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1935年3月……

    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咆哮。鲍尔温首相在唐宁街十号高谈集体安全，而尼维尔·张伯伦等着召唤去破坏它。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不安地动荡着。墨索里尼从罗马虎视眈眈地看着地中海的对岸。在莫斯科，报纸上登满了研究当时五年计划进展的论文。在中国，内战继续走着曲折的道路。在蒙特利尔，温暖的天气带来了半融的雪。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四十五岁生日。

    在二十世纪的黯淡的第三十五个年头，春天象往常一样来到了蒙英特利尔。在市中心，它使皇山露出了一块一块棕红色的土地。在郊区，它融化了去年草地的冻土。在东区，它留下了一层乌黑而尽是烟垢的冰，直到城里其余的地方都称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很久以后还未化掉。春天在蒙特利尔的每个地区各有一副不同的面貌。

    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对他的助手和忠实朋友乔治·德塞大夫，他吐露了一些使他感到不安的事。他往往抱怨说，肺结核是可以扑灭的，但是实际上却在增加。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治疗的只是肺结核在个人身上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不是它普遍存在的原因。

    而且谁知道有多少万人患着肺结核而从不到医院来——因为他们没钱，或是没知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有时他觉得他还不如把刀扔掉，站在街头去大声警告过路的人。那样或许比单用外科手术更有用。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性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将来有一天，教科书上要把我们说成前医学时代的人。”很久以前，在底特律，他就抱怨况太多的医生只关心“表面”医药。现在充满他一脑子的种种念头，在弗朗西丝听起来部很奇怪，可是使人神往。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都有水管、污水沟、卫生设备、电气以及其他设备，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们把真正的医药包括在内吗?并不。为什么不呢?因为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象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详洋——象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象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象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住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他不高兴了一会儿，接着就把她的问题撇开了。他以前想过，如果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好的内科和外科医生，他就可以在扑灭肺结核方面尽一些力量。但是那办法没行通。他们一定得把医药直接送到人民那儿去。可是他们怎样去做呢?“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面看看——整条街的房屋。那才是医生必须去的地方。深入每幢房屋，每座城市，每个农庄。挨家挨户。我们把医药直接送到每个人那儿去。我们不呆在诊所里，等病人送上门来，诊断一次收多少钱；我们在他得病以前去找他，教给他怎样保持健康。如果他已经病了，我们就用迅速的行动来止住他的病。挨家挨户，大街小巷，大城小镇……”

    “但是你说的‘我们’，”弗朗西丝问，“是指准?”

    “我自己，”他说，“以及其他愿意跟我走的人，其他和我一样相信医生的责任是采取行动，是到疾病的来源那儿去的人。”他越发兴奋了。他一心要说服她。◆◆◆◆◆

    “但是你到哪儿去找这种人呢?”

    “教会是在哪儿找到传教士的呢?”他反问。“如果有人能够响应教会的号召，放弃一切世俗的财物，而去过修道院的俭朴生活，那么一定也有医生愿意抛开个人利益，去当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传教士。医生们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弗朗西丝可知道，魁北克省农业区的疾病比全围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多?她可知道，离蒙特利尔二十英里，在拉辛，全部婴儿的三分之一在出生的时候就死去?她可知道，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出生时候死去的婴儿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除去孟买和马德拉斯那样落后的城市不算?

    “但是，”她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儿来呢？就假定你说服了别人跟你走吧——你们靠什么过活呢?”

    “呃，那个——钱……”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钱撇开了。“我们自己什么也不需要。我们靠我们所能得到的钱过活……五分也好，一角也好，一元也好。那些就足够了。人民出得起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养活我们。药品、器材、设备——这些全是技术性的细节。必要的话，我们就使政府感到羞愧而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计划，然后在她面前停下来，抓住她的手。“你认为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慢吞吞地说。“你讲起来让我觉得从来役听过比这更美妙的事——或者更不切实际的事。”

十六

 

    几天以后，他开始写一本暴露魁北克省卫生情况的小册子的大纲。“把这种情况公布出去，”他对朋友们说，“然后激起公愤，弄出些改进的办法来。用人民能懂的话来说明，使这个蒙昧的国家里那些垂危的婴儿有一些可能得救。事实一定要比世界上所有虔诚的滥调更能说服人。”

    问题似乎不只是富裕中存在着贫穷。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之中。到处都是挑战、谴责、浮夸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卜来的，这种行话对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希特勒究竟要什么?一个文明的民族怎么会让一个疯人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统治?为什么西方外交家们用那么奇怪的审慎态度来对待他?还有另外那个牛皮大王，墨索里尼，从威尼查广场大放厥词——怎么他白求恩从前在意大利竟然会根本不知道那狂妄的家伙的存在呢?又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用简单明了的话叫他不要乱嚷嚷呢?国内的这种骚动又是怎么回事呢?所有这些集团在提出要求，攻击，组织，反组织，都是为了什么?

    “如果每天的报纸把我搞糊涂了，”他说，“它们一定也把许多其他的人搞糊涂了。”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为每天应用的时事名词提供简单的解释。他在第一页上写着：《读报手册——或阅读日报须知的一百个名词》。他一共写了不多几页，但是在忘掉这个计划以前，他确实列出了五十三个要下定义的名词，其小大多数表明他的思想正在探素的方向。这个表包括：独裁、民主、失业、雇主、雇员、工资、工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罢工、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苏维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他针对着当时正在发展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论争，认真着手去找出各自的特征。他以典型的彻底精神，把许多张纸画了线分成若干栏，在一栏上面写下“资本主义”，另一栏写下“法西斯主义”，还有一栏写下“共产主义”。在下面他写下：“定义……”再往下他写下：“事实……”他在每栏里填进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在进行过程中常常在“定义”和“事实”方面改变他的意见。

    有些朋友现在开始对他侧目而视。他们看到他书桌上有激进的小册子的时候便问起他来：“你是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吗?”“我不知道，”他会温和地说，“由于这个简单的理由，我还不清楚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可知道这一点：照共产主义者的说法，他们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所说的那种人，反过来也一样。我也同样知道，现在被人家扣上一顶红帽子，是很容易的。如果把凡是不同流合污的人都喊作‘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你一定得把我算作红色分子中最红的一个。”◆◆◆◆◆

    他阅读了一切他所能找到的材料，在无数张写着精确的标题和一栏一栏的资料的纸上，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哲学的思想按着整齐的次序发展着。但是他不久就会发觉他所寻找的答案超出了他的笔记和小册子的简单摘要的范围。

    一天下午，在他开看汽车送几个同事到他公寓去的路上，他突然发觉自己的车被挤在阻塞的车辆当中，同时不知从哪儿来了许许多多的人，发疯似地沿着人行道飞跑。

    他们开车门，往外看看，只见几辆警察巡逻车从停住的汽车当中穿过来，警笛呜呜地直叫，“一定是很严重的交通事故，”他想，于是从车里走了出来。

    他从一排喇叭直叫的汽车当中钻到了前面一块空间的地方，在那儿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事故。两排本市的骑警列成密集队形，正从克雷格街沿着圣劳伦斯大道的小斜坡下来，从街这边—直伸到街那边。他们并排地慢慢向前移动，驱赶着好几千名男男女女。警察骑马的神气就仿佛是供人检阅似的，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几乎是一副厌烦的样子。

    人群紧紧地挤在一起，男男女女一齐往后退，一步一步地，一声不响，他们的脸转过去对着背后开上来的骑警队伍。在他们头顶上，由看不到的手高举若的两根细杆子之间悬着一面白旗在风中飘动：“给我们孩子牛奶！给我们妻子面包!要工作，不要救济面包!”

    接着，仿佛是依照预先约定的信号，两排骑警让他们的马奔跑起来。

    人群里发出一阵愤怒的呼声。示威群众手拉着手聚拢到一起。有一会儿，他们站住了不动。警察冲了上来，他们的高头大马使人看了害怕。

    “打倒警察！”有人高呼。“打倒警察！”

    警察继续冲上来，脸上厌烦的神气不见了，嘴唇咬得紧紧的，手腕上挂着警棍的胳臂一齐往上举。人群当中起了一阵骚动。有一会儿，街上响彻了长叹的声音，一种表示抗议与惊讶的喘息声——随后又突然寂静下来。接着骑警就一直冲进人群中，挥舞警根四下乱打，马在乱蹦乱跳，男男女女纷纷倒向地上，一面互相乱抓，一面因恐惧和疼痛而叫喊着。

    白求恩被挤进了前几排奔逃的示威群众中，随后又被推回到停着的汽车旁。他被挤得紧贴在一辆汽车边上，瞥见开车的人一副惊恐状，接着人群把他挤上了人行道，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一个门口。

    他看见一个男人用手蒙着脸，畏畏缩缩的，衬衣的肩部撕破了，正朝他走过来，这人被挤得东倒西歪，象水面上的软木塞子一样，血从他的手指缝中直往下流。白求恩试着到他那儿去，但是一辆笔直向前飞驶的摩托车的侧车勾住了那人的下身，把他带到侧车的流线型尖头上，随后又把他甩到路旁去了。

    “杀人犯！”有人大声喊叫。一个瘦脸的年青女人紧拽住摩托车不放，想把它推倒，同时尖声喊叫着：“瘟猪！瘟猪！”侧车里的警察一声不响地伸出一只粗大的手搧了她一个大嘴巴，把她打翻在地。

    白求恩终于设法挤到了街上，同时被一个蹲在一辆汽车旁，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绊了一跤。有些示威的人正想从停着的汽车中间逃走。他这时只有一个念头：回到自己车上去取药箱。他走到他的敞篷车的时候，一个同事正紧张地等着他。“发生什么事了?”他问。

    “屠杀，”白求恩气呼呼地说。“冷酷、残忍的殴打和屠杀!”

    一个年青男人走了过来，扶着车篷弯下腰大呕起来。他的脸有一边又破又肿，他的破旧的衣服都溅脏了。白求恩抓着他的胳臂。“过来，到这边来。我是医生。”他掉过头去对他的同事说：“把我的药箱递给我，再帮我一下。”

    他把那年青人扶进了后座，轻轻地让他躺下，然后把手伸进了药箱，同时听着被围群众的喊叫声，马蹄的奔跑声，警笛的尖叫声，以及种种痛苦、恐惧和仇恨的声音。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走了进来。他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干……”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传开了。他开始和久已不得一饱的人混在一起。他到他们家里去，在“街道委员会”不让他们因为无力付房租而被撵走的时候站在他们中间；他随同他们去开会，会上，演说者令人感动地讲着失业者的困境；他会见他们的领导人；他和自称是共产主义者、CCF党员、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交起朋友来。◆◆◆◆◆

    他发觉这种环境新奇而令人兴奋，在这里，男人和妇女谈起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讨论哲学和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所喜欢的温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他的笔记和零星的日记现在有一种新的风味：

我的“坏的一侧”现在恢复正常了。我已经把这事忘了，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使人安心的消息，因为现在没有时间被拖回泥坑里去。我是在正道上吗?答案似乎是由必要而不是由理论决定的。问题是必须参加，而不是只搜集按集学术性的事实。 富人可以照顾自己；谁来照应穷人呢?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连自己有要求健康的身体的天赋权利也不知道。可是，我的新朋友们和“不出钱”的病人对于维护他们的天赋权利却并不畏缩。你不得不佩服这些人当中一些人的精神。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在他们的昏暗的会场里，在警察的棍子底下，他们编织着一个丰富的、乐观的美梦。有时候很难听懂他们的话，有时候甚至更难赞同他们那纠缠不清的理论，但是很容易分沾他们用贫穷、困苦和一心一德的精神所铸造出来的兴奋和热情。他们送给我一个新的名誉学位：我现在是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同时也是“白同志”。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不知它通到哪儿?……

 

十七

 

    那条路首先把他引导到苏联，那个国家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1935年夏天，这位自己任命的蒙特利尔穷人的医生离开了蒙特利尔，去参加一个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行前安排了他的第一助手乔治·德塞大夫在他离职期间代理医院的工作。

    其他的加拿大代表包括弗雷德里克·班廷爵士，约翰·布朗博士，汉斯·塞雷博士。班廷是以和查理·贝斯特共同发现胰岛素而闻名于世的。塞雷博士那时还没有发表他的著名的关于“适应综合病症”的论文，也还没有提出他的关于“适应症“的理论的轮廓。对于塞雷来说，列宁格勒之行意味着会见巴莆洛夫，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工作曾是他自己的实验的前兆。对于布朗博士来说，生理学大会意味着文流经验，证实他自己在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结果，这些是使他后来成为加拿大一位杰出的医学教授和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一个国际闻名的诊所主任的一部分准备工作。对于白求恩，坦白地说，生理学大会是一次看看“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如何实行的机会。

    他认为大会上宣读的所有论文他事后可以以研读；在列宁格勒，他参加了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就单独行动了。他和巴甫洛夫作了一次私人会谈，然后把其余的时间用来“看人”和调查肺结核疗法。

    他对巴甫洛夫的印象总结在给蒙待利尔的一个医界同事的一封信里：

    我参加了大会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我曾有机会看到巴甫洛夫并听他讲话。他使大家想起肖伯纳——那是指他的相貌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巴甫洛夫在人类行为的科学方面的贡献。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解决疾病的基本问题的新途径，或者不如说他提供了新的证据来证明：了解疾病必须根据恰当的因果关系——我们因为一定的条件而起反应。不仅是我们的反射作用，请你注意，而且连我们的组织，连我们的血球也一样……

    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得到许可去参观医院和疗养院，并且研究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方法。他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查工作成为他苏联之行的高潮，使他兴奋到了极点。

    他发现，在十八年内，有将近一半时间是用在重建国内残破的经济上面，苏联已将肺结核的发病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认为肺结核可以完全扑灭的信念。

    他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工作，越来越感觉兴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休养所和完备的疗养院，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本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各诊疗所和疗养院里，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并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官方规定的疾病预防措施里包括从幼年起给儿童施行结核菌素试验，这正是他久已在国内鼓吹的。

    十年以前，他在特鲁多疗养院谈论过为出院的肺结核患者采取特殊的复原措施的必要。现在，在苏联，他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原制度，他马上就断言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面，苏联有一系列专为过夜的或不过夜的病人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不过夜的病人是从正规的疗养院出院后恢复工作的病人，或是少数有早期胸部征候但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完全住院治疗的病人。◆◆◆◆◆

    他虽然没有时间去参观苏联其他地区的许多疗养院，但是所看到的已经足够使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他希望继续呆下去，再花些时间去研究医疗事业，并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去旅行，但是他逗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他的假期了。在他到达两个月以后，他启程回国，带走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医学论文，以及这样一种感觉：一个新的试验正在古老的俄罗斯进行着，它将对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时加拿大和苏联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同时对于“苏维埃试验”的好奇心正在增长。因此，请白求恩就他的旅行作公开讲演的邀请象雪片一样飞来。

    他能接受多少邀请就接受多少，对学生、医学团体和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发表讲演。他在讲台上的举止完全不同寻常。不管听众多少，他总是随随便便地讲话，就仿佛是在自己的客厅里和几个朋友聊天似的。有时候他坐在讲桌上，有时候他把椅子拖到讲台前，把一条腿跪在椅子上，接着往下讲，全然不顾教科书上关于演说的种种规则。

    他在所有的讲话里都采用了一种简单的策略：报导事实，同时粉碎自满。他厌恶陈腐的思想，不管是右翼方面的还是左翼方面的，而且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对人们已公认的见解提出挑战，从而促使人们思考。在多伦多，班廷热烈赞扬苏联的报告更是哄动一时。班廷宣称，他的苏联之行是他一生中给他鼓舞最大的经历。他在文章和演讲里盛赞苏联“正在科学与研究的坚固基础上建立一个巨大的机构……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民族那么充分地认识到今天的科学是昨天的研究的成果，而今天的研究也就是明天的科学。”作为加拿大的一个民族英雄，班廷的这些话使白求恩正在讲的事情更容易为人接受，虽然两人都受到某些保守派的尖锐批评。

    至于他的总结，他所搜集的事实的意义，白求恩留待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所主办的一次会上向医学界人士报告。

    那个会是在1935年9月20日举行的。会场里坐满了医生、他们的家属和一些弄到令人眼红的请帖的普通人。塞雷博士第一个发言，只涉及生理学大会的各次报告和讨论。接着是布朗博士，他以开玩笑的态度不仅议论了大会，而且还讲到他个人的见闻：没有塞子的污水槽啦，不懂英语而装懂的国际旅游局向导啦，官僚作风啦，买火车票遇到的困难啦。他用使人觉得非常好笑的方式报告了他个人的经历，然后在热烈的学声中坐了下来。白求恩事前就知道塞雷的发言以生理学大会为主题，也知道布朗要讲到他个人如何不幸遇到没塞子的污水槽，以及用磁砖铺得很漂亮但是没有手纸的盟洗室。

    他走上讲台的时候，下面响起了表示礼貌的掌声。他谢了谢主席赞扬他在胸外科界的地位的介绍词，接着点了一支香烟。

    “我是今天晚最后讲话的人，”他象平常谈话似地开始讲起来，“这次序是我自己挑的。我决定要采取一个和我的列宁格勒毕业同学相反的立场。”听众发出了一阵哧哧的笑声，他停了一下。“我觉得相当有把握，他们的见解会是一致的。因此我决定，如果他们贬低俄国，我就赞扬；如果他们赞扬，我就贬低。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闹别扭——而是出于对真理的关注，因为我觉得真理往往是由现实的许多表面上不能调和的方面结合起来的。”

    他吸了一口烟，同时玩味着听众脸上那种好奇的神情，他们正在考虑他这种意想不到的开场白。他接着照事前预备的稿子讲下去：

    所有从异邦和外洋归来的旅客的报导基本上是属于自白性质，而且无意中成了自传性的。批评[他把语气微微地加重了一些]……成为对批评者的评论。这个适用于从古到今所有的归客，从那些把巴勒斯坦说成是遍地牛奶和蜂蜜的国土的《圣经》上的人士——其实完全没那么回事——到马可波罗、哥伦布和孟豪森男爵。这时候他笑了一笑，与此同时，听众和其他演讲人好象都动了一动，往前挪了一下，期待着下面的话。

    坦白地说吧，我跟其余几位不一样，我不是为了参加一个生理学大会而到俄国去的。我是为了更重要的理由而到俄国去的。我主要地是为了去看看俄国人。其次是看看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扑灭一种最容易扑灭的传染病，那就是肺结核。关于这个应该怎样做法，碰巧我自己已经有一些很肯定的见解，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费用就行。关于大会，我不打算说什么，因为我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开幕式——就忙着在涅瓦河里游泳，自由自在地逛大街，看橱窗，以及参观各个美术馆——成了一个“偷看者汤姆”兼“海外憨人”。他又停下来吸了一口烟，重新改用比较轻松的口吻。◆◆◆◆◆    也许我的讲演题目实布应该是：《访问“镜中国”观感》。这或许会使人猜想我要拿“镜中国”和俄国作比较。很容易就可以模仿那个童话来揶揄一番，或是写一篇挖苦的文章，题目叫做《恶意人漫游谬境记》。但是嘲笑否定都是有趣的心理现象，基本上是属于保护性的。嘲笑比起赞扬来要容易得多……

    有人管俄国叫做“颠倒国”，我们应该注意，对这种说法可以提出一种合理的怀疑，那就是人们在那儿看到的事物是不是真正颠倒的。因为这种古怪的错觉也可以由观察的人倒立而得来！说实在，俄国的大门上应该题着：“所有入境的人们抛弃旧的概念吧。”

    他把香烟弄灭了，把烟头往上衣口袋里一塞，就接着往下讲，继续从他心爱的“爱丽丝”童话里找例子来和他在苏联见到的事物作比较。他在苏联找到了和白骑士、白王后、红国王、矮胖子、疯帽匠、半斤、八两等相似的人物：

    可以把斯大林当做“海象”，列宁当做“木匠”，那些在1921年被领到海滩上作了一次非常不幸的散步的新经济政策人员当做“牡蛎”。

    如果断章取义，把《镜中国》的人物说的一些话拿来应用到今天的俄国，也会是很有趣的；例如，俄国可以比做“镜子”里的房间，爱丽丝发觉那房间非常象她自己家里的客厅——只是东西都是反放着，书也象她自己的书，只是字都是反写的……“明天有果酱，昨天也有果酱——但是今天总没有果酱”可以当做某些人的牢骚，他们不能忍受在改进生活条件方面他们认为缓慢的进展。“白王后”对于下下星期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可以当做俄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前途所抱的无限的乐观主义和信心的一个例子。爱丽丝说“哦，我不能相信那个！”的时候，白王后对她的异议的回答也可以适用于今天的俄国。

    “你不信吗?”王后说。“再试一试；吸进一大口气，闭上眼睛。”

    爱丽丝笑了出来，“—个人不能相信不可能的事惜。”

    王后说：“我敢说你练习得不够多。唔，我有时候在吃早饭前所相信的不可能的事情多到六样哩。”

    象那王后一样，俄国人认为相信许多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后来，当爱丽丝发觉壁炉里的火是真火的时候，她快乐的惊叹声里也包含有同样多的真理。“这样一来我在这儿就象在我家房间里一样暖和了，事实上还更暖和些，因为这儿没有人骂我，把我从火边赶开。”然后她从一座小山上往下望，看见整个国家象一个大棋盘，生活本身就象一局正在全世界下着的象棋，她说：“我最好能当上‘王后’。”王后听了这话回答说：“那个容易办到。你要愿意的话就当‘白王后’的‘小兵’吧，开始时在第二排的方块里，等你走到第八排的方块时，你就成‘王后’了，我们可以一起当王后，整天寻欢取乐。”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共产主义的信心与希望。听众听这些谈谐的话正听得有趣，他的声音和态度突然变了。他丢开了开玩笑的态度，用下面的话作结尾论说：

    伊莎多拉·邓肯在她的自传里这样描写她分娩的情形……“我躺在那儿，”她写道，“鲜血、奶水和眼泪象喷泉一样地流着。”一个人如果第一次看见一个妇女生产，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会怎样想呢?他看见流血、痛苦、助产士的表面残酷、整个令人恶心的接生技术，难道会不吓坏了吗?他会嚷起来：“住手！想个办法！警察！杀人了！”

    然后你告诉他，他正看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产痛会过去的，痛苦和丑恶对于生产是必要的，而且永远是必要的。他在了解这些以后，再看那妇女躺在那儿，他能说什么实话呢?她不丑吗?丑。她不美吗?美。她不可怜、可笑、奇怪、荒唐吗?是阿!她可怜、可笑、奇怪而又荒唐。她不庄严、崇高吗?是啊！她庄严、崇高。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现在俄国正在分娩的过程中，而助产士和产科医生们为了使婴儿活着，一直忙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把脏东西清除掉。正是这堆脏东西，这堆难看的、看着叫人不愉快的脏东西，冒犯了那些怯弱的金童玉女的眼睛，使他们撅起鼻子，因为他们自己灵魂的枯竭，他们想象力的缺乏，看不见在鲜血后面存在着生的意义。

    创造不是、从来也不是一种文雅的姿态。它是粗暴的、激烈的、革命的。但是对于那些相信人类的无限前途，相信人类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创造神圣的命运的勇敢的心灵——对于这些人，俄国今天呈现着地球上自宗教改革以来人类的进化、新生和英雄气概的显令人兴奋的景象。否认这个就是否认我们对人类的信心——而那是不可赦免的罪恶，最终的背叛。

    在公开宣布他的新的政治信仰几天以后，白求恩采取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他加入了共产党。他的正式党员身份保密，以便在职业上保护他。但是在一个受到分裂、危机和空前的苦难所折磨的国家里，他没有试图隐瞒这个事实：他现在已不仅仅是一个革新家，而是一个革命者，要自觉地为改造世界进行战斗。◆◆◆◆◆

十八

 

    几个星期以后，在蒙特利尔美术馆，布兰特纳画的一张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因此而无意中发现了弗里茨·布兰特纳的名字。就象他在这种情形之下经常那么做的一样，他买下了那张画，并且打听起布兰特纳的底细来。听说这位画家因为不愿意在希特勒统治下生活而于最近离开了德国，白求恩就写信告诉他说非常喜欢他的画。他们不久就成了好朋友，而从他们的友谊又产生了一个独特的计划。

    有一天，在叙述他在欧洲的工作的时候，布兰待纳提起他一度曾在维也纳跟席萨克博土学习过，席萨克是一个儿童美术教育方面的进步理论的倡导者。白求恩留神听着，细心地盘问他，第二天又带着一份创办一所儿童美术学校的计划去见布兰特纳。这个画家已经为解决一个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他——医生兼革新家——能为在这个城市阴暗角落里成长的儿童做些什么?他也知道那只是一个很小的答案，但那是一个开端，从那儿可以产生出更大的东西来。

    他的计划很简单：在他的赞助和布兰特纳的领导之下设立一所儿童美术学校，采用席萨克博士的方法。不收学费，也不收任何其他费用。学校就设在他家里。所有孩子都欢迎。学校发展下去，也许最后能用热心人士的捐款来维持。在那以前，一切开支由白求恩负担。

    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就是这样开办起来的，这种专门致力于把艺术的快乐和创造力带给贫民区的儿童的工作在加拿大还是创举。

    白求恩请了另一位画家，玛丽安·斯科特，来帮助管理这所学校，她是他以前在国外旅行时候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

    每星期有三个下午，斯科特夫人和布兰特纳招待孩子们，欢迎他们到白求恩的宽敞的客厅里去。他们分散在客厅的地板上，描画着使他们萌芽的感官发生兴趣的色彩和形象。

    虽然医院的工作和外面的活动极繁忙，白求恩在这所学校上课的时候还是尽可能地常常回家去。他走进画室，满脸高兴地问，“我的孩子们今天好吗?”

    每星期六早晨，他带他们去各美术馆，给他们讲解画儿，说明画家在每张画里的用心，在过去的以及加拿大现代画家的名画中间当着向导。这些星期六早晨是他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愉快的时日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个期间，他收起了爱丽丝，假的爱丽丝，他的婚姻的可怕的纪念品。他终于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找到了他的孩子。

    他也是在绘画中找到了无限的快乐；绘画对于他不仅是一种消遗，而且是一种新的创造性活动。他的画雄浑而富于想象力。他的雕刻表现了同样的特点。1935午秋天，他曾在当地一个美术馆举行过圆展，受到了蒙特利尔的艺术批评家一致的赞扬。

    他把自己看作艺术家，就象他把自己看作外科医生一样，并且常说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他曾经写道：

    由于受到他的材料——人体——的严格而不能变动的规律的限制，外科医生没有那些使用石头、木头或金属作材料的同道手艺人所享有的自由。

    他的工作不容许他表现活泼的幻想、机智或幽默，而这是其他的手艺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所能做到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手艺人往往具有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灵魂，虽然他的造型材料的性质限制了他的艺术天性的自由活动。象大多数其他的人一样，他的创造力被限定在一个渠道，只有一条出路。现代麻醉法的采用把这行手艺从过去那种仓促的权宜之计中解放出来，今天可以运用比较从容不迫的办法了。现代的外科技巧，由于这种新的从容不迫，直接产生了新的精确性，同时也容许并且鼓励施行手术者的艺术感受性。而通称的“外科技术”就包含并大致满足了这些艺术性的愿望。

十九

 

    儿童美术学校开办以后，白求恩着手研究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他觉得这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向着这个问题摸索前进。他决定要做的工作是：考查全部医疗史，研究全世界的医疗制度，并且拟定一个公共卫生计划——这计划要切合实用，简单易行，也要广泛周密，能够保证人民大众得到充分的保护。这计划大得使对他最表同情的同事们也大为惊讶。他曾和一个著名的美国公共卫生权威I·S·福尔克讨论这事，福尔克对他很有帮助，但是一再警告他其中包含着巨量的研究工作。◆◆◆◆◆

    “这不只是书本上的研究工作问题，”白求恩回答说。“问题是要找出方法来消除七年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以及贪婪和愚蠢所带来的普遍的疾病。”

    有一个同事曾这样批评白求恩，说他对于行动的热情压倒了他对于研究的兴趣。不论这句评语是否恰当，现在他对于行动的热情却使他苦读每一篇他所能找到的关于医疗组织的论文。他读加拿大和美国各医学会的所有有关文献，从在伦敦工作的同行那里得到关于英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的长篇摘要，与渥太华的有关政府部门通信，并写信和美洲大陆上所有他能打听到的专家交换意见。他编制了有关的书目，列举出与这问题有关的书籍和小册子好几百种。他埋头研究国际劳动局以及国际联盟有关部门出版的各种统计手册。他研究46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制度，同时也研究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平均工资、政府组织、政党和居民的社会觉悟。等到他觉得有充分把握的时候，便邀请一批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到他的公寓里去，向他们陈述他的见解。

    这次聚会产生了加拿大医疗史上的一个新组织：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这个组织的名称很罗嗦，并且一再更改过，但是它的宗旨却很简单。正象儿童美术学校的宗旨是增进贫苦儿童的福利一样，这个新的组织的宗旨是使最需要医药的人们得到适当的照顾。

    一百名医生、牙医、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参加了这个组织，推举白求恩作他们的书记。1936年7月，他们准备第一次公开放炮了。在白求恩事前与政府官员会谈以后，他们发表了一篇由白求思签名的宣言，请大家注意魁北克省几十万人所处的悲惨境况，强调指出人民的健康只有由政府负责才能得到保障，并且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来立即改善公众健康状况。

    他们建议试行的办法包括：一项适用于所有工资劳动者的强制性健康保险计划；由各专门医院派医生、护士和牙医组成医疗队在各大城市工作；所有失业者以五百人为一组划归当地的医生负责医疗，由政府提供医疗费用。

    在医界内部，有人表示了疑虑，不知道这些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的责任的议论会产生什么后果。白求恩在给会员们的一个报告里写道：“到目前为止，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对于我们送去的初步草案的反应很保守。”

    虽然他提出的方案并不是社会化医疗制，但是他毫不踌躇地宣称，社会化医疗制是一种能使医学得到解放，并且发挥最大作用的最终形式。如果有人想利用社会化医疗制的名目来把人吓跑的话，那么他是随时准备来为它辩护的。

在人民保健会发表主张的宣言所引起的讨论中，蒙特利尔的医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见解。等到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医学的经济问题讨论会时，争论就终于在正式的医学团体会场上出现了。这正是白求恩一直在等待着的机会。

 

二十

 

    蒙特利尔三位主要的医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A·H·戈登、B·柯迪海和白求恩。

    戈登大夫发表的见解认为，任何使政府对私人健康负责的企图都威胁医业的基础。

    柯迪海大夫采取了中间路线，承认由于经济危机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以及医生们到处面对着严重的问题，主张实行不受政府干预的健康保险办法。

    白求恩大夫采取了激进的立场。他直率地主张实行社会化医疗制。前面两个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制，虽然激烈的程度不一样。白求恩用很尖锐的话开始了他的发言：

    “今天晚上摆在诸位面前的是本会有史以来最有趣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在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当中，必须着重指出医生们自己正在受到审判。我们既是被告，又是法官。因此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戈登大夫曾详细讨论在社会化医疗制下面医生个人前途的问题。

    这一点（白求恩说）使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放回到适当的范围里来考虑。因为全民族的健康比医生个人的命运关系重大。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医学经济学，而是社会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我们必须把医学看做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经济基础，在加拿大，这个经济基础叫做资本主义，它讲明了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竞争和私人利润上面的。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正在经历着一次经济危机——一种致命的、需要全身治疗的疾病。因此就产生厂一个特别紧急的问题，有些人想把这个全身的疾病当作暂时的小病来医治，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大多数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暂时减轻痛苦的各种办法就象医治梅毒性头痛的阿斯匹灵药片一样。它们也许可以减轻痛苦；但是它们决不能把病治好。

    医业[他平静地接着往下讲，把话故意说得轻的时候多，借助于修辞的时候少〕是这个“能扔钱且捞钱”的资本主义制度里的一种典型的、组织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础的行业，在私人利润的基础上以垄断的方式进行着它的活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医业也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方面一样，遭遇到类似的危机，呈现着类似的、有趣而不愉快的现象。这种情形可以概括为：“在一个多病的国家里，科学余，而健康不足。”正如在一个生产食品超过人民消费量的国家里，成千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还烧毁咖啡，把猪白白杀死，付钱给农民让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成千的人却衣不蔽体。因此，好几万人在生着病，好几十万人在遭受着痛苦，好几万人由于没有适当的医药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药治疗现成就有的，只是他们出不起价钱。无力购买是和分配不均结合在一起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的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和它是既不能分开，又无法分割的。医业，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是以珠宝的价钱出卖面包的，占我们人口百分之五十的穷人买不起，只好挨饿；我们做医生的卖不出去，也倒霉。人民的健康没有保护，我们的经济也没有保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两方面了。

    这个国家里的人在经济上分为三大等：第一，宽裕的；第二，不宽裕的；第三，穷苦的。属于上等的是那些生活宽裕的人们，有钱人和大富之家；属于中等的是那些不太宽裕和不太稳定的人们；届于下等的是那些广大的群众，他们带着镣拷，挣扎在最低生活水平的边缘。这些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们日前从医生那儿得到的家庭诊所和医队门诊的诊治仅够得上基本的健康标准所要求的三分之一。病人住院治疗的数目只及一个适当的标准所要求的百分之五十五，而住院的日数又只是需要的日数的百分之五十四。

    总而言之，你一定得害一场非常严重的外科病，才能勉强得到充分的医疗。美国医学会的医疗费用委员会的报告表明，每年收入少于—千二百元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在一年之内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是眼科的诊治。如果把这些人和每年收入在一万元或更多的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三点八也得不到类似的诊治)加在一起，我们就面对着一个可怕的事实所有这些人中，不分收入多少，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是眼科的诊治。这种惊人的事态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经济困难出不起钱是主要的原因；第二，愚昧无知；第三，无人关心；第四，缺乏医疗设施。

    科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已经使任何个人实际上连全部医学知识也不对能完全掌握——更不用提什么应用了。这样就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产生了医学专门化。普通医生都知道，如果没有专科医生的支持，他们就不能使病人所花的钱划得来，然而专科学习的费用贵得使许多人不能向这方而发展。年青的医生为了缴纳医学教育的费用，在经济上作了一番艰苦挣扎，此后，为了挣钱，又住往被逼得去做任何有利可图的工作，不论那种工作多么不合他的志趣。于是他就掉在经济制度的罗网当中，这是一千人之中也没有一个能逃脱的罗网。收取诊金的办法在道德上使医生们感到不安。病人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医生服务的好坏。佩拉特和柯林所在1933年做了一次美国的九千一百三十个家庭的调查，发现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穷人的发病率比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高。并且医生们给这个阶层的全部诊治次数当中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免费的，给中等富裕阶层的诊治次数有百分之三十三是免费的，甚至给富裕阶层的诊治次数也有百分之二十六是不收费的。

    请允许我讲几点明确的看法，因为在人们犹豫不决时，来点儿说教有一定的作用：

    保护健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状况的经济制度，以及消灭愚昧、贫穷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那是不公平、没效率、浪费大、完全过时的办法。医生们、慈善家和慈善机关则在千方百计地延长它的寿命。一百年前，十九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这种办法早就该自然地消灭了。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私人健康那么一回事——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群众中一部分人的疾病和肌体的失调影响着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

    实行社会化医疗制和废止或限制私人开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办法。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来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让我们组织起来，使政客们不能再象现在这样剥削我们。

    让我们来重新规定医务界的道德标准——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成规，而是作为医务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

    在我们的医务界里，让我们不单单讨论有趣的病例，而是更多讨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医业与国家的关系；医业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认识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性的和科学性的(在我们应用这两个名词时的狭隘的意义上来说)，而是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

    医务界象今天的宗教界和法律界或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对它的领导人的估价也是根据他们对当前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在现代医务界里，我们需要少来几个内外科的名医，多来一些有远见的、在社会问题上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

    医务界——作为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利人的人民健康的保护者——必须向政府捉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有计划地为全体人民医疗的方案。然后，在实施这个方案以后，医务界无论发觉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它都必须接受那个地位。这种表面的牺牲，作为一件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圣坛上，其结果将使医务界象一只辉煌的凤凰由死灰中再生。

    医务界必须完全重新组织和统一起来，编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大军，向疾病进行协同性的攻击，并见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科学知识来达到那个目的。让我们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

    社会化医疗制意味着；

    第一，保健事业成为象邮局、陆军、海军、司法机构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

    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维持的。

    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顾，它不按收入的多少而按需要来决定。慈善事业必须废止，而代之以公正。慈善事业败坏施舍者的品格，同时使接受的人堕落。

    第四，它的工作人员由国家付给报酬，薪金和养老金都有保证。

    第五，它的工作人员应享有民主的自治。

    二十五年前，谁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可耻的事。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才是可笑的事。

    各种医疗改革，例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之类，并不是社会化医疗制。它们都是迫不得已由过时的人道主义所产生的五花八门的假社会主义。

     反对社会化医疗制的人们所强调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第一，丧失积极性。虽然据说人和驴子一样，在现代这种野蛮状态之中，多半需要在鼻子前面挂一些蔬菜，但是还不致于要金黄色的胡罗卜；一束名望之花也一样有效。

    第二，官僚制度。这可以用由下而上的对机构的民主管理来防止。

    第三：病人自己选择医生的重要性。这是鬼话；唯一提倡这种说法的人是医生们自己——不是病人。可以给病人有限制的选择机会——比如说两三个医生吧，然后如果病人还不满意，就送他去看精神病医生！这是公平交易——医生多少也该有选择病人的权利吧!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所要求的是疗效，不是名医。

    我们医务界必须从它的科学偏见和强烈的个人成见中惊醒过来，从而关心社会，认识健康是和经济上有保障分不开的。

    让我们抛弃孤立状态，了解目前经济危机的实情。世界正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变化着，阿斯柯莱帕斯的船已经开始感觉到日益高涨的世界浪潮在它的龙骨下面咆哮。这个浪潮正在向前奔腾，不顾一切地洗刷着昔日的陈迹。我们必须随着浪潮前进，不然就要葬身波涛。

    人民对于社会化医疗制已经准备好了。保障人民健康的障碍在医务界外面有，在医务界内部也有。承认这个事实这是整个情况中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人，摆出反动分子的嘲笑的面孔或是悲观主义者无精打采的神情，假托下面这一类的话宣布他们的原则：“保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神圣关系啦”，“非盈利的国有企业没效率啦”，“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啦”，“个人的自由啦”。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医务界的敌人。

医务界今天历面临着的情况是医务界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派认为最重要的事是维持我们既得的传统利益、我们的私人财产和支配医药的垄断权。另外一派主张医务界的作用比维持医生的地位重大，保障人民的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超越在职业的特权之上。因此，《亨利四世》中莎土比亚的一个角色的口令在好几个世纪以后仍然挑战似地回响着：“白莎尼安啊，你生或死于哪个国王的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