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在灯火管制下的大马路上，一辆旅行汽车绕过炸坏的路面和炮弹坑，摸索着前进。车没有开灯，小心地、慢慢地移动着。它在马路的尽头向右拐了弯，接着爬过炸坏了的通向皇家别墅的街道。这儿已不再是被围的城市，而是战斗的地带了。

    夜晚突然给震荡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粉碎了沉寂。路面象一个惊惶的生物在颤动。

    在一颗爆炸的炮弹的橘红色闪光中，那辆旅行车猛然向路边一歪，接着就向前飞驰而去，好象不再需要小心了。没多时它就驶进了皇家别墅，笔直地朝着战壕开过去，炮火的闪光和战斗的喧嚣准确地指出了黑暗中的战壕的方位。

    这是1936年12月23日夜晚的马德里。

    眼看圣诞节就到了，马德里却仍是一片漆黑，实行着宵禁，受到用钢铁武装着的敌军的攻打。过一会儿，如果月亮穿出云层，也许轰炸机就会飞来，在天空中发出凶恶的咆哮。

    今天，敌人在下午四点准时开始了轰击。炮弹搜寻着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有规律地呼啸着落到街上。晚饭时候轰击又开始，延续了一小时，那正是大街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的时候。“我们正在从布尔什维主义的手中拯救西班牙，”在布尔哥斯发表、在柏林写就的公报这样说；为了“拯救”西班牙，卖国的将军们正在毁灭马德里。

    中午的时候，一群工人在大马路上听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作关于战事的报告。从那个会上，志愿兵直接出发到皇家别墅的战壕去。他们的枪是旧的，但是他们的歌是新的，他们的脸上发着光。四条街工人区的妇女在今天下午的轰击中最遭殃，有的失去了家，有的失去了屋顶，有的失去了床，有的失去了孩子。但是今天晚上，工人阶级的妇女们跟随着她们自己街区的男人辛苦地劳动着，在上了冻的土地上挖防御工事，举着她们新获得的解放的旗帜：我们宁作英雄的寡妇，不做奴隶的妻子!

    马德里！负伤、流血、震荡、叛卖……但是被保卫着。一连三十七天，这城市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现在，在第三十七天，保卫的观念在市民的生活里象吃饭睡觉一样地自然。“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愿意做铁锤还是做铁砧，”一个演说的人前几天在不顾轰炸机的骚扰而举行的一次政治性群众大会上这样大声呼号。听众领会他的话，热烈地欢呼起来。听众领会他的话，是因为早在2月间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以后，马德里人就担任起铁锤的角色，以历史为铁砒重新来锤炼西班牙。现在铁锤正锤在铁砧上，同时，布尔哥斯的将军们正在研究他们轻而易举的胜利在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在一个城市遭殃的时候，它的市民的声音联合起来，成了团结的宏伟和声。一连三十七个昼夜——每日每夜部充满了痛苦——这城市听到妇女的哭泣、男人的诅咒、撤退的儿童的告别。但是现在卖国贼们也正在被打倒，而最微贱的市民变成了政治家、批评家、军人、组织家。“热情之花”，阴暗的阿斯都利亚矿场的女儿，走遍了城里的街道，深入到城里最肮脏的角落，走进没出息的懒汉的酒吧和反应迟钝的人的家里——她大声疾呼地说出了所有不善于表达的人们所没有说出的希望，打中了每一个热情的市民的心坎，鼓舞了全民族的集体意志，并用简单的字句说出了所有恐怖、痛苦和抵抗的意义；与其屈膝偷生不如昂首成红!这个满街血迹的城市响遍了呼应的声音，象一曲大合唱，其中乐观的旋律盖过了悲愤的和音，欢乐的调子已经在和阴沉的低音对抗。

    共和国继承了一、二十个党派，百十种互不相容的见解，上千件的蠢事。但是马德里的群众已经抛弃了旧作风和旧关系，他们坚决地提出了只为这一个目的而奋斗的要求：团结一致，抵抗到底，消灭敌人，共和国万岁！

    马德里认识到自己的险恶的处境和集体的力量。这个现在处于世界十字路口的城市，由于成为人民阵线的核心而获得了卓越的地位。制裁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卖国将军们的要求，就是首先从这儿提出的；在这儿，当政府不知所措的时候，徒手的男女群众冲进了市中心的蒙大拿营房，囚禁了躲在防垒后面的叛军部队，夺取了用来保卫二月大选和复活了的共和国的武器。◆◆◆◆◆

    正是对这种在战斗中受过考验的集体力量的认识，给马德里带来了生气与信心，减轻了每一个时刻的痛苦。在大马路上，电话大楼，马德里唯一的摩天楼，无所畏惧地高耸在有德国轰炸机侵扰的天空中。顶上的几居已经一再被炸，但是在底下几层政府机关照常进行工作。城里不管哪儿被炸，工作也都照常进行。

    起初敌人的轰击引起了恐惧。现在市民已经学会了在恐惧中生活。大马路上的行人知道敌人的炮弹只落在街的一边，于是他们镇静地在另一边走。当地防军司令部知道敌军从不炮轰阔人的住宅区，使机警地把大炮隐藏在那些点缀着拥护佛朗哥的上层阶级的豪华公馆因而毫无损毁的公园里。

    自11月6日以来，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已经从市民的恐惧中消失了。那天，警报象往常一样地响了起来，轰炸机出现了，人们纷纷向地道和不坚实的防空洞跑去。但是他们正在奔逃的时候，听见高空有一种新的声音。他们马上站住了，抬头向上看。“咱们的！”他们嚷了出来。男人和妇女都高兴得直流眼泪，互相拍打。他们把小帽子扔到空中，又拥抱，又跳舞，又唱歌，又示威般地叫喊。“咱们的！咱们的飞机！咱们的！”

    在城市上空的高处，有一中队极小的画着共和国徽号的驱逐机。它们以使人眼花绕乱的速度向惊惶的敌机冲过去，用机枪扫射着敌人。它们是政府的第一批真正的战斗机；它们击溃了敌人，连飞机带炸弹，从7月以来这是第一次。

    “狮鼻子”，马德里人很高兴地给它们起了这个浑名。它们是四天以前刚从苏联运到卡他基那的。它们使敌人的轰炸大为扫兴。

    11月6日，“狮鼻子”的银翼在城市的上空掠过，接着，11月8日，第一批同际纵队匆匆忙忙地在阿尔巴西特集合，配备了裤子、短上衣、粗劣的武器，使出发去前线了。他们到战斗岗位去的路线经过马德里的街道。这些不久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村庄和城市，来自墨索里尼的监狱和希特勒的集中营，以及越过西方各国的“中立”封锁的人们，在欢欣若狂的马德里人的热烈欢呼声中走向了前线。他们大多数人牺牲了，或者负伤了，但是又有其他人通过被封锁的国境跟着来了，因此，在六个月的外来侵略、国内叛乱和西方政府的出卖以后，马德里兴高采烈地呼喊着这个口号而战斗；“我们不是孤立的！”

    马德里的人民知道，他们的事业所缺少的不是信徒——只是武器；他们也知道，敌人所缺少的不是武器——只是信徒。他们知道，是谁在给敌人派遣军队，是谁在使西班牙共和国得不到武器。他们知道，如果佛朗哥胜利，他们就要在旧政权及其外国操纵者的双重独裁之下生活。他们知道，那些将军和大公的叛乱配合着轴心国家征服世界的蓝图。他们知道，伦敦、华沙、巴黎、上海的未来正在他们出世的这些街道上决定着。而他们所想的、感觉的和了解的一切则在这个城市里奔腾动荡，从黎明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清洁工用西班牙的方式架起了水管把血从路面上洗掉——一直到最后一个民兵叫出戒严口令的那一刻为止。

    马德里被法西斯的大炮隔离着，它寂寞但是并不孤立，它以它的戒严口令显示了它的灵魂。昨晚戒严期间允许通行的人们在黑暗的街角上听到了这句盘问：“共和国的军队今晚在哪儿？”他们回答：“在挺进中。”今晚．当它等候着轰炸机的时候，当它派遣军队到战壕去的时候，当它饥寒交迫地入睡的时候——今晚，戒严中的马德里选择了这个口令：“什么将要自由?”

    回答是：“全世界将要自由!”

    那辆从大马路飞驰着开进皇家别墅的旅行车在一丛树下停了下来，离战壕很近。

    两个人从车里跳了小来。在这些树下是他们约会的地点：一个救护站。

    他们站住了一会儿，以辨认黑暗中在他们周围地来跑去的身影。从战壕里传来了低声的咒骂，机关枪的愤怒的吼声，可怕的迫击炮弹爆炸声，以及伤员的痛苦的呼号。他们可以看得出担架员们弯下去的身体。不久，他们的眼睛就习惯于夜战的忽明忽暗了。

    他们周围的地面上躺满了伤员。月亮突然从云层里露了出来。在这丛树的附近月光是受欢迎的。对于伤员来说，它重新显示出世界，那些熟悉的环境使他们知道自己仍然活着。对于那两个人来说，从旅行车上卸下那套奇怪的用具也因此而较容易一些。

    他们和负责救护站的忙乱的医官互看了证件。他们是一对不速之客：两个陌生的人，外国人，不会说什么西班牙话，突然从黑夜里出现在正好是政府军发动了一次局部攻击的地区。那个西班牙医生正为了伤亡超过他所能适当处理的人数而感到烦恼，现在他被他们的到达搞迷糊了。他们从哪儿来的?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来干什么的?他们用他们所知道的五、六个字和手势介绍了自己。其个一个是高个儿，瘦瘦的，长脸。他年青，但是动作中带有年长的人的谨慎小心。另外一个，负责的那个人，不容易分辨。他给入瘦长的印象，然而身材并不高。健壮的脸，看不出确实的年龄，然而端正的头周围长着浓密的灰白头发，使他有一副雕像般的容貌。他穿着一身有拉链的蓝制服，这是为行动方便而设计的粗军服；一件外面带口袋的军上衣，塞在笨重的皮靴子里的长裤，胸口挂着一枚共和国陆军上校的徽章。肩膀两边都有一颗“枫叶”章。◆◆◆◆◆

    那个西班牙医生看了看这身制服。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这身制服和穿这身制服的人刚才递过来的训令一样弄得他莫名其妙。他把证件递了回去，敬了个礼，说道，“请，队长，”同时伸出胳臂来表示他们可以开始了。

    在随风摇晃的树下，担架员们抬来了更多的伤亡人员，头顶上子弹呼啸着飞过去，脚底下伤员们在呻吟，他们开始了……

    队长在一排伤亡人员中的第一个战士身旁跪了下去。他仔细看着他的脸。痛苦扭爱了他的面貌，但是正是那痛苦表明了他负伤的身体里生命的顽强力量。队长拍拍达战士的胳臂，接着又往前走去。

    下面一个人已不再是负着伤的了；他已经死了。他的脸上显出了他临死时悲愤的寂寞神情。队长曾见过许多死者的脸，但是从没见过象这样带着责备的表情的脸。他解开这战士的衬衣，松开他的裤子。“伤并不重，但是出血过多，”他低声地说。

    他又站了起来，沿着那排伤员继续向前走，迅速地进行检查并作出决定。对有些伤员，他说些鼓励的话；他们不懂他的话，但是懂他的意思，因而象孩子般自然地露出了笑容。在其他人旁边，他点点头，对他的高个儿的、沉默的同伴说：“这一个……”

    在检查了所有的伤员以后，他朝着一个盖着一件上衣的静卧的人体走了回去。他弯着一个膝盖跪了下去，轻轻地扶起那个人的头——但是当他看到脸的时候，发觉原来不是一个成人的脸；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的脸，在乱蓬蓬的黑色短头发下甚至在月光中也显得苍白的脸。队长把那脸看得很清楚：嘴唇松弛，两颊下陷，皮肤冷湿，眼睛由于极度的疲惫而半闭着。他的脸上没有认人的表情，没有恐惧，没有希望。“严重的休克，”队长轻轻地说。“我们就从他开始……”

    子弹的黄蜂般的呼啸声突然淹没在一种更深沉的音响里：一颗炮弹的哀鸣声。躺在地上的战士们倾听着；护理员们扑倒下去，手蒙着耳朵。哀鸣声拖得很长。接着是象撕裂帆布似的不自然的噪音，随后又是爆炸声，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的闪光，地面在震动，树木在摇晃。队长抱着的小伙子在呻吟，无力地抓住肚子。他肚子里的雷鸣象他耳朵里的喧闹一样使他忍受不了。痛苦使他从昏迷中暂时苏醒了过来。他仰脸望着那个花白头发的陌生人，也许除了那紧压住他的眼球的夜晚和黑暗以外，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仍然竭力想看一眼他模糊记得的东西。

    队长把那耷拉着的头轻轻地放在地上。护理员打旁边匆匆忙忙地经过，爆炸的回声消失了，这时他用敏捷的手开始工作起来。他一下撕破了那小伙子的短上衣，卷起衬衣袖子，迅速地在露出的前臂上摸索。“现在准备好了。”他讲话时没抬起头来，但是他的高个儿同伴就在他旁边，送给他一根一头安有发亮的针的细橡皮管。队长的手指在松弛的肌肉里找到了静脉，并顺着它摸到臂肘的弯曲部分。月亮自然不能代替手术室的弧光灯，但是队长的手指熟悉战士的逐渐衰弱的生命线，针刺进去只会带来一种仁慈的疼痛。

    又有一颗炮弹飞过去的声音，这次来得更近更清晰，在这一颗爆炸以前跟着又来了一颗。敌人正在搜寻目标，正在把炮火网更逼近政府军的防线。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来估计什么危险。在皇家花园里一股接着一股象喷泉似的橘红色明亮火光中，队长用橡皮膏把针粘在那胳臂上，站了起来，并用手顺着管子摸到他的同伴拿着的短粗瓶子。“好，我来拿着，”他说。“你从车里再取几瓶出来。”

    他现在站直了，光着头，一脸沉思的样子，完全不理会乒乒乓乓射进树林里的子弹、闪光、混乱、喊声．从身边匆匆走过的医官的警告、蹂躏夜晚的炮弹．深入他的骨髓的隆隆炮声。他把瓶子举在那年青的战士的身体上面，走到他头那边去，以便用自己的身体来隔开那瓶子和有子弹飞来的前线。

    那是一个普通的瓶子，但是盛着一种宝贵的液体。血液!深色的，神秘的，流动的。血液——可输给任何人的血型，仍然象在活着的输血者的血管里一样又浓又粘，它能够起死回生，包含有一、二十个世纪以来探求知识的人们所积累的经验、牺牲和热望。在这个炮声震天的战场上，自从美狄亚用魔术的那个神话时代以来的所有教科书、探索、错误、修正、科学上证实的东西——这一切都盛在一个短粗的玻璃瓶子里。

    就在一阵齐发的炮弹从德国大炮的炮膛里飞越过伤兵站炸开时，队长却把温暖的血液——从一个无名的马德里人的热情的血管里来的——第一次输进了他脚下垂死的战士的出血过多的血管里。◆◆◆◆◆

    他小心地慢慢放松了管子上的夹子。那小伙子已经快死了。在他受伤以后又从无人地带被拖回来的几小时里，生死之间的朦胧状态已经渗入他的器官。他浑身发抖，牙齿打战。

    队长把夹子完全松开了。现在血液畅流着，而奇迹就快发生了。这奇迹队长以前曾看到过好多次，但是每次总觉得新鲜：好象一朵枯萎的花重新放出了色彩鲜艳的花瓣。

    那小伙子动了一下。他的牙齿不再打战了。他的头开始活动起来。他睁开了眼睛，起先呆呆的，随后就挣扎着开始思索。但是这仅仅是开始。队长扔开空了的瓶子，准备着第二瓶。过一会儿，在第二瓶以后，奇迹就完成了。那小伙子露出了笑容；队长虽然看不见，却知道他脸上的血色已经恢复，他的湿冷的皮肤再过几分钟放会重新温暖起来，把他的伤口治疗好以后他会活下去的。

    “很好，很好，”队长高兴地说。他点了一支香烟，放进那战士的嘴里。那战士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谢谢，”他畅快地轻声说，而队长已经不见了。

    一连三十分钟，队长在伤员中来回走动，指挥着救护站的医生，拒绝听信教科书上说的那些死亡的征象。他不断地给最严重的伤员输血，高高地举着瓶子，用他的宽肩膀挡在瓶子和敌人中间，他切开静脉让伤员承受能以神秘的作用起死回生的带咸味的液体。旅行车里的容器终于空了。现在已经无血可输了，但是，在一小时前冲出战壕去从摩尔人和德国人手中夺取据点的人们当中，十二个本来会死去的人现在还活着，这十二个共和国的战士到达医院的时候脸上会带着笑容，他们会记得这个树下的夜晚，记得这个头发灰白的人的沉思的脸，以及他的一瓶瓶神秘的血液。

    “没有了吗?”那西班牙医生跟着队长到了旅行车旁边。“没有了吗?”他问。

    队长一面把车后面的门关紧，—面摇摇头。他打手势表示他一定得回城里去取一批新的血浆来。他说着话挥着手的时候，一群护理员和轻伤的战士把他围住了。

    那西班牙医生举起拳头行了一个共和国的敬礼。他严肃而特别认真地讲着西班牙话，仿佛要用他那种强烈的感情来消除语言的隔阂：“阿尔瓦拉兹·鲁兹大夫。万分感谢。”

    那加拿大医生站得直挺挺的，他的拳头也举了起来。“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我的朋友，黑曾·塞斯。应该由我们来感谢你们。”

    在突然的沉默之中，在他们相逢的这个混杂着痛苦与死亡的炮火弥天的战区，加拿大人和西班牙人面面相觑，心里洋溢着双方都不知道如何表达的感情。接着，一个战士指着旅行车上的字样，那是在附近的火焰的亮光中可以看得清的：西班牙加拿大输血处。

    他大声喊了出来：“输血万岁!”

    那排伤员中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万岁!”

    “加拿大万岁！”

    “万岁！”

    一个细小的声音微弱地插进了这低音合唱。“我万岁！”大家都转过头去。那是第一个接受输血的小伙子的声音。他撑着一只臂肘坐了起来，向前仲出另一只手，他的眼睛在天真的脸上闪闪发光。“我万岁！”他高呼着。

    一阵笑声；他们大家都明白了。

    “万岁！”他们高呼着。为了他们自己为了这些从国外来的陌生人，为了西班牙，为了全世界。1936年12月23日的早晨，消息在皇家别墅的战壕里传开了：从海外某处来了一个朋友，给共和国的战士们带来了一种奇迹。

    明天，这消息就会广播列整个马德里，传到特鲁尔、瓜达拉加拉、巴伦西亚和所有的战线，传给在焦虑中等待着儿子和丈夫的妇女，最后越过西班牙国境，传给全世界。

自从人类学会了残杀自己的弟兄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来扭转历史——来输血，不是来制造流血。◆◆◆◆◆

二十四

 

    11月3日，一个寒冷阴雨的早晨，他到达马德里，在电话大楼正对面的旅馆登了记。在休息室里，他遇见了一个和颜悦色的、金色头发的人，那人介绍自己是亨宁·索伦森，《新联邦》和《加拿大论坛》的驻马德里记者。

    在旅馆外面，士兵士三两两地在街上巡逻。所有通到城里的街道都设有障碍物。白求恩问索伦森形势是否真象他在巴伦西亚听说的那样坏。

    “那样坏，也可以说那样好，”索伦森回答说。“马德里是马德里，而巴伦西亚到底只是巴伦西亚。法西斯已经进了大学城。马德里的妇女正忙着用瓶子装满汽油。市民已经在所有的街上设置了障碍物。法西斯必须得一幢一幢房子地打才能拿下这个城市。”

    新闻界的办公室在电话大楼的四楼。那天下午，白求恩和索伦森去那儿探听最新的消息。突然间大楼给一颗炮弹打中，震动了起来；大家抬起头来看看，等了一等，接着又继续工作。

    白求恩从窗口向下望，可以看见街角上的电车管理员正在转换轨道让一辆电车拐弯。在同一个街角。地下火车入口处的报摊上贴着传单鼓动马德里人去加入第五联队，撤退他们的孩子，井帮助农民收割小麦。

    索伦森笑了起来。“你坐上一辆电车或者地下火车就可以到达离战壕百码以内的地方。你瞧，马德里照常进行工作。局势确实是严重……但是我不信马德里会失守。”

    那天，白求恩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得出马德里其余的人也象索伦森一样地乐观。

    有索伦森做向导兼翻译，他便着手寻求最好的方式来组织加拿大对政府军的医药援助。

    他在城里的各个军医院很快地巡视了一番，这些医院工作非常紧张，什么事都不确实知道，这使他提出的关于前方医疗情况的问题得不到什么明确的解答。为了得到解答，他直接来到大学城的战壕里，参观马德里市郊的防线。他视察了火线后面的救护站，并在几个后方医院里和陆军外科医官一起工作。他在这儿研究了战士们所受的伤的类型，并见记下了动于术后死亡和康复的人数的百分比。

    在大学城的一个设在地窖内的司令部里，他会见了克莱伯将军，这伏特军一度在加拿大住过，现在指挥着协助保卫马德里的各国际纵队。克莱伯概括地给他讲了一下军事形势，断言马德里一定守得住，然后让他去见国际纵队的一位主任医宫，一位名叫欧文·吉西的捷克医生。

    吉西大夫用生硬的英语热烈地欢迎了他，能有白求恩那样有地位的胸外科医生来参加工作使他高兴万分。“我们得马上让你去工作！”他嚷道。

    吉两在西班牙已经两个月了，经常动手术；在他看来，什么地方需要白求恩是一清二楚的。而在白求恩本人看来，这事还不清楚。他请求再给他几天来作决定，于是这次会见便冷淡地结束了。

    11月6日，他到第五联队的司令部去和该联队的政治指导员卡罗斯·康特雷拉斯会谈。

    政府的军事部队仍然是由民兵队组成的，这些民兵队是由各工会自动组织起来的，并且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统一的指挥部。所有部队部英勇地战斗着，但却不是作为一个有纪律的军事机构的一部分。第五联队是在战争爆发以后不久由西班牙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共产党就和乃格林—法约派的社会党人以及部分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一起，要求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第五联队的组成就是为了树立起一个有纪律的战斗部队的榜样。现在它在整个西斑牙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了，并且被公认为马德里抵抗力量的核心。从英、美记者们那儿，白求恩曾听说康特雷拉斯是“能够把事情办成”的人。

    他和卡罗斯·康特雷拉斯的会谈是在前往阿尔巴西特途中的汽车上进行的，因为康特雷拉所说那是他唯一可以抽出的时间。那是一次很奇怪的会谈，接着又发生了很奇怪的事件：

    在乘康特雷拉斯的汽车离开马德里以前[白求恩后来报道说]，我们在蒙大拿兵营停留了几分钟，那儿年青的志愿兵正在接受初步的军事训练。我们听说步枪从墨西哥运到了，坦克也从俄国运来了。乐观情绪很显著。我们在凌晨三点半到达阿尔巴西特。在这儿我们听到以拉果·卡巴赖罗为首的政府已经迁往巴伦西亚，留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来主持保卫马德里的工作。

    在途今，卡罗斯向我们谈了他对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看法。他明显地不大以老卡巴赖罗为然，他说老先生不应该忘记他现在所领导的不是一个工会，而是一场武装斗争。他恐伯卡巴赖罗应付不了这局势，并且暗示这位劳总的领袖正在抵制成立统一指挥部的要求。全国各地(尤其是阿拉贡)的陆军部队部在各自为政。某些无政府主义的营队只有在他们自己委派的指挥员的命令之下才肯作战。康特雷抗斯认为，若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指挥部，共和国决没有希望来击败德、意的机械化部队。◆◆◆◆◆

    我忍不住提起马德里与巴伦西亚或是巴塞罗拿在士气上的区别。卡罗斯回答时指出，战斗最艰苦的地方士气最好。共产党在马德里比在西班牙任何其他地方都强大，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大部分也在马德里。战争的教训正在使社会党的党员群众向左走，而卡巴赖罗却好象正在向右走，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共和党某些右翼分子建立更密切的联盟。卡罗斯认为，卡巴赖罗的各项步骤是一种想要抵销社会党左翼、共产党和共和党自由主义集团的不断增长的力量的企图，这些党派都要求以一个积极的方案来把无组织的民兵改造成为有效率而又统一的战斗组织。

    卡岁斯认为人民阵线没有受到威胁，但是又好象表示，如果要把两班牙的力量通当地组织起来从事于长期战争，就必须在人民阵线内部来一次新的调整。很明显，卖国的陆军将领已经被打败；同样明显的是，德国和意大利打定了主意要尽可能延长战争，以便不但确保它们的地中海侧翼，而且利用西班牙作它们的装备和战略的试验场。

    我们谈到我能为西班牙做些什么的时候，康特雷拉斯说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我可以在医院里或是在国际纵队当外科医生，也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加拿大医疗队在城市里或前方工作。他叫我放心，说任何我决定做的工作都会有用的，叫我在工作上需要协助的时候去见他，然后就离开了去处理他的紧急公事。他在第二天早上回到了马德里，而索伦森和我去见了国际卫生处(附属于国际纵队)的主任，一位身材矮小的法国人，他提议我和他一起工作。这是可以考虑的事，第二天(11月8日)，我们和他一起离开了阿尔巴西特去“视察前线”。我们从没到达任何接近前线的地方，路倒迷了四回之多。我觉得实在够受了。我们和他在一起白白浪费了两天。我尽可能客气地对他说我有别的计划，然后我们就回马德里，很幸运搭上了一辆卡车。

    亨宁和我在11回到达马德里。我又到各救护站看了一次。现在我已经大概知道应该干什么了。

    等他确实知道陆军的医疗机构里缺少什么以后，他又去见吉西大夫，提出一个他已经想好的新奇的计划。他指出，在所有现代战争里，即使组织最严密的医疗机构也有一个严重的缺陷。有些伤员在战场上或是在从前线到后力医院的途中流血而死，有些因为出血过多或是体克而非常虚弱，在到达后方医院后也因为经不住手术而死去，从来没有人为这些伤员想出过什么办法。在巴塞罗拿，杜伦·焦德大夫在储血和组织血库方而已经做了出色的工作。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解决。那问题是如何尽可能接近战场在前线就地施行输血。白求恩深信那是可以做到的，并正会使伤员的死亡人数锐减。他因此提议组织一个流动的输血队，这个输血队从城市里的志愿输血者那儿收集血液，加以储藏，供应各救护站和战地医院，而尤其重要的是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在前线施行输血。

    吉西向后靠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盯住白求恩看。“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他终于用一种新的敬佩的语气说，“你就是在创造医学历史了。”

    在巴伦西亚的红色救济会总部，白求恩向负责人提出他的计划，这得由他们代表政府来考虑批准。他们仔细地听他讲，其中有两个西班牙的名医，然后大家互相看看，最后表示了他们的意见。

    “不切实际。”

    他们重新研究了他的数字，而那些曾经可能救活但由于出血过多或休克致死的人数统计使他们非常为难。

    一个年长的西班牙医生向四面看了看他的同事们，然后看了一眼白求恩。“但是照你的说法，‘也许不可能，然而是必要的。’既然必要哩，那么就不会不可能。既然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是因为有人这样说而变成不可能的。”

    他们不必做决议就决定了下来。那个年长的医生问他，“你多快可以把你的计划实施起来?”

    “等我去巴黎和伦敦一趟，带了必需的设备回来以后，你们给我一个工作的地方和几位技师、医生、护士，我就可以开始。”

    一个小时以后，白求恩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他概括地说明了前线的形势、他的计划、政府的批准、他准备使用的方法以及他打算采用的各种技术革新。在电报的末尾，他请求即刻行动：

    需要大量器械、消毒器、整套仪器、显微镜等等。改进器械的计划颇多。即将借索伦森赴巴黎和伦敦采购必需没备。请尽量多电汇款项交委员会驻巴黎代表。◆◆◆◆◆

    他没等回电，就在第二天早晨和素伦森一起动身去巴黎了。他到达以后，发现加拿大的委员会已经电汇来了一万美元，附电表示赞同他的计划并答应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他。

    他迅速到巴黎的各医疗器材行兜了一圈，为将来的器材供应建立了联系，然后就到伦敦去了。

    在西班牙的战场上呆过之后，英国显得平静、阴沉而灰暗。他对成群地来采访他的新闻记者说明了他正在准备的计划，宣布了他认为西班牙可以坚持到底的信心，并且说，英、法、美拒绝出售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是“混账的”行动。

采购完以历，他搜集了所有弄得到手的、从世界各处来的、关于最新的输血技术的文献，并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埋头研究起血液的故事来了，那是一个二千多年以来一直使人迷惑和神往的故事。

 

二十五

 

    那故事到处都有：大英博物馆里，发霉的参考书堆里．世界各地无数的病房里，盘旋在每条市街和每架现代机器上面的危险里，文明所带来的灾祸里，人们对残酷的死亡——它终究把他们和最下等的海藻视为同等——的绝望抵抗里。

    白求恩也曾经卷入其中。他也曾促进过它的发展——他在手术室里实习的时候，曾不自觉地促进过它的发展；现在他到战场上来当学员，又在自觉地促进它的发展。

    从太古时代起，人类在用石板记载历史以前就用血写下了历史。他们敬畏地看待血的神秘。他们认为它和那些吹打他们的风雨，温暖他们的太阳有着同样的魔力。他们向着高级文明前进，却怀着迷信的忌妒看着低等动物，有时梦想着他们或许可以用四条腿的生物的血液来恢复自己衰弱的器官的活力。

    对于在他们身体里来回流动的液体，对于它流通的管道，对于它沉积在主要器官里的维持生命的物质——好象地面上的河流留在荒芜的田地里的淤泥一样，他们有好几千年都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每个胸腔里都有一个节奏在跳动，每个手腕里都有脉搏，以及那变浓的液体从它的神秘的迷阵里迸流出来以后，身体从此就不声不响化为腐朽了。

    经过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大群原始部落的迁徙、亚洲最早的文明、欧洲的初期活动、黑暗时代的那些孕育世纪——在这整个期间，流血意味着死亡这个越来越确实无疑的知识并没有使人们感到什么新奇，也没有对人们发生什么刺激作用。人们对生命既不重视，便很少有人伸出手来建立抵抗死亡的壁垒。甚至少数的希腊贵族，虽然精通哲学而又热爱人体的外形，也认为人体的结构和狗一样。在中古的欧洲，希腊人爱好运动和探索的精神已经让灰尘掩没了，那时候生命对于少数人只是花天酒地的胡闹，而对于大多数人则是一种负担。民众是农奴，被束缚在别人占有的十地上；他们完全为那些偶尔出现的少数天才所忽视，甚至连被轻视的资格也没有。

    人们既不仰望星斗，又不回顾曾一度在人类历史上闪耀过的光芒，也不瞻望未来。后来还是迫不得己的需要才驱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土，去遥远而被人遗忘的地方；开辟世界的其余部分；寻觅东方的财富；飘洋过海；发现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促进贸易；探测到远东去的较近的航线；发现美洲。

    哥伦布在1492年探索一个大洋洲所隐藏的秘密的时候，一个医生正在罗马寻找着隐藏在文命的细流里的秘密。哥伦布的水手们发现陆地的时候，那医生正在把三个男孩的静脉里的血输进年老的教皇英诺生八世的静脉。历史上记载着：他们两个人中哥伦布的运气好得多。他虽然没到达远东，却发现了美洲，那医生则使孩子们和教皇都送了命。但是从美洲的发现和人们知道的第一次输尝试开始，人类的努力将沿着许多途径发展，有一天会汇集起来成为西班牙战场上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所继承的遗产。

    为了建立那份遗产，其他的探求者首先得不怕偏见、恐惧、惩罚。人体解剖是被禁止的；那些逐渐认识人体必须解剖才能了解的人们秘密地进行上作，有时惨遭下狱和流放。1613年，威廉·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因而改变了医学发展的进程。那个无名的罗马医生的梦想只是到现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为了把它变成现实，许多人进行了工作、探求和实验——在他们对生命的虔敬之外添加了保护生命的可能性。◆◆◆◆◆

    在英国，在哈维的发现之后半个世纪，理查德，洛尔用羽茎把一条狗的颈动脉通到另一条狗的颈静脉上，在两条狗之间进行输血。同时在巴黎，让·巴普梯斯特·丹尼把一只小羊的血输进一个患着贫血病和不知名的热病的十五岁男孩的血管里。他的病人恢复以后，法国的医生们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丹尼又继续为许多病症输血。然而正是他的成功使他终于倒霉。注意到有些病人在输血以后陷入一种休克状态，他便决定用输血来医治一个精神的患者。虽然由于不相合的血液所引起的休克和胰岛素注射或电荷产生的休克不同，丹尼却在二百五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某些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了。但是他是在黑暗中工作，虽然他的工作做得比他自己知道的还要好些。等到他的病人死了几个以后，偏见、恐惧和保守便声势汹汹地纷纷表示愤慨；于是一切的输血在法国都被禁止了，并且这禁令推行到欧洲的大多数国家。

    以后差不多有二百电年，医学界回避了它所不了解的神秘。输血成为江湖医生的黑市行当。人的血液被胡乱地做各种用途，只有这个简单的用途除外维持人体的正常供应或是克服出血、休克、灼伤的后果。正派的医生们为了从粉刺到鼠疫的一切病症给病人放血。邪门的骗子们为了一式一样的病症秘密地给病人输血。等到一个德国医生宣称他已经在血液里发现了家庭幸福的秘诀的时候，这个黑魔术的滥用就达到了严重而愚蠢的高峰。他宣称，如果夫妻之间有什么纠纷，只要把妻子的血输给丈夫，同时把丈夫的给妻子，就可以立刻消除一切不和。在当时医学知识的情况下，这会把夫妻俩也给一起毁灭掉。

    妨碍进一步研究的那种对输血的鄙视，全然是人们对生命本身的鄙视的反映。在科学家们能够向蒙昧主义者反攻以前，法国大革命还得重新来强调生命的庄严。在1792年的壁垒上，“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从此以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受到了挑战。从美国，欧洲大陆听到了托马斯·佩因鼓吹人权的大胆言论。现代工业社会缓慢地在中世纪精神的阴影下孕育成长着，终于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枷锁。当这个新时代，在动乱与流血之中，带着一种有着无限前途的希望，艰难曲拆地出现的时候，它使科学家们获得自由去为征服世界的资本家开辟道路。农奴变成了工人，成群地给赶进新的工厂，工业剥削的悲惨玷污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个鲜明的口号，但是科学现在可以自由地探索一切神秘了，同时出现了新的一代思想家来谴责一切剥削。

    于是，在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照亮了道路三十年以后，一个英国医生，詹姆士·布伦达尔，回到了很久很久以来无人问律的领域。他被侧隐之心和否定有不可知的事物的新精神引导者。多少年来他一直看着妇女在分娩时因为出血过多而死亡，于是就起来反抗这种在给与生命的过程中毁灭了那么多产妇的命运。他推想：既然她们是因为出血过多而死的，那么为什么不用机械的方法来战胜出血呢?为什么不把分娩中失去的数量相等的血液注回到哈维已经发现的动脉系统呢?他钻研了这个问题，终于创造出一种注射器，用来把血液从一个健康的人身上输到出血的产妇身上。象其他的医生们一样，他对于血液本身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注射器成功了。有些产妇由于他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死丁，但是有些救活了。由于那些被救活了的产妇，输血重新回到正规医学的领域。

    其他的医生继续着布伦达尔的工作，由于他们所不了解的理由，往往遭到失败，但无论如何救活了许多否则就要丧失的生命。接着使出现了在血液本身中寻找解答的人们。为什么输血能救活某些人而害死别的人?怎样才能防止血液在转输的过程中凝固起来?法国人朗德瓦进行了研究和实验，终于得到了这个惊人的发现：一条血流里有某种东西能够凝集并溶解另一条血流里的血球。但是究竞是什么呢?他址然找到了正确的线索，却没发现全部真理。

    然后来了另一个英同人，布雷克斯顿·希克斯大夫，他努力研究如何才能战胜凝固，终于用在血液里放近磷酸钠的办法得到了接近正确的解答。那已是相当正确了，但还不够完全正确。

    然后来了“黑暗时期”。虽然医生们仍然不知道血液的奇异的秘密，输血却流行了起来。输血被用来治从脓包到肺结核的一切病症，治疗的结果往往比原来的病更糟糕。绝望之余，医生们为这个引诱他们向南却又始终使他们困惑的能救命的发现寻找起代替品来：他们用盐水来代替血液，在身体本身产生血液以前盐水摹拟血液。这样不会产生什么并发症。出血缓和了，手术后的休克也减轻了。整整五十年，输血难得有人采用，几乎完全被盐水注射代替了。

    这也可能就是结局，但是科学和对人的生命的逐渐增长的重视却都不肯罢休。又有人重新否认有不可知的事物，他们继续研究、探索、实验，终了使神秘不再是什么神秘了。◆◆◆◆◆

    1902年，维也纳的细菌学家卡尔·兰德斯太拿博士从他的实验室里得出了第一个解答。他深入地观察了人的血液。他发现血液象海洋一样也有它的“动植物群”。实际上，流贯人们血管的永恒的河流好象有三条支流，都是从主流流出来的，但是各有自己的特殊的“动植物群”。在他的试管里，兰德斯太拿把它们分开了，然后又把它们汇合在一起。当他把它们汇合在一起之后，他惊异地发现有一条好象和另外一条对抗了起来，掀起了一场奇异的风暴，仿佛那海洋里的一切生物突然间卷入了可怕的战斗。

    他的发现把成功的荣冠放在朗德瓦的失败上面。他证明，某些蛋白质的物质，依它们存在的形式，使血液分为三种类型。他称它们为蛋白质同种凝集素，并且宣称有两种不同而敌对的同种凝集素。血液里有一种蛋白质的人是A型。有另外一种蛋白质的人是B型。有两种蛋白质的混合物的人是AB型。一种血型的血球破坏另外两种血型的血球；若是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就要招致灾难与死亡。只有当病人是从和本人血型相同的人转输血液的时候，输血才可能成功。现在三个世纪的失败得到了解释！挽救无数生命的工作有了基础。

    当意大利的达斯卡斯达罗和斯图尔里步着兰德斯太拿的后尘，宣布发现第四条支流——一种没有任何兰镕斯太拿发现过的蛋白质的血型——以后，血液的种种互不相容性终于被克服了。第四种血型——0型，它可以安全地输给任何血型的人。

    从此以后，没有人因为转输一种不同血型的血液而死亡。然而胜利还不完全。主流仍然很乖张。它能够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血管里流通，从尼安得塔尔人到在天空飞翔的驾驶员，并不断地更新，它在个人的身体里虽不免一死，但在人类的身体显是永远不死的。然而一旦暴露在空气和光线之中，它就不再是流动的液体了。它就变得象一条和水源隔绝的河流一样。它就变浓，变得象泥水一样的沉滞、凝固起来。

    现在输血的危险差不多都消失了，然而转输的方法本身仍然是一个问题。在转输的过程中，血液往往凝固起来，停止流动，造成病人死亡。于是实验又开始了，实验室里的工作无声无息地继续进行着，终于又找到了一个解答，这次是在美洲。

    1915年，主流第一次在人体的动脉系统以外保持流动。理查德·路易生博士在纽约和阿各特教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别工作，他们把柠檬酸钠放进了盛着血液的试管里，然后报告说，那种钠使得血液保持流动的时间比它单独保持流动的时间长些。

    外科医生们承认了路易生和阿各特的工作，他们改进输血的工具并创造更简便的方法。十年后，俄国人以他们特有的对待传统和倡导工作的方式，又依从承接了过去，证明含柠檬酸盐的血液可以用冷藏保存六个星期而应用起来仍然得到良好的结果。

    到1936午的时候，俄国人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血库制度。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已经在满洲燃起了，阿比西尼亚已经被法西斯吞没了，而西班牙正在侵略者的炸弹下流着血。

    对于那些曾追根究底研究主流的人们，对于那些曾利用它来哺育生命的人们，对于那些不久也就要在炸弹下(象他们正在摧毁西班牙那样)呼号的人们——考验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这个漫长、曲折而又痛苦的故事，建立在那么多人的毁灭和希望之上，那么多的世纪当中，那么多的国土上面，现在该怎样呢?现在，对于那些对生命仍然怀着满腔虔敬的人们，这个故事发展到了西班牙，发展到了巴塞罗拿的杜伦·焦德大夫，发展到了格雷文赫斯特、伦敦、维也纳、柏林、萨兰纳克湖、蒙特利尔和马德里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在巴基罗拿，焦德大夫利用俄国人和他本人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已建立起了一个血库。他树立了一种非常专门的、把血液集存、装瓶和转输的制度。后来当加泰隆本身成为战区的时候，焦德大夫的血库医院出了名，但是当时在马德里，这个战斗激烈而且有决定性的地方，却没有流动的血库。

    白求恩就是要在这方面来比力。或许当时的形势需要这样一个人：他既是医生又是诗人，既是学者又是军人，既是人体的医治者又是人体的绘画者，既是科学家又是梦想家；他首先是这样一个人：对人民怀着无限的热爱，对扰乱生活的人们怀着无限的憎恨，对于他和别人可以创造的未来怀着无限的信心。有一天，人们会记载下来：诺尔曼·白求恩在这儿继承了探素主流的人们所留下的工作。

    那个罗乌医生、朗德瓦、达尼、布伦达尔、兰德斯太拿，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说他什么呢?

    在他的伦敦旅馆房间里，追溯着他们曾经为之献出了心血和生命的故事，他没杏考虑这个问题。他要忙于处理这些实际问题：存器、冷藏器、钟头、注射器、防腐剂、旅行车、人员。

在他以后还会有别人来。主流本身不久就要被分成血清和血浆，并且让人们知道更多的秘密。但是在那个没有尽头的故事里，他将被列入那些为了从笼罩西班牙和全世界的恐怖中救出每一条生命而献出自己生命的第一批人们之中。◆◆◆◆◆

二十六

 

    12月6日，早上六点钟，白求恩随着一辆装满医疗器械和用品的旅行车回到了马德里。跟他同来的有索伦森和他新近找到的一个人：黑曾·塞斯。塞斯是一个年青的加拿大人，他在伦敦遇到了白求恩，志愿参加输血队工作。

    马德里在欢腾鼓舞：法西斯军曾从南面向它发动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势，可是被击退了。这个城市炫耀了它的力量，就象一个年青的巨人突然遇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对体力的考验，结果被自己未曾料到的精力弄得眼花缭乱。现在，军事指挥部可以从激励人心转向冷静地估计这个城市的明显的长期抵抗的力量了。佛朗哥的军官们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在马德里吃午饭哩。

    西班牙红色救济会没有闲着。为了给军事史上一种新奇的医疗工作做好准备，西班牙当局给输血队选择了特殊的房屋。在几天以内，白求恩、索伦森和塞斯就搬进了一座宫殿般的十一个房间的公寓，德国大使馆的法律顾问的旧居。这公寓在维尔格拉大道，那是马德里最阔绰的一个住宅区的一条宽敞的林荫大道。“在这儿，”红色救济会的一个负责人幽默地说。“你不会被炸弹打扰。佛朗哥对富人的财产很当心。”

    三个房间用作加拿大人的宿舍。其余的用来作化验宝、储藏血液的冷藏室、接待室、输血室。两个年青的西班牙医生被派来给白求恩做助手，同来的还有两个化验员、三个护士，一个厨师兼管家，一个办事员和一个看门人。

    在一种不断高涨的兴奋状态之中，化验室建成了，两套冷藏器装配好了，输血设备也都搬了进来。输血队要在一条四百英里长的战线上进行工作，由白求恩相两个西班牙医生每人分别负责一个战区。作为输血队的队长，领有共和国陆军上校的军衔，白求恩直接对陆军总部负责整个工作。索伦森被派为联络官，塞斯负责运输工作。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以后就要一刻不间断——不分昼夜，每时每刻都要有一部分人员值班，随时准备在得到军事指挥部的通知以后，即刻把血液赶运到前线任何进行着战斗的地区。

    维尔格拉大道上一切装置完毕以后，小型冷藏据就被分发到三个战区的各个医院和战地救护站，供两次紧急情况之间储藏血液之用。

    现在一切准备好了。作了最后一次布置前线工作的检查以后，白求恩召集输血人员和红色救济会的负责人举行会议。

    “我们的超级牛奶送货组织，”他报告说，“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切具备。我们随时可以开始‘送贷’。我们现在就差一样：‘牛奶’。如果没有它，我们大家还不如干脆回老家。”他带着询问的神气转过脸去看着一个红色救济会的代表。

    那个西班牙人很有信心地点点头，“我们一定尽力使你得到你所需要的全部输血者。”

    “本队工作进行多久，对输血者的需要就将继续多久。为了经常保持充足的血液储藏员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每天都得有输血者的来。”

    那个西班牙人好象投不着头脑，不明白为什么这事还需要讨论。“你一定会得到输血者的，”他简单地说了一句。

    有三天功夫，通过报纸和电台向马德里的村民发出了一个呼吁。前方战士需要血液！

    第三天晚上，白求恩坐在那儿听着广播的通告，然后在房子里绕了一圈：装着亮晶晶的设备的化验室、放着待用的瓶子的冷藏宝、放着三张给输血有用的床的输血室。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但是他突然又觉得靠不住，心里烦得慌。假使到了早晨只有零零落落的少数儿个人来呢?买设备、订冠冕党皇的计划、挂上官衔，这些都很容易——要是没有血液的话，这一切都毫无用处，而且那是你在巴黎和伦敦买不来的东西。马德里有没有一家是不挨饿，没伤亡，没男人在前线的?马德里的男男女女，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在城市的周围铸成了一面刺不穿的盾牌。对他们还能再要求什么呢?这些妇女构筑防御工事，靠豆子生活；这些男人整天工作，夜里“睁着一只眼”睡觉——难道他们自己没有流过血，挨过饿吗?他想到他或许忽视了这项工作中的主要因素：人的因素，那些无法估计的东西—一当人体在手术刀下显露的时候，每个医生所面对的那些东西。而这儿又有多少无法估计的东西呢，他这样想，一面看着窗外的黑暗的街道。只要今天晚上来一次空袭，明天早上整个马德里就会因为睡眠不足而憔悴。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的睡觉时间，他的脑了就会象海绵一样软绵缩的。◆◆◆◆◆

    在一阵烦乱不安的心情中，他叫醒了塞斯。“我刚在盘算明天的事，”他说。“你想他们会来吗?一切在纸上都说得好听，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输血者——”

    塞斯在黑暗个瞌睡地打着呵欠。“那个红色救济会的家伙好象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似的。”

    “是的……不过……”白求恩在房间里悄悄地踱来踱去。“对了……他应该知道。好吧，明天见，今天晚上我们需要很多睡眠。反正不久就会知道了。”

    他觉得仿佛刚上床就有人在叫他了。

    “白求恩人夫……队长……”洛佩兹大夫，那两个西班牙医生中的一个，招呼着叫他到书房外面的阳台上去，一言不发地指着下面的景象。

    两千多人挤满了街道，同时不断地还有人来。他们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从街这边到街那边，眼睛盯着输血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胖有瘦，有平民也有军人，有衣着简朴的工人，也有服饰华贵的主妇。他们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不做声，也不笑。

    两个医生站在阳台上的时候，街上的人们轻轻地用臂肘互相推推，有所期望似的。白求恩对那些仰起的脸凝视了片刻，随即就进去了。他脸上一点也没露出内心的激动，他立刻下了命令把大门打开，最先的输血者就排着队走了进来。

    他们从早晨一直工作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登记输血者，进行疟疾和梅毒化验，检查血球计数，装满那些一公升容量的瓶子——而输血者仍络绎不绝。不得不派一个民兵小分队去维持外面的交通。红色救济会加派了办事员来帮忙。终于没有空瓶子剩下了，连厨房里的冰箱也给腾了出来作临时的储藏器。

    从阳台上，洛佩兹大夫宣布要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接受输血者。但是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的男男女女嚷了起来表示抗议和失望。

    “明天？”

    “不行！为什么?”

    ；洛佩兹在噪杂的人声中大声喊看，尽力解释说没有容器来盛他们的血液了，也没有地方来储藏了。但是人们继续抗议着。

    “不行……同志……求求你们……现在！你们必须现在抽我们的血！我们的战士现在需要它！”

    洛佩兹脸上带着一副为难的表情，转过身来面对着白求恩。“怎么办呢?他们不肯离开！”

    白求恩倚着阳台的栏杆看着下面喧嚷的人群。他转过头来对着那个西班牙人，以一副自豪的神情说，“他们既然不肯走，那我们就继续开门。让他们都进来，让办事员登记他们的姓名、住址。我们今天能够做多少血液化验就做多少，同时向他们大家解释，我们在几天之内就会找他们回来……”

    十天以后，12月23口，在大学城，用西班牙—加拿人流动输血队供应的储血试行了第一次输血。

    第二天，白求恩发了一个电报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

输血处已开始工作。马德里市民热烈响应。初次试行输血完全成功。全体敬礼。

 

二十七

 

    这场战争象洪水似的，一处刚堵住，另一处又决口了。

    11月间它曾在马德里周围激荡；现在进入新年，它眼看就要淹没南部的地方了。

    佛朗哥曾拿出全副力量进攻马德里，可是未能得手。在目前，战事如果陷入僵持的局面，政府军就能够食时间来加强防御，而法西斯军就要遭受一个精神上的打击。因此，布尔哥斯方面认为他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西班牙政府军包围起来，使它与世界上其余的地方隔绝，从而使罗马和柏林安心。到了1月底，在进攻马德里未能得手之后调到南方的德、意和摩耳人的大批军队就开始向北方猛攻。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要占领海岸，并从侧面进攻政府军。他们面前的障碍是马拉加、摩特里、阿尔悔里亚达一串日晒的城市，以及民主政府的装备低劣的军队。假苦一切顺手的话，他们可以沿着海岸一直打到卡他基那、米尔西亚、巴伦西亚，最后还许能进入加泰险地区。对于佛朗哥，这将是一次轰轰烈烈的胜利，而对于民主政府，却是一场灾难。◆◆◆◆◆

    在维尔格拉大道的输血处里，白求恩在忙着抽血，陆续不断地把血液输送到前线，注意听着政府的公报，研究西班牙地图。显然，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输血处的工作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在11月和12月里，佛朗哥曾使马德里成为这场战争的车毂，而民主政府的防御工事则从城里伸展出去，象一个车轮子的辐一样。其中一个车辐就是输血处。现在，由于输血工作在长达一千公里的战线上进行得很有成效，同时法西斯军新发动的攻势在南方越来越猛烈，白求恩就拟出了一些计划，来扩大输血处的工作。这是一场靠鲜血与钢铁进行的战争，因此血液得紧紧追随着战斗。

    他在1月底向红色救济会和同事们提山了他的计划。他认为目前刻不容缓的事，是把输血工作扩展到法西斯军最近的进攻所经过的地区和前线。他的计划立刻得到了批准。到2月4日，他就把输血处交托给洛佩兹大夫和素伦森，他本人则由塞斯陪着出发到马拉加去。他们坐着一辆新卡车，车上装备着特殊的冷藏器、储藏的血液和输血的设备。他们从一个刚由马拉加来的英国记者那儿听到关于南方情况的最新消息。“有现成的工作在等着你们，”他说。“我前几天离开的时候，那儿正是全西班牙最热的地方，而我所指的并不是天气。”

    当他们沿着公路开车到海岸去的时候，白求恩记下了他们眼前就要开展的工作。“从巴伦西亚往下走的路上，我们要到所有的医院初步调在一下。我们要了解他们在血液方面的需要，制订输送计划，确定一下它们所能提供的救护站的数目。这样一来，我们在每一个地区就得有更多的司机，更多的医生，更多的化验员和输血者。”这样也就等于输血处要从马德里周围那个大弧形的地带把血液输送到所有的前线，一直向南延伸到直不罗陀几英里以内的地方。2月6日到达巴伦西亚以后，他们在红色救济会总部听到的消息是暗淡的，据总部的一个负责人说，南方的形势是“不稳定的”。他表示目前沿着海岸南行太冒险。没有人敢说战局会有什么变化，为是谨慎起见还不如就在巴伦西亚设立一个分库。白求恩同意这个办法可能较为“慎重”，但是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照样出发了，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年青的英国人，托马所·伍斯利，他是来给他们当替换司机的。

    接连三天，在越来越不稳定的气氛中，他们沿着海岸前进，一路上感觉到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更紧张。2月10日，他们到达阿尔梅里亚，听到了最坏的消息：马拉加已经陷落了。“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省长办公厅的一个发言人对他们说。“现在没有你们可去的地方。我们不加道我们的军队在哪儿。一切都要完了……”

    “但是伤员，”白求恩说。“总会有许许多多伤员的。”

    “一片混乱！你上哪儿去找伤员！法西斯军目下在马拉加，正在向北推进——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消息。也许位能在这儿尽点力量?”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把血液和输血设备送到南方最远的战线上，”白求恩简慢地回答。

    他们一言不发地开着车穿过这城市，望着城下的小海港。一艘准备拆卸作废铁的驱逐舰停泊在港里。一幢俯瞰海面的别墅上飘扬着一面英国国旗。

    在点缀这个海港的棕榈树下面，塞斯把卡车停住了。“我们现在该干什么？”他问道。

“就干我们原来所要干的。”白求恩指着路旁的一个里程标：一百六十九公里。这些冕程标是指从马拉加开始往北面去的路程。这就表明他们现在离着法西斯军，离着前线，还有一百六十九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