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

 

 

    白求恩是6月初到晋察冀的，在他寄出的但永远没有到达外界的许多信件当中，有一封这样写着：“现在我是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中心。现在我能真正体味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奇异而崇高的精神了。”

    但是这种在日军防线之内，而同时又在解放区的新奇感觉不久就消失了。今天在前线与敌人发生接触，明天突袭一下又退到山里，从后方进行狙击，在敌人补给线附近象马蜂似地困扰，控制离开敌人前哨只有几英里的地区——这就是华北抗日战争的特色。这个特色使白求恩感到非常兴奋。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来不及刮脸，因此他索性不刮脸了，留起胡子来。

    在医疗队到达五台县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他把他的时间分配在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的三个军区后方医院里。

    他巡视了这几个后方医院，检查其中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到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又制作医学图表，研究他的笔记，给聂司令员和延安写详细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汇集的调查材料使他得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没有真正的医院设备。各“后方医院”总共有三百五十张病床，但是这些病床并不是真正的病床，这些医院也不是真正的医院。这儿的情况比他在贺家川所见到的要好一些，但是在这儿伤员也是睡在铺着草的土炕上面。因为没有病员服，他们仍然穿着自己的那套肮脏的制服。工作人员虽然尽到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当中并没有受过相当训练的人员。这儿没有麻醉药——除了他自己带来的那些，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也没有一件外科手术所需要的器械。纱布绷带是用过了又洗，晾干了再用。缝伤口用的线是己做的。药品大部分是本地自制的丸散膏丹，功效不可靠。探针是用铁丝做的。铁片代替了钳子和镊子。这儿也没有任何训练医生和护士的设备。

    归根到底，能够用来照顾晋察冀的伤员的只有他所带来的药品，他自己的器械，他本人的技术，布朗大夫，五个本地训练出来的医生，以及那些服务热心但是没有什么训练的义务工作者。到了7月中，布朗的假期又满了，他不得不离开这里。

    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在一起爬山越岭，在同一个炕上取暖，在设备简陋的手术室里并肩工作。布朗动身回汉口教会去以前，他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在药品器材方面帮助白求恩。

    布朗走了以后，聂司令员派来了一个曾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中国县长，给白求恩当翻译。他的名字是董越千。他是一个矮胖的、好性情的年青人，脸上常带笑容，天生有一个外交家的圆通。他的英语很别致，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知识非常渊博，不久他对于白求恩就非常钦佩了。还没到一个星期，白求恩就把他叫做“我的化身”。

    布朗离开后的第二天，白求恩通过延安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拍了一封求援的急电：

   

    过去一个月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一起工作。

    平均每天十次手术。迫切需要款项及药品器材。目前大城市

    中尚能买到医药器材。请即电汇毛泽东一千美元。

    他写信给延安的马大夫——这是他现在与外界的主要联系，请他把他留在那里的爱克斯光设备送来，同时问他：

   

    你想纽约方面收得到电报吗？你或许应该把这些电报转给孙夫人。她可能有点办法。我需要帮助。布朗走了，我要想念他的。他是个非常好的医生，和他谈话也非常有趣。

    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名字叫赫尔多·汉森，刚从北平来到这里。他就要南下去采访朱德。我告诉他我们工作的情况，以及我们如何需要药品器材。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这整个地区的文章，已经交给汉森，托他到汉口后给我寄出。◆◆◆◆◆      聂给我派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姓董，他的英语相当别致，我少不了他。我已经学会了一点汉语。我从来也没学会过一种外语，可是这次仿佛一见汉语就有缘似的！你能给我寄一本汉语字典和一些报章杂志吗？

   

    三个月来从没有读过什么报章杂志（不论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不知到过什么没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西班牙战争有什么变化？你得到过什么消息？

   

    我今天做了八次手术……我很累，可是心里非常痛快……看样子我必须在这儿开办一个卫生班，从最初的东西讲起。我必须在输血方面做点工作。为了把事情办好，我现在是哭、笑、嚷嚷一齐全来。

    我需要一个助手！不多写了。我们是在一条血泪冲洗着的道路上前进。

   

    几天以后，他到五台山里的蛟潭庄军区司令部去参加一个军区卫生工作会议。

    他怀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这个会议。听说聂曾在法国学工程，孙中山先生联俄时期在苏联进过军事学校，还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1927年蒋介石突然向共产党发动进攻以后，他就加入了红军。他现在才四十岁，但已经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主要将领。到了蛟潭庄的军区司令部，白求恩很惊异地发现这位将军看起来象三十岁的人，脸光润、年青，带着一种一分钟也不肯闲着的态度。

    他非常热烈地欢迎了白求恩。“其他的人，”他说，“处于你现在的情况，恐怕早就不干了。”

    他接着说，他有一个建议提供给白求恩，希望他予以慎重的考虑。看来与支持白求恩的国际援华委员会保持联系是件困难的事。而同时，正如白求恩在许多次汇报中再三指出的，抗日部队的医疗方面的需要却一天比一天迫切。军区方面同意白求恩的看法，认为必须采取非常措置。他因此提议，请白求恩为整个晋察冀地区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一个医务系统。白求恩的美国友人汇来的款项当然都用来推进他的工作。如果他肯答应，他就不仅是以加美医疗队队长的身份，同时还是以晋察冀八路军的卫生工作领导人，以及晋察冀政府卫生顾问的身份来进行工作了。

    董还没有把话译完，白求恩就答应了下来。他后来写信给马大夫说：“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头衔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他就职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计划把一个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为一个模范医院。他认为军区所有的医院都不足以应付正规军和游击队的需要。他觉得以他带来的器材和眼前就有的一些简陋设备，建立一个有较好的病房、训练得较好的工作人员、照顾病人较为周到的医院，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进一步想，设立这样一个医院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以榜样来说明如何利用现有设备改善军队中的医务工作。

7月底，在聂司令员的热烈赞助之下，他召集了一个医务工作人员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河北村举行的，由军区卫生部长叶大夫主持。白求恩在会上概括地说明了他的计划，然后会议通过了他的计划并决定开展一个“五星期运动”，将这个模范医院建立起来。

 

三十七

 

    他们骑着马从河北村出发，在路上慢慢走了好几个小时，到后来身子都僵了。他们的路程只有九十里（三十英里）。但是这条路是一条骡车道，才十英尺宽，路面上有很深的大车轨迹。路有时在两边山岩耸立的山沟里，有时则越过崎岖的高山。

    村子的南北两面矗立着崇山峻岭。西面，在他们背后，巍峨的五台山脉高耸在山西与河北之间，山顶上有长城蜿蜒起伏。东面，山谷又通到另外一个高入云霄的山脉。

    不久他们就到了村里。村里有一堆茅屋，住着二百来个农民，村边有一条碧清的小河。虽然村里的人已经看惯了这位留着长胡子长着白头发的外国人忽来忽去，他们照旧出来到那尘土飞扬的街上，很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白求恩和董走过去。医院设在一座紧靠村边的山岩上的小庙里，周围长着些柳树和松树。当他们骑着马走近的时候，白求恩听见一个和尚在念经的凄凉的声音：“阿弥陀佛……”这座庙改作医院以后，和尚们照旧住在那儿。“虔诚而肥胖，”白求恩后来在日记里描写他们，“活象法朗士在《企鹅岛》中所讽刺的僧侣。”◆◆◆◆◆

    他们的肥胖的脸，圆滑的态度，以及那一副多余的卑躬屈节的样子，使我每次看了都有一种厌恶的感觉。

   

    他们每天念三次经，一面念一面敲打着铃锣。我一嗅空气，闻到那种把花香压下去的熏人的气味，就知道他们是在烧香拜佛了。当我下马的时候，战士们忽然唱起一首爱国的歌曲来：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和尚在唱他们如何信佛，战士在唱他们如何信另外的神。

    我走进院子里，看见满院花卉盛开，心中感到极大的喜悦。大朵的粉红色荷花，有如那些被一顿丰盛的午餐撑得有点透不过气来的贵妇，大如足球的花盘，沉甸甸地低垂在青陶花盆的边沿。天竺葵、玫瑰花、蓝色的喇叭花和夹竹桃围绕着漆得很富丽的门洞。洗净的一小块一小块纱布挂在低矮的橘树上晾着，好象一朵一朵皱缩了的木兰花。小庙的台阶上坐着几个休养员，缠着绷带的胳臂和腿显得那么的不灵活。护士们跑来跑去，有时候跨过了睡在地上的狗或猪的身子。金光耀眼的长空中回荡着鸽子的唧唧咕咕的叫声、山底下潺潺的溪流声以及林间簌簌的风声。光线黯淡的病房门对着院子，这儿以前是和尚的斋房和客房。

    这就是在安静的松岩口村里的后方医院。董说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但是在白求恩的图表和计划里，它却成为他梦想中的模范医院的所在地，而且在五星期之内，它就将成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家要记载在中国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传奇的名字。

    “五星期运动”开始的时候，先开了一个工作人员会议，规定了一些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又为村里的人开了一个动员大会，说明这个运动的意义，同时又收到毛泽东拍来的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

    毛泽东的电报是给聂司令员的，聂又把它转到了松岩口。董非常兴奋地给白求恩送了来。他拿着电报在大家面前一个劲地摇晃，最后才给白求恩翻译了出来，一面译一面还加上些兴高采烈的话。电报上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大夫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和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毛泽东。

    白求恩写了一封回信给毛泽东，在信里关于他的计划作了进一步的报告，并谢绝了给他的津贴。

   

    陕西延安八路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来电敬复如下：

    第一，我谢绝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如系由美国或加拿大汇给我个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及纸烟之用。我本人若需少许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第二，我批准给各后方医院的经费约计一千五百元，系改建此间医院为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工料费用……将来每月约需一千元。

    第三，目前需要五千元的各类药品。这些药品可以在北平购得。

    第四，请随时将加拿大和美国汇来的款项示知，以便明了经济状况。

    第五，以上并不包括建立一个永久性医院的计划，该项工程规模较大，约需五万元。永久性医院计划不久即可送呈。目下工作系利用现有材料进行改建工程。

    “五星期运动”以旋风般的速度进展着。白求恩指挥村里的群众盖起了一个手术室。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个手术室仍然极其简陋，但是用处很大。无论如何，在整个边区这是第一个真正的手术室。他组织了几个“清洁队”进行清除垃圾、残食以及污秽的纱布绷带的工作，并负责维持病房清洁。他建立了一个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他画出图样让人做了一个器械和绷带的消毒器。他给护士、护理员和医生都详细规定了各人的职责。他又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给他们如何做胳臂和腿的夹板，担架，病员证章，保存食物用的盆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    他在医院外面选了一块地方，叫人把它整平，安放了一些舒服的椅子，使它成为休养员的娱乐场。一间附属于这座庙的屋子，本来是一个厨房，现在给改成了一个俱乐部——游乐、演讲、开会、看书、写信的地方。

    村里的妇女自告奋勇，试做了五十套病员穿的衣服、枕头、被子以及油布床单。这些东西做好了，他就把它们用在一间病房里，这是大家在事前一齐动手清理过、刷过浆、消过毒的病房。松岩口的伤病员是晋察冀全区最先穿上病员服和睡上床单的人。

    在“边干边学”的口号下，他开始给医务人员上起课来，讲授基本的医学知识，在这以前，这些知识只有延安卫生学校里有限的几个人才能得到的。讲授是隔一天一次，从下午五点到六点在院子里举行。当医务人员盘着腿坐在他面前，聚精会神地听讲的时候，他站在一块黑板前讲授解剖学、创伤治疗法、生理学等等，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飞快地画着图。

    他除了给医务人员上课以外，还开办了一个附属于这个医院的卫生学校来训练护士和医生。他拟订了全部课程，留给这个学校在他走后采用。因为晋察冀全区也找不出任何一本医学教科书，他就自己动手写，并用了许多图解来简化课文。他在每天工作结束以后，以极大的速度编写着。他一面写一面叫董译成中文。这本书写成以后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印行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游击战医疗手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他说这本手册将分发给全体的医务人员，并附带说：

   

    如果这本手册成功，我要再写一套关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等的小册子，现已着手写一本二百页的更详细更基本的医学教科书，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

    在这一切当中——与时间的竞赛，万分艰巨的工作，从创造、帮助和领导别人而得来的愉快——他发现还有一些他得学习的东西。

    作为医院经常性工作的一部分，他规定了工作人员周会，在每星期日下午举行。全体护士和医生都参加周会，共同讨论一周中的问题。最初几次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会上有坦率的批评和建议，还有使他很高兴的，是工作人员都认真地把会上的讨论记录下来。现在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工作人员一定会以正确的态度来迎接一次针对各人工作上的缺点的正式的检查，检查的结果一定会使工作获得改进。

    会上大家立刻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白求恩轮流批评了各人的工作。例如游大夫，他因为技术上有进步，受到了表扬，但是因为不能坚持正确的意见，受到了批评。林大夫，白求恩下面的主任外科医生，技术很好，训练方面一等，并且总是乐于动手术，但是他还得学习做平淡无奇的例行工作。刘指导员，精明强干，负责可靠，对他的政治工作有热情，肯想办法。

    当白求恩一个一个往下说的时候，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对于他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随后就轮到大家来鉴定白求恩的工作了。

    他们说话的态度非常自然，正象习惯于冷静地提出批评和接受批评的人一样。他们对于他的工作、他的领导、他的技术以及他不断督促大家提高工作的精神，都异口同声地赞扬。可是等到董把他们各人的话翻译完了以后，他却转过脸对白求恩，嗫嚅地说：“另外还有一点。他们对于你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意见，但是我却想不起来在英文里怎么说。”

    “是批评吗？”

    “是。”

    “关于我的工作？”

    “不，不是你的工作。”

    “关于我个人？”

    “对了。他们用了一个字眼……急性……可是在英文里我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字来表达他们的意思。”

    白求恩一会儿就找着了。这就是：“脾气大。”

    那天晚上，在给他准备的那间房间里，他把这件事记在了他的日记里：

   

    这个字是“脾气大”。我的“化身”，董，没想到这个字，可是我一想就想出来了。每逢工作进行得不顺利，或者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他们做事没效率，他们说我总是脾气大。他们每人都说，以后我发觉他们做错了事的时候，请我讲话放和气一点。我答应了。难道我永远不会改过吗？我答应了——可是十五分钟以后，我就因为一个护士给伤员换药时粗心而对他摆出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他请董提醒我不要忘记了我的诺言。

    我回答说：“我没忘记。可是也提醒他，他做事马马虎虎要影响人命的。”

    不过我说话的态度是平和的，我接着又对这个护士说：“你换药粗心，不能由我原谅你，只能由这个受伤的战士原谅你。”

    那个战士（胳臂重伤——榴弹碎片）仰头望着他，很认真地说：“我原谅你。”

这个护士几乎哭了出来。我想我以后用不着再对他发脾气了。而且我想我以后也再不愿发脾气了。

 

三十八

 

    有一天，从北面越过高山送来了五十六个伤员。在照料他们入院的时候，白求恩发现他们中间大多数虽然伤很重，但是动手术后是会好转的。其中有一个战士在到达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现在躺在炕上还是一动也不动的。白求恩迅速地检查了他的伤，把手放在他的又冷又湿的前额上，随即吩咐董去立刻召集一个全村大会。

    “他死了吗？”一个护士问道。

    “没有。他的伤并不太重，可是失血过多。”

    十五分钟以后，全村的人都集合在庙外面。男女老少一共二百人站在松树林中的空地上。过一会儿，白求恩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几个护理员，抬着那不省人事的伤员。他们一见就往前靠拢。白求恩吩咐护理员把伤员放在他们面前，随后就仔细端详着他们的黝黑而坦率的脸。

    这是他一向在期待着的大好机会。三个星期以前，当他正在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伤员流血过多，他便问护士有没有愿意给他输血的。结果手术室里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他对大家解释输血对于输血的人的身体并没有任何损害，但是他们还是畏缩不前。他不由得大怒地大声嚷嚷说，伤员的生死完全要看他是否能在以后几分钟内输得到血。难道他们都害怕吗？难道没有一个人肯牺牲一品脱的血来救一个战士的生命吗？“你——”他对一个护士，一个身体长得很结实的年青人说，“你怎么样？”

    那个护士局促不安地低下头去。

    董从他身后拉拉他的袖子，用息事宁人的口吻对他低声说：“他们还不懂。你不妨先取我的血，以后再解释给他们听……”

    白求恩忿忿地瞪了这些护士一眼，便一言不发地把输血器准备好，抽出了自己的血。因为他是O型，万能输血者，所以没有必要检查伤员的血型。当其他的人羞愧地在旁边看着的时候，白求恩替伤员输了血，接着做完了手术。

    这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从那时候起，那伤员已经逐渐见好，白求恩也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思索那些护士不肯输血的原因。所有他的助手在勇敢方面都是决无问题的人。倘使奉到命令，他们会穿过日军的防线，在最危险的袭击中与敌人交战，或者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敌占区。但是他们现在却害怕了。不是怕死，怕受伤，而是怕他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敌人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敌人侵犯了他们的国土，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抵抗。可是他们却从来没看见过输血，那是一件他们不懂的事情。

   

    对于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总是害怕的。他们和我以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克服恐惧，最主要的，是靠了解和知识。当他们看见我如何抽出自己的血，而对我自己并无副作用时，他们就不再觉得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东西值得他们害怕了。然后他们看见那个伤员救活了过来，看出了这与输血之间的关系，他们就觉得羞愧。至于我对他们大发脾气，那就和他们害怕输血一样地毫无根据。毛泽东对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说过：“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多么深刻而贴切的话……要做一个更好的先生，必得先做一个更好的学生……

   

    现在，他站在村里的人面前，脸上带着一副和蔼的笑容。等大家安静了下来，他对董说：“请你告诉他们我要表演一次输血，还要你在我们进行的时候翻译我所说的话。”他走到那副载着伤员的担架的一头，面对着群众，直接对他们说：◆◆◆◆◆

    这儿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他昨天在前线受了伤。我们的不怕辛苦的同志们爬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把他抬到了这儿，一路上敌人加在他身上的创伤一直敞着口，流着血。你们瞧瞧他。他躺在这儿一动也不动，好象一个死人，你们说象不象？如果我们不给他想办法，他的眼睛就永远不会再睁开了。

    村里的人都挤到前面去，看着这战士的一动也不动的身子。他们的脸都皱了起来，露出一副怜悯的表情。

    如果我现在对你们住在松岩口的任何一个人说，你只要做一件简单的事就能救活这个伤员，你会怎么回答？你一定会回答：“我愿意做。”这正是我想做给你们看的——你们可以把他救活过来。他的眼睛闭上了，他看上去几乎连呼吸也停止了，他离死不远了。这不单单是因为他受了伤，而且是因为他受伤后失血过多。在这儿医院里，我们能够治他的伤，但是他身体里若没有血，他等不及我们把他治好就会死的。土里没有种子就不会长小米。身体里没有血，就不会有生命。因此我们必须把他所失去的血补还给他。这样，我们才能治好他的伤。这样，他才能够再去和敌人打仗。我们怎样才能补充他所失去的血呢？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取。从一个健康的人身上取点血，对于他的身体没有损害，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很快就给自己补充上血了。

   

    他向一个护理员做了个手势，让他把输血器拿过来。他坐到这个伤员旁边的一副担架上，一面说：“我要做给你们看，这事多么容易。”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人踌躇地从他身后的医院工作人员的行列中走上前来。这人就是三个星期以前，白求恩曾怒气冲冲地在手术室里问他肯不肯输血的那个护士。这个护士胆怯地向董翻译走过去，隔着两副担架向董说：“我请求你们从我身上取血。倘使白求恩同志准许我代替他，我一定觉得很光荣。他不久以前刚输过血，我年青，身体好。”

    白求恩抬起头来看着这个护士，一面高兴地笑着。他说：“伤员不止需要输一次血。我先从我自己身上取，然后再从你身上取。但是我们必须先检查你的血型。”

    白求恩解开橡皮管，举起了管子头上的针。“就这样做，”他接着说。“我先给我的胳臂消毒。然后把这根针插到静脉里，就象现在这样。这根针很尖，可是中间是空的，血从这根针流进橡皮管，然后再流到瓶子里。”

    当涌出来的血把护理员高举在众人眼前的瓶子染红了的时候，村里的人们都吃惊得张大了嘴。白求恩躺在担架上面，直到那瓶子注满了三百毫升的血液。随后他就敏捷地从胳臂上拔出了针，一只手灵活地卷了一块纱布，用橡皮膏把它粘在插针的地方。

    他站了起来，重新面对着村里的人们。“你们瞧，我还是和原先一样。现在我们要倒过来做，把血输进这个战士的静脉里。”他于是就以他在西班牙战场上练得象反射动作一般的纯熟技巧，把针插进这个战士的前臂，把它粘住了，然后往后一站，高高举起那个瓶子。

    村里的人们又凑近了一点，交头接耳地嘀咕着，随后就一声不响了。他们紧紧盯住这个战士的脸，几乎连气也不敢透。他们怀着疑惧的心理在期待着，可是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一群鸟在他们头上盘旋了一会儿又飞走了。树木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着，寂静中听得见一阵好象是低声叹息的声音。

    瓶子里的血液慢慢地少了下去。所有的人都向前欠着身子，仿佛都在无声地祈求一件事的发生。不久这个战士的嘴唇动了，他哼了一声，睁开眼睛，抬起头来，他有点莫名其妙地向周围看看，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群众中间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呼声——喜悦、宽慰、敬畏和胜利的呼声。

    一个老太婆走到他的面前，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她的背驼着，她的眼睛发亮。“我老了，没有什么用处，”她说，“我愿意输血。”

    白求恩亲热地握住她的胳臂，转过身对群众说：“等再有伤员来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血。以后会有许多伤员从山那边送过来。你们愿意组织一个志愿输血队吗？你们肯给点血，让我们受伤的战士能够重上战场吗？”

    村里的人们一齐涌到他的面前，嘴里喊着：“我们给！我们给！”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志愿输血队。以后，在白求恩所去过的乡村和城镇里，也都成立了同样的志愿队。◆◆◆◆◆

三十九

 

    到了“五星期运动”的第四周，河北村会议所订下的目标就如期完成了。病房已经打扫和改建了，医生和护士的职责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新的设备也都已装好并分别应用上了。那座古庙里的医院，在上个月还象一个简陋的救护站一样，现在已经合乎白求恩给模范医院所定的标准了。

    一星期内模范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了。这时白求恩出发到那个地区的各救护站巡视了一次，在所到的地方做手术，讲演，表演外科技术。

    第五天在回松岩口的途中，医疗队在蛟潭庄停了一下，他在那儿得到通知，请他立刻去见聂司令员。他以为有什么要紧的事，不料到了以后发现聂司令员的房间里摆好了茶点，并且有位女主人在座。她是聂司令员的夫人，路过这儿去参加一个晋察冀妇女组织的会议。他们由董担任翻译作了半小时愉快的谈话。

    等聂夫人走了以后，聂司令员就改变了态度。他陡然板起脸来开始对董说话，一面说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话说得很快，董简直来不及翻译。

    “首先要谈的，”聂说，“是白大夫完全忽视他本人的健康和安全。”

    白求恩刚要开口来辩驳，就给聂司令员摆摆手止住了。“不对。不对。我们全都听说了，”聂坚决地说。“我从你所到过的每一个村子和每一个前线都接到同样的报告。你睡得不够。你吃得也不够。而且你好象以为日本人的枪弹炮弹决不可能打中你似的。”

    白求恩插嘴说这些报告都太言过其实。“我吃得足够，睡得也足够。而且我从来不冒不必要的危险。”

    董现在越出了他的翻译的职责，来表示赞同聂司令员的意见。“他吃得不够，睡得也不够，他一个人做着十个人的工作。”

    “那样下去是绝对不成的！”聂坚决地说，他那副故意装着生气而又装不出来的样子，使得白求恩不禁笑了起来。

    他一看见白求恩笑了，便改变了方法。“好吧。我们姑且不谈吃和睡的问题。军事委员会命令我每月付给你一百元钱，你却拒绝接受。为什么？你有你个人的需要。你一定得有钱来照顾你自己啊！”

    “我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里已经把这一切都说清楚了，”白求恩回答说。

    “但是你总得生活，”聂坚持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在部队里，你是生活在最低的水平上的。”

    白求恩带着幽默的表情望着聂。“聂将军，”他问道，“你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每月多少钱？”他没等回答就接着说：“每月五元钱。一般的战士有多少呢？每月一元钱。如果我们拿你的钱做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是全军区的最高军事首长，而我不过是卫生顾问。再说，你得照顾你的家庭，而我却是个单身汉。按简单的算术来算，我应该减到一般战士每月所得的一元钱。事实上，连战士的需要都比我的大，因为他们往往是有家眷的。”

    聂在他的椅子里移动了一下。“好吧，随你便。你这人有时候很难对付，白求恩同志。可是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笔钱无论如何是要付的。你的意思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以你的名义把它用作伤病员的特别费用吧。”

    那天晚上，在他和董住的那所房子里，白求恩从炕上爬了起来，点了一支蜡烛，搬出了他的打字机。他写道：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而且尤其能满足我的资产阶级虚荣心的，是他们表示了需要我。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对于他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象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象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象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他躺到炕上，想起聂将军对于他的关切，想起医院，想起自己如何在教别人的时候反而出乎意料之外地受到了教育。两天之内，松岩口的模范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了，到那时候他得发言。这必须是一篇有意义的讲演。

他们大家都会因为这个医院和他们的工作感觉到骄傲的。因此，他必须得想法在讲演中总结一下他们的成就、收获、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及一些决定医学的价值的基本原理。

 

四十

 

    松岩口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妇女们在茅屋里把她们又长又黑的头发梳好。从附近各村子，来了两千多人参加这将要在古庙里举行的盛大典礼。叶大夫从河北村赶到，他代表卫生部。从五台县来了一个军官代表团，他们代表八路军。此外还有一个代表晋察冀统一战线政府的代表团。

    这一天是这个军区和八路军的第一个模范医院正式开幕的日子，它标志着“五星期运动”的胜利结束。对于在场的战士们、医务工作人员、老百姓和政府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开幕仪式是下午在病房里开始的。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准备在会上发言的人从一个病房走到另一个病房，对卧床的伤员作了一些简短的讲话。随后全体工作人员就结队穿过了悬旗结彩的院子，走到那改建的医院前面的广场。到了这儿，穿着雪白的工作服的护士、医生和护理员就一排一排地坐在讲演人的讲桌和村里的人以及能够行动的休养员之间的地方。

    当讲演人的讲桌还在布置着，来宾陆续在地上就座的时候，战士们唱起歌来。随后刘政治指导员宣布了开会。他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一对聪明的眼睛，嘴角上总挂着和蔼的笑容。他用简短、自豪的话宣布了模范医院正式开幕。在他后面接着致辞的有八路军代表、晋察冀政府代表、医院工作人员代表以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然后刘又站了起来，先回头看了紧挨着董坐在讲桌后面的一条板凳上的白求恩一眼，接着就说：

   

    同志们，战斗员们，松岩口的老乡们，今天你们亲眼看到了我们在“五星期运动”中为我们的伤员建立起来的新医院。

    这在晋察冀军区，在我们全体人民，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从现在起，我们的伤员可以有更多的复原的机会。从现在起，死在敌人手里的战斗员的人数可以减少。

    是什么使这个模范医院成为可能的呢？这当然是由于我们大家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由于边区政府给我们支持，由于群众帮助我们完成了艰巨的改建工程。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新医院。这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同志，白求恩大夫。建设这个医院的计划是白求恩想出来的。白求恩指导我们，督促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医院是如何必需，而且如何才能把它建立起来。

    他教导我们，他批评我们，他永远不让我们懈怠。他以他自己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孜孜不倦的榜样。

    白求恩同志，为了你的工作，和你对于我国人民的忘我的忠诚，我们要在这里深深地感谢你。但是，除了那些我们所富有的东西：艰苦、牺牲、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送人。因此，我们备了一点我们自己做的礼物来送给你。

    我们希望这点礼物能表示我们全区的军民对你的敬爱。

   

    刘转过身对院子那儿做了一个手势。当会场上的人纷纷站起来欢呼的时候，有一队人，其中有护士、能行动的伤员以及村里的人，从院子那儿走了过来，手里高举着七面红旗。每面旗子上都有题词，是董用中英文写就，由村里的妇女用金线绣上去的。

    这一队人唱着歌，先在会场上绕了一周，然后向着白求恩那儿走过去。每一个小组走到他跟前，一面高声念出红旗上的题词，一面把旗子献给他：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卫生顾问。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医生。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友人。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榜样。

    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同志。◆◆◆◆◆

    这时，白求恩慢慢走到讲桌前面，眼睛由于激动的泪水而模糊了，董笑嘻嘻地站在他身边。村里的人、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来宾都高声欢呼起来。有好大一会儿工夫白求恩低着头，凝视面前讲桌上的讲演稿子。随后他抬起头来，脸上浮着亲切的微笑，做了个手势请大家坐下去，带上了他的白金镶边的眼镜，随即开始讲起话来，每讲几段他就停顿一下，让董替他翻译：

    同志们：感谢你们送给我美丽的旗子，以及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我觉得，而且我知道你们也一定觉得，今天是我们大家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日子，它在我们一心一意要走的道路上添了一个新的哩程碑（我实在应该说“里”程碑）。

    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光荣的斗争的中国。这个医院的设备是你们的外国同志所提供的。我被派来作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在三万里以外地球那一边和你们一样的人要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界能把我们分开。日本和战争贩子们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们正在阻碍人类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运动。正因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工人以及抱着同情的自由主义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帮助中国来保卫这个美丽可爱的国家。

    我来到晋察冀军区，在这个医院里和你们一起工作，才不过几个月的工夫。我起初总觉得这是“你们的”医院，现在我却觉得这是“我们的”医院了。因为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互相影响，使彼此都改变了，是不是？我或许可以说，我们彼此之间辩证地起了反应；我们使彼此都有了改变；我们起了变化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今天开幕的这个顶刮刮的新医院。我从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益。你们教给了我忘我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我感谢你们给我这些教益。我唯一的报答，就是我也许曾多少教过你们如何去掌握技术。

    运用技术，培养领导人才，是达到胜利的道路。日本用不到五十年的工夫，从一个第十等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于它采用了西方的技术。技术掌握在日本金融资本的独裁者手里，结果使日本成为全世界的公敌。技术掌握在中国劳动人民的手里，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的强国。那么中国必须模仿日本么？是的，在许多方面都要模仿。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我们必须在掌握技术方面效法他们，并且超过他们。我们必须运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去增加少数人的财富。

    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技术虽然不能战胜所有这些敌人，却能战胜其中的大多数。

    技术这个名词，一般说是用来形容对于材料和方法的掌握的。它就是最进步、最有效率的做事方法。它意味着我们控制自然，而不为自然所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扫地的技术，组织医院的技术，上药的技术，动手术的技术，给病人洗澡的技术，扶起病人来的技术，以及使病人舒适的技术。所有这些工作以及无数的其他工作，每一种都有正确的做法，也有错误的做法。正确的方法叫做“好的技术”，错误的方法叫做“坏的技术”。我们必须学习好的技术。

    我们为什么必须学习好的技术呢？因为好的内外科技术能使伤病员好得快，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死亡、疾病和残废。这些事都是我们份内的工作。倘使在前方作战的同志们问我们：“你们在抗日战争中干了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理由可说。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医治伤病员。”他们也许要接着问：“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我们说：“我们在尽我们的力量。”但是，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在心里仔细想想……“我们确实是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吗？”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他们比父兄还亲——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当中，要把他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在卫生部工作，其实，也简直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在英国，医院里有句老话：“医生要有一颗狮子的心，一双妇女的手。”这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胆大、坚强、敏捷、果断，但是，同时也得和蔼、仁慈、对人体贴。这句话适用于每一个从事救治伤病员工作的人——医生、护士、护理员。因此，你要时时刻刻想着伤病员，时时刻刻问自己：“我还能多帮助他们么？”你要想方设法去改进你的工作，掌握你的技术。◆◆◆◆◆

    一开始你们需要教导，需要监督，因此你们需要领导人。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养成时刻得有人监督的习惯。那只是暂时的，当你还在学习的时候。你最后必须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工作。倘使你是个护理员，你应该去找领导你的护士长、大夫或者护士，跟他们说：“我下面还做什么？告诉我做什么。我这么做对吗？”等到把交给你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你再到他那儿去跟他说：“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过不久，他对于你的纠缠不清就会觉得腻烦，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护士。等到你做了护士，你又去找你那个单位的大夫，找领导你的人，跟他说：“请你教给我怎么做这工作。我药上得对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为什么要这样做？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他迟早也要对于你的纠缠不清腻烦透了，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一个跟他一样的大夫。等到你当上了大夫，你要照旧讨人嫌，到处找事做，忙得天翻地覆。你一个人要做两三个大夫的事情，时刻研究怎样提高你的技术，时刻想着你的伤病员的舒适和福利。倘使别的大夫每天去看他们的伤病员一次，或者隔一天一次，你就每天去看他们两三次。这样，过不久，聂将军就会听到你，并把你提升做一个军分区的主任大夫。你在那里要和从前一样，时刻不满意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时刻计划怎样改善伤病员的情况，时刻教导别人。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会听到你，想提升你做整个八路军的卫生部部长。到那时候，聂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就要展开一场友谊的争夺，看谁能抢到你，因为聂同志一定不愿意让你离开他的军区！

    同志们，我们不但需要技术，同时还需要领导人才来运用技术。我们的理想是要有一个有训练的、有责任心的、有技术的领导者。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什么品质呢？他必须具备：第一，组织的能力，第二，教导的能力，第三，监督的能力。组织意味着计划——全面的计划和详细的计划。教导意味着把这个计划传给别人，把正确的技术教给别人。监督意味着经常检查计划的进展，纠正错误，以及通过实践来修正理论。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们的军队迫切地需要领导人才。每一个部门都在找领导人才。我们需要领导人才，甚于需要枪支和粮食。

    我们这个医院有一项任务就是培养领导人才。当我谈到领导人才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想的只是将军、上校和边区主席。不，我所想的是这整个军队和这整个军区，从那在所谓上头的大领导人到那在所谓下头的小领导人。但是，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上头和下头。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的组织不象一所房屋——固定的、静止的、不动的。它好象一个行星一一圆形的、流动的、活动的、能动的。它好象一滴水，由于各部分的凝聚和合作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想到领导，我所想的主要是小单位的“小”领导人，而不是大单位的大领导人。要想进行革命，把人类社会改造成有主动性、有社会意识的人群，就必须从培养“小”领导人做起。等到那个工作完成以后，领导人（象国家一样）就将逐渐消灭。因此，虽然你们在现在，以及在很远的将来，都需要领导人，你们却必须学习着不依赖你们的领导人（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养成过分依靠领导人的习惯）。你自己就该做领导人，虽然你只领导你自己，因为每一个领导人都是先从领导自己做起的。

    我们这些由于有点经验而领导着你们的人，我们是在费尽心机要让位给你们。我们急切地盼望你们来担当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责任。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并且来赞美你们这些胜过我们的人（当然是怀着友善的嫉妒）。

    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且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导人，所以才有独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该佩服、崇拜，并且象羔羊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现在让我回到本题，谈我们的本位工作。大夫们，你们要教导并监督你们手下的小大夫、护士和护理员。领导他们；给他们树立一个精神饱满、不顾自己、体贴别人的榜样。护士们，你们要指导你们手下的护理员，领导并监督他们；做事要勤快，要多做事，少说话；当你们自己还不懂的时候，不要太轻易地互相提供意见。要练习独立工作，而不需要六七个人帮忙。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找别人做。

    至于会议，它们是必需的而且是有用的，但是跟着要有行动才真正有用。说话不能代替行动。人类发明了语言是用来描写行动的。我们要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它们。◆◆◆◆◆

    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预定要做的工作，这就是实现五星期计划，使这个医院成为八路军的最好的医院。我认为它确实是八路军中最好的，因为其他的医院大多数我都见过。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停留在这儿。我们必须继续计划和工作，使这个医院成为全中国军队中的最好的医院。这是我们必须订下的目标。可是我告诉你们，这可不止需要五星期的时间！这事能办到吗？我相信一定能办得到。怎么才能办到呢？全仗着每个同志积极工作，必须大家合作，拿出精神，拿出热情，才能办得到。你们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热情——把它应用到这个伟大的任务上面去吧。没有任何工作是琐碎的，没有任何工作是不重要的。

    倘使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尽职，结果大家都要遭殃；倘使有一个人的工作特别好呢，结果大家就全有好处。最后，我还有几句忠告。我们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由于目前的成功而乱打如意算盘；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把主观愿望和实际成就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在批评当中要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批评一切个人虚荣心，不要管年纪、地位和资历，倘使它们阻碍我们前进。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理论都拿到实践的阳光中去检验。唯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反映现实。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为建造这个我们大家引以自豪的好医院出过力的人们。我感谢木匠们，他们辛辛苦苦地修盖了这些房屋，做了改建工程，制造了病房的家具。我感谢做托马氏夹板的铁匠。我要表扬各位大夫、护士和护理员，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出色，尤其应该表扬的是那些义务护士，他们中间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于伤员的爱护是每天摆在我们大家眼前的忠心耿耿的榜样。村里的老百姓，无论男女，都乐于和我们合作，在他们家里安插了这样多的伤员和工作人员，而且往往给他们自己造成了很多不便。我要感谢我们的管理科和勤务班。如果让我提名字，我可以提出十几个应该受表扬的人，但是我在这儿只提出两个。一个是刘同志，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感谢他不辞辛劳地工作。另一个是董同志，我的化身、助手兼翻译，要是没有他的耐性，他的好脾气和他的聪明，我一定是要不知所措的。

    [当董翻译听到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脸红了，窘得说话有点吞吞吐吐。白求恩笑了起来，双手抱住他，引起了会场上的人们拍掌欢呼。然后白求恩又接着讲。]

    在结束我的话以前，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钦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那个新中国，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了。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个和平和繁荣的无产者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它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必然的，它自己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我们这些对于未来，对于人类，以及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伟大命运具有信心的人们。唯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必然的。现在，让我们提高声音，让那些躺在病房里不能行动的人也都听见我们。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要以我们的爱护来报答你们的苦痛。在那些英勇牺牲了的、我们未能救活的战士的墓前，让我们说：我们一定牢记死者的牺牲。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他们为之牺牲的自由的中国。为着纪念他们，为着忠诚于我们的伟大事业，让活下去的人和可能要死的人共同保证我们的同志友爱。无论在斗争中或牺牲中，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思想。那样，我们就会战无不胜了。那样，我们就可以确信，即使我们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象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白求恩！”有人喊了起来。到会的群众立刻发出了响应的呼声：

    “白求恩，我们的大夫！”

    “白求恩，我们的导师！”

“白求恩，我们的友人！”

 

四十一

 

    整个晋察冀庆祝了模范医院的开幕。延安把这消息当作一个重要事件。这个消息传到了前线，传到了各解放区，传到了那些在日军后方神出鬼没的战士那儿。同时也传说着，领导“五星期运动”、创立这个医院的人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来帮助解放战争的“大鼻子”。◆◆◆◆◆

    在山西的丛山里，在河北平原上，在黄土地带，在茅屋和窑洞里，流传着一个新奇而悦耳的名字，白求恩，一个能把垂死的伤员变成生龙活虎的战士的大夫。有些游击队里的农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大城市，现在都骄傲地谈论着这位从外国来到他们中间的大夫。敌占区里的地下工作者以他的名字作为日益增长的支援中国的国际团结的例证。甚至从来没有医生去过的偏僻乡村，也在传说他有一天会到他们那儿去使有病的人恢复健康。在高山上行军的游击队，把他带领医疗队到凡是有伤员的地方去的故事编进了歌曲。他医治过的战士归队以后，肃然起敬地给同志们形容他的高颧骨，有胡子的脸，他的炯灼的眼睛，他的奇怪的语言。

    一个传奇人物流行了起来，传遍了整个北方和西北。大家这么说，他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他往往爬到最高的山顶上去救治受伤的战士。在他还没有给伤员想尽一切办法以前，他决不肯离开。他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而不需要休息。他只有在没有一点工作剩下来的时候才去睡觉——有时在露天，有时在乡村的茅屋里，有时在窑洞中。如果他的工作给耽搁了，或者他看到别人的工作没效率，他会大发雷霆，把他左右的人吓得浑身发抖。但是对于他医治的战士，他眼睛里却流露出慈爱。对于所有的伤员，他劈头第一句，总是用中国话说：“我的孩子……。”这个传奇人物越传越盛，同时晋察冀周围的游击战事也越来越激烈，结果许多前线的部队都纷纷要求延安派他到他们作战的地区。

    在前线有新的战事的消息传到白求恩那儿的时候，他正忙着，每天平均做十个手术，还给新组织的几个医疗队准备药品器械，并且每天给他们讲课。他又为那个被派来主持医院的延安卫生学校毕业生准备详尽的指示，以进一步改进医院的工作。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写着他那本针对中国特殊需要的医学教科书。他利用手术室里实际工作的机会，教董如何上麻醉药。在这一切繁忙的活动中，他给他自己的医疗队作了到五台山区去的准备（那儿又有新的日军部队进犯）。

    在分别出发到各自岗位上去的前一天晚上，这几个医疗队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会上讲了他们的新任务。就是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口号，它不久就变成了游击队医务工作人员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口号是：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你们！”

    第二天，在寒冷的黎明时分，这几个医疗队匆匆告别，向五台山区迸发。最后出发的是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在他这一队里每一个人和每一头牲口都是适得其用的。白求恩和董骑着马走在前头，他们后面是王大夫和游大夫，这两个人是他选来作助手，并且要在战地给以特殊训练的。再后面是贾，一个有说有笑的健美的年青女护士，一个炊事员，两个勤务员和两个饲养员。白求恩的简易“手术室”由两头骡子驮着，其中包括一张能摺叠的手术台、一整套外科器械、麻醉药品、消毒药品、腿和胳臂的夹板、消毒纱布以及其他必需用品。

    当这一队人马从医院走进村子的时候，街两边都站满了人。村里的人几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他要出发到接近激烈战事的地区，所以都跑出来给他送行。当他骑着马走过的时候，村里的长者都恭敬地向他鞠躬，年青人高声喊着爱国口号。他走过欢送的行列时，举起了右手行着西班牙共和国的敬礼，他们都知道这是他在和同志打招呼时特有的手势。

    等他进入了山谷，奔向阴暗的山腰的时候，他还听得见送行的呼声。这是一个值得骄傲、令人满意的送别。

    他们爬山越岭，穿过漫长的山谷。有时候，山路奇陡，步行倒反比骑马还来得快。他们在山洞里过夜，那儿可以避风，却避不了夜间刺骨的寒气。他们在黑暗中互相贴着身子躺着，白求恩仰望着满天的繁星。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又上马动身了。

    他们绕过了不久以前曾发生过战事的柏兰镇，到了河谷村，这是八路军第五团和第六团的救护站。在六天内，他们医治了一百四十二个病员，做了一百零五个手术，平均每天几乎有二十个。

    这时有消息说，八路军的部队在攻击一支从河北开来的日军。于是白求恩的医疗队就向东走，由山路进入河北省。这是白求恩没有来过的地方，这里的救护站，这里的战况，这里的地名，对于他都是生疏的。他得查看他的医务日记才能想起那些有伤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的村子的名字：龙王里、下龙王、谢家河。

    医疗队每到一个村子，就立刻把简易手术室布置起来，给外科伤员做手术。然后白求恩就带着他的助手们去看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的伤员。这项工作完了之后，他就把村里的居民集合起来，给儿童检查身体，给生着病的老百姓诊治，并且巡视当地的卫生工作。◆◆◆◆◆

    10月中，他出发到洪子店。根据事前得到的情报，他们现在离着日军防线只有几英里路远。他们走在曲折的山路上，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因为他们知道倘使面前的高山忽然移开了，他们就会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就仿佛他们是在一个舞台的幕的一边，而敌人就在幕那一边。

    快到洪子店的时候，他们看见最近日军进犯的痕迹：偶然见到的死驮骡，一辆被人抛弃了的大车，一支上着刺刀的日本步枪。“他们来侵占中国，”董说，“鸟儿会啄他们的眼睛的。”

    再往前去，冀西还是一片多山和多岩石的不毛之地，往往走了很远都看不见一点人烟。在这静悄悄的荒原上，只有一些小村子散布在六七条小河的河岸上，疏疏落落，好象柳树枝上的芽似的，每个村子有五十户到三百户人家。看见医疗队来了，村里的人感到稀奇，等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白头发、长胡子、满嘴洋话的外国人，他们就都诧异起来。他们的皮肤是红润的棕色，男人们个儿很大，有时候足足有六英尺高，妇女们矮些，但很粗壮，脸很好看，盘起来的黑头发上常常插着一根银簪，她们手腕上带着银镯子，手指头上带着银戒指。

    每个村子里都有简单的欢迎仪式和讲话，并有病人送来让白求恩医治。老百姓招待的殷勤是说不尽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很困苦。大米是没有的，茶是奢侈品，主要的食物是小米和煮面条。根据经验，他们从来不吃生冷的东西。牛奶是没有的，在每个村子里白求恩都看见过母亲们抱着三四岁大的孩子喂奶。

    所有的耕地都在村子附近。它们大多是小块的田地，有的在河岸上，有的在那些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在挖凿得很深，没有树木的山腰上所筑的台地上。他们一路走过了成千的这样的台地，象一层一层架子似的靠着山崖，面积在几平方英尺与半英亩之间，每一块都是一个人造的盆地，里面充满了宝贵的土壤。

    10月18日他们到了洪子店。他们到达的时候，城里还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烟雾，以及泼过水的灰烬的气味。一支从平山出发突袭的日军部队攻占了这个城镇，在撤退以前又放了火。日军进攻的时候没有遇到抵抗，但是等到他们开始撤退来缩短交通线的时候，游击队曾向他们发动攻击。从那场战斗下来的伤员正在仅存的少数几所房子里等着白求恩。

    当游击队还在骑马走一个小时就能到的地方困扰日军后卫部队，以及白求恩还在一个临时的手术室里治疗伤员的时候，代表们正纷纷沉着地赶到洪子店来参加县政府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

    早上八点钟，参加这个干部会议的代表们聚集在一个没有被日军毁掉、并且为着这次会议而布置过的仓库里。

    除了军人和政府官员以外，这儿差不多是一座空城。在那长长的、曲折的、成了废墟的大街的两旁，有六七个小贩在卖油、纸烟、肉和蔬菜。一个理发匠在街上摆好了椅子，并且已经做起活来了。附近有一个老年人正在他的烧毁了的房子的灰烬中挖掘。笑嚷嚷的小男孩们，在清晨的凉空气中还是一丝不挂，正在瓦砾中玩耍。

    县政府大门口有一个卫兵直挺挺地站着，他的草绿色制服上满是补丁，袖子上佩带着晋察冀军区的臂章。他的旧步枪的背带是一块污秽的绷带，可是他腰带上插着的四颗手榴弹的黄色木柄却是崭新的。他的光脚上穿着布鞋，鞋底是用破布做的，鞋面是鲜艳的红绿毛布，每双鞋的大脚趾头处都有红红绿绿的穗子。

    太阳已经从山头升起了。日光斜着射进了烧得焦黑的、满地砖瓦的院子里，在残留的房子的白色水泥屋顶上闪耀着。白求恩和董朝开会的地方走去的时候，他一面走一面想：在这个多少世纪以来没有变化的偏僻的地区里，生活忽然流动了起来。仅仅两星期以前，日军到了这儿，而居民在事前就极有秩序地撤退了。日军打了过来，但是扑了一个空。现在日军走了，居民几天内就会再回来，重建家园，在他们出走的地方居住下来，同时又准备着一旦日军再打过来，他们就再撤退。董有一次曾引用共产党的名言：“我们是中国人民大海里的游鱼”，结果，这个大海吞没了恼羞成怒的侵略者，以及他的枪炮和他处心积虑征服中国的计划。

    白求恩隔着那少数几所依旧完整的房子的低矮屋顶，可以看见城外山上的一座小庙。因为离得很近，他可以从敞着的庙门看见焦黑的内部和没有屋顶的房间。一群鸽子轻盈地飞过小庙。他知道日军就在这烧毁了的小庙以东才十七里（五英里半）的地方。他们的骑兵可以在一个小时以内来到城里。但是在洪子店和敌人之间却有游击队散布在山上，隐藏在深谷里。几个小时以前在城里可以听到机关枪和大炮的声音，那是敌人想用炮火把他们从阵地上赶走。

    当白求恩和董走进仓库的时候，二十名代表已经围着一长排拼在一起、漆得亮亮的桌子坐下来了。仓库里的空气阴湿寒冷，污秽的墙壁和高高的天花板上还带有燃烧着的木头的气味。这排桌子的上头给他们俩留了两个上座。会议就要开始了。白求恩很有兴趣地看着这些代表的脸，他们大多数是年青人，看上去都很精干。◆◆◆◆◆

    “同志们，”主席宣布开会。白求恩发现这位站在他身旁的人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少妇，身上穿着游击队的褪了色的蓝上衣和裤子，她的脸宽阔安详，她的身体矮胖结实。

    “同志们，”她重复着说，“我们召集这个紧急会议，是要请大家来对上两星期的工作加以批评和分析，并且想办法来应付我们面前的新情况。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设法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还要更有效地来协助我们部队保卫我们这个地区。下面我要请雷同志发言。”

    当她坐下来的时候，白求恩注视着她的安详的脸。他心里想，她代表三百个村子宣布了一个非同小可的议程：与东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作战。但是她却用一个妇女联谊会会长讨论下星期茶会的口吻，把它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

    在她之后说话的人，也都用着同样质朴而严肃的语气。伛偻的农民，眼睛发亮的学生，传统装束的妇女，穿着制服的军人，先后在会上作了或短或长的发言，讨论着如何抵抗敌人的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从他们讲话的神气，可以看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会上，无论表扬或批评都是以完全客观的态度提出来的。在这儿，延安的军事和政治纲领成了县里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焦点。在这儿，通过各阶层的代表，这个纲领在被检验，被实行，并且被传达给农民、学生、教师、自卫队、妇女组织、穿军服的和不穿军服的年青人、公务员，以及各级行政机构。

    第一个发言人，雷同志，身材瘦长，约有三十五岁。他穿着一件粗布的蓝棉袍。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深黄色的脸上都是皱纹，薄薄的嘴唇，大而直的鼻子，一对严肃而聪明的眼睛。

    他是这一县的农会领导人。他代表着三万个小自耕农。

    他谈到军事的实际情况，坚壁清野的政策，以及在敌人最近的进攻中农民组织和其他组织所暴露的弱点。他说，在某些部分人当中还流露着一种情绪，他们认为用火枪和上了锈的大刀来抵抗武器精良的敌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现有的武器来打仗，”他强调说，“因为我们要是不从敌人那儿夺取武器，我们是不会有其他来源的。”

    主席又站了起来。“为了认清我们面前的任务，”她说，“我们必须考虑敌人的目标以及敌人的弱点和优点。”

    她接下去报告了目前的军事形势，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日军已经从长江战场调了三四个师来进攻晋察冀军区：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县的几个优点。我们现有的武器和队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在过去两个星期的战斗中，我们的人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死伤的数目因此也减少了。我们的主要武器是手榴弹。因此我们得打交手仗。这对我们很合适：我们战士的勇敢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政府一直在领导着人民；它并没有撤退。因此，人民对于政府的信心是坚强的。敌人进攻的时候，人民在没有得到政府的命令以前决不撤退，这个事实表现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群众组织协助部队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村里的民兵——人民自卫队——的活动把敌人搞得焦头烂额。现在，在好些村子里，每逢日军的扫荡部队人数比较少的时候，村里的自卫队就积极地担负起保卫本村的任务。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加强在人民中间的宣传工作，让他们明白这场战争的真相。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与基层干部取得联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去更广泛地动员人民来参加斗争。我们必须扩充我们的游击队。我们必须扩大我们抗战的范围。

    下一个发言人是政治指导员刘同志，他是属于第四军分区司令部的，曾在松岩口与白求恩一起工作。他说话干脆利落，正象一个首先在脑子里把自己的意思搞清楚了，然后又能很流畅地把它们表达出来的人。他只讲了一点：不断加强政治教育，作为增强县里的军事力量的基础。

    再下面的两个发言人都是年青的女孩子。她们穿着和主席一样的衣服，宽阔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她们报告了从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以来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这时到了正午，暂时休会让大家吃午饭。代表们结队走到仓库前面的院子里，围着一张粗糙的长桌子坐了下来。女同志们从一个临时的厨房送来了一大锅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白菜汤，大家一面说笑，一面就着锅吃。喝完了汤，接着吃没发酵的白面做的蒸卷子。吃完饭又继续开会。

    午后一连五个小时，这些代表研究着以下一系列的问题：县里的财政计划、粮食供应问题、税收制度、成立更多的流动合作社、降低零售价格、在农民中储存粮食、加强各村子集体领导的方法、训练更多的军事和政治干部、扩展敌占区的地下工作。到了六点又休会一次。暮色在慢慢地笼罩着这座静寂的城镇，带来了夜晚的寒气。桌子上点起了几支蜡烛，烛光使那些真挚的深黄色的脸显得分外严肃，并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投射下巨大的、摇晃不定的黑影。白求恩从敞着的门可以看见天上最先出现的疏星。◆◆◆◆◆

    现在可是没有饭吃了，因为午间的一顿饭已经把这一天的定量都用完了。唱歌代替了吃饭，他们起初低声哼着，可是不久就放开喉咙高唱起军歌来了。过了一会儿，有人要求主席唱一个歌。她起初不肯，可是最后还是答应了。她坐在那儿，用清亮悦耳的声音唱了起来：

    我们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必须抵抗压迫我们的人们。

    只有抵抗才能得到解放，

    只有斗争才能继续生存。

    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

    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前进。

    把日寇赶出我们的国境，

    只有用我们的鲜血才能给祖国赢得和平。

    然后代表们转向白求恩，请他们的大夫唱一个歌。董推推他的臂肘，低声说：“来一个西方的好歌。”

    白求恩笑盈盈地站了起来。在这些年青代表当中，他的留着胡子的脸使他看起来象一个老家长似的。他说：

   

    今天当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全世界千百万为了把人类从贫困、愚昧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着的人们。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象你们一样，也都渴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能过和平而庄严的生活。我特别骄傲地想起那些坚强的西班牙同志们，他们以和他们的中国同志一样的英勇，在为同一个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因此我要给你们唱一个西班牙战争中的歌。它是国际纵队中反纳粹的德国人所唱的歌。

    它是塔洛莽营的战歌。

    他先念出了歌词，让董翻译出来，然后就以他的轻快的男中音唱了起来：

    西班牙天空放出灿烂的星光，

    高悬在原野里我们的战壕之上。

    从远方传来黎明的呼声，

    召唤我们重新走上战场。

    这歌词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的年青人就好象是老朋友一样。就连这曲调的简单、整齐和怀乡的节奏，在他们东方人的耳朵里听起来也很舒服。白求恩一面唱着，一面想这眼前的事情多么合情合理，甚至是天经地义：他，一个加拿大人，唱着反法西斯的德国人的歌词，这些词句是在马德里郊外战线上的壮志与豪情中所产生，现在却由他远隔重洋在洪子店的断墙残壁中对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和教师唱着。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象冰雹一样。

    英勇的同志们紧紧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死也不能退让。

    敲战鼓，上刺刀！

    前进，胜利将是我们的报偿。

    在我们的旗帜下面粉碎他们的纵队。

    塔洛莽营——准备，前进！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唱完歌以后，代表们又继续开起会来。摇曳不定的烛光在光亮的桌面上映射出幽灵似的图案，他们在烛光中又继续讨论了三个小时。

    散会的时候已经九点半了。代表们彼此匆匆道别，因为按着抗战的时间表，这个时刻已经够晚的。明天，他们中间有些人就该回到远处的村庄，在本地干部会议上传达这次紧急会议的决议。有些人要上前线。有些人正在偷偷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回到自己的游击队，或者到敌后继续做地下工作。

    那天晚上白求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董和我离开其他代表的时候，天空的黑幕上正闪耀着无数的繁星。天气寒冷而清爽，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深沉的寂静是中国的夜晚所特有的。在一所烧掉了的房屋的秃墙上，我们手里的电筒照出了一句用黑色的大字写的标语：“抗战是唯一的生路。”这句话把这一天充分地描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