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花开花落。

　　年华似流水，缓缓地可又急匆匆地逝去，屈指算来，我已经九十岁了。九十年三万二千多个日日夜夜对浩瀚的宇宙而言，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我这个饱经风霜、历经坎坷的耄耋老人来说。人生旅程却显得是那么遥远、漫长。回忆的片段似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在我的眼前飞舞，一幕幕往事恍如发生在昨天一样……

　　公元1915年农历八月初三，我出生在山西省汾阳县(今汾阳市)城关的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汾阳县古名汾州府，地处晋中平原。在太原的西南部。县城不大，有鼓楼等古建筑。县城由东关、南关、西关、北关、大南关、小南关等组成。北关靠近农村，是现在的吕梁地区。西关紧邻碛口、柳林等地。闻名遐迩的汾酒出产地杏花村，位于城北的15公里处。提起杏花村，人们自然会想到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写的脍炙人口的一首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原姓温，叫温桂英。父亲温熙照，是旧时衙门的杂役，主要的差事是给告状人递送状纸。母亲冯氏，16岁结婚，20岁生我，21岁守寡(我1岁时丧父)。我的大舅父和小舅父，在张家口经商，家中比较富裕，对我们家里生活时有接济，更主要的是我母亲很要强，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家境还可以。我们住的炕上有柜子，地下也有木箱和柜子。上小学时，每年假期我都住在舅父家，娘家人对我们照顾得不错。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轰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随着军事上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上的奴役。为了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帝国主义打着解救中国人民的幌子，披着宗教自由的合法外衣，派了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以教会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办教堂、兴学校、建医院。汾阳县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口，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没有放过它。美国人在这个小县城开办了教堂、医院和学校，教会还在当地办了一个刺绣工厂。为了养家糊口，母亲就进了这家刺绣工厂干活。母亲很勤劳，又心灵手巧，绣花又快又好，很受外国人的欢迎。我母亲看教会里的学校和中国地方上的学校不一样，看到外国人培养的中国女学生不缠脚，将来还能上中学、上大学、甚至出国留洋，母亲很羡慕，不让我缠脚，希望我多上学，将来也到美国去留学。我家离教会很近，母亲就把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幼稚园。我母亲当时还很年轻，也很爱学习。进了妇女成人学校，每天跟着教徒念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日久天长，就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母亲上了妇女成人学校后，认识了不少同学，日子一长，大家就熟了。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她就是我后来的五婶，她是替大伯子说媒的。)劝我母亲说：“妹子，你还年轻，守个女孩子，啥时是个头呀!活守寡多么难熬，不如早点改嫁，上帝会保佑你的。”看我母亲不反对就继续进言：“这个男人是一所神学院毕业的，是个大学生，在介休县(离汾阳60华里)教会里传教。他娶过两房女人，都相继去世了。没有孩子，年近40岁，年龄虽然稍微大了一点，但为人正经，有文化，很斯文，收入也很高，我看还是挺合适的，你带着这个孩子过去，他一定会喜欢的。你每天念圣经非常热忱，他是个传教士，更是信奉上帝，你们两个都是耶稣的信徒，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的。”我母亲当时没有表态。那个女同学便说：“婚姻是件大事，女人改嫁更是难事，你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回家好好考虑，改日再答复我吧。”

　　媒人的话语在我母亲的心上掀起了阵阵涟漪。孤儿寡母过日子是那么容易吗?她早就想结束这个难熬的日子，但她最怕嫁过去后，让惟一的骨肉受到委屈。想到这里，母亲的眼泪竟然不由自主地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可再一想，孤儿寡母一辈子活守寡也真不是一个办法呀。思前想后，母亲一拧眉头，终于决定改嫁。在我8岁那年，母亲带着我还有家里很少的一点家具改嫁到了介休城里。◆◆◆◆◆

　　继父叫郭世荣。从此，我改姓郭，改名郭庆兰。母亲仍然很开通，至今我都忘不了母亲对我做的两件好事：一件是不让我缠脚。如今像我这样岁数的老太，一般都是“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很不方便，而我却是一双活动自如的“天足”，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母亲。由于她经常接触美国人，思想也变得开放一些，在周围的妇女都在为年幼的女儿裹脚的时候，我的母亲却说：“我受够了裹脚的痛苦了，可不能再让姑娘受这份罪了。”母亲虽然不给我缠脚，但一直给我穿两层袜子，就怕我的脚长得太大了，将来找不到婆家。母亲当然不会想到，正是这双大脚帮助我日后踏上了革命道路。另一件是竭尽全力供我读书。我母亲不识字，在旧社会只能干些粗活。所以母亲叫我多读些书，将来好有出息。母亲常对我说：“在旧社会，我们妇道人家在最底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挑着走，没有文化；即使有点钱的人家，也不让女娃念书，认为女孩早晚是泼出去的水，有了文化也没有用。我是睁眼瞎，一个大字不识，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你是老大，我一心想叫你多读些书，将来好出洋留学，出息出息，对家里也好有个帮衬。”所以我是幸运的，幼时我进了幼稚园，之后又念了小学和初中。后来因家里添了不少孩子，生活更困难了，我就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妹，自己考进了美国人办的护士学校。

　　介休县教会一共有四个牧师，我的继父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三个都是美国人，教会由美国人掌管。教会下边还办了一所小学校，我就在学校上了一年级。继父是教会里的主要牧师，整天忙于宣传教义，每个月的薪金为大洋20元左右。这段时间我们家由于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很好、很安定。母亲改嫁后，从1926年5月开始，又生了两个男孩，也就是我的二弟和三弟。以后又生了大妹、小妹。常言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1929年介休县教会解散，继父调邻县碛口教会传教。由于他离开了家人，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动不动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每月的薪金都让“酒”喝走了。他很少回家，亦很少寄钱回家了，从此我家又回到了贫寒的生活。在介休县城呆不下去了，我母亲只好带着全家五口人回到介休县秦树村，家里没有土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母亲为拉扯五个孩子，吃了很多苦头。我也失学了，百般无奈，我试着用英文给汾阳教会学校写了封信，经校方同意，我才从崇德女校读完了小学课程，拿到了小学毕业文凭。

　　在介休农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后来我母亲带着弟妹四人举家又回到了汾阳，家里穷得叮当响，吃的是糠窝窝头，住的是破房子，日子过得更艰难了。那时我在教会学校念书，每月有四元钱的生活费，省下来就补贴家用，故而四个同母异父的弟妹对我这个大姐很感激。家里生活虽然很艰难，但兄弟姐妹之间却相处得很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