以备工作之用。
    在医疗服务中,尤恩注意到,大多数人的病都是由于营养不良或卫生条件极差引起的,农民的卫生知识更是匮乏。“这儿没有环境卫生设备,也没有公共卫生规划。政府对什么也不负责任。”于是,除尽力医治病人外,她们建立点名制度,给学校的男女学生做体格检查,实行补助学龄前儿童的措施,并在诊所的墙壁上张贴卫生宣传画,推广卫生知识,开展公共卫生运动。她们甚至出钱收购苍蝇,鼓励孩子们消灭传播疾病的害虫。
    随着医疗工作的进展,诊所的规模、服务范围不断扩大,迫切需要补充新的人手。于是,几名年轻的中国姑娘(大多是女子学校的学生和基督教教义问答人员)开始接受医疗方面的训练,协助换药、护理家庭病人和接生。尤恩担负起了培训的责任。她教授必需的护理知识,热心传授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外出就诊时,让她们随行观摩和协助,学习如何接生、剪脐带及做母婴产后保健的基本工作。不久,这些女孩就成为尤恩开展工作的好助手和熟练的助产士。当尤恩赴济南为祖李庄和郭镇两个诊所采购药品时,她们已能独当一面,应付自如。同时,她们在经济、人格上也开始迈出独立的第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价值。一些逃婚的姑娘,有了对抗包办婚姻的勇气。这是与尤恩积极的培训工作和言传身教的影响分不开的。◆◆◆◆◆
    穿着深蓝色缎子棉旗袍的尤恩,乍一看真像是中国人。她已渐渐习惯了农村生活,在了解中国和在运用中国语言方面都很出色,并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于青莲”,其真实姓名反而不为人们所知。尤恩不仅能较快地适应环境,还以天生的一种探索精神和巨大的好奇心,颇有兴致地品味着中国农村的传统风俗。她与人们一起热热闹闹过年,共同分享那份喜悦和丰收,只是她的照片被同事当作灶君神像抹上蜂糖,体现了西方人特有的诙谐。她曾参加一个女助手的婚礼,那隆重的喜庆仪式和诸多吉祥的讲究令她大开眼界。春季到来时,她就去农家看蚕宝宝吐丝,并发出了对此的赞誉。她曾收养过一个被抛弃的女婴,平生第一次当了母亲。她更有一段被土匪劫持的惊险经历,不仅展示了不让须眉的镇定气势,还在给匪首夫人治病的过程中了解了另一种生活。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尤恩都是乐观而坚定的。
    时间飞快地流逝,1935年底黄河突然决堤,成千上万亩农田被淹没,灾民遍地。尤恩此时从农村的诊所回到了济南,参加国际饥荒救济会和国际联盟流行病防治小组的工作。任务告一段落后,1937年6月她挥手告别了中国大地,回到了分别四年的加拿大。
    这是尤恩第一次在中国的经历。她坚实的脚印留在了山东这块土地上,也烙在了人们的心里。尤恩从中也受益匪浅。她已经“从社会大学学到了书本中所学不到的许多知识”,即“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曾同重重的疑虑与艰苦作过斗争”。尽管前途还不甚明朗,人生的路还很漫长,但她坚信:“今日之所为,皆是来日之准备”。
    (二)投身中国抗日战争
    在维多利亚市尤恩的住所,挂着一幅珍贵照片:一张三人合影照。中间那位颧骨凸起、面目清瘦的中年男子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白求恩大夫,右边是美国的帕森斯大夫,左边头戴白色围巾、有一双大眼睛的年轻女性,就是尤恩。这是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大夫和他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在加拿大温哥华码头留下的合影。当时,尤恩的一位苏格兰朋友,特地穿上整套苏格兰高地传统服装,一路吹着风笛送他们上船。
    尤恩为什么再次来中国呢?如果说第一次来华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生计,为谋求生活出路的话,这一次则完全不同了。这是尤恩在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职责和估计到将要面临的危险处境下,毅然作出的具有献身精神的重大抉择。
    那已经是1937年年底了。回到了多伦多后,尤恩很容易地在圣约瑟夫医院的外科手术医疗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且薪金丰厚。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尤恩很关心中国的命运。在从报纸上读到美国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所描述的中国人民正遭受的极端不幸和发出的医生、护士去中国的呼吁后,她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她感到,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起,她就同这个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割不断的联系,这是一块她已真正接触过、生活过并不时萦绕于心的故土。此时,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成立了援华委员会,并决定派遣以著名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为首的医疗队来华。但白求恩从未到过中国,也不会讲中国话,迫切需要一名助手和翻译。尤恩因对中过的深刻了解和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再加上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女儿,便成为了理想的人选。在与加拿大共产党总部领导人萨姆·卡尔(Sam Carr)会见后,尤恩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使命,辞去工作,加入了加美医疗队,与1938年2月再度来到中国。
    加美医疗队,最初是由白求恩大夫、美国的法拉特大夫、尤恩三个成员组成。法拉特大夫一直没有报到,临行时美国的帕森斯大夫参加了进来。一路上,性格古怪的帕森斯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在香港转机时,他挥霍完所有的经费,耽误了医疗队的行程和工作安排。白求恩为此怒不可遏,与他发生了争吵,并给援华委员会发电报,要求召回帕森斯,尤恩也签字表示同意。后经尤恩提议,他们与史沫特莱取得了联系,得到她的帮助,坐上了去汉口的班机。在汉口机场,医疗队一行受到了史沫特莱的亲自迎接,并住进了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公馆。主教鲁茨是一个开明人士,他主持的圣公会教堂,因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经常在此聚会和讨论重大时事,故有“延安”之称。加美医疗队来汉口原是听候中国政府的安排,但此时蒋介石政府已迁往重庆,只有中国红十字会和军医署少数几个政府机构留守。根据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协议的条文,白求恩和尤恩主动表示愿意去八路军卫生部工作。前来看望医疗队一行的周恩来和秦邦宪(协调八路军医疗服务的负责人)对他们的决定表示热烈欢迎,但帕森斯坚决不愿意与他们同行。“至此,美国—加拿大联合医疗组实际上就已宣告结束。”后来在延安,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大夫又加入了进来,于是,这个队的全部三名成员都是加拿大人。但在正式的通信中,白求恩还是使用加美医疗队这个名称,目的是为了从加美两国争取援助,“在期待中,美国人被包括着,但它最终证明了想从美国得到金钱是一个徒劳的幻想”。◆◆◆◆◆
    在汉口等待北上期间,白求恩与尤恩到汉阳一所严重缺少人手的长老会医院工作,医治空袭中受伤的人员。生活在战争环境里对尤恩还是第一次。2月底,备足了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后,医疗队出发了,横穿豫晋陕三省,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颠簸跋涉,乘坐能找得到的各种运输工具,甚至步行。无论处境多么危险,在白求恩给难民和伤员们治病时,尤恩都在一旁充当助手兼翻译,一路上他们还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
    一个月后,白求恩与尤恩风尘仆仆地来到西安。因较长时间中断了与各方面联系,他们奇迹般的出现,成了《西安日报》的头条新闻。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到了林伯渠和朱德,并一起计划到五台山开办医院。略作休整后,他们积极准备北上工作。为解决根据地和前线的各种医疗需要,他们还参与国际联盟流行病防治小组的讨论和调查。4月初,医疗队一行终于进入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市——延安,受到了以美国人马海德为首的代表团和全城人的热烈欢迎。尤恩“心里有点激动,也夹杂着一点儿恐惧”,她与白求恩一道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交谈中,毛泽东对她的中国话如此流利感到很惊奇,尤恩觉得毛泽东“看上去像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但是非常睿智”。在延安,尤恩住在条件简陋的窑洞里,并在边区医院担任了护士兼营养师。她参观了延安的医疗卫生设施,迎来了河南圣公会的传教士理查德·布朗大夫,随后又冒着大雨去西安采购麻醉剂、药丸和绷带。当她回到延安时,才得知白求恩和布朗已赶赴前线,到山西五台山区工作了,从此,他们再没有见面。
    尤恩与白求恩在一起工作了四个月,就私人关系来说他们并不是太密切。一开始,当尤恩加入加美医疗队时,白求恩似乎就对这项安排不满意。”他上下打量着我,并说‘你的意思是我必须和你一块儿去中国?’”。显然,他不赞成在这次新的冒险中,让一名年轻的女护士随行。这并不是像尤恩认为的“他只想什么事都自己干,并且干得很出色”,白求恩有可能担心尤恩的同行会给他的工作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也许,他还认为,尤恩“既没有革命倾向,又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怀疑她“并没有理解她所从事的事业的重大意义及其严肃性”。   
    白求恩对尤恩态度一直很严厉,要求也比较严格。他直率地告诉尤恩,“他们的关系只应是医生与护士的关系,除此以外,不应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尤恩只应称呼他的姓,称名是不合适的,并严禁她擅自给病人诊断下药。在延安毛泽东要接见他们时,白求恩认为毛泽东有翻译,尤恩没必要去,只是在尤恩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最后妥协了。
    白求恩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但性情暴躁,尤恩是开朗爽直之人,两人不可避免地会为一些小事产生摩擦,但这始终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和各项工作的发展。毕竟,救死扶伤是他们共同的职责和追求,中国也是他们甘心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尤恩对白求恩始终怀着一种崇敬、热爱之情,赞赏他的献身精神和精湛的医术。她认为,白求恩“是一名伟大的医生和一个杰出的外科专家”,“他对待病人和伤员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个位全人类服务而献身的人”。
    在与白求恩分开之后,尤恩也离开了陕甘宁边区,奔赴晋绥革命根据地。一路上,她曾在药品器材供应站——清涧,帮助建立和完善造册登记制度,在120师后方医院负责教授一批年轻的男护士,尽力把他们培养成为前线部队的好卫生员,还给途中的伤员和百姓做医疗服务工作。6月底尤恩抵达了陕西岚县——120师贺龙司令部所在地,在军医部门工作。
    这儿靠近前线,与延安比起来,条件更为艰苦。没有病房,伤员被疏散在老百姓的家中,动完手术的重伤员不能移动,往往集中住在医疗站的院子里。医疗站只有三名医生、五名卫生员和一名司药,医疗设备、药品都很匮乏。尤恩和医生们共同拟定了各种手术的操作规程,开始有系统地训练卫生员,以尽快培养出合格的医护人才。她还协助当地的卫生部门发动了一系列卫生清洁运动,他们组织医疗队消灭苍蝇和清除垃圾,建立霍乱防疫站,开办灭虱站和浴室。医疗站为所有军民服务,为便于开展工作,把本地区划分成四个片,尤恩被指定管理第四片。她经常跑很远的路去农民家出诊,照看在那儿养病的伤员。因前线战斗频繁,尤恩又随同医疗队出发,给百姓送药医治,安排伤员的疗护。在息马坡镇,她目睹了屠城后的惨状,外国教堂被洗劫一空,里面的老弱妇婴残遭杀戮,驻守的荷兰教士也被抓住。尤恩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认识到法西斯势力不清除,人类将一天也无法得到安宁。
    动荡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尤恩的健康遭到极大的损害,她“销售了许多,以至于穿着制服像麻袋挂在篱笆的秸秆上”,她已不能再继续坚持工作了。在晋绥解放区的四个多月中,尤恩踏踏实实地干了许多最基本的医疗工作,尽管她谦虚地说:“我看不出自己做了多少事,倒是学到了不少东西,120师的官兵们对于她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38年10月,尤恩来到汉口。这时战争局势十分紧张,广州已经陷落,汉口也是危在旦夕,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尤恩找到了英国领事馆,请求帮助撤离回国,但他们表示无能为力。正在一筹莫展、焦灼不安之际,周恩来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让她随同李克农率领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新华日报》最后一批撤退人员,搭乘八路军的“新升隆”轮离开汉口,前往重庆。在湖北的嘉鱼县燕子窝,轮船不幸被日机炸沉,百余人中一大半遇难,尤恩侥幸脱险。她没有被吓倒,与另一位德国女作家安娜一起,用非常简陋的医疗工具和土药,有时甚至用手指和筷子取出弹片,尽力救护、医治同船的伤病员,同行者对她也十分关心和照顾,共同的危险和命运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共同克服了很多困难,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钦佩与友好之情”。当地的百姓、乡绅和外国教会办的诊所也给他们提供食宿和药品。历尽千难万险后,他们一行终于辗转到达长沙。在周恩来的又一次关照下,尤恩经湘、桂,转道法属印度支那的巴牙港来到上海,准备由此返回加拿大。
    上海是尤恩熟悉的城市。她曾三进三出,每一次都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一次从加拿大来,上海是她首先见到的中国领土,她住在法租界里。尽管“除了跟街上的人力车夫和乞丐有接触以外,没有接触别的中国人”,她还是从此踏上了人生的一条新路,开始了那艰苦而又丰富多采的异乡生活。
    第二次作为加美医疗队的成员曾在此停留。日本已公然在关淞江上停泊海军舰艇,并在沿岸安营扎寨,炫耀武力。尤恩见到了租界里的朋友们,他们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尤恩则敏锐地预感到战争的长期性及破坏性,残暴的日本人是不会对任何人慈悲的。双方的交谈闹得不欢而散,她深为朋友们的短视和幻想感到失望。
    第三次见到的上海已完全落于日本人的魔掌之中了。在这块敌占区里,戒备森严,层层封锁,一切抗日人士和同情抗日的力量被残酷镇压。尤恩秘密地见到了新四军卫生处处长沈大夫,这次会见改变了尤恩预定的回国日程,又一项重大使命摆在了她的面前。沈大夫向他详细介绍了新四军在医务方面的需要,大批伤病员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痛苦地死去。他请求尤恩给予支援,帮助募集医药补给并负责运送到皖南战场,并告知她,史沫特莱就在那边。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ArchibaM Clark Kerr)爵士受史沫特莱之托,也在英国大使馆会见了尤恩。大使征询尤恩的意见,希望她能去一趟安徽,但又明确表示,在中日交战双方之间,他不能公开支持任何一方。如果尤恩一旦被日本人抓住,英国政府将不能给予任何援助。
    尤恩清楚地知道这项使命的危险性,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死亡。尽管心怀种种顾虑和面临许多实际的困难,她仍决定接受这项特殊的任务。在几个星期内,她帮助沈大夫募集到大批医疗用品及一些军需物资,就上路了。这已经是1939年初,担负此项使命的共有四人——沈大夫、一位新闻记者、一名士兵和尤恩。他们先乘一艘意大利船从上海去温州,因船上挂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旗子,日本海军没来找麻烦。登陆后,他们机警地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躲过沿途各个关卡的追查。在浙江金华境内,他们还受到国民党警察的盘问。顾祝同也派私人卫队前来查看,并在他们下榻的旅馆周围布岗,实行所谓的“保护性拘留”。最终他们顺利地到达了苏皖边界新四军军部,并把这批药品和物资亲自送到司令员陈毅的手里。尤恩又与老朋友史沫特莱会面了。
    任务圆满完成,尤恩本可以安心地返回家乡,但她看到新四军急需医务人员,又主动推迟了归期,留在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云岭工作。在这个寂寂无闻的小镇里,人员和设备比新四军后方医院更差,但作为前线与后方根据地运送伤员的中转站,工作是十分忙碌的。尤恩主要负责照顾病人、培训战地医务人员。在日机的空袭中,她抢救伤员,帮助重建被炸毁的医院。医院改组以后,尤恩一面到前线救护所去照料伤员,一面参加训练工作。为使受训的学员了解人体的构造,尤恩与其他医生一起做尸体解剖。这在本地区医务人员的培训中还是第一次,引起了很大轰动。解剖图与收集到的材料被汇编成册,作为下一步的教学之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39年5月末,第一期“小抗大”的护士与卫生员训练班35名学员圆满完成了学业,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医护人才,这是新四军训练中心的一个“里程碑”。新四军军部特地举行了盛大的庆贺活动,尤恩也满怀喜悦地应邀参加。
    紧接着,史沫特莱策划让尤恩回上海,给她安排了另一项艰巨任务——为一个难民救济计划募集金钱和衣物。此时,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着法西斯的威胁。在中国,国共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大,新四军有遭到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危险,史沫特莱的计划已不可能付诸实施。尤恩完成了在中国的使命,在加拿大教会和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下,几经辗转,从上海乘坐日本“皇后号”回到了温哥华。◆◆◆◆◆
    尤恩此次在华工作是从1938年1月到1939年6月,时间不长,却留下了无法湮灭的印象。与第一次在山东农村看到的破败、动荡、绝望相比,根据地是一块热火朝天、充满信心和希望之地。军队纪律严明,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充溢着友爱与和谐。她由衷感叹道:“我记不得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看见过有像这样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场合。”而在工作和生活中,同志们对尤恩的关怀更使她深受感动,产生了一种亲如一家人的感情,这是她从未感受过的。
    尤恩还看到,在根据地,妇女们已开始走出狭小的家门参加工作。她们学会了读书写字,并拥有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经济上开始独立。人们都称呼她们为“同志”,而不用任何带贬意的称呼。尤其是尤恩在延安参观抗日大学的女生大队时,来自全国各地几百名年轻女性们的飒爽英姿,更给她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她写道,“只有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妇女被给与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这就是尤恩第二次来中国的经历。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在山西、陕西八路军部队医院和皖南新四军云岭医院工作,照顾伤病员,培训护理人员,并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运送了大批医疗和军需物资,为中国人民的抗日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在此过程中,她也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二)访问新中国
    1985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北京饭店楼上,尤恩坐在轮椅上凭窗眺望着车马如流、灯光如昼的北京城。无情的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却抹不去心头那一份回忆。这是她第三次来中国。
    1939年尤恩回到了加拿大,但一直没有忘怀自己的第二故乡——中国,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曾两次给周恩来写信,表示衷心的祝贺与问候。尤恩在国内也积极从事加中友好活动,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加中友协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会唯一的一名荣誉会员,继续默默地为增进中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交往做着贡献。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曾在困难时刻帮助过中国的国际友人。1979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与尤恩一起战斗过的老朋友,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曾专程去拜访她,向她表示慰问。有关部门也数次向她发出了访华邀请。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和行动不便,尤恩未能成行。1985年她终于克服了一切障碍,以73岁的高龄飞渡太平洋,实现了再次来华的夙愿。尽管这次她不是用双腿,而是靠着轮椅站在了这块熟悉的土地上,但那颗对中国火热的心仍在有力地跳动。
    注目北京城那一片辉煌和繁华,尤恩陷入了沉思。第一次中国之行始于1933年,受美国教会的派遣来到山东农村。在张店及江家、祖李庄、郭镇等地,她接触到了20世纪30年代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基本状况。她很快适应了环境,真正喜欢上了勤劳善良的中国百姓。尤恩曾亲手接生了许多婴儿。在欣喜之中,年轻未婚的她竟油然萌生一种极微妙的做母亲的情怀。事隔五十多个春秋,她的女儿也有了孩子,当年的新生儿已经成家立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如果说山东带给尤恩的是对中国底层社会的体验,眼前的东方古都——北京却是另一种境况。她是1935年来此专程拜访的。虽然在她的记忆中,“北京似乎只是一座有一条柏油马路和一条公共汽车站的小镇,有许多人力车和成群结队跟在行人后面乞讨的儿童”,它蕴含的古老文明却令尤恩心醉神迷,久久不愿离去。为了坐一坐颐和园仁寿殿内慈禧的宝座,她甚至以一个美元的代价“贿赂”了负责守卫的国民党士兵。这种对东方文明的崇敬和朝拜引导她去继续探索那迤逦朦胧的风貌。往事历历在目,只是古老的城市已焕发了新的光彩和生命力。如今的北京城高楼林立,交通如梭,只有那几座古老的园林还静静地伫立着,无言地提醒如烟如梦的过去。
    会见老朋友是尤恩1985年中国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她很高兴地见到了当年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他们共同回顾了与白求恩相处的日子。尤恩还分别见到了王炳南、马海德、艾黎、许飞青、爱泼斯坦等中外老朋友。虽然尤恩与他们之间横亘着50年的沧桑变迁,但毕竟他们曾一同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型依稀往事的深情追忆中,每个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轰轰烈烈、悲壮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有艰辛,有痛苦,但更多的是奋斗和欢乐。这是属于尤恩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段,她感到由衷的自豪。
    “30年代业已一逝不复返了,在此之间及其当中我所经历的生活,有时如狂风骤雨,有时则令人灰心丧气,但从不单调乏味。”尤恩这样总结自己在中国曾经度过的岁月。回顾过去,为的是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尤恩第三次来华,面对50年来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她不仅为之惊叹和欣慰,并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恋恋不舍,依依回首。两年后,1987年10月31日,琼·尤恩在维多利亚市病逝,终年75岁。在遗言中,她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中国。中国人民以悲痛之心真诚地接纳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儿。1988年5月20日,在河北省唐县君城晋察冀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同白求恩一样,她在这块生生不息的古老土地上成长、战斗,最终也在这里安息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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