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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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敌人——肺结核（二十一至二十二）


发布日期：2011年05月01日

第二部：敌人——肺结核

二十一

几天以后，白求恩在自己书桌的记事本上草草地写下了几条备忘录：

一、搜集所有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背景材料……二、把《赞成社会化医疗制》一文重打出来，准备散发征求意见。三、准备一份人名单，以便分送肺结核患者离开疗养院以后作康复用的模范城的计划。四、查医学文献了解是否有过和这孩子病况相似的先例……

战争、政治纠纷、病人康复计划、民族的命运、一个孩子的苦境。

如果有个人站在他背后看他写，也许会觉得他记的几件事莫名其妙地互不关连。要是在从前某一个时期，他自己也会把它们列为互不相关的事项。现在他却觉得它们交织在一起，都作为同一个复杂图案中的互相关联的螺纹而要求重视和行动。

他以前在组织人民保健全的时候，曾同时花了许多个晚上的时间去设计一个完整的城市。他曾经把许多草图给玛丽安·斯科特看，她是他的朋友，同道的艺术家，以及儿童美术学校的合作者。“我的意图，”他曾解释道，“也许好象是新奇，可是我深信它也很实际。”在俄国有许多专为疗养院“毕业生”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这些“毕业生”是指那已经恢复到可以重新工作的病人，但是他们还需要监督、注意和较轻的工作。而在加拿大就没有这种医疗设施。但是，他问道，为什么不可能建设崭新的城市，其中有适宜的房屋、公园和轻工业，一切都适应曾患过肺结核的人的需要呢?目的当然是要为他们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在那里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健康，有机会过正常的生活，并且从事对他们没有过分要求的职业来维持生活。

他给玛丽安看的那些草图对于她的艺术家的眼光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它们包括许多设计：住宅．公园、儿童游戏场、诊疗所、医院、工业建筑物。他着重指出，如果由国家来主持的话，总共所需的实际费用比加拿大将来终于不得不花来弥补疾病所造成的损害的钱要少。那是加拿大因为没有及早采取有效的行动来防治肺结核而应付的最后的罚款。他不满足于仅仅拥护公民应享有健康和保障的权利的原则。他兼有艺术家从绘画着手和医生从技术着眼的办法，觉得不能不通过图纸来证明：人们有可能——而且从长远来打算，也便宜些——生活在舒适的环境里，窗口有日光照耀，后门则有花园。

但是他的理想，虽然不久就在政府官员和各界领袖当中流传开来，却又碰上了因果关系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以前曾一再恶性循环似地从支撑点上把他的信念冲走。一天，有人问起他的计划怎么样了，他打开报纸，指着大标题：叛军飞机轰炸马德里。

“那个说明我的计划怎么样，”他说。“未来的城市被埋在从来没有机会建设起来的城市的废墟下面。我有一个孩子在医院里病得快死了，因为人的肺生来不是呼吸贫民区的空气的。但是，如果我为了她把我的呼吁送到渥太华去，如果我对当权的人物说：这儿是一个城市的计划，在那儿我的孩子可以没有畏惧地生活和成长，我将对谁去讲呢?正是那些轻松自在地坐下来大事宴饮的人们，他们完全不关心那些不但患病而且正在炸弹下面死亡的城市。”

所以都是一回事：医院里的孩子、医生兼艺术家的理想、正往下落的炸弹、冷心肠的政客、正在向全世界大声求援的西班牙城市。

他念念不忘报纸的大标题和一个孩子的脸。

法西斯分子正在向马德里推进，与此同时，在圣心的一张病床上，一个孩子躺在那儿快死了。他看着她的时候，心情和他谈到来自西班牙的公报同样地苦闷。

一个同事注意到他闷闷不乐，便问他出了什么问题。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我的孩子病得很重。我能救活她的机会很小。”

“噢，太糟了……不知道你有孩子。”

“不，不。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自己的孩子。我是说医院里的一个小女孩。病很重……”

她的名字是伊薇特·P……她是法族加拿大人。她十岁。她快死了。

她的父亲，一个在法族东区开小铺子的穷人，和他的妻子一道到医院来。在医院的陌生的气氛里，他们意识别自己的褴褛的外表，竭力保持着镇静，但是和白求恩谈话的时候他们忍不住痛哭了起来。他们说，已经有一年了，他们注意到伊薇特慢慢地消瘦下去。他们没钱，他们付不起私人开业医生的昂贵的诊金，他们不得不去公立诊疗所。他们把她从这个诊所带到那个诊所，但是她仍然消瘦下去。现在他们到他这儿来了。他们听人说起这位有名的医生，他到穷人家里去，他不向没钱的人要钱，他到处公开地说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健康的权利。◆◆◆◆◆

她的父亲很激动地说：“相信我，我们不要求施舍。我们愿意把东西都卖掉——我们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全部拿去。只求你务必把她治好。”

她的母亲穿着一件粗布衣服坐在那儿，粗糙的手放在膝盖上。她说：“这是我们唯一的该子，大夫先生……”

他检查那孩子的时候，父母坐在候诊室里。

他们曾经到各诊疗所去，排在失业者的长队伍里等一个机会见疲倦的医生们，并在那些地方得到了各式各样的诊断。一个医生说毛病在胃里，“慢慢会自己好的。”另一个说是呼吸器官的病，“支气管炎，不很严重。”再一个说：“显然是顽固性的咳嗽。我给你一种咳嗽药。”还有一个看看瘦胳臂和胸部，埋怨说：“你料想呢?营养不良。”

白求恩检查她的时候，就猜疑到真实的情况。检查完了以后，他就吩咐给她的胸部拍爱克斯光，同时让她上床休息，

“那么她会好些吗——拍了这些爱克斯光?”她的父亲问。

白求恩把他们从病房里领了出来。他以一种他并没有感觉到的信心解释说，从爱克斯光照片可以看出是什么毛病来。在他没有研究那些照片以前，什么也不能做。

一个修女把他们领走了……

那天晚上白求恩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充满了思虑。想起伊薇特的陷进去的黑眼睛使他非常抑郁不乐。爱克斯光照片会证实他的猜疑吗?但愿不会如此。甚至是最严重、最凶险的肺结核也比较好一些。

他停好了车，上了公寓的楼，走进自己的客厅。房间里一塌糊涂。孩子们的图画都被恶毒而有规则地撕成了纸条子，散布在地板上。他所雕刻的人头好象是用棒球棍给打碎了。墙上涂满了湿淋浴的黑卐字。他的最好的家具都给砸坏了。

他打了电话叫警察。来了几个侦探问他有没有私敌。他指着墙上的卐字。“那个象私敌干的事吗?”不错，不错，他们了解；他们要加以调查。同时他最好和几个朋友住在一起——更安全一点。“如果你们到本地法西斯组织里那些白痴冲锋队队员当中去看看”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在背后嚷道，“你们也许可以找到点儿什么。”他猜想这事件就算完了，他也不会听到什么下文。

第二天早上在医院里，他所疑虑的最坏的情况被证实了。爱克斯光照片显出整个右肺处于脓肿的状态。他细心地研究了这些照片，然后把德塞大夫请来征求意见。德塞大夫看了照片以后，怀疑地摇摇头。

白求恩带着探问的神情看着他的助手。他没法治那个肺。而她留着那个肺就活不下去。“要话下去的话，她那肺必须切除。

“那么你打算切除吗?”

白求恩在他坐的椅子上移动了一下。“我不知道……我还不能决定哩。”过了一会几，他生气地骂了出来“多么糟糕、该死的事！”

他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一年以前，这孩子也许可以很容易就治好。现在是碰运气的事了。如果他动手术而她死了，有人会说他杀害了她。但实际上是谁杀害了她呢?那不是医生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对他来说，那是医生需要回答的。“我告诉你是什么人一直在杀害她。你，我，所有在这整个混帐世界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只顾自己的人！”

她快死了，这是很明显的，同时因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似乎没有人关心儿童的遭遇，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让她病死或是可能在手术台上送命。

他郁郁不乐地走来走去。过了—会儿，他比较平静地说：“好吧，明天把手术室准备好……以备万一吧。”

他整晚在他的客厅里踱来踱去。他应该动手术吗?他能够动手术吗?压缩一个肺的原理是简单的，而且普遍地为人接受。但是从胸腔里把病肺完全切除却是另一回事。还不多几年以前尼森在柏林这样做过，以后有几个人仿效他。已经这样做过的也许有一、二十个病人。但是从来没有在一个十岁的孩子身上做过。她的身体能不能经得起这打击?他有权利让她经受这场考验吗?

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又来折磨他了：动手术而可能救活她，还是不动手术而让她死去?

突然他骂他自己是个大傻瓜！那是奇怪的理论！当初他自己要求人工气胸，不是也曾碰到一模一样的谨慎小心的废话吗?也许他害怕吧？◆◆◆◆◆

清早四点钟，他下了决心。他要让伊薇特活下去。这意味着他必须敢于承担一切后果。否则，他以前说的、写的或者干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欺骗。

他上床以后睡得很沉，睡前把手术的每一个细节都明确地预见到了：肋骨、肋膜腔、肺、支气管、动脉管，象一张图画固定在他脑子里。他八点钟睡醒，有一种“紧张的”感觉，他知道这感觉会使他一直到中午都非常机警。

他开了汽车到一家大百货公司去，买了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洋娃娃。到医院后，他把洋娃娃放在伊薇特身边，接着就发出了关于动手术的最后指示。

他穿着手术衣戴着口罩定进手术室的时候，伊薇特手里抱着洋娃娃，已经在麻醉之下渐浙失去如觉了。她肚子朝下躺在两个支撑的胸靠中间，头歪在一边，嘴的一角被拉开着。话很快就传开了，现在手术室里挤满了医生。这几年里，圣心实际上没有做任何胸外科手术；而现在这位主任就要做全国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事情。助理员们、医生们和观摩的人们都紧张极了。年青的实习医生们互相耳语道，“主任今天上午要表演一回尸体解剖。”

麻醉师做了最后一分钟的检查，护土长把被单拉开，于是白求恩向下看到窄狭的脊背，可怜的小肩胛骨。他试了试手里的手术刀，踌躇了一会儿。他的刀要从那儿进去，在右肩胛骨下面一点儿，靠边上的地方。他忘掉了挤满人的手术室。现在，她正在黑暗中漂流，他的思想在那黑暗中追随着她。

黑暗这会儿紧紧抓住你，伊薇特，他想，但是我要把你领回到春天的阳光里来。

你看，有多少人来参观啊！他们看着我的手，而有时候我觉得难于解释我不单单在用手推动到处钻的刀，而且用别的东西——这是一种有力而肯定的东西，胎里带来的，虽然到处受到嘲笑和攻击，却仍然深探地藏在我心里。在痛苦来到，你觉得很难了解你的大夫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要记住它。我这样做是出于爱——这是一个神秘而热情的字，他们把它残忍地删掉了，就象他们同样残忍地想把你删掉一样。

现在，牵开器，这个出于必要而残忍地把肋鞘拉开的金属假手。揩干净深色的、神秘的流体，象从沙漠里的葡萄园流出的酒。肋骨在这儿，奇妙地弯曲着，但是脆弱得多么可悲。

现在，肋骨剪，又长又有力，干净锐利……然后是胸膜，现在全部露出来了，象那张画布，那幅我从清早就带在脑子里的图画。

现在要当心啊。其余的都只是准备工作，第一步。现在我们看到裸露的肺，一堆溃烂的软东西，在那儿生命已经被浸润的脓肿部分消灭了。这儿毫无希望。我的决定绝对不能更改。这个病肺必须切除。

当心！这肺不再呼吸了，但是它仍旧想报复的。脓肿部分紧挨着活的组织。全世界到处都是如此，污秽渗透进一切热望活着的东西。污秽的复仇心很重，它能进行丑恶的报复。

当心!这是真正的斗争。切断粘连。现在血液交流动，地球上没有任何酒能跟它相比。哦，现在死亡从切开的肉当中瞪眼看着我，而我只有两只手。什么?脉搏当然是慢了。准备输血。氧气。第一叶肺刚从肺窝里取出一半来，而心脏已经微弱了。但是我们可以提高生命机能的效率。再来氧气——快！

什么时候了?太多的时间过去了。

再来氧气!

现在你自己一定要坚强起来。

现在氧气面罩轻轻地往你的独肺里输进氧气；从这一刻起，只有一个肺能尝到氧气的滋味了。现在你必须愿意活着。现在和将来，没有愿望就没有生命。

你现在愿意活着吧，我们以后再向那些闯进我屋子里、我的孩子们的屋子里的匪徒啐唾沫！他们在我孩子们的头上面涂下了弯曲的十字。他们用魔鬼的声音喊着说你们没有什么特殊权利活下去。他们从他们的蝙蝠翅膀下面扔炸弹，把废墟当作花朵来叹赏。但是我们在这里回答他们。我们以每一口痛苦的呼吸回答他们。如果我们不回答他们，不久就会没有孩子剩下，没有欢笑，而只有他们的贫民区和炸弹坑那些凄惨的地狱之花了……

好了，手术完了。

你现在自由了。来看我的技巧的诸位先生感到很满意。但是我只看着你的生命在冷漠的标度盘上不断地颤动。它把管子里的水银往上推，在这一点世上没有别的东西比它的负担更为沉重。现在胸膜敞着口，呈现出不习惯的空洞。以后另外一叶肺、心脏和内脏会急于要闭合这块真空地带。现在是要让这片在荒野里开辟的地方产生秩序。生命是不能分割的：荆棘似的静脉、动脉和残株每一个都在捣乱。最细微的地方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慰藉。现在，张着大口的、悲惨的深渊缝起来了。现在，牵开器放松了受了伤的组织，细小的针温柔地把嫩肉重新缝合起来。

动手术几小时以后，伊薇特要水喝。白求恩正站在旁边用一块湿布沾了她的嘴唇。◆◆◆◆◆

在过道里，她的父母怀着希望与焦虑在等待着。“她会恢复的，”白求恩说。她的父亲站在那儿，起先讲不出话来，接着张开两臂拥抱住医生，同时她的母亲交叉着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那天夜里，他又疲倦又欣喜，给玛丽安·斯科特写了一封短信谈这次手术：

我的孩子情况很好。

这次手术做得真漂亮。做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除了有时偶尔觉得难受。整个右肺切除了——在一个十岁的孩子身上做这手术在加拿大还是第一次……精彩不精彩?

好了，我今晚一定睡得很沉。昨晚是“不眠之夜”——不是我能不能做，而是我该不该做的问题。但是我的孩子情况很好，我现在要好好睡一觉了……晚安。

白

二十二

给伊薇薇动手术一星期以后，他接见了一个不速之客——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派来的一个发言人。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多伦多，由班·斯潘司牧师任主席，得到了许多传教士、工人领袖和其他社会名流的支持。作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第一个行动，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所需的费用直接向加拿大人民募集。委员会一致认为，在全加拿大最合适的队长人选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如果他肯担任的话。

他的客人走了以后，他独自坐着沉思了很久。然后他心不在焉地翻阅了书桌上的一堆书信文件，在他零星的日记里写道：

到西班牙去?上星期我得决定给不给我的孩子动手术。现在我又得决定去不去西班牙。我感觉到惊讶、光荣——同时又为难。我是适当的人选吗?我准备好了吗?昨天的答案好象为今天准备了新的问题。而明天——又该是什么呢?时代强迫我们作出残酷而且不能挽回的决定！

援助西班牙委员会同意给他时间考虑以作决定；西班牙的战事却不能等待。每天不断地有关于政府军被围困和法西斯军队向马德里推进的消息。

他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严酷的问题。九年来他尽力想法要解决一个多少世纪以来使医学界感到棘手的问题：扑灭肺结核。他认为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但是那需要工作、说服、不停顿的宣传、不寻常的鼓动方法。他现在能把这一切都抛弃吗?

而且，他问自己，他个人的地位怎么办呢?假定他果真到西班牙去?他以后去哪儿?他已经四十六岁了，剩下可以做外科医生的年月并不太多。他三十九岁刚开始搞胸外科，而在那个年龄一般医生的事业已经大为可观了。

他现在是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自治领养老金及卫生部的外科顾问；魁北克省圣阿加莎城的西奈山疗养院以及蒙特利尔的格雷丝·达特疗养院的外科顾问。他是医务界里薪金最高的人之一。全世界医学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来观摩他的工作。当时在加拿大和美国从事胸外科的医生中有许多都曾跟他学习，观摩他的技巧以及他如何使用他本人发明的器械。他是地位最高而入会很难的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的理事，受到他以前所崇拜的人们的敬仰。

这一切，也许他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的整个前途，都得扔在一边。他问自已，个人因素究竟在什么时候让位于更重大的问题?

更重大的问题却使他没有机会从个人因素的观点来考虑。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而国内的法西斯集团，为他们在国外的同党的成功所鼓舞，开始在大街上胡作非为。随着佛朗哥对马德里的猛攻，在蒙特利尔也发生了袭击犹太族公民和抢劫犹太人开的铺子的事件，出现了来自柏林的种族主义的宣传。“疯狂传播得太快了，”他会突然对朋友们嚷起来。“他们在德国、在日本、现在在西班牙都已经动手了，他们到处公开活动了。如果我们不趁着我们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他们将来就要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屠宰场。”

一天夜晚，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在窗前站了很久，望着下面的广场出神。然后他在书桌前面坐了下来，翻阅了他的书信文件，写了给上司的辞职信，立下了他的遗嘱。儿童美术学校在能够靠公众捐款维持以前，可以从他的银行存款里取钱用。弗朗西丝有代理委任权来处理他的一切财务。万一他去世了，他的全部财物都归她所有。

那天夜里他上床去睡觉的时候，书桌上放着他用打字机打的一首诗的草稿：今晚这个苍白的月亮，如此安静——皎洁而遥远——是我们忧心的一面镜子，高悬在冷涣的加拿大上空；就是这个月亮昨晚低垂在西班牙破碎的山巅，一片血红，从她那明亮的盾牌上映照出死者血肉模糊的面容。朝着那苍白的月亮我举起怒拳，向那些无名的死者我再次宣誓：同志们，你们在悲愤的寂寞中倒下去，你们为我们牺牲——我们永远牢记。三个星期以后他动身前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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