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
发布日期:2011年04月16日
把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
    ——记罗伯特·麦克卢尔医生
    宋家珩
    罗伯特·麦克卢尔医生(Dr.Robert McClure),中文名罗光普、罗明远,是一位加拿大长老会的医疗传教士。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后来继承父业,长期在中国贫穷落后的豫北地区从事农村医疗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投身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先在河南郑州担任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国际红十字会领导人;后又转赴大西南,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负责人,主持沿中缅公路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公谊救护队服务,帮助重建受到战争破坏的医院。1947年后,在汉口协和医院主持癌症检测和治疗中心,直至1948年回国。他先后在中国度过了47个春秋,经历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清朝的覆亡;目睹了军阀混战和民国的统一;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战后多所医院的重建。中国华北、华中和大西南的许多省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医术高明,工作勤奋,精力过人。他是一位外科专家,同时又是社会活动家,接触过中国各党派、各界和各层次的人士。他的中国经历很有传奇色彩。他热爱中国,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境遇,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他的一生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威廉·麦克卢尔(william McClure,汉名罗维灵)是罗光普的父亲。罗维灵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医学院,来华前曾任蒙特利尔总医院的总监,是国内的名医之一。他是长老会福音传教士古约翰的好友,受古约翰的鼓动,放弃了蒙特利尔总医院很有声望的工作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一起于1888年来到中国传教。他是加拿大长老会豫北教区的创建者,是被教会誉称的“河南七贤”之一。罗光普曾说,他的父亲“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位受加拿大长老会派遣来华的加拿大医生”。他参加了创建豫北教区的全过程,先后在楚旺、卫辉等地的传教站服务,主要任务是行医。他领导创建了卫辉的惠民医院,担任该院首任院长和主治医生。他在惠民医院建立了x光室;无菌手术室和条件较好的化验室,实行正规化的护士护理制度和使用近代的麻醉法。他的医术高明,有很高的信誉,当时在中国被认为是早期脑炎和震颤麻痹症诊断的权威之一。他还通过带徒弟的办法,培养了一批当地的医护人员。当惠民医院的规模日渐扩大时,罗维灵感到肩上的担子日益沉重,希望把医院交给更有眼光的年青人来领导。而且,他对教书有浓厚的兴趣,他设想将西文的医学教科书译成中文,然后再由懂中文的教授来讲授以提高医学院的教学水平,这是他可以承担的重任,并急切地想付之于实践。1917年,他来到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担任医学院教授。他在医学院认真地从事教学工作,翻译了许多西文的医学教科书,并不怕麻烦地把多伦多大学多余的病理学标本从加拿大运到齐鲁大学用于教学实践。他在齐鲁大学一直工作到1938年,由于日本的入侵才被迫离开,时已82岁高龄。罗维灵医生热爱中国,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中国地方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他对中国的感情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他的两个女儿都曾在中国服务,罗光普更是走上了与父亲相似的生活道路。
    罗光普出生于中国动荡的年代。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反帝爱国热潮遍及城乡。罗维灵医生的传教站所在的豫北楚旺也遭到冲击,罗维灵夫妇带着两个女儿随着传教士撤退的队伍到达上海。当时已有身孕的玛格丽特便前往美国待产。1900年11月,罗光普在美国波特兰降生。1901年夏,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玛格丽特又带着女儿和不满一岁的罗光普回到中国豫北卫辉,罗维灵等传教士刚在这里建立了传教总站。
    罗光普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卫辉传教总站的大院内度过的。教会院内设有专门为传教士子女开设的托儿所和寄宿学校,保育员和教师都是从加拿大聘来的。罗光普从这里接受了西方初等的正规教育。他在院内还有一批少年伙伴,有加拿大传教士的子女,也有中国儿童。他在日常的嬉戏中熟悉了卫辉的社会生活。例如,星期六通常是孩子们的休假日,他们可以得到一块银元,可以自由地到县城大街上去游逛,有一次甚至看到了街头处决犯人的场面。他从小就适应了在中国生活,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和地方土话,甚至不愿意说英语,他的父亲不得不在家门口划一道粉笔线,规定进入线内必须说英语。父母的影响仍是巨大的,他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和对人的爱心与同情心。父亲救死扶伤的精神使他感动,有一次罗维灵尽全力抢救一名被疯狗咬伤的八岁男孩,当抢救无效终于死亡时,他感到极度悲痛。这件事对罗光普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开始感到医生职业的崇高并立志要成为一名技术高超的医生去解除病人的痛苦和挽救人们的生命。◆◆◆◆◆
    1915年,15岁的罗光普随家人返回加拿大多伦多市,接受高等教育。最初进入一所教会高中,两年以后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著名大学之一,教学水平高,有一流的设备,罗光普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训练,为日后在医学界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不仅学习努力,而且为了经济自立,在业余时间干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如工厂的机械工;码头上的搬运工;火车站的行李搬运员及农场的工人等等。在社会上打工,帮助他开扩了眼界,学会了多种技能,锻炼了自强自立的精神,并熟悉了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成为日后事业发展的助力。
    1922年5月,他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毕业前夕,经过多方面联系,决定到英国的殖民地服务中心去工作,这个岗位稳定,没有风险,工资待遇很高,可以进一步学习医疗技术,获得医疗经验。为了更好地胜任这项工作,他决定在赴英国以前,先到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健康中心做一段学士后的研究工作。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动身去哈佛的前夕,年轻的罗光普面临他生活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二)中国豫北的孟恩赐医院(1924~1927年)
    大学期间的宗教生活决定了他终身的命运。
    每个星期日上午,罗光普都要到多伦多布卢尔街(Bloor Street)长老会教堂做礼拜,并与该教堂的牧师皮特金(George C.Pidgeon)成为挚友,在宗教思想上深受其影响,最终皈依了基督教。
    1920年春有消息传来,中国河南省怀庆医院院长、加拿大长老会医疗传教士孟恩赐医生(Dr.James Menzies)被当地土匪枪杀。当时土匪进入医院女传教士驻地进行骚扰,孟恩赐听到呼救声立即奔去救援,不幸被土匪子弹射中,经抢救无效死亡。怀庆医院是由布卢尔街教堂资助建立的,最初的一笔捐款25元来自一位患癌症死亡的女教徒。孟恩赐医生由长老会任命为“布卢尔街教堂的特殊传教士”。所以,孟恩赐医生之死在该教堂引起了震动和悲伤。教堂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教徒再次募捐用以完善和扩建医院,医院正式更名为“恩赐医院”,以示对孟恩赐医生的纪念。孟恩赐医生之死在罗光普心中也引起了震撼和悲痛。
    1922年9月,罗光普即将动身去哈佛大学之前赴布卢尔街教堂话别,皮特金牧师留住了他,带着恳求的眼光问道:“孟恩赐医生去世已经两年了,你是否愿意到中国去接替他的位置呢?”
    布卢尔街教堂的请求使他无法拒绝。而且,中国河南对他并不陌生,童年、少年的回忆,疾病,贫穷,土匪……一个真实的天地。冒险的渴望强烈地吸引着他。最后,他接受了教会的请求。但是,希望在去豫北以前先在本国做一年实习医生,以弥补经验的不足。
    罗光普紧张而认真地为去河南作业务上的准备。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医疗技术,凡是他认为怀庆所需要的,他都去学。他来到多伦多西方医院,在外科主任、著名外科医生帕费特(Dr.Perfect)手下当助手,学习外科手术,在实践中提高。同时,他学习使用X光机、化验技术,并专程到美国芝加哥学习了三个月的眼科。1923年6月17日,他得到教会正式任命,担任怀庆恩赐医院院长。当年年底,他告别了多伦多的女友和居住在美国已近70岁高龄,患着重病的母亲,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他先在教会办的设在北京的语言学校接受训练。他的汉语口语已非常流利,但读写的能力尚待改善。他用五个月的时间学完了语言学校一年的课程,然后前往豫北怀庆接任恩赐医院院长的职务,开始了他在怀庆工作的第一个时期。
    恩赐医院是当地最大也是设备最先进的一座西医院,前院长孟恩赐医生医术高明,在怀庆很有威望和影响,相比之下罗光普资历较浅,自感有一定的压力。但是,他年轻气盛,并有优良的业务基础,勤于钻研,敢于实践,很快便胜任了院长的工作。
    他在怀庆的第一个时期,主要活动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主要精力投入医疗服务。20世纪中期,中国处于动乱的年代。怀庆时常有各类地方军阀部队进驻,军队的伤员要送医院救治。此外,地方警察和土匪经常发生冲突,双方的伤员都要送医院治疗。罗光普不得不巧妙地应付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医院白天开设门诊,主要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同时收治军队的伤病员和警察、土匪。他还被一位李将军聘为该部队的名誉上校军医,从军队领取资助,用以缓解医院的经济危机。由于经常接触枪炮致伤的病员,罗光普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他能根据不同种类和型号的枪炮伤害,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不仅技术熟练,而且在医疗器械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发明和自制了一些简单而疗效很高的器械,例如把自行车的煞车把用于固定手术后的骨伤等,他的许多实用技术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传播到中国许多地区。◆◆◆◆◆
    除了门诊和收治住院病人外,他还外出到附近村庄接诊急症病人。鉴于交通不便,他自备一辆自行车出诊,即使深夜也随叫随到,抢救急症患者。到了冬季农闲季节,怀庆教会总站传教士带着一顶大帐篷下乡巡回传教,作为医疗传教士,罗光普经常跟随前往,在帐篷里为当地群众治病。
    第二,开展合作医疗。怀庆离焦作很近,周围的煤矿区由于医疗条件差,有些紧急事故或危重病人得不到及时处理和治疗。恩赐医院也有求于煤矿,医院急需解决照明用电问题和安装自来水供应系统。罗光普到怀庆后不久便主动与煤矿联系,进行合作。他担任焦作煤矿和庆华煤矿的兼职医生,大约每两周出诊一次,帮助医院诊断、治疗重病患者,而煤矿则帮助医院建立发电机房和安装自来水系统。罗光普在大学时代曾在工厂当过工人,具有机械、电机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他亲自参与建立和管理电机房,有时白天在医院看病、做手术,晚上就在电机房值班。维持医院水电系统的运转是他工作的主要部分之一。
    第三,怀庆是一个贫穷地区,土匪很多。在通往庆华煤矿的路上有一片竹林,是土匪经常出没之地。罗光普定期步行或骑自行车出诊,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土匪骚扰对教会医院工作造成了危害。他开始着手解除这种威胁。首先,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土匪多出自附近穆斯林聚居的村庄。然后,他直接走访了穆斯林村民,向他们表示,医院虽是基督教会开办的,但愿意对所有人开放,包括穆斯林在内,他们有病或有枪伤可以到医院治疗,并特别提出要帮助治疗当地主要在儿童中蔓延的一种流行病——黑热病。同时也向对方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保护医院人员的人身安全。这些穆斯林村民性格直率,讲义气,他们很快便与这位讲一口地道本地方言的“洋医生”达成了默契。罗光普为医院解除了土匪的侵扰。
    这段时期,他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怀庆得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1926年10月,他把女友接来中国,在天津举行了婚礼,然后在怀庆的医院安家,建立了小家庭。
    1926~1927年,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人民又一次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怀庆也起而响应。爱国的学生们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天都去包围怀庆的传教总站,高喊口号,要洋人滚出去。面对学生高昂的爱国激情,罗光普感到茫然,他不理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和背景,仅从个人的天地考虑问题,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在这僻远的农村地区,把自己的才能和技术贡献给普通的中国人民,为什么还会遭到学生们的反对?他反复地问自己:到中国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怀着困惑的心情和其他传教士一起在反帝的群众运动高潮中撤离了河南。1927年,受教会安排,部分也是因为妻子怀孕,他们夫妻一起到台湾加拿大长老会的麦凯医院工作。
    台湾麦凯医院是一所水平较高的西医院,院长泰勒(Gushue Taylor)医术精湛,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光普在这里一面工作,一面在泰勒指导下学习,他决心要争取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同时,他还学习日语和福建话,参加主持麻风病的门诊,不放过任何可以充实提高的机会。
    1930年,结束在台湾的工作后,他来到英国,主要目标是到爱丁堡参加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资格的考试。1931年1月开考,有百余人参加,最后只有七人通过,罗光普不在此列。但他没有灰心,回到加拿大经过短期准备之后,5月又重新上考场,这次得到成功,正式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他的学术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在英国,他除了向这一主要目标冲刺之外,还更广泛地学习最新医疗技术。首先,他学习妇科,同时对伦敦的计划生育项目感到兴趣,他到伦敦一家很大的计划生育诊所实习,学习他们的组织经验和实施技术。他对X光学深入钻研,尝试利用 X光治疗深层肿瘤。他学习镭放射疗法,当时镭异常昂贵,1克要15000英镑,他买了少得不能再少的一点镭,用以实践这种最新疗法。据说,他是当时全世界医疗传教士中第二位备有镭的医生,第一位是在印度服务的大夫。
    1930年,已是30岁的他,再次重新审视自己,并对长远的目标作出了抉择:决心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大夫。而且,他属于中国,他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懂得什么是亿万人民的需要,他决心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带给中国人民特别是豫北的农村地区。
    1931年夏,罗光普夫妇带着在台湾出生的两个孩子再次回到了怀庆,开始了他在恩赐医院第二个时期的工作。
    (三)重返怀庆恩赐医院(1931~1937年)
    30年代怀庆的教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自立教会建立,加拿大传教士已经由主变客,怀庆教会医院、学校皆由本地教徒出任领导人。但是,加拿大传教士仍有决定性的影响,罗光普回到恩赐医院担任医院的主管人和外科主治医生。◆◆◆◆◆
    他又精力充沛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他再度兼任煤矿的医生,将所得收入用于改善医院的水电系统。他整顿和扩大了医院的小发电厂,培训了两名机修工人,协助管理煤气设备和电力维修,在教会院内安装了热水管道。
    他协助在县城建起了电话通信系统,医院安装了电话。
    他在怀庆和豫北地区推广计划生育工作。他广泛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以自己做了绝育手术为例进行说服工作,推广避孕和绝育措施。他从国外带回避孕环,找到北京的银匠批量生产。这个时期在怀庆周围地区有三百多名妇女带上了避孕环。
    他致力于癌症的检查和治疗。当时世界上治疗癌症最新的技术是放射疗法和深度x光照射。放射疗法费用昂贵,深度X光照射需要稳定而充足的电力,这两种方法在怀庆运用都有困难。他从报刊上得悉,瑞士和法国巴黎正在推广一种放射针治疗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可望在中国应用。他立即于1934年春前往世界各地去学习这种新技术。他在瑞士度过了三个月,向世界第一流的妇科放射专家学习,用放射针疗法治疗唇、舌、面颊和子宫颈癌;在巴黎学习了一个月,另一个月用于旅途和其他学习点。出差旅费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学习和生活费用则全部由自己负担。五个月后当他回到中国时,口袋里只剩下了两角五分钱,但头脑里却装满了世界上最新的医疗技术。
    重返怀庆之后,罗光普考虑最多,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建立农村医疗网,这是他在农村医疗服务中的一项重要成就。
    罗光普来到恩赐医院后,采用带徒弟的方法培养了一批本地的医护人员,以弥补医院的人手不足。但是,这些人往往不能长久地满足于助手的位置,一旦学到一定的技术,便辞去医院职务,独立出去开业办医院,反过来与恩赐医院竞争。罗光普考虑,与其让他们与医院竞争,还不如将其纳入医院的范围之内,这样,他们可以离开医院所在地,到缺医少药的县城去开业;医院在业务上可以控制他们,保证一定的医疗水准;医院可以帮助这些人继续在业务上提高。经过一段深思熟虑之后,他拟定了建立农村医疗网的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
    恩赐医院将怀庆属下的八个县置于医院的管辖范围。罗光普第一步是举办短期培训班,培养“快速医生”,他们需要接受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在医院的药房和化验室进行实习,学会使用x光机,能诊断和医治常见病,会动普通小手术。然后再由医院送往汉口的教会协和医院继续短期训练,获得传教士内地会医疗技术委员会的证书。“快速医生”取得合格的证书后便可以开业,设立诊所。
    罗光普培养的八名“快速医生”分别在怀庆属下八个县建立了诊所,每个诊所约有六到十张床位,他们可以挂牌,说明是恩赐医院的“联合诊所”。
    诊所与恩赐医院是合作关系,这些诊所距医院的最近距离是15公里,最远的35公里。罗光普每两周乘医院的汽车到这些诊所巡回一次进行指导和解决疑难问题。诊所有重病号随时可以送医院治疗,然后返回诊所度过康复期。诊所需要化验可将抽样送医院化验室,按照规定,医院要在48小时以内送回化验结果。医院为每个诊所提供300元的周转金,用于购买药品,诊所从医院购药享受优待,比普通价低10%。诊所如有违反规定的牟利行为,罗光普就会中止巡回会诊,他的威信和严格态度使诊所不敢有越轨动作。
    在八个诊所之下,还有一个称之为“行星”的系统围绕着这些诊所,他们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赤脚医生”,仅能看一些小病,如割治疖子,为骨折者临时打上夹板,为枪伤做无菌包扎等,他们无能力治疗的病人便送到附近的诊所。
    罗光普曾写过一本小册子,介绍怀庆农村医疗网及其在豫北地区推广的情况。医疗网的层次大体如下:
    小册子谈到,围绕着三个作为基地的教会医院,即卫辉惠民医院、彰德广生医院、怀庆恩赐医院,农村医疗网已经普及到豫北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五千平方公里的地区。在这个区域内,在居民点的20公里内可以找到A、B、C三级医疗人员,每个村民在八公里内可以找到与我们合作的D级“赤脚医生”。◆◆◆◆◆

   

合作制分院(联合诊所)
直属分院(分院的医生、职工由总站医院委派,并发给薪金)
合作制分院(联合诊所)
A级合伙人(一般是医学院或省医科学校的毕业生)
B级合伙人(“快速医生”开设的诊所)
C级合伙人(围绕B级诊所由个人开设的小诊所)
D级合伙人(大量在家里接诊病人的“赤脚医生”)

    1935年,恩赐医院在官方报告中曾提到他们在医疗方面的成绩,例如:
    医院最满意的业务是脊骨结核病的治疗,成人的手术和移植骨髓成功率很高,曾到北部许多医院传授经验;
    另一项重大进展是实行透热疗法,特别是用于癌症开刀;
    年度医学杂志曾报道,怀庆医院医治各种性病的人数占全国之首。而且,根据年度医学杂志统计,治疗癌症的比例也最高。医院有能力收治更多的癌症患者,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镭;
    医院增加了一个牵引器械,用于治疗骨折、枪伤等,并正在添置支气管窥镜设备,用于治疗气管和咽喉疾病,医院为自己设备的先进而自豪;
    医院认为,医院的高效率主要因为有自己的农村医疗网,从而可以医治更多的病人。
    罗光普致力的农村医疗服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深夜,他坐在桌前,看到用自己发电厂电力的电灯在闪亮,桌上有电话,可以与其他医院、医生和医院的医疗网取得联系,这一切使他感到欣慰。他满怀激情地展望未来,渴望在中国更多的地区,乃至全国推广他的农村医疗网。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打断了他的各种计划。中国变成了抗日的战场。罗光普也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四)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八年抗战中,罗光普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的抗日前线度过的,即使回国短期休假,或是出席国际会议也从未停止从事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活动。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活动和贡献主要可列举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担任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国际红十字会主任,领导组织以郑州为中心的战地救援工作。
    罗光普领导的地区以郑州为中心,活动范围南到武汉,东到开封,西至西安。主要任务是在战争情况下接运和储藏、分配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帮助安置从日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和惨遭轰炸无家可归的平民、孤儿,解决他们的吃住等问题;组织各个教会的医疗机构抢救和医治来自前线的伤病员,并协调各国不同教派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
    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所到之处烧杀劫掠,生灵涂炭;对未占领区则进行狂轰滥炸,而中国的城市几乎是不设防的,损失惨重,例如,郑州市第一次遭受空袭时,短短15分钟内就死了两千多人,伤三千余人。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地区负责人,罗光普肩负着繁重的任务,他要参加各种会议,视察被轰炸现场,帮助组织抢救,他要察看各地区的仓库,检查战时物资的贮藏情况,巡视各教会医院,帮助解决各种紧急的问题。同时,作为外科专家,他还要亲自给伤病员做手术。在战时条件下,交通很困难,火车常常只在夜间通行,他平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他经常是身着马裤、皮靴、皮夹克,背兜里带着一床毯子、洗漱用具和亲人的照片,一部打字机和一本《圣经》,骑上自行车,每日行程几十公里,有时要骑100公里以上,甚至乘火车也不忘带上自行车,以备急需。他的日记记下了这一段艰难而又紧张的战地生活。◆◆◆◆◆
    1938年2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为医治被机枪扫射和炸弹炸伤的伤员,从下午两点一直工作到十点半。晚上又继续为医院预约的伤员动手术。这个星期六的夜晚是这样的疲惫,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汗水浸透了全身的皮肤,但是累得已经洗不动了。”2月14日记载:“早上11点钟骑自行车出发到洛阳。给自行车换了一付新链条和一付结实的行李架。在战争时期,带上一床毛毯和一件雨衣已经是够重的了,而我背上的背包有50剂抗菌素和可为两万人使用的牛痘疫苗……到达洛阳的天主教会,受到热烈欢迎。这次用了5小时15分钟走了55公里,并渡过了黄河,汗水浸透了全身,感到非常劳累,背包擦破了我的肩膀,疼痛难忍……”2月18日写道:“在临汾与地方人员开会商讨战时工作。下午骑车20公里到达黄屯(译音),路很难走,花了两小时,与当地人员商量战时工作和难民问题。黑夜从另一条路返回。”
    3月,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郑州现在白天每日都要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警报声在白天几乎不间断。我们医院住满了轰炸的受难者,全部是平民。日军使用的是子母弹,因而造成的死亡率很高。火车经常被炸……两天前我从洛阳返回,骑了一夜自行车,清晨6点才到达,然后做了四例手术……我总是做不完需要做的事情。我用我所能抽出的所有时间工作在X光机旁(常出故障)。除了手术和红十字会的工作以外,我还修理老柴油机。我们像马一样地工作,狼吞虎咽地吃,睡觉像木头一样。现在是晚上11点,整个上午我都在做手术,下午在x光室工作。然后,我骑自行车到两英里外的一个天主教医院办事。……”
    1938年,他曾与布朗医生一起经过艰难行程到达延安,自荐为加拿大医疗传教士,并以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身份与八路军代表讨论了提供医药物品的援助事项,曾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回来以后,他安排了物资运输的计划,由于通信联络困难,以及国共对立等原因而未能如愿。1938年2月,他还受国际红十字会的委托帮助寻找白求恩。当时白求恩医生正在赴延安途中,中途与有关方面失去了联络。有记者报道,他被日本人抓获并杀害了。罗光普骑上自行车去追寻白求恩的踪迹。他终于在郑州与开封之间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白求恩。他很尊敬白求恩大夫,但两位医生的思想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初次的会见未曾导致持续的合作。《金希望》一书的作者谈及此事时写道,“这是一次机会的丧失!如果两人相处很好,罗光普在以后可以为白求恩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充满活力,有主动精神,有丰富的知识。在中国,他敢于并有能力摆脱官样文章,不顾国共政治的分歧而把更多的医药物资运往八路军驻地,即使走私也能够运进去。”
    罗光普十分惦念曾经花费无数心血的恩赐医院。1938年,日军占领怀庆后,医院和农村医疗网遭到很大破坏。恩赐医院不能正常开业,他培养的八名“快速医生”有七人被日军杀害。他在医院的助手,女护士爱莲,也因帮助治疗游击队伤病员被日军逮捕,严刑拷打,最后被枪杀。罗光普曾经三次试图进入日军占领地帮助教会医院恢复工作。同时,他还想就日军轰炸教会医院的问题与日军直接谈判,但均未成功。第三次他已到达了接近日军占领区的我方游击队防地,准备在黎明时穿越日本人的防线,进入怀庆。他的行动受到游击队的劝阻,并被告知日军正在搜捕他。他不相信,声称“我是传教士,一名医生,代表国际红十字会,我必须同时关心交战双方的伤员”。最后,游击队领导出示了游击队员刚从日军占领的县城城门日撕下的一张悬赏告示,上面有骑着自行车的罗光普画像,文字说明公榜悬赏捉拿罗光普,不论死活,赏金五万美金。日本人要以间谍罪处死他。此时,他才相信了自己的危险处境。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罗光普在郑州工作期间,曾在汉口应邀会见了宋美龄,商讨救济孤儿和建立孤儿院等问题,并作为陪同与宋美龄一起在郑州视察。抗日时期,他与蒋介石、宋美龄有过多次个人接触。
    第二,为寻求国际上的支持,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中国募集救济资金和物资。
    1938年,罗光普曾受中国红十字会的委托到英国伦敦和印度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借开会之机,他到英、美、荷兰、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国进行旅行演说,为中国人民争取国际上的救援。在英国的设菲尔德,他曾在一间董事会会议室向六位亿万富翁作宣传,介绍中国的抗战。他感到面对的是一群乏味的人,但结果却为中国募集到几十万英镑的救援基金。设菲尔德的科研人员应他的请求,向中国提供了一种“设菲尔德敷料”,它用玻璃纸包装,打开以后润湿即可敷于伤处,再用绷带包扎,使用便利,治伤效果很好。◆◆◆◆◆    1940年罗光普回国休假期间,他曾在教会、学校、各种俱乐部发表演说,介绍中国的抗战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以及面临的严峻局势,尽力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同时,他还毫不留情地批评加拿大政府继续将一些战略物资(如煤、钢、镍等)向日本输出的做法,要求对日本实行禁运。他预言,可能会有一天从加拿大士兵身上挖出日本用这些物资制成的子弹!他的批评曾受到政府的压制,惹出了许多麻烦,但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从1939年直至抗战胜利,罗光普主要在大西南负责领导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工作,并组织战地医疗队帮助前线医院救治伤员。
    1939年,他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负责人,主管沿中缅公路运输援华物资,这是一项繁重、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但是战时的急需。当时中缅公路是唯一的陆上运输通道,他训练司机,组织车队运输,他本人也经常驾车穿行于贵阳、昆明、重庆、成都之间。1939年底,他因受伤回国休养,伤愈后,又接受有关方面的邀请,担任中国公谊救护队的指挥员,于1941年夏重返中国。
    公谊救护队的任务同样繁忙,要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组织巡回医疗队,人员都是志愿者,来自不同的国家,需要大量协调和组织工作。1942年,缅甸被日本占领,中缅公路关闭,国际援华物资陆路运输中断,改由空运,公谊救护队把空运来的物资运送到大后方和游击区。此时罗光普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巡回医疗队的组织和安排,他曾在宝山前线工作过,帮助改善军医院的医疗条件,对医务人员进行战地培训,还参加过一段对美国空降人员的救生工作。
    1943年初,他曾有一次赴郑州的冒险经历。美国南方浸礼会郑州医院的仓库里有一台德国造的大而新的x光机,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教会曾允诺,谁能运走这台机器就归谁使用。罗光普渴望得到这台机器,他不畏路途艰难,从成都出发,到达了当时仍属游击区的郑州。为了搬运这台重达3000磅的机器,他竟将其分解成几百个零件,分装托运,他本人亲自携带着庞大的显像管,在去宝鸡的路上,有一段铁轨被日军炸毁,火车暂时中断,他雇了一个人搬行李,自己仍扛着显像管,步行爬山走了将近十五公里。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把这台X光机完好无损地运到了大后方,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的毅力和勇气。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领导公谊救护队前往河南,以郑州为中心进行战时受到破坏的医院的重建工作。1946年,他在公谊救护队的服务期限已满,返回了加拿大。
    1947年,汉口协和医院向罗光普发出邀请,请他来院主持癌症的治疗。一位富有的寡妇为罗光普的演讲所感动,愿意买镭供给他。罗光普携带55毫克的镭,到汉口协和医院建立了癌症检测和治疗中心,从事癌症的检查、手术和治疗,这是华中仅有的一个中心,服务的区域有两亿人口。
    1948年冬,因女儿重病住院,他回到了加拿大。
    (五)结语
    罗光普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一位医疗传教士。与福音派传教士不同,他的兴趣所在是从事教会的医疗工作,他视医疗事业如同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崇尚人类的同情心与爱心,立志用自己的医术去减轻病人的痛苦和挽救不幸者的生命。在中国,他没有介入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在有关他的传记材料中也很少看到他对时局的评论。关于中国内战,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99%的人不在乎谁将取胜,只是希望有一个明智的、公正的政府,给人民带来和平。”
    他在中国的经历,有以下几方面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第一,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祖国,把豫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豫北的乡村医疗事业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第二,他对自己从事的医疗事业有一种执着的追求和献身精神。他放弃了西方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来到豫北的穷乡僻壤行医将近十年,虽然传教士的生活要大大优越于当地老百姓,但与本国条件相比仍然是艰苦的。他成年累月地奔跑在县城、农村的乡间小道上,有时夜间出诊要骑上好几个小时的自行车,他的追求就是要建立农村医疗网,期望能帮助解决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困难。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也是一种奉献,无论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援还是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工作都是十分艰苦、危险的。他经常冒着个人生命危险出入游击区和日军的轰炸线,顾不上自己的家庭,很少有时间回加拿大与亲人团聚,而且明知这种服务对战后自己在加拿大事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好处,但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应该说,这是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第三,他医术高明,而且精益求精,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充实、提高自己的机会。他身在中国落后的农村,从事农村医疗工作仍通过各种途径不断追踪世界上最新的医疗技术,并想法设法,因地制宜,将之运用于中国。此外,他广博的知识和“多面手”的技能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四,他过人的精力和不怕困难的勇气和毅力也是令人敬佩的。两位英国记者在郑州曾随同他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战地巡视,后来在《战地旅行记》一书中曾描述他有“旋风般的精力”、“16岁年轻人的活力” 。
    罗光普在给妻子的信中曾谈到,在中国,作为一个医生,在他身后留下的不应是众多感激的病人,而应是他的足迹,经过长久努力所付出的贡献。的确,他的足迹留在了中国,他在医疗事业上的贡献是值得中国人民怀念和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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