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的信渐渐亲热起来，但是她仍然尽力和他讲道理。他们以前失败得一塌糊涂，他们怎么能知道现在就会成功?她也爱他；她也寂寞；但是她非常害怕。

    可是他不能再等了。“我们既然相爱，那么为什么要分开呢?我和你在一起能够快乐……而你和我在一起就不吗?我近来在想，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可以开始先做朋友，不住在一起。也许我们只能那样来往。”

    她的回信，只有短短几行。让疑惧、等待的痛苦见鬼去吧！她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蒙特利尔。

    她在夏天到达，他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虽然在最后几封信里他们讨论过不住在一起，慢慢看两个人相处的情况怎样再说，现在他却赶忙把她领到一个牧师那儿。他们又结婚了。

    弗朗西丝回来以后，他觉得一切都更新了。他现在是一个完全的人了。婚姻、爱情、他的工作——不久以后的孩子，孩子会使他们两人的生活都完满。

那时他心里想，过去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他的疯狂的探索、幻灭、失败、再生都有目的。这一切都形成了和引导了他。他已经过了四十岁生日。未来的岁月可以补救虚度了的年华。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现在知道了在底特律垂危时所不知道的东西。有一天他要死的，但是在他死后也许永远没有人会死于肺结核病了。

 

十一

 

    手术室的静寂突然被一句大声的咒骂打破了。护士和助理员都抬起头来，看到白求恩直挺挺地站在手术台旁边，一只手仍然抓着一把从病人背后伸出来的血管钳子，另一只手举起一个肋骨剥离器。他瞪着剥离器，两眼怒气冲冲地露在口罩上面，他的脸因为戴着口罩显出一副恶魔的神气。

    “该死的愚蠢”他愤怒地把剥离器扔到房间的那一头。

    手术完了以后，他平静地拾起了那件器械。回到办公室里，他把它放在桌上，研究了很久，然后画了一系列的草图。他相信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图样以后，就把医院的机工找来了。

    “你瞧，”他说，同时扔给他那件器械，“这儿有几张草图我想交给你。我想改进一下那笨东西。”他的手指顺着一张图中的轮廓画着。

    一里期以后，机工带着更新设计的剥离器回来。阿奇博尔德本人在下一次施行胸廓成形术时试用了，认为它肯定比旧的好，于是从那时候起便成了医院胸外科的标准器械了。

    对于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来说，设计一个改进的肋骨剥离器只是一个征象，表明这个学生已经很快地变成发明家、革新家了。在阿奇博尔德大夫手下工作使白求恩相信，他确实是大陆上最伟大的胸外科医生之一。但是对于这位立志要彻底战胜肺结核的无名医生，学习一切可学的知识固然必要，不以任何知识为满足也是同样地必要。现有的知识只是过去的仓库，必须彻底探究——并且经常扩充。

    在他刚开始从阿奇博尔德大夫那儿接过复杂的病例的时候，他就已经沿着新的道路发展了。他脑子里充满了新技术．新方法、新器械的设计，在这些新器械中，肋骨剥离器差不多是附带的。他一掌握某种外科方法就对它不满意，而又去探寻可能的改进。这位助手坚决要求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手术台上，往往使阿奇博尔德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医院第一次独立动手术以前，他已创制了一种新的人工气胸器械。他对这个也不满意，又添上了一个脚踏四筒和一个从胸膜腔抽出液体的机械装置，这样就便这器械有两种用途。这器械由医院的机工制造，而且不久就相当普遍地在其他医院个应用起来了，其中包括白求恩在1926年曾住过一个月的格雷文赫斯特疗养院。

    有一天，在施行胸廓成形术的时候，阿奇博尔德动手术，白求思拿着牵开器(把刀口拉开的器械)，祟得精接力竭。他觉得当时的技术实在太原始了。以后几个星期中，他设计了两个机械胳臂，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装到任何手术台上去，比任何人力都有效，并且省下一个助手去做别的工作。他管这新器械叫做“铁的实习医生”。◆◆◆◆◆

    对于外科大师传留下来的各种外科器械，他从心底感到敬佩，而同样地对于那些思想保守，抗拒变革和新技术的医生，他从心底感到轻蔑。“他们慢慢地沉到浮砂里去，而自己还不知道，”他常常说。例如，沙尔布鲁克、利连撒尔和斯蒂尔等人，先后改进了切第一根肋骨的剪子，这些剪子他认为是艺术品。但是万能肋骨剪使他生气。他每次用它的时候总要小声咒骂，然后就回办公室去画许多草图来设计一种新器械。还在雷溪疗养院的时候，这问题就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每一种他自己设计的新型式都和它所要代替的那一种一样地笨拙，一样地沉重，或是一样地太锋利。

    他以那种惯常使别的医生感到不安的非正统精神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有一天他去取一双换了底的皮鞋，注意到皮鞋匠用一件很有趣的工具把订从鞋子里剪掉。他想，只要切肋骨也象补皮鞋一样简单就好了！他转身要走的时候，突然有了个主意。他要求看看剪子。皮鞋匠觉得诧异，从柜台上把剪子递了过来。

    几分钟以后，白求恩冲进了自己的公寓嚷着：“我可找到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从皮鞋匠那儿买来的剪子，洋洋得意地放在桌上。“你瞧，那就是答案。明明白白放在整个医学界的眼前，然而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联合皮鞋机件公司送给手术室的一件礼物。”

    弗朗两丝看他带着新的画、帽子、书或是形形色色的艺木品回家来已经和从前一样地习惯了。但是这个并不是什么艺术品。“我希望你自己知道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高兴，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件难看的工具。”

    “对极了，”白求恩快乐地说。“一件难看的工具。两星期之内它可就要变成一把可爱的、亮晶晶的肋骨剪，剪起肋骨来可精彩哩……”

    以后几天内，他把空闲的时间用来研究皮鞋匠的剪子和画草图。结果，以白求恩命名的肋骨剪在医院里第一次试用。白求恩肋骨剪基本上还是皮鞍匠的工具，只是经过改造以适应新的用途。柄子做得比剪头长九倍，这样可以在剪的时候起强有力的杠杆作用，尖子略为钝一点，用的钢比较坚硬，同时在柄子上按了橡皮抓手。这器械立刻获得了成功。

    “一个外科医生，”白求恩常说，“如果看不见大自然和世界送到他面前来的启示和答案，就应该去挖沟，而不该屠杀人的身体。”

    在一点真理或意料外的知识面前，他是虚心的；而为了实现从他那敏捷的脑子里源源而来的主意和技术革新，他却富有斗争性；有时候，在他周围的人看来，他甚至于激烈得让人受不了。有一次，一个病人的肺和胸壁之间发生了粘连，使得肺在需要压缩的时候压缩不下去，大家正在讨论如何施行手术，他提出了一个他钻研出来的割断粘连物的方法。那方法非常复杂，需要在胸膜腔里插进两根细管子。动手术的人可以通过一根管子照亮胸膜腔，同时向里面看，另外一根是一种机械装置，在精细的操作之下，把银制小夹子夹在粘连物的两端。粘连物在夹子中间被割断，然后小夹子就起“止血器”的作用，阻止被割断的部分出血。粘连割断以后，肺就可以用人工气胸来压缩了。

    这是一种新奇而且复杂的技术。阿奇博尔德大夫对它表示怀疑，但是白求恩以他那有名的热情竭力主张采用。结果阿奇博尔德大夫让了步，说白求恩象骡子一样地固执，但是如果他的方法不成功的话，他一定会首先承认的。

    他的方法成功了，不久白求恩就为医学刊物叙述并用图解说明了这方法。但是在做了很多试验以后，他终于承认这方法不及电凝固法(用一种以电烧热的金属器械来割断粘连物)，并且很坦白地把他的新见解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

    粘连物的另一方面问题使他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试验。他们在医院发现，正如其他的人也曾发现一样，施行某些外科手术，有时候需要在肺与胸壁之间诱起粘连，以阻止肺的某些部分发生压缩。许多研究的人曾尽力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往往没有好结果。白求恩创造了许多确实可以产生粘连的方法，但是大多数也带来并发症，因此不能应用。最后他用六只狗和六只猫来继续进行试验。这些试验证实：在需要的肺面上敷以普通的含碘的滑石粉(由一根空心的针吹入)，使这些肺面由于迅速长成的结缔粘连而很快粘结到胸壁上去。这些粘连于是阻止有关的肺面发生压缩。白求恩的方法能够产生粘连而不会在胸膜引起感染或其他并发症。阿奇博尔德大夫认为白求恩胸膜涂粉法是一种“很显著的进步”。他还毫不踌躇地说，涂粉法和其他革新“使白求恩在器械发明方面的天才成为确定的事实。”◆◆◆◆◆    他的好钻研的脑子使他追根究底地探究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当时同行中有少数人却说他太贪图“惊人的”结报和器械革新——而太不关心对于病人的后果。他表面上对于这些窃窃私议完全无功于衷；而在他一向的镇静下面，他却因为这些中伤的话感到痛苦。接近他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在病人身上做的试验，不是他愿意首先用在自己身上的。

    在他的左肺继续被压缩期间，他不断地用他的气胸器械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以尝试一切可能的使人工气胸更有效的力法，以及病人的一切可能的反应。他又扎起自己的膈神经，使自己重新体会病人的感觉，同时检验膈神经切断术的效力。肺里有血在爱克斯光照片上是不是看得出的问题提出了以后，他决定亲自来解答。他从胳臂里抽出血来，注射进气管支气管丛，然后拍了爱克斯光。血液没有在照片上投下阴影。这个试验并不一定有决定性，但是表现出他进行试验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对于继续当试验品和当研究者都同样地愿意。

    有一次，医院里有个病人死于无名病症，白求恩在验尸时发现他肺里有一种奇怪的异物，这使他困惑不解。于是他培养出一种霉液拿到化验室去化验，但是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为了要知道那异物是不是结核性的，他又把霉液在一个兔子身上注射了一些。因为兔子也没有反应，他就把霉液在自己耳朵上抹了一点。这使得化验员们大吃一惊，他们想到可能发生的后果都吓呆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和蔼地问道：“你们猜猜那是什么东西?“他们很然急地看着他，都说不知道。难道他已经发现什么东西了吗?“没有，”他回答，“什么事儿也没有。反正不是结核，不然我就不会这么高兴了。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在消极的意义上，试验是成功的。”

    在白求恩突飞猛进的医疗生涯中，不管这些试验的插曲对他的同事表明什么，它们证实了人们对他作为一个革新家的重要性所结予的正式承认。

    1931年夏天，跟阿奇博尔德大夫走上新的道路一年以后，他在蒙特利尔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有一天，一个举止庄重的中年美国人拦住他谈话。那英国人介绍自己是乔治·皮林。他说他早就想会见白求恩了，这次到蒙特利尔来有两个目的：第一，参加当时的医学会议，第二，会见白求恩。

    皮林先生是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的老板，那是一家国际闻名的外科器械制造公司。“你发明的器械我已经见到几种，白求恩大夫，”他很赞许地说，“我想提议订一个合同，让我们有专利权来制造和经售所有你发明的外科器械。”

    第二天，白求恩到皮林住的旅馆去，走进他的房间，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说道：“让我听听你的合同条件”，接着就在一本记事中上画起图来。皮林在旁边看着，被白求恩画图的迅速吸引住了。白求恩抬起头来看看，“别管我，”他说。“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你讲活。”

    皮林扼要地说明他的公司所提出的特许权使用费办法时，白求恩继续画着图。那美国人讲完以后，不能肯定对方是否明白了自己的意思。白求恩没有停止画图，便说：“成交了”，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地讲现代的外科器械有什么毛病。

    他的话的要点，是说外科学的一部分处于二十世纪科技发展的前列，一部分还停留在中世纪。外科方面最杰出的人物曾经成功地实行了种种惊人的改良，然而往往因为偏见和惰性受到阻碍。外科医生们往往蒙着口己的眼睛，看不见工业的发展可能使手术室得到各式各样的新器械。因此，必须抨击偏见、缺乏远见、漠不关心——必须开辟一条崭新的途径，以科技方面最先进的变革为根据，甚至向技术提出要求。“一句话，我们需要在手术室里来一次春季大扫除，”他作结论说。

    这一讲话给皮林先生的印象很深，于是他建议白求恩写一篇关于现代外科器械的医学论文。

    “那正是我打算要做的，”白求恩说，接着递给皮林一札纸，里面有他的气胸器械和六七种其他手术用具的略图。

皮林先生殷勤地送走了他的客人；不久以后，他的公司就登广告出售白求恩气胸器械、白求恩肋骨剪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白求恩器械了。对于白求恩来说，这预示着一种新的卓越的地位。这个学生已经成为一位独立的大师了。从此以后，在整个太阳上，只要有医生同肺结核作斗争的地方，以他命名的器械总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武器。◆◆◆◆◆

十二

 

    他自己选定的路线一直在向前伸展。仿佛没有一件事情是这位在特鲁多新生的医生和新生的人所不能完成的。但是，突然间，一切都垮了。第二次结婚一年以后，弗朗西丝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第二次婚后的最初几个只里，一切都还进行得相当顺利。甚至旧日的冲突重所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以后，他们中间仍继续保持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双方都以畏惧和苦闷的心情发觉到又在重演第一次结婚生活的老一套了。

    两人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弗朗西丝格外觉得她自己愈来愈抑郁不乐。是个是他们两人根本不适合呢?那么为什么他们又有爱情，并且在两人和好的时刻表现得又非常强烈呢?模模糊糊地，两人都看出他们的冲突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白求恩惊人的献身事业的热情。这种洋溢的热情侵入了他们的婚后生活，使她觉得自己只参与他生活的一小部分，并且有时使她个人的生活受到难堪的压力。象他母亲和埃利诺·德尔一样，她也深信他是注定了要作一番伟大事业的；可是她模模糊糊地怀着隐忧，时常觉得自己是他的障碍，对他“不相宜”。随着这些看法产生了另一种看法——他对她也“不相宜”!

    一天下午，她回家看见他盘着腿坐在地板上，正在研究一个骷髅的模型。早上她曾问他是否可以帮她捎点菜回来，现在她问道：“你记得买晚饭用的肉了吗?”

    “买了，”他心不在焉地回答，“在冰箱里。”

    她打开冰箱的门，汉有看到羊排，却看到一条人的肠子，他从医院带回来准备有空时研究的。她吓得透不过气来，这件小事到这儿本来也许可以完结的，然而却没有完。不知为什么，这事总搁在她心上，使她渐渐认清了许多连她自己也—向不愿正视的事情。他有他的工作；即使在他们关系恶劣的时候，他照样专心工作。然而她只有他们的共同生活，如果这个落空，她就一无所有了。

    即使在那时候，尽管反复出现紧张关系，他们或许还可以维持下去，还可以因为在一起而感到满足。但是出乎意外地，弗朗西丝想到，如果她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话，或许可以过象她从前所希望的那种正常而平静的生活。

    她很坦白地对白求恩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在那种情况下，她不能再跟他在一起生活下去，因此提出离婚。他的反应是一连串非常富于戏剧性的表示。起先他大发雷霍，把她吓住。然后他突然表示宽宏大量，又使她人吃一惊。既然她只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能幸福，那么她应该马上离婚。

    白求恩现在外表上镇静自片，和蔼可亲，其实心里非常难过。空闲的时间，他不是热狂地参加社交活动，就是一个人孤独地想心思。在医院里，同事们注意到他一天天愈来愈容易动气。他不断地向弗朗西丝保证他一定衷心赞成她的新婚姻，但是有一天一个朋友到他房间里去，看到一个角落里有个大洋娃娃，白求恩怨愤地说：“那个?那是‘奇境里的爱丽丝’。我的婚姻的唯一后嗣。关于她，弗朗西丝和我有一个谅解。她要和我在一起过六个月，然后和弗朗西丝过六个月……”

多少年的爱情和恋慕只给他留下了一个洋娃娃。

 

十三

 

    1933年春天，白求恩得到一个机会去美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底特律的赫尔·基弗医院临时负责胸外科。那医院的胸外科主任，爱德华·奥布赖恩大夫，因为汽车失事受了重伤。请人代理的问题提出以后，他提议请白求恩。

    白求恩明知道那位置只能维持到奥布赖恩大夫痊愈为止。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作为一个科的主任他可以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他怀着矛盾的心情告别了阿奇博尔德大夫，“比任何其他医生教给我更多东西的人”，动身去底特律。

    这儿，在大半年当中，他在赫尔曼·基弗医院、诺斯维尔的梅伯里疗养院以及战溪的美国退伍军人医院代理奥布赖恩大夫的职务，做了所有胸外科手术。这次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奥布赖恩复职以后，白求恩没有回蒙特利尔，却到各州去作了一次访问旅行，一方面表演他的外科技术，一方面和别的外科医生交流经验。

    1934年春天他回到蒙特利尔，那时他认为自己的外科技术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各医院却都没有空位置。离开特鲁多以后的几年当中，他从没有为发展私人开业操过心，因为他专心致志于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志愿，但是在那过程个，就象他给一个朋友写信时所说的，他弄得“不名一文”。刚刚给美国医生们表演了他的先进技术，他的医学论文被认真地研究着——现在要找工作了。他给各医院、疗养院和朋友们写了一连串正式的信，说他现在无职待聘。许多医院来了回信，都表示重视，都说：“阁下资历优良，如有机会，定予考虑。”

    那是一个普遍紧缩的年头。经济萧条正在大陆上蔓延。疾病的发病率在各阶层居民中部在急剧增长，而美洲的财源却正在停滞，各医院正在裁减人员，因此任何地方似乎部没有空位置来容纳一个已经崭露头角的外科氏生。

    然后，意想不到地，他接到了圣心医院答复他的普通求职信的回信，请他担任新设立的胸外科的主任。

    他接受了这个位置，立刻高兴起来，写信告诉B大夫：

    我被卡第维尔的圣心医院聘为胸外科兼支气管科料医生；医院有四百五十张病床，离蒙特利尔二十英里。都是法族加拿大人，信天主教。每年一千二百元，每周工作一天，所以也不太紧张。我的头衔是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Chef dans les Servies de Chirurgie Pulmonaire et de Bronchoscopie)！我打算做一顶漂亮的大白帽子，前面写上“厨师长”(“Chef)。说实话，我很高兴。这儿到现在为止，除了当作新奇玩意的切除膈神经以外，还没施行过任何胸外科手术。昨天我在那儿烧灼了一些粘连物，修女们发出一片“哦”、“啊”的惊讶声，好象在祭台上唱经一样。圣心在卡第维尔公路旁，在一片草地和花园的后面。那医院从来没施行过胸部或肺部外科手术，而现在，在白求恩的主持下，这个新成立的科成了全院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在那个天主教医院里，他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使人不安的怪物。他不象那种常见的医生，他们象他所爱说的那样，“打扮得象殡仪师和旅馆管事的混种”，他在医院出现的时候，常常穿戴着卷边圆幅、深色衬衣、丝领带、做得极讲究的英国格子呢上衣和灰法兰绒裤子。起先，修女们对他很反感；然后她们接受了他；接着她们都热爱他。不久，他和圣心的关系便成为固定的了。

    因为胸外科完全由他主持，他能够不受阻碍地尝试他的一切见解和技术。他改进并且发展了他在阿奇博尔德大夫指导下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采用的许多新方法。他设计并且采用了许多新的手术器械。

    他那个科从一无所有逐渐发展到在一年之内可以医治一千一百名之多的肺结核病人。在他的领导下，终于每年施行将近三百次大、小胸部手术，包括在一个十二个月的时期里施行多至七十三次的胸廓成形术。

    经常的手术工作没有减低反而加强了他对于做试验和寻求治疗肺结核的新办法的热情。他旧日的精力又回来了，恢复了他对工作的爱好。他可以和朋友们在一起大半夜不睡，早上动手术，下午作试验工作，中间还要去查看病人。如果碰到一个医学文献里没有前例的病例，他就以惊人的大胆来临机应变。

    有—次，他被请到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去为一个老年男病人会诊。两年前病人因为要从右胸间隙排除大量的脓曾经动过手术。现在原处又有剧痛，证实感染复发了。其中一个困难是病人的高龄，恐怕经不起长时间的手术。白求恩从胸部吸出了(确确实实是用嘴从一根空针吸出来的)五百立方厘米的脓，表明了感染的程度。化验表明其中有链球菌以及其他杆菌，但是没有结核苗。白求恩研究了这个病例，考虑到病人的年龄以及结核菌的不存在，决定用一种新奇的治疗法。他用刀一直切入到感染的部位，然后让伤口一连九天敞开着排脓。第十天，他直接放进敞着的伤口满满一试管的活蛆，用一块铁纱牢牢地盖着，又在铁纱附近挂了一盏电灯把蛆赶进伤口的深处。

    他这种治疗法是根据自从安布罗斯·帕雷(1509一1590)那个时代以来就知道但往往为人忽视的事实：被疏忽而有蛆侵扰的伤口往往并不恶化，反而愈合。对照实验屡次证实蛆似乎“吃掉”了感染病毒。现在病人的伤口里除了蛆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白求恩等待着结果。◆◆◆◆◆

    在被铁纱盖进去以后的第二天，蛆很活跃。两天以后，它们不如起初那样活跃了，同时也长大了点。伤口排出的脓现在显著地减少并且变稀薄了。下一天，蛆都死了，排出的脓也更少了，在化验中出现的链球菌比以前少得多，同时暴露的肺面也呈现出健康的样子。死蛆用食盐水冲洗了出来，两天以后，重新放过了活蛆。六天以后，这些蛆又被冲洗出来，原来由感染造成的空洞缩小了五倍。又过了六天，病人起床，两星期以后，空洞完全封口，他就出院了，并且他的麻烦的感染病毒从此没有复发。蛆这样被人利用这是第一次。

    白求恩在这方面继续进行实验。他将他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加拿人医学会学报》1935年3月号和《胸外科学报》上面。

    那几年他在工作中成长，取得了成就和名望。他是他自己的主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树立自己的目标。他的脾气不和任何上级权威发生冲突。他可以自由地实行他的主张，并且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跟任何人辩沦。

    他常在医学刊物上发表文章，有时候越出医学论文的常规而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他是美洲大陆胸外科医生各种集会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并且终于被认为是有数的一个胸外科专家。就在他开始跟阿奇博尔德大夫工作的四年以后，他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他和约翰·亚历山大大夫一道担任理事。正是那位大夫的著作深刻地改变了他的观点，当时他还在特鲁多疗养院。随着声望的增长，他被聘为设在圣阿加莎·德蒙的疗养院以及联邦政府和若干省政府卫生部的卫生顾问。而当圣心医院扩大在法族加拿人肺结核外科治疗方面所起的作用时，他自己也开始从外科治疗的技术问题向肺结核的理论认识方面发展。

    就象从前他自己病危时不满那些对根治疗法的顾虑一样，现在他也对他认为是对肺结核进行局部处理的办法表示不满。他在所有的著作里部说必须放弃认为肺结核只是一种肺部疾病的概念。它实际上是一种全身的疾病。杆菌对于肺部的袭击是环境对于整个人体袭击的结果。“任何医治肺结核的办法，”他常说，“如果不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看作环境的种种压力之下的产物，就非失败不可。”

    1932年年中，他初次发表了《吁请作肺结核早期压缩》的文章。他重新陈述了将来可能有直接消灭结核杆菌的疗法的论点，但认为肺结核在那个时候到来以前就可以扑灭。他继续主张应该尽早压缩病肺，使身体可以报脱这种病患。“肺结核，”他说“本身就有一种痊愈的倾向。如果和几乎没有痊愈倾向的心脏、肾脏、肝脏的各种慢性疾病相比，这种倾向使肺病在人类所患的长期疾病中成为独特的一种……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能够扑灭肺结核的，只要我们认定花足够的钱来做这件工作是值得的。我们的办法包括改进医学教育、公共教育……强迫定期体检和爱克斯光检查、早期诊断、早期卧床静养、早期压缩、隔离以及保护年青人。”

    他对于医学界中的保守性和惰性所持的态度愈来愈具有批判性了。他说，这种对进步的抗拒正在使得许多人丧失生命，而且终于使国家不得不把钱花在本来可以避免的疾病和住院治疗上面。那些反对用“积极疗法”来治疗早期的洞状前肺结核和明显的洞状肺结核的人们不过是在重复着“本世纪初年反对用手术割治阑尾炎的意见”。预防措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及充分利用外科方法——这些是他经常的呼声。

    在圣心，他的种种方法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许多病例，在十年甚至五年前可能会认为是没希望的，现在或是用外科技术治好了，或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他在研究入院病人的数字和病愈出院病人的百分数以后，一个起初模糊而后来明确的奇怪的矛盾，使他感到懊恼。“这事不对头，”他往往说。“我们的外科疗法愈进步，我们收的结核病人愈多。正当治疗这种病的科学知识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病的发病率也达到了最高峰。”魁北克省的肺结核病人百分数比加拿大任何其他省都高。病人的数目超过各医院和疗养院所能容纳的人数，生活水平最低的一省肺结核病人比率最高。在全国，在城市贫民区和破产的内地农村，成千上万的人慢慢地死于肺结核，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

    为什么如此?就在他继续发挥早期肺压缩理论的时候，这问题位他感到不安。他寻找答案的时候找到了另一种正在全世界蔓延的疾病——一种比结核杆菌更加致人于死的、比中古的霍乱传染起来更加迅速的疾病。

    象任何其他严肃的医生一样，他一向知道肺病的根源是贫穷。但是现在，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贫穷似乎到处蔓延，源源不绝地产生肺结核病症，他和其他医生每治好一个病人就又有十个新的病人。现在他提出问题以后，解答把他引上了许多新奇并使他不安的道路。◆◆◆◆◆

    报纸上满篇都是危机、萧条、破产、失业、救济、争论。1929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有过一点波动，然后就比波动厉害得多了。当然喽，没有必要过分惊慌——人人都那样叫别人安心——但是许多银行、工厂、矿山，没有过分惊慌，却象纸牌砌的房子似地破产了，而那些高唱“慎重的乐观”的人士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华尔街办公室的高窗口跳了出去。

    白求恩当然早就知道，经济上出了些小毛病，大家因此议论纷纷，但是据经济学家们说，那只是—种周期性的事情，不久自己就会解决的。然而，五年已经过去了，什么也没有解决。这位下了决心来医治肺结核的医生烦闷了起来，深怕他的—切美妙的理论虽然在手术室里非常实用，却正在手术室外遭受到破坏。

    一百万人，加拿大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依靠政府的救济过活。白求恩读到了失业者的生活水平的报导，发现失业者的家庭依靠大人每星期一元二角、小孩每星期八角的政府津贴过活，这种情况使他人为愤慨。那明明是荒谬的事，非得改变不行。但是当他那么说的时候，同事们看着他就仿佛他有点儿发疯似的。难道他不知道到处都是一样吗?他发现确实也是如此。总统们和部长们高谈着“近在眼前的繁荣”，而失业、破产和恐惧都深入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动乱和崩溃：在西班牙，普里姆·德·里维拉。用军事独裁的方式进行着统治；在德国，一个怪物和一个奇怪的运动，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在中国，蒋介石正在忙着用屠杀异己分子的方法来减少人口；在日本，一个军国主义的集团做着统治全亚洲的迷梦。

    在白求恩看来，仿佛全世界患了一种集体疯狂病。黑夜好象就是白天，而白天却永远不来。“勒紧你们的裤带，”大腹便便的内阁发言人发出这样的忠告，而到全世界的失业人数达到四千万的时候，他们就停止统计人数了。他们说这完全是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到处人民却什么也没有。

    他注意到全世界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几百万人没有衣服穿，而美国却把地里的棉花翻耕入土。几千万人挨着饿，而加拿大却把小麦烧掉。街角上有人讨五分钱买一杯咖啡喝，而巴西却把咖啡往大海里倒。在蒙特利尔的工人区，孩子们出于软骨病而生了罗圈腿，而美国南方的桔子却成车地被毁掉。加拿大医学会的主席也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除非采取紧急措施以医药供给大多数无力付款的公民，并维持无力免费治病的医生，加拿大医界和加拿人人民将遭遇到严重的灾难。

    一天晚上，白求恩站在他的公寓小客厅里的画架前面，懒散地涂抹着，想从俯临着比弗楼广场的大窗口把夜景画下来。这些大窗口是他自己装的，代替了原来光线不足的小窗口。夜晚他可以向外眺望，看到比弗楼山脚下城市的低洼区域、港里的灯火以及集中在公寓南面和西面的巨大的摩天楼。从他的窗口可以清楚地听见圣劳伦斯河上拖轮的哀怨声。北面是圣凯瑟琳大街，那是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再过去是高耸的皇山。他经常站在那儿，感受着周围的城市，现在他想把他的感触在画布上画下来。

    他涂来涂去，因为对已经画好的不满意，于是换上一块新的画布。然后他在打字机面前坐了下来。他已经在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把那些使他感到苦恼的种种怀疑和恐惧与下来。他想到进入他的病房的数以百计的人们，真不知道他们的表格上应该注明“肺结核”还是“贫穷”。在特鲁多的时候，他好象认清了外科疗法是解决肺结核的办法。现在好象什么也不清楚了，除了……对啦，至少有一件事好象是清楚的。

    他写道，肺结核是人体对一定的环境的一定反应。可是，这话并不新鲜；必须说得更明确一些。特鲁多曾经说道：“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他想，那是现在需要再说一遍的话，而且必须人声疾呼呼地说出来。“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灭亡。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人体患肺结核的情况正在蔓延。“让他们继续在这种环境里呆下去，那他们一定会死亡!”

    每年都有许多男女老少死于肺结核。他无从帮助他们。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从来连见也没见过他们，而且即使事实上能找到足够的医生来医治他们，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人从同样的家庭、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城市产生出来。有发出一个警告的必要！

    “今后五年中住满我国疗养院的不治的肺结核患者现在正带着早期而可治的肺结核在大街上行走，在案头上工作…”肺结核患者因为缺少时间和钱而死的，比因为缺少对肺结核抵抗力而死的要来得多。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的。在这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压缩治疗专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以一种苦闷的心情，把已经写下来的重读了一遍。他懂什么经济学和社会学?他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当外科医生上；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能医治的是人的身体，而不是那个叫做社会的乌七八糟的鬼东西。他继续写下去：“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而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这篇文章他反复地读了许多遍。它说了什么新鲜而有价值的话吗?不然他是不是又在向一条死胡同里钻?

    他对于刚写的文章，对于他自己，对于一切，都觉得不满。或许他只是在他不了解的事情上想得太多吧。他走回画架前面去。

    他以惊人的速度一直画到深夜，原先沮丧的心情渐渐消失了，画完以后，他觉得很累，但是很轻松。他离开画架站着，满意地端详着他的作品。

    画布中央是一个印象派的上帝，正义和公正的强有力的化身。在他前面站看。—个外科医生，谦卑地、害怕地等待着最后的判决。他曾在世界上医治过的男男女女的幽灵围绕着他，指着他，控诉他，满怀痛苦和愤慨在向上帝呼号。

在画布的背面，他用铅笔写下了画名：《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

 

十四

 

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无休止的晚会上的贵宾。趋炎附势的人、玩世不恭的人以及社会名流都追逐他，可是一旦追到以后又觉得他不可理解了。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饱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对于那些因为他花钱太随便而觉得不安的人们，他有一个现成的回答：“钱嘛，无非是交换的媒介而已。”

    在碰到一个专爱吹嘘他的职业的同行的时候，他喜欢说外科医生和铅管匠没将什么区别，只是他并不总象铅管匠那样地熟练。如果和一群使他厌烦的人在一起，他会毫不容气也不找托辞就离开。有一次，在他典型地突然光临又邃然离开以后，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认识他这样一个人实在太累人。”

    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家具是他自己设计的。画儿包括他自己的和许多加拿大青年美术家的作品。每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艺术品、地毯、窗帘都是从色彩、图案和质地的观点选择的。但是正象他的翻领毛衣是对他的—本正经的客人的晚礼服的讽刺一样，他独有的一种幽默的特质也使他家的华美的外观变得轻松一些。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在贫困中苦于的无名艺术家，在当时加拿大艺术所处的状况下只能梦想筹足饯去纽约或是伦敦的演员，还没有享受过经济保障的聪明年青人——都在欢迎之列，大家也都看得出，在招待他们的殷勤好客之下有着真正的情意。有时他们来到的时候他正在卧室里换衣服。于是他们看他的书，听他的唱片，然后他出来，愉快地说：“我现在出去看一个病人。冰箱里有吃的，浴室里有酒。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好好玩吧。”

    他用肖伯纳式的俏皮话抨击起所有权造成的自满情绪时甚至使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吃惊。一天晚上，一个和他的朋友一起到他公寓里来的年青小姐爱上了窗上的两幅鲜艳的窗帘。那是用血红色的平绒做的，又长又宽。

    “你喜欢这窗帘吗?”他问。

    “美极了！”◆◆◆◆◆

    他拿起一把剪子，把其中一幅窗帘的一半剪了下来，然后扔到房间那一头给她。“我亲自选的，”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她喊道。

    他膘她一眼，心里暗自觉得好笑。“我给了你一点你所喜欢的东西。还有什么?”

    爱讲闲话的人——以及和他不大接近的人——往往大惊小怪地谈论他跟女人耍的“怪花样”。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关于女人的“特殊的精神”的理论使他生气。“女人被奴役得太久了，”他往往说。“我讨厌那些想要继续‘解释’女性情神的白痴。女性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非人的状况之下，它一定受损害。关于所谓女性精神的种种鬼话是由那些想要继续奴役女人的人们流传的。”

    两性间的虚伪象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大多数企图给他下定义的人只能在所有流行的名词里翻筋斗。他发疯，有的人说；爱虚荣，迷人，不负责任，敏感，傲慢，忠实的朋友，伟大的外科医生，风头人物，天才，要求太多的孩子——总而言之，一个象一颗轨道曲折的彗星一样的人，一忽儿以现在许多人的生活里，一忽儿又消失了，使得有人倾心，有人不安，有人感恩，有人伤心，有人愤怒，有人欢欣，但是没有一个人无动于衷。有少数几个人真正了解他——这少数几个人接近了这个传教士的儿子，这个一度在待鲁多疗养院沉思着死亡和人的命运的病人，这个佩特和觉陀一度的信徒。

    其中有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但是这个有时暴躁不堪的人也就是仁慈到虔敬的程度的医生。他用粗鲁的话嘲笑医生们自命不儿的态度。但是对弗朗西丝他会郁郁不乐地说：“我们应该象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象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

    存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加—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在社会上，没有两个人对他的看法一样；在病房里，他的病人都衷心热爱他，正象修女们热爱他一样，以及所有了解这个人也了解这个医生的人们一样。

    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片的人们都对它感觉到兴趣。贺片的一面是他的“压缩治疗者信条”。另一面画着一架气胸器械，下面写着：“祝你来一次快乐的人工气胸。”在贺片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的诗句：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他可以为一点儿小错把一个修女痛骂一顿，但是一转身，当她照料的那个患着凶险不治的肺结核的垂死的年青女病人轻轻地说：“你肯吻我一下吗？”时，他一面低头看着她一面回想起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躺着，这样死命抓住生命里剩下的一点东西，就象倾向日光的花朵一样。他只迟疑了一会儿，随即就弯下腰去吻她，而在同时刚给他骂过的护士警告地拉住他的胳臂。以后一连好些天他给自己施行预防，但是当一个同事问他怎么可以在一个险症上冒这种风险的时候，他耸耸肩膀，简慢地说：“医生不能光用医药来治病。”

    他珍惜生命。他珍惜他的脑子、他的手、他的心，以及一切给他力量来救治生命的东西。在他生活的世界里，他个人的理想被看作一种傻头傻脑的温情，他看到生命和钱被同等看待，于是他把自己的理想隐藏起来。◆◆◆◆◆

    他觉得自己对生活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弗朗西丝知道他象父亲似地爱护所有来找他的贫病交迫的人们。作为一个人，他暴躁发怒；作为医生，他和颜悦色。人的嘴唇嘲笑世道人心；医生的嘴唇吻着一个临死前渴望一点人的感情的年青女人。人的脸千变万化；医生的脸总是一样地仁慈。

    这—切，以及它们的来源，弗朗西丝都知道——并不是一下子就都知道的，而是一点一点地；从他有时候回家时的样子：他沉默着，除了他当时的特别疑难的病例什么都忘了，他的思想在不停地移动，从症状到疾病本身，到治疗，到预防，他的心情随着病人感情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而变化。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又记起了这一切。他在电话里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客厅里踱来踱去，一见她走进去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他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青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只有手术还可能有些用处……我想——或许我能救他……他还年青得很……一个修道士……远离生活那么些年了……现在全完了……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

    不管她有什么地方不了解他，这一点她还是了解的。不是死亡本身折磨他，而是丧失了一个他要救的生命折磨他；象他画的《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上的幽灵一样，这个生命以后会常在他心里复活，使他苦恼。

    “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劝他说，一切可能做到的，一切知道的办法，他都做到了，而且为了不可避免的事责备自己也没有用处。但是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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