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教士到汉学家
发布日期:2011年04月16日
从传教士到汉学家
 
  ——加拿大圣公会主教怀履光
 
 李巍
 
    怀履光,英文名威廉·、查尔斯·怀特(william Charles white),是加拿大圣公会著名的传教士。他于1897年来华,1934年回国。在华37年中,其活动范围涉及福建和河南两个省份,活动内容不仅限于传播“基督福音”,还包括救灾、农业改良和禁毒等。同时,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24年起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搜集了大批的中国文物,晚年致力于研究和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此,怀履光是中加关系史上一个较为复杂而难以评说的人物。
    (一)青年时代
    怀履光于1873年8月22日出生在英格兰德文郡的艾维布里奇,在兄妹十人中排行第一。他的父亲亨利·詹姆斯·怀特(Hen— ry James white)是一位石匠和建筑承包商,母亲名叫安·沃尔克(Ann walke),两人于1853年结婚。1880年,怀履光的父亲为了给全家寻找美好的生活,先只身一人赴加拿大,在安大略省诺伍德镇找到安家之处,次年将全家接来。诺伍德镇于1877年由一些移民兴建,它周围山峦起伏,绿树成荫,田野纵横交错,犹如一幅美丽的图画。怀履光就是在这种典型的乡村环境中长大。少年时代他常常和弟弟、妹妹在房前屋后种植树木,饲养小动物,有时外出采集草莓。那时,没有电影院,也很少有体育活动,星期日去教堂作礼拜算是对乡间生活的一种小小的改变。
    诺伍德镇虽然很小,但各种基督教派俱全。有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天主教会及其他一些小的教派。怀履光的父母是圣公会教徒,他们一般只在圣诞节、复活节和感恩节时才去教堂,可是要求孩子们严守教规。除每个星期日必须去教堂外,怀履光和弟弟、妹妹每天晚上要向上帝祈祷,安息日也不能进行娱乐活动。这使怀履光从小就受到浓厚的基督教的熏陶。
    怀履光在诺伍德镇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他在课余时间帮助家里干活,上高中时利用周末时间在一家商店里打工。怀履光身材不高,可体格健壮,精力旺盛。他心怀大志,不满足于诺伍德这片狭小的天地,18岁高中毕业后便离开家乡去外地闯荡。他先来到安大略省的金斯顿,1891年10月9日加入该地青年基督教协会,任助理干事。1892年2月,他转入渥太华青年基督教会,第二年任该组织的助理干事,负责会议安排、一般教会人员的旅行、重要人物的迎来送往和组织募捐等社会活动。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工作有声有色,受到教会的好评,证明了怀履光具有很强的组织才能。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事务工作,一种专门从事神职工作的愿望在他心中越来越强烈。
    这种愿望的产生,与怀履光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一股海外传教的浪潮波及加拿大,在青年学生中间出现了一个“学生自愿者运动”组织,他们把用基督教开化所谓“愚昧落后的民族”视为“天定命运”,纷纷要求到海外传教。这种浪潮对怀履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他想去非洲传教,20岁那年他曾向圣公会海外传教协会提出了申请,获得了批准。该组织准备让他率领一些未授职的传教人员去非洲刚果河流域协助传教,由于缺乏经费和他母亲的劝阻而没有成行。1894年怀履光从威克利夫神学院得到一份奖学金,进大学学习神学,以便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传教士。
    威克利夫神学院是加拿大圣公会开办的著名的神学院,建于1877年,专门培养神职人员。圣公会的宗教观点在基督教新教各派中较为正统和保守,学校中充满着“贵族气氛”。从乡村长大的怀履光努力使自己适应这种气氛,然而不久,他还是和高年级同学发生了分歧。这些同学反对怀履光主动接近异教徒,不赞成他将异教徒与那些“堕落和懒惰的人们”区别开来。一天早上,当他在学校图书馆与别人讨论问题时,这些学生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称他是“孩子、幻想主义者和卫理公会教徒”,这使他感到受了极大的伤害。但这没有影响怀履光的学习。他在大学两年的时间里,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第一学期就获得了基督教概论和朗诵课的一等奖,修辞学获二等奖,拉丁文和希腊文获三等奖。在大学的最后一学期,怀履光各科成绩均取得第一名,获得“鲍德温传教士纪念奖”。◆◆◆◆◆
    怀履光的兴趣非常广泛。在学习之外,他喜欢作诗和绘画,弹奏吉他和独唱,还经常划船、游泳、打篮球和踢足球,甚至催眠术和占卜术也曾令他着迷好几个月。然而,在神学等课程以外,最能吸引怀履光的却是医学。威克利夫神学院离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不远,他经常去那里听课,在诊所里观摩治疗,研究病例,从而掌握了一些医疗技术。怀履光可以为自己补牙和种牛痘,也能为同学拔牙。他学习医学,是为了将来便于在海外吸引异教徒,以利于传教。
    怀履光在大学还积极参加教会的工作。他利用课余时间外出练习布道,每逢外地著名传教士来多伦多公开演讲时,他都去认真旁听,希望从中有所收获。他虽然是一名圣公会教徒,但也经常参加浸礼会、卫理公会和长老会的活动,与他们一起聚会和祷告,只是因不满天主教会对偶像的崇拜而不去参加它的活动。由于颇具组织才能,怀履光在一年级时被选为威克利夫神学院“学生自愿者运动”的干事,二年级时担任该组织的主席。
    大学时期,怀履光已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作风上也有了改变。“他对周围的世界了解得更加深刻,对与自己一道工作的同事更加理解,向别人传道时也不像以前那样盛气凌人。他能较为现实地评判人性的力量和不足,更加了解自己的判断力。”
    大学一年级时,怀履光结识了斯图尔特一家。斯图尔特是加拿大圣公会派往中国福建的传教士,1894年携家人回国度假。他们向怀履光介绍了在福建的见闻及传教状况,引起他的兴趣,使他产生了来华传教的念头。一年以后,斯图尔特一家在福建遇难,怀履光决心接替他们的事业。1896年5月30日,怀履光在多伦多市圣阿尔本大教堂被授职为副牧师。10月,当得知将被派往海外传教后,曾准备与热恋中的姑娘安妮·雷(Annie Ray)结婚,然后结伴同行。但圣公会领导人认为时机不当,1891年3月作出了让两人推迟婚期的决议。当时,传教士被认为是执行上帝意志的工具,个人生活问题应当服从教会的决定。因此,怀履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决议,决定只身一人前往中国。1897年1月18日,威克利夫神学院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他的亲朋好友和一些教会的代表纷纷出席。加拿大“学生志愿者运动”主席代表4000名成员致词欢送,人们竞相向怀履光赠送礼物,其中包括“三一教堂”赠送的一部油印机。三天后,怀履光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五天后到达位于太平洋海岸的温哥华。2月11日,他乘“日本女皇号”客轮离开了温哥华,驶向中国。
    (二)福建传教
    几年的城市生活开阔了怀履光的视野,两年的大学教育增强了他的能力和信心。然而,只身一个离开家乡去遥远而陌生的东方国家传教,毕竟是一次冒险,不能不使怀履光感到忧虑和不安。他在船上写道:“我有一种孤独和沮丧的情绪,感觉到传教工作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困难和痛苦”。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他没有忘记不久前被杀害的斯图尔特一家。
    加拿大圣公会与英国圣公会的关系非常密切,斯图尔特就是以英国圣公会的名义来福建北部传教的。福建省当时属于英国圣公会香港主教区,早在1842年该教会的传教士就进入那里。80年代,古田县一带出现了一个民间组织——斋会,入会者多达三千余人。该组织的目的是反对富裕人家剥削和压迫贫苦百姓,常常聚众抗租抗税,劫富济贫,以维持生计。在此过程中,部分信仰基督教的富人依仗教会保护自己,并抬高基督教,贬低佛教,从而与信仰佛教的斋会发生了矛盾。1894年冬,古田知县抓获了四名斋会成员,虽然后来将他们释放,但斋会领导人仍决定对传教士进行报复。1895年8月1日凌晨,一百多名会员来到传教士的住所,打碎物品和取走衣物后,杀死传教士及其家属五人,烧死本人,史称“古田教案”。斯图尔特一家就是在这次教案中遇难的。事后,在英、美政府的压力下,福建巡抚责令搜捕斋会成员,将26名参加者判处死刑,17人发配边疆充军,3人判无期徒刑,1人判十年监禁。
    该教案使英国圣公会在福建的传教势力受到严重打击。为了帮助其恢复传教活动,加拿大圣公会决定再派一些传教士去福建,并负担他们在华的费用。怀履光是威克利夫神学院向中国福建派出的第二名传教士。
    怀履光从上海登陆,到达福建后才得知自己传教的地点不是较为安全的港口城市,而是在与古田县相似的内地——福建北部的建宁府城(今建瓯市)。在前往该城的途中,他从中国人脸上看到了敌视的目光。他本想向他们解释一下来华的目的,却苦于不通汉语,使他非常沮丧。然而,怀履光很快摆脱了这种情绪,振作起来。他决定把学习中文作为在华传教的第一步。在福州时,他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怀履光”,取其“走向光明或寻求光明”之意。到达建宁府城后,他为了使自己看上去像个中国人,在学习汉语的同时尽量在各方面学会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他甚至还脱掉了西装,穿上长袍马褂,留起了长辫。怀履光是黑头发,眼睛不太蓝,在中国式服装的掩饰下,“走在街上很像一个中国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便于接近中国人,也是为了避免被人围观而招惹麻烦。◆◆◆◆◆
    怀履光聪颖过人,学习很刻苦,因此中文进步很快。1897年底,他参加了一次考试,取得了好成绩。第二年1月,他转到建宁城下的南雅口,进一步学习汉语。在这里,他除了需要提高汉语会话能力外,还需熟悉和掌握《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等中文本《圣经》的内容,以便将来用中文布道。在学习过程中,怀履光将听到的每一句建宁方言记录下来,用英文作出解释,最后竟汇集了厚厚的一大本。1901年,他将其编辑成《建宁方言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Kien—ning Dialect),交福州卫理公会书馆出版。来华传教士都必须学习中文,但编辑词典的人并不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怀履光不是那种只对神学感兴趣的人。。
    与此同时,怀履光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7年,他的未婚妻安妮·雷经加拿大圣公会批准来华。9月,他去上海迎接她,两人在上海“三一教堂”举行了婚礼。从此,安妮·雷不仅成为怀履光的终生伴侣,而且还为丈夫的工作排忧解难。他们在中国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取名斯图尔特,以纪念“古田教案”中被害的斯图尔特一家。二儿子名叫戈登·布莱恩拿德,也是取于一位传教士的名字。小女儿取名玛丽,是个例外。从给孩子的取名上也可以看到怀履光对传教事业的追求精神。
    从1897年5月起,英国圣公会安排怀履光负责整个建宁府的教务。最初,由于汉语不过关,他只能依靠华人教士讲道。在南雅口,人们对基督教不感兴趣,怀履光便利用掌握的医术为群众拔牙、补牙和割痈排脓,以吸引听众。有时,他用英文唱诗。奇怪的声音使不少人驻足观看,华人教士趁机讲解《圣经》。总的看来,怀履光的传教工作非常艰难,外出时要住在潮湿的小客栈,所带的东西时常丢失,路上遇到僧人和道士都对他怒目而视,皈依基督教的人也不多。此时,中国北方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波及南方,怀履光和其他传教士不得不去福州避难。1899年,怀履光在福州“不列颠公共教堂”由香港主教按立为牧师,1901年转到福州以北的罗源县传教。由于掌握了汉语和对中国人有了一定的了解,怀履光从这里才真正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1902年,他在写给加拿大圣公会的报告中说:他“访问了120个布道点,讲道115次,并视察许多学校”。他在教会大院里建立了一所男子寄宿学校,招收了十几名学生,另外又在附近麻风病人居住区为病人子女开办了一所学校。怀履光除了继续行医外,还与其他传教士合作,建立了一个戒毒所。他依靠药物治疗、教唱圣诗、讲道和用留声机播放音乐等方法,消除鸦片吸食者的毒瘾和烦躁情绪。1906年3月,86个男女吸毒者经过三个星期的治疗后,有79人戒除了毒瘾,其中除一人外都没有再次吸毒。怀履光高兴地说,79人中有43人表示愿意入教。
    怀履光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还宣传西方的文化和教育。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兴办西式教育。怀履光在几个县的乡村用幻灯向人们介绍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教育状况和政府形式。1906年,他应邀去一所官办学校讲课,后被该校聘为西学教师。他在教会大院开办的寄宿学校从一开始就教授西学课程,同时还在连江和罗源经营书店,向学校提供西学教材。
    随着对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接触,怀履光对中国文化的态度逐渐改变。他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充满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感,把中华民族视为精神堕落的“劣等民族”。在他眼里,中国南方除了山川秀丽的风景外,到外是愚昧和落后。然而,中国的古老文明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渐地征服了他。怀履光慢慢地对见到的一些东西感到好奇。对民间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和怪石、门上的对联和窗户上的雕刻以及楼台庙宇的建筑风格等,他都一一仔细观察和记录。他甚至还买了几件中国的弓弦乐器学习演奏。1907年,怀履光的传教地点转到了福州。他在这里的传教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官员、儒家学者和社会上层人物。怀履光在向这些人传教的同时,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一些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儒学大师将其请到家中,一边品尝着乌龙茶,一边讲解墙上中文条幅的含义,谈论孔子的伦理道德观。他们还将怀履光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带他巡视一些私塾学校和孔庙,实地讲解中国文化的知识。终于,怀履光被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所震撼。在他成长的背景中,渥太华和多伦多最豪华的客厅里,也没有这些儒学大师家中的幽雅气氛,神学院教师的讲课,也没有如此高深。面对这一切,怀履光似乎感到自己显得有些粗俗。他开始认识到,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不可能是愚昧无知的。到达福州不久,他加入了中国人的社团组织共济会华南分会,在里面不但发展了几名教徒,而且还目睹了它举行的各种仪式。后来,他结合中国祭天的习俗把见到的一切写成一篇文章,称赞中国人“精确地举行了典礼和仪式”。◆◆◆◆◆
    不仅如此,怀履光也开始赞同中国社会生活和哲学思想中的一些内容。他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学说可以相互补充,而不应相对立。当然,他从未放弃过基督教第一的观点。在他眼里,“儒教”是中国的一种“自然的宗教”,而基督教才是一种“具有揭示作用的宗教”。他认为,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不过是“上帝道德观的反映”,所以他一直没有放弃让信奉儒学的朋友皈依基督教的企图。怀履光始终不能容忍他认为是异端和迷信的东西存在,每当圣公会吸收一名新教徒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令其将家中供奉的神像打碎。
    1907年,西方各国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百年传教大会”,怀履光作为英国圣公会福建的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建议加拿大圣公会单独派遣传教士来华,在没有差会的省份建立传教区,怀履光受命就建立差会的地点和所需经费进行调查。此时,有人建议选择开放较晚的河南省,他为此专程去河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那里,怀履光受到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的欢迎,获碍了有关的信息。1908年,他向国内提交报告,就差会建立地点、当地土地价格和传教工作所需费用,以及教育工作的前景作了详细汇报。他建议以开封为中心建立一主教区,设置一名主教,并任用两名传教士帮助进行工作。当时,加拿大圣公会向印度和日本都派有传教士并得到英国圣公会的资助。在日本的传教进展不大,加拿大圣公会领导人因此对在中国开辟新的领域信心不足,并担心来自英国的资助将会减少。但是,当怀履光的报告到达后,大家都一致同意在中国河南建立传教会。1909年10月,加拿大圣公会作出正式决议,决定由加拿大主教任命一位主教主持河南教区的工作。此前,加拿大圣公会的主持都是由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按立,经交涉,英国圣公会同意了加拿大圣公会的要求。怀履光在华传教已有十余年,从经历和能力上看都是非常合适的主教人选。于是,他应召返回加拿大,于1909年11月30日在多伦多市詹姆士大教堂由加拿大大主教塞缪尔·麦瑟森按立为主教。36岁的怀履光不仅成为加拿大大主教按立的第一位主教,也是当时最年轻的主教之一,因此他心情非常激动。在以往的传教活动中,他感到同事们的管理方式存在缺点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此时他认为,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解决差会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坚信自己能够担当起主教的重任,完成传教任务。1909年底,怀履光取道英国返华,开始了他个人传教史上新的一页。
    (三)河南创业
    1910年3月15日,怀履光夫妇乘着轿子进入河南省省会开封市。此后几年中,在福建跟随他的华人教士纷纷到来。从1910年12月25日圣诞节吸收河南省第一批圣公会教徒起,怀履光领导下的圣公会差会很快在河南的中部和东部打开局面。在开封,1912~1915年相继开办了妇女《圣经》学习班、圣安德烈男子中学、圣玛丽亚女子中学、保生堂孤儿院、圣保罗医院(1915年迁至商丘)、育德女子小学和明新男子小学。1922年,建成“三一教堂”。在商丘,1911年建立了另外一个传教总站,1916年开办豫东男子中学。20年代,传教士的人数达到三十多人。至1934年怀履光退休时,河南圣公会主教区已有开封、开封南关、郑州、洛阳、商丘、商丘北关、永城、兰封、内黄集、朱集、马牧集、虞城、夏邑、会亭集、睢州、拓城和新郑17个牧区,一家医院,几十所中、小学,招收学生一千多人,吸收教徒一千多名。
    怀履光之所以能够领导圣公会差会在短期内打开局面,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怀履光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实行了一种近似独裁的领导方式。怀履光把自己的意见视为不可更改的最后决定,要求别人原封不动地执行。这使一些传教士难以接受。因此,有人向怀履光的权力和领导方式提出了挑战,有人认为有必要脱离他领导的差会,还有人直接向加拿大圣公会写信,呼吁保护自己的权利和为自己负责的医院与学校等机构申请资金和设备。怀履光强烈反对不通过他直接与国内联系的做法,告诫国内有关机构不要支持反对者,以免破坏差会的章程和规定。怀履光在福建时就曾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实行过这种领导方式,只是由于上级的限制和同事的反对而没有成功。来到河南后,其主教地位使之能够在整个圣公会内推行这种方式,虽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确实有利于圣公会的发展。
    第二,怀履光本人非常勤奋,工作很努力。怀履光虽身为主教,却也经常外出布道,注意从农民、市民和学生等各社会阶层中发展教徒。在事务性工作中,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些工作大到开辟新的传教区和按立华人牧师,小到教会建筑的设计和学校课程的安排,甚至还包括孤儿院西洋乐器的购置。他不仅坐镇开封“三一教堂”,而且还不断地去各牧区巡视,发表演讲,让教徒目睹“主教的尊容”。怀履光的工作态度为其他传教士树立了榜样。◆◆◆◆◆    第三,怀履光与当地政府官员和军阀关系密切。怀履光是河南境内唯一具有“主教”头衔的传教士,尽管他不如一些其他教派的传教士来河南的时间长,但依仗其主教地位和驻扎省城的有利条件,他很快与省督等官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可以乘坐绿呢大轿或四轮马车出入省府和开封府,与官员们一起进餐。1923年怀履光50岁生日时,河南督军张福来等官员前来祝寿,其间大摆筵席,集体拍照。他认为自己与官府的关系非同一般,要求其他教派宴请政府官员时,请柬都要通过他呈送。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的军队占用了开封“三一教堂”。1928年9月,怀履光从加拿大度假返回后,向国民党政府打电报要求军队撤出,后来又去开封驻军司令部交涉。不久,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此人是个基督徒)到达,作出了撤出的许诺。北伐战争结束后,以河南为中心发生了“中原大战”,各军阀你争我夺,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怀履光令圣保罗医院收治伤员,因而未遭到破坏。由于他后面有英国政府作后盾,当军阀战争危及开封时,省府官员往往请他出面调停。1930年,驻守开封的冯玉祥军队调往他处,临行前怀履光为军队举行了“神典”。怀履光积极参与政治,以致英国驻华大使称赞他为河南“作出了贡献”。他与当地军政要人建立的密切关系,对圣公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
    第四,怀履光积极从事社会工作。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在华传教士赞成“社会福音”的传教方法,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以达到进一步传教的目的。怀履光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到达开封几个月后,河南发生了严重的灾荒。1911年5月,他出任华洋义赈会会长,从海外募集救灾款项,组织食品的分发。他运来了中国东北地区生长的一种豆子让农民种植,长势良好,这种豆子被称为“圣公会青豆”。在1920~1921年的灾荒中,怀履光出任河南救灾基金会会长。他从加拿大民间募集到60万加元,还通过加拿大圣公会向加拿大政府求援。另外,他从汉口运来了70车食品、4000袋土豆和4000吨谷物。怀履光还担任过河南公共卫生协会会长和开封红十字会会长,并建立国际禁鸦片协会河南分会,自任会长,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展戒毒运动。此外,怀履光还参加一些乡村建设活动。20年代,他从北京一家牛奶公司买来良种奶牛,以改良当地牛的品种,同时还从国外订购一些家禽。他曾研究过农田灌溉问题,他提出的一些新的灌溉方法被当地群众采用。
    上述活动不仅促进了圣公会的传教工作,同时也扩大了怀履光本人的影响。他曾受到中国北洋政府的多次表彰。1921年,他获得“优良农作物格兰特·戈登二级勋章”,表彰他在救灾工作中作出的贡献。1922年,他在河南督军冯玉祥的推荐下获得“中国虎象二级勋章”,表彰他为红十字会所做的工作。1924年,他获得“独角兽一级奖章”。怀履光还获得过其他一些奖章,如“精美星章”、“双犀牛勋章”和“恩惠勋章”等。在中国,怀履光一共得到15枚不同的奖章和勋章。
    第五,怀履光继承和发扬了圣公会的传统,注意培养和发挥当地神职人员的作用,把教会中国化当作最终的目标。怀履光在到达开封后写给国内的第二个报告中说:“我认为传教士的工作是宣讲《圣经》、开展教育和提出建议,而组织中国教徒的纯粹性的牧师工作应尽可能地由华人牧师来承担。”为此,怀履光认为差会建立的任何机构,都应当适应现存的条件,以便中国教徒能尽快地接管。在豫二十几年中,他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929年,他按立华人郑和甫(P.Lindel Tsen)为副主教,1934年又将其推向主教的位置。1932年,他向国内有关机构建议,差会的所有财产和资金应由华人主教控制。中国教徒能够服从怀履光,他也最大限度地信任和支持他们,从而使河南圣公会在短期内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1924年,怀履光回加拿大度假,与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馆长卡雷里(c·T·Currelly)相见。卡雷里从1917年开始就雇用一位在天津的英国商人乔治·克洛弗茨(George Crofts)搜集到大量的中国文物,主要是明清时代的瓷器,另外还有玉器、内画鼻烟壶、山水画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16世纪的墓体,墓门牌楼和神道旁的几个石兽。
    在卡雷里会见怀履光前不久,克洛弗茨曾运送一船毛皮抵达英国伦敦,不料遇上了码头工人罢工。他的船只在欧洲一些港口周游一圈后,又回到伦敦,可是毛皮销售旺季已过,克洛弗茨因此而破产,不久死去。卡雷里希望怀履光充当他的新代理人,怀履光对中国文物也很有兴趣,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自1924年起,怀履光的活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即大肆掠夺中国宝贵的历史文物。◆◆◆◆◆
    (四)掠夺中国文物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形成了安阳、洛阳和开封三大古都。三座古城周围有许多皇陵和古墓,20世纪初期在修建铁路和开办工厂的过程中陆续被人们发现,大量的随葬品出土后流于民间。怀履光所在的开封是六朝古都,不乏历代文物,它在当时又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物市场,为怀履光收购文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怀履光在福建时就对中国民间的工艺品感兴趣,来到河南后,对中国的文物,尤其是青铜器有了一定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来自他向中国及其他国籍的汉学家的求教。1914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明义士(James M.Menzies)在安阳小屯看到刻有文字的甲骨后,就一直与怀履光保持通信联系。明义士对甲骨文颇有研究,善长文物断代和诠释印章,他对怀履光早期的搜集活动帮助很大。1924年以前,怀履光认识了南京金陵大学校长约翰·佛哥森(John Ferguson)。佛哥森是加拿大人,西方国家著名的汉学家,曾出版过几本有关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专著。怀履光通过他结识了许多从事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如郭沫若、董作宾等,与他们有过通信联系。
    当时,大肆收购中国文物的不只怀履光一人,但他具有主教身份,是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领导人,又有外国文化机构作后盾,因而比其他搜集者更容易得手。20年代,中国政局动荡,政府无力对文物进行保护,使怀履光得以将大批中国文物源源不断地运往加拿大。
    怀履光并不亲自出面购买文物,而是由开封的古董商代理。早在1924年之前,他就与这些人相识。他们利用怀履光提供的经费,四处为其收购文物,从中提取佣金。当时,不少官宦子弟吸食鸦片,为满足毒瘾,不惜低价卖掉祖传的宝物;有的人则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匆匆卖掉家中的古董。这些都成为怀履光收购文物的重要来源。另外,当他得知何处发现了古墓后,就马上派人前去购买刚刚出土的随葬品。怀履光手中的经费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这些经费主要依靠民间的大商人和大公司的捐献,一般不会遇到问题,但有时也会出现不足。怀履光看到了用购买的方式掠夺中国文物的机会非常难得,他向卡雷里指出了这一点,并说文物本身的价值会很快成倍地超过购买它们时的价格。因此,当经费不足时,怀履光也不顾卡雷里的告诫,仍尽量购买。加拿大经济较中国发达,到贫穷落后的河南买取文物本来就是很合算的事,加之有时是以廉价买进,使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在价格上占了很大的便宜。我们无法得知该博物馆为此一共花了多少钱,仅知道在1929~1931年世界性大危机中,因政府对它拨款不足,为了购买中国文物不得不从银行透支了九万多加元。但是,可以肯定,他们付出的代价与珍贵的中国文物的价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克洛弗茨主要为该博物馆搜集了公元后的中国文物,卡雷里要求怀履光将重点放在公元前的文物上。怀履光决心为其填补空白,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东方艺术品收藏馆。他搜集文物的种类非常广泛,有甲骨、石器、青铜器、陶器、瓷器,还有泥塑、石刻、书画、壁画和书籍等,其中青铜器占了很大的比重。青铜器大都出自商代,部分出自汉代,从异常精美的祭祀品,到农民生活中使用的简单器物,应有尽有。它们主要有马具及其饰物、铰链、炊具、刀斧、矛、弓箭头、微型盔甲、刀型和铲型钱币、印章、铜铃、发夹、发带钩、蜡烛台、灯、马灯和火炉等。青铜器成为该博物馆中国文物展出的最主要的部分,也使之成为中国以外青铜器收藏最齐全的博物馆。
    怀履光在搜集文物时尽量做到各类品种齐全。他按照卡雷里的要求搜集各个时代的马蹬,以弄清其演变过程。为了展示中国人的生活情景,他搜集了很多瓷制炊具,酒具、农具模型、房屋和家具模型,还有猪、狗、鸡、羊、鹅和包括瞭望塔的院子的模型。此外,他还搜集了骨制发夹,镶有金银和宝石的发带钩,带有马、兔和鸟或打猎场面的墓砖,泥人,泥马,石碗,汉代日晷和唐代漆盘等等。
    怀履光也注意搜集书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幅大型佛教壁画。它长约十二米,高五米多,主要由成坐姿的弥勒佛等几个佛教人物画像组成。这幅壁画画于1298年,原存山西省西南部的一个叫“兴化寺”(音译)的寺庙中。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局动荡,一名军阀欲把其据为已有。但有人事先将消息告诉了庙中的僧人,他们让人将其分成大小基本相等的80块,从墙上取下,用棉花包好,运往他处隐藏。那名军阀来后不见壁画,将整座寺庙毁掉。后来,僧人为生活所迫,决定将其卖掉。一名英国人得知后与怀履光联系,怀履光立即写信告诉卡雷里,并附了几张照片,卡雷里看后指示将其买下。◆◆◆◆◆
    该壁画的绘画颜料是用蔬菜和动物的色料与特殊的泥土混合而成,成画后色彩艳丽。作者的绘画技巧娴熟,人物形象逼真。为了使之复原和得到保护,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英国的博物馆藏有类似的壁画,采用注入化学物质的方法使之加固,但导致画面颜色的改变。当该博物馆得知一位美国教授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后,便把他请到多伦多进行指导。分割后的壁画每块约一米见方,在运往加拿大之前为防止损坏画面,曾对其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即先将画面涂上一层乙烯醋酸脂,然后盖上一张厚纸,最后再铺上一层蘸有胶水的棉花。此时,人们将每块壁画背面10厘米厚的土层慢慢去掉,直到能非常清晰地看到画面的背部。然后将整个壁画的画面拼接出来,再喷上一层乙烯醋酸脂,附上粗帆布和纤维板,最后放到特制的压力机中加压,待化学材料干了以后整个壁画便成为一体。这时,才将正面的覆盖物除去。为防止纤维板日久变形,工作人员在它的背面涂上用乙烯醋酸脂调合的细土。这项工作完成后,将壁画置于在墙上用红木条做成的框架上,使空气可以在壁画背面流动,取得壁画前后温度和湿度保持一致的效果。一年以后,再将壁画表面的乙烯醋酸脂去掉,露出壁画的“庐山真面目”。
    该壁画是中国以外保存最好的中国壁画之一。1936年,一位日本人去该博物馆参观,看到这幅壁画后惊叹不已,遂将自己收藏的两幅中国道教壁画卖给他们。这两幅壁画长约10米,高2.5米,均由列队而站的众多的道教人物画像组成。经过同样的方法处理后,置于佛教壁画左右的墙壁上对视展出。
    怀履光还搜集到开封犹太人的一些遗物。犹太人很早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北宋年间定居在开封。南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犹太人在开封建立了教堂。此后,教堂经过十次大的维修或重建,至1841年黄河决堤围困开封城后,因其地址低洼受浸蚀而停止使用。20年后,殿阁倒塌,杂草丛生,经犹太人后裔零星变卖,教堂所在地逐渐成为一片废墟。与此同时,随着最后一位司祭的病逝,希伯来文无人知晓,宗教仪式不能举行,婚姻也打破了族人的界限。但是,教堂在重建过程中,留下几块记事石碑。其中一块是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的《重建清真寺记》。它有六行碑文,每行56字,记载了开封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敬天礼拜”的纲领、礼拜寺中珍藏的希伯来文经卷及首次建教堂的时间等内容。当怀履光到达开封时,该石碑立于开封南关犹太人教堂废墟的死水坑旁。另一块是清代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的《祠堂述古碑记》,垒在一犹太人后裔的房屋的墙壁里,字迹脱落,已不能辨认。1913年,圣公会将其买下,在“三一教堂”建成后置于大门外两侧。圣公会与犹太人商定,不把石碑运到河南省以外的地方,怀履光只好将第一块石碑的复制品运回国展出。此外,怀履光还搜集到犹太人的两个石头莲花盆、雕有牡丹花的石缸、“灵阳玉磬”、“万岁牌”、珍藏《五经》的金色圆筒、铜质香炉等器物。
    怀履光攫取中国的文物,数量之多,令人震惊。仅1925年,就有数百件。从他给国内的信件可知:1月份,运回50种合100多件;2月份,20种;4月份,50多种陶器和瓷器;5月份,9件青铜器和陶器;9月份,165件。1926年初,洛阳东北20里发现一座古墓,里面的陪葬品全为周代的青铜器,怀履光派一位姓林的古董商将其悉数买下。1928年,洛阳东发现了八座周代陵墓,怀履光设法与垄断全部出土文物的张子枚(音译)交上朋友,从他处得到相当多的物件。1934年,他从安阳小屯的一个所谓“大象墓”(因出土文物上多有大象图形而得名)中就购得一百多件随葬品,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都没有从一处获得过这么多的收藏品。这样,怀履光在十年中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运走了数千件文物。
    怀履光还搞到了中国的珍本图书。北京有一位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任秘书职务的穆教授(H.H.Mu),收藏了五万册珍贵书籍。30年代初,其长子欲将这些书籍出售,条件是购买者应将其完整无损地置于学术研究机构,并仍以他父亲的名字为图书馆命名。1933年,怀履光多方筹集资金(包括自己出资四分之一)将其买下,在北京分类后,于1937年运往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
    1924年以后,怀履光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搜集中国文物上,引起差会内部其他传教士的不满。他们指责他为了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的利益而影响了差会的传教工作,可是加拿大学术界对他倍加赞赏,该博物馆馆长卡雷里不止一次写信表示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怀履光确实为该博物馆立下了汗马功劳,难怪加拿大的一些学者毫不掩饰地说,多伦多博物馆拥有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文物收藏。◆◆◆◆◆
    怀履光搜集到文物后,先用火车运到上海,然后装船运到加拿大。1930年以前,他可以公开这样做。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法律,宣布所有古代文物属于国家,私人收藏应向当地政府申报,并禁止文物出境。此后,怀履光便采取偷运的办法。他有时向铁路运输人员行贿,有时以洋人的头衔吓唬人。开封火车站检查较严,他便派自己的轿车司机将文物运送到兰封(今兰考)办理托运。在法律颁布后的头几年,由于执行不力,文物还能蒙混出海关。随着检查日益严格,偷运越来越困难,加上文物价格暴涨,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遂决定让怀履光停止这种不光彩的行为。
    (五)研究和介绍中国文化
    1933年,怀履光年满60岁,次年从河南圣公会退休返回加拿大。面对自己搜集来如此众多的中国文物,他感到应当用来研究和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建议安大略省博物馆将其中国文物的馆藏部与多伦多大学联系在一起,使多伦多市成为中国艺术、考古和历史等研究的中心。卡雷里和多伦多大学领导人接受了这个建议,任命怀履光为多伦多大学中国考古学副教授兼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远东收藏部主任。接到任命后,怀履光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博物馆里,他将文物分类展出,并附有器物出土地点、用途及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在大学里,他讲授中国文化,举办夜校班,为热心学习汉语的人开设中文课程。怀履光非常重视中加两国的文化交流。在中国的时候,他曾向加拿大政府建议,让加拿大政府敦促英国政府拿出一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赴加留学,得到加拿大驻华商务专员的支持。后来,怀履光通过圣公会差会安排几位中国学生赴加学习。他在中国时,还曾向多伦多大学建议创建中国研究系,以促进文化交流和商业活动的开展。1942年,他晋升为多伦多大学的中国考古学教授,次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研究系,担任系主任。1944~1945年,他以“壮观的中国生活和文化”为题,举办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讲座,很受学生的欢迎。
    怀履光在授课之余,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工作上。早在中国的时候,他就在中国和加拿大出版的杂志上发表一些有关中国的文章。如1919年他在上海《教务杂志》上发表《开封犹太人初探》一文,1927年在加拿大《中国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铁器的早期使用》的文章。从1934~1956年,怀履光在加拿大与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进行通讯联系,相互交流,写出了几部颇有影响的专著。它们是:
    (1)《洛阳古墓考》(Tombs of Old Lo--yang),1934年由上海凯利—沃尔出版社出版,该书利用照片、地图和图画介绍洛阳附近周代古墓的挖掘及出土文物,引起了世界不少考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关注。
    (2)《墓砖图集》(Tomb Tile Pictures),1939年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有许多照片,介绍墓砖的发现地点、制造过程和使用方法。
    (3)《墨竹画册》(An Album of ChineJe Bamboos:A Study of Ink--Bamboo Drawing,A D 1785),1939年出版,介绍18幅18世纪的墨竹画。
    (4)《中国庙宇壁画》(Chinese Temple Frescoes:A Study of Three wall—Painting of the 13th Century),1940年出版,主要从历史背景和宗教内容对前述壁画作深入的研究,而对绘画技巧很少涉及。
    (5)《中国犹太人》(Chinese Jews:A Compilation of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Jews of Kaifeng Fu),1942年出版,1960年重印时将三卷合为一卷本。该书内容包括开封犹太人的历史、石碑和家谱,还有不少照片和插图。它是怀履光最引人注目的书著之一,前后共印了七次。一些国家的学者看到此书后于80年代来开封调查犹太人被中国人同化的原因。
    (6)《中国古代甲骨文化》(Bone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1945年出版。该书附有甲骨图片,介绍各种甲骨的特征和用途,以及中国历史的有关内容。
    (7)《中国青铜文化》(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1956年出版,介绍中国华北地区出土的各种青铜器。
    在此之前,怀履光发表了很多内容与其书著有关的文章,这里不一一列举。其他内容的著作有《天坛》(The Altar of Heaven)、《中国古代日晷》(Ancient Chinese Sun--diat)、《中国古代美玉》(Ancient Chinese Jades in Perfection)、《中国文化遗产》(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1800年前的中国家庭生活》(Chinese Home Life 1 800 Years Ago:Pottery Model Houses Ascribed to the Second Century AD)和《中国早期玻璃制品业》(Evidence of an Early Chinese Glass Industry:Lo--yang Finds)等。另外,怀履光还把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赞美竹子的三首词译成英文发表。◆◆◆◆◆
    怀履光书著的特点是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而不是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一点怀履光本人也承认。他说其目的是把丰富多采的中国文化介绍给大家,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让更多的人进行研究。试以《中国古代甲骨文化》一书为例。该书第一章《亚洲早期生活》用当时中外学者的考古发现资料写成,提到北京猿人、石器和青铜器等;第二章《神话、传统和历史》介绍中国自盘古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和四书五经等典籍;第三章《请教乌龟》主要介绍了河南安阳殷墟甲骨的发现;第四章《卜骨》介绍龟甲和兽骨上刻字的方法及用途;第五章《礼仪骨》介绍了各种礼祭骨器;第六章《各种骨器和龟甲器》介绍日常生活和战争中使用的各种骨制器物;第七章《动物造型》介绍骨器上的动物造型。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尽管怀履光研究不深,但观点较为实事求是。他在书中说:“从人种角度看,我们必须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很早就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也必须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都起源和发展于亚洲大陆。考虑到西方人总是愿意接受中国早期的高层文化必定受到近东或地中海古代文化的影响这一观点,我们在此对上述作出强调似乎是必要的。”另外,该书还谈到从1899年在河南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到1914年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安阳小屯看到甲骨的过程。怀履光称明义士是第一个直接在小屯看到甲骨的外国学者,并于1917年出《殷墟卜辞自序》一书,向科学界公布了甲骨的来源。这一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他没有像其他一些西方学者那样说明义士认定甲骨是殷商遗物,并发现小屯即是殷墟。怀履光在第四章中指出,“商代文字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现在中国文字构成中的每一重要因素都能在商代文字中找到。因此,中国文字显然不是从西方传来的……有人试图把早期的中国文字与西方文字联系在一起,但甲骨挖掘得越多,越证明这种观点缺少根据。”
    总之,怀履光没有站在西方种族优越论和西方文明支配论的立场上,无视和贬低中华民族古老而灿烂的文明。摆在他面前的文物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们对他不会不产生巨大的影响。
    (六)结语
    1936年,怀履光的妻子去世,不久,他与曾在河南传教的戴西·马斯特斯(Daisy Masters)小姐结婚。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为帮助河南圣公会恢复工作,他于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应邀返回河南开封。其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主任蒋廷黻聘他为该部门负责华北救灾事务的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开封时,怀履光撤离,临行前又为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搞到一些刚刚出土的公元200年的青铜器。怀履光回到加拿大以后,鉴于年事已高,于1948年辞去中国研究系主任和博物馆远东收藏部主任的职务。50年代,他曾计划写一部加拿大圣公会在河南的传教史,因有其他文字工作未能完成,只写了一个开头就辍笔。除了著书外,怀履光也参加一些公开的宗教活动,并与中国圣公会的领导人有过通信联系。
    1960年1月24日,怀履光于多伦多市去世,终年86岁。四天后,加拿大圣公会在圣保罗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加拿大圣公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在他授职牧师60周年时,威克利夫神学院曾为他举行宴会,称他为“这一代最伟大的传教士和政治家,因为他建立了自养的中国教会”。圣公会代表称他在建立中国教会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上,都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把福音传播者、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作用融合为一体。
    这一评价基本概括了怀履光一生的特点。他作为一名普通的传教士来华传教,十余年后晋升为主教,为加拿大圣公会并辟了河南传教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说怀履光的“成就在于运筹,而不在于布道”,此言很有道理。他可以说工于心计,精于权术。他在河南传教会中要求下属服从自己,而在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系也总是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严,容不得反对意见,因而被称为“中世纪的主教”。然而,在对外界的关系上,怀履光则随机应变。他领导下的河南商丘圣保罗医院接受过几名齐鲁大学的毕业生,当该大学要求他提供一些资助时却遭到拒绝,以致于双方的关系恶化。他为安大略省博物馆搜集文物时,与馆长卡雷里关系相当融洽,可当他在该博物馆任职后,因与之相互竞争,关系逐渐疏远。在中国时,他与明义士通信请求和商讨学术问题,当明义士回国安排到他所在的远东收藏部任助理研究员后,却受到了压制,使这位精于甲骨文研究的西方汉学家的才能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他与其他教派的传教会的关系非常一般,但与河南地方官员和军阀的关系则十分密切,因为他深知这一点对圣公会发展的重要性。回加拿大以后,他与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人物也有过交往。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到加拿大议会进行讲演,怀履光闻讯后将其请到多伦多大学与学生见面。行政院长宋子文访问加拿大时,从怀履光手里接过了多伦多大学的名誉证书。这种交往,巩固和提高了怀履光个人的地位。◆◆◆◆◆
    怀履光从忠实地传播基督教到大肆搜集中国文物,从醉心于基督教神学到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走了一条与其他来华传教士大不相同的道路。他初来中国时,是一个典型的基督徒,只信仰上帝至高无上,福音可以拯救一切。但看到中国贫穷落后和疾病流行等社会现象后,深深感到兴办教育、建立医院和从事救灾等社会工作对教会发展的重要性,积极领导差会开展这些活动。刚到中国时,他无视中国文化的存在,但随着和中国文化思想的接触,他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虽然他始终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和哲学思想不如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先进,并且在华期间没有停止传教活动,但认为孔子的思想和基督教的道德观可以相互补充,并说“中国不但可以融合所有征服者,而且还能够改造一切外来的民族、思想体系和宗教。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超过了世界对它的回报”。这一观点在传教士中并不多见。
    有不少传教士像怀履光那样,也放弃了“原教旨主义”,广泛地接受了“现代主义”,赞成和从事“社会福音”工作,但很少有人像怀履光那样同时又为中国的文化所吸引。也许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才使他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文物。试想,一个虔诚的西方基督徒是很难正视中国的文化,而一个仅能从事社会工作但轻视中国古代文明的传教士也不会长期对中国的文物感兴趣。
    怀履光之所以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主要是他的经历和周围的环境对其产生了影响,同时也与他个人的特征有一定的关系。他思想较为活跃,兴趣非常广泛。这一点不仅表现于他的青年时代,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在河南传教时,他在没有坐上轿车之前,就兴致勃勃地驾驶一辆摩托车驰骋于乡村。60岁退休回加拿大后,他还学习过开飞机。
    怀履光早期搜集中国文物,虽然是通过购买,并打着把“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旗号,但也无法掩盖其掠夺的本质。这是因为,西方列强自从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始终觊觎中国丰富多采的艺术品,很多“探险家”和“旅行家”专门调查和盗窃中国文物,转手倒卖给西方博物馆,八国联军闯进北京后,更是没有忘记抢夺皇宫里的金银珠宝。怀履光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搜集文物,实质上就是加入了这一行列。1930年以后,他明知中国法律禁止文物出境,仍利用种种手段偷运出境,甚至40年代再次来华时还盗取一些宝贵的青铜器,其掠夺本质暴露无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圣公会主教曾友山曾发表文章谴责怀履光的掠夺行径,只是1970年中加两国建交后,中国政府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才决定放弃收回这些文物的要求。
    然而,我们在谴责怀履光的盗窃行为的同时,也应看到他在研究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起到的积极作用。他在一篇文章里列举了中国给西方国家带来的“礼物”,有“丝绸、动物型雕饰、乐器(笙等)、弓箭、彩陶、瓷器、指南针、柑桔水果、桃、桔子、草药、许多名贵花种(茶玫瑰、菊花、杜鹃花、牡丹、翠菊、报春花)、银杏树、桐油、中国漆、大豆、茶道(起源于公元前200年)、造纸、印刷、印章、火药、木砧板、煤的利用、锌的使用、体育项目(马球、扑克牌)、风筝、皮影戏、可收型雨伞、机械配件”。他介绍中国文物的著作出版后,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引起了西方各国的注意,许多人前来参观,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及其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不少北美青年学生就是在参观了该博物馆后被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所吸引,决定把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作为毕生的事业。怀履光将一些文物(例如前述佛教壁画)运到加拿大,也使它们免于在战乱中遭到破坏。他创建和主持的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系,培养了一批汉学研究人一员,促进了中加两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
    怀履光在河南积极主张教会中国化,并实现了这一目标,这是他在传教上的成功之处。然而,他毕竟不了解中国社会和教会的发展趋势。40年代,他曾预言“二战”以后中国将奉行孔子的“中庸之道”,从而为中国教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可是,事实与他的想象并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河南圣公会的教徒割断了与加拿大圣公会的联系,走上了独立兴教的道路,这也是怀履光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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