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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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敌人——法西斯主义（二十八至三十一）


发布日期：2011年05月01日

第三部：敌人——法西斯主义

二十八

白求恩本人记下了他们离开阿尔梅里亚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阿尔梅里亚停留了一个小时，足够我们去寻找一顿不容易到嘴的饭。这个小海港曾受到空中的轰炸和海上的封锁。在街上看得出城里饥饿到什么程度。一个流浪儿领我们到一家小酒店，但是那儿挤满了民兵，大家都在吃着同样的热气腾腾的杂烩汤。衣服破烂的孩子们在桌子中间穿来穿去，等着抢剩下来的食物。在城中心的一家饭店里，老板很抱歉地端上那千篇一律的一道菜：豆子。等我们又上路的时候，大街上渐浙挤满了人。关于马拉加的消息正在传开。

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儿辩论：留下明智吗?难道法西斯军真会打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

塞斯开者车经过港口，然后进入了山里。从这儿到马拉加只有一条路可走。它从阿尔梅里亚起沿首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向前延伸，绕过许多很陡的弯兜来兜去；右侧耸立着灰色的悬崖，左侧俯瞰着大海。在我们后面，阿尔梅里亚给遮得看不见了；在我们下面，地中海的激浪冲击着岩石。

走出阿尔梅里亚十英里光景。我的思绪就被一支奇异的队伍打断了。我从车前的玻璃窗诧异地向外瞧着。农民?可不是吗，他们正牵着形影不离的驴子沉重地走着。可是等到走近些，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农民了。

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向我们走来。他用一根绳子牵着一头驴，拖着脚步，低着头，背着一个用披巾系住的小孩。那驴背上堆得高高的，有一床褥子，一大堆锅盘，一双鞋子，几条毯子，一个水壶。一个男孩拉着驴尾巴。他后面跟着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而她后面还有一个老头儿拄着一根棍子一拐一拐地走着，一只手牵着另一个孩子。

难民从卡车旁边走过，好象并没有看见它似的。他们疲倦地往前走，脚在坚硬的路面上一步一挪，肩搭拉着，仿佛是给拖着往前走似的，他们嘴张着，举目无神，显得精疲力竭。

再往前去，路上还有一群难民正在拐弯。他们象是跟在柩车后而送殡的人。男人戴着宽边的帽子，蹦跳地走着，妇女穿着传统的黑色棉布外套慢慢跟着走，孩子们只穿着短裤或是衬衫，半裸的身体在太阳里晒着。

第二群难民从我们旁边蹒跚地走过去，我感到一阵象刀戳似的怜悯、愤怒和急躁。我们继续往前行驶，在每一个拐弯的地方都看见更多的难民。起先他们很零散，随后就越来越密集——相隔一百码，五十码，最后就彼此紧挨着：一根细线似的行列沿着公路川流不息地移功着，上面是烈日，底下是大海。

他们当中有的全家在一起走，携带着几件不值钱的东西；有的男女看上去孤零零似的，不由自主地随着别人的步伐行进；还有一些面容显得疲倦而迷悯的孩子由大人们轮流领着。他们好象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他们好象足一群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幽灵。在海浪的声音与悬崖上的回声之间，只听见他们的凉鞋和石子摩擦的窸窸声，他们费劲呼吸的嘶嘶声，以及发自裂开的嘴唇、井顺着这歪歪例倒的行列一直传至远处才消失的呻吟声。

他们中间各种年龄的部有，可是他们脸上都带着同样疲倦不堪的神情。他们毫无表情地在我们卡车旁边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一个看上去还不到十六岁的女孩子跨着一头驴，低头对着怀里吃奶的婴儿；一个老太婆，她那衰老的脸半遮在她的黑色披巾里，在两个男人当中很吃力地走着；一个老头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他的光脚沿路淌着血；一个年青人肩上捆埔着一堆被褥，他每走一步，肩上的皮条就勒他的皮肉一下；一个妇女捂着肚子，她的张大了的眼睛充满着恐惧——这是一群沉默的、憔悴的、苦痛万分的人和牲口，那些牲口有时不满地吼叫，那些人却象牲口一样不发怨言。

塞斯停住车。我下了车，站在路中央。他们是哪儿来的?他们要往哪儿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他们懒洋洋地斜着眼看看我。他们没有力气往前走，可是又不敢多耽搁。他们说，法西斯军就在他们后面。马拉加?对了，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马拉加已经陷落了。马拉加！全完了!他们到哪儿去?沿着公路走吧。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法西斯军已经到了马拉加，大炮隆隆响着，房子轰倒了，城市遭了殃，能够走动的人都逃出来了。他们劝告我们，回头走吧；什么都没剩下了……他们后面只有更多的难民，再往后就是法西斯军。◆◆◆◆◆

我回到卡车上。塞斯把他的照相机准备好了。他从路旁边和卡车顶上照相，我黯然地在一旁看着。我想到马拉加：一个令人震惊的败仗：是怎么搞的呢?但是现在去想那个也没有什么用处了。重要的是在那陷落了的城市这边某个地方政府军队一定正在整编吧。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新的、而且要更苦守的防线吧。在这条公路前面某个地方一定正在进行着战斗，至少有后卫战吧，那么也必定有受伤垂死的人正需要我们从马德里带来的血液。

我们现在把车开得更快。到了路陡峭起来的地方，难民的行列就比原来的密了。随后路就突然拐弯，离开了海岸，慢慢上升，骤然间我们面对着一座小山，山底下是一大片平原。塞斯猛然踩住了煞车，吃惊地哼了一声。卡车颠簸着在一大群难民和牲口的前面停了下来。他们象一座颤动着的墙似的，把整条路全堵住了。妇女尖声叫喊，驴子惊得站了起来，无数张脸向我们挤过来。等我们到达山头，就又有密得象一堵墙的难民在卡车周围走动着。

但是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活来的是山下的景象。

这片平原一直伸展到视线以外。在这片平原上面，在那本该是公路的地方，现在遍地都是难民，他们的队伍足有二十英里长，象一条巨大的毛虫似地蠕动着，它的无数的脚扬起厂一片尘土，在慢慢地、笨重地移动者，从地平线以外的地方起，穿过干旱的平坦的原野，一直到山麓的小丘。

我跳到车旁的踏脚板上，用手遮着眼向下眺望平原。什么地方也看不出道路来，它完全被难民遮住了。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象蜂房里的蜜蜂似的，也象蜜蜂一般使整个平原都充满了一片闹哄哄的话声、喊声、哭声，以及牲口发出的怪声。

我们开始慢慢地下山，塞斯不停地按着喇叭。我在踏脚板上挥手让难民们躲开。他们不理会我的喊叫声和喇叭声；她们一个接一个垂头丧气地从车旁走过，有时撞着车身，随后就在路上散开，落在车后面了。

如果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他们就至少已经走了五天五夜了。这可能吗?那个腿上生着溃疡的老太大——她能在野外路上走五天五夜还照旧活着吗?可是她居然就在这里，她的外套在尘土里拖曳者，一转眼就被吞没在卡车后面的人堆里了。还有那些孩子……各种年龄的都有，大多数都光脚——他们怎么也能依旧活着呢?孩子太多了！只要你对眼前的路望上一眼，心里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难过。五英里的蛹动的人群，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孩子！

我们的卡车从掉了队的难民身旁开过去，他们在路旁休息着，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睡在什么也没有的地上；我们通过了居民撤退一空的凄惨的村庄；我们从炸弹坑和烧成瓦砾的农舍旁边驶过。随后这沉重地走着的人群就不知不觉地变了，象骤然掺上污泥的泉水似的。我低声咒骂着：怎么回事，民兵！起初只有几个在难民当中，可是再往前一英里就高成百的，随后就有成千的。他们的制服破破烂烂，他们的武器不见了，他们的脸上长满了胡子，他们的眼睛陷了下去，一副吃了败仗的样子。他们跑到难民当中干什么?他们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人吗?逃兵吗?我还来不及寻思，这些比兵的后面就来了一队队的骑兵。马和人都精疲力尽。有些骑兵无精打彩地走着，脖子上挂着靴子，手里牵着马，妇女或孩子则紧抱着马鞍。他们已经不成为骑兵了：他们也是难民，和其余的人一样，哭丧着脸，不声不响地逃跑。

……那一天西班牙的太阳和法西斯军同样地残酷无情。那份炎热简直成了一个有形的、可恨的敌人。公路现在拐弯，又靠近海边了，我们重新听见了海浪冲击岸边岩石的声音，在难民的嘈杂声小，浪声象是远处传来的鼓声。

现在我们看见更多惊惶和慌乱的现象。我们得绕过坏了的大车和被抛弃的卡车慢慢地行驶，垂死的小毛驴被推到下面的海岸上，那儿精接力尽的人们摊开身子躺着，他们的肿胀的舌头挂在皱起来的嘴外面。更多的孩子，更多的民兵，更多的撤退一空的衬庄。我们因路上有障碍物而暂时停住了车，没想到立刻就被呼吁求怜的难民围住，有的伸手讨点水喝，有的要求搭车到阿尔梅里亚。我把我的水壶从车窗扔了出去，随后我们就继续前址。

我们超越一辆空的公共汽车，驾驶应上坐着一个民兵。在我们超越的时候，这个民兵把头伸出窗外，挥舞着双手，喊道，“汽油……”塞斯摇摇头，大声回答说，“上前线去！”那公共汽车后面有一个小女孩独自蹲在路旁嚎哭，嘴里衔着大拇指。我看见难民中有一个民兵伸出一只手，把她举到后背上。这个民兵身旁有一个农民，背着一个妇女，好象扛着一袋马铃薯似的。

海岸又离开公路了，我们在两片甘蔗地中间行驶。甘蔗的顶端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昆。绿色的叶子飘落在路上并在光脚底下被踩过。在另外一辆抛描的公共汽车旁边有一群民兵摆手叫我们开回去。我们从车窗里还是喊着，“上前线去！”◆◆◆◆◆

我们又来到海岸边，达时候太阳正开始西沉。天上一片霞光，火焰似的光芒在地中海海面上颤动着。然后天就骤然黑了。我们感觉列周围的难民加快了脚步。塞斯打开了卡车的前灯，立刻我们就听见忿怒的喊声：“关灯！”在那些被围困的城市里，孩子们在成长，却不知道人类早就征服了黑暗；在这儿，当年陶醉过游客的景色优美的海岸上，灯火也是一种威胁，只有在黑夜中才有安全。不开前灯，车是几乎不能行驶了。我们按喇叭，我们大声嚷嚷，可是都没有用处。在一个小时里，我们只走了很短的距离，随后我们就停住了。我们坐在卡车驾驶室里想主意，这时候有一群民兵走了过来，样子很狼狈，可是似乎还保持着纪律。他们向我们要证件看，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敬了个礼，然后把他们后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他们说，法西斯军正在迅速地向东推进。下一个城是摩特里，大概已经落到敌人手里了，或者不久就要陷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线；阿尔梅里亚这一边的地方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这不是败退——这是崩溃，南方沿海的地区象一个熟了的梅子落到佛朗哥的外国军队手里。

卡车门忽然开了。黑暗中有一个男人用肩膀顶住门，他的张大的眼睛注视着我，怀里抱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他把孩子举到我们面前，瘦弱得不象样子，并且因为发烧而在浑身发抖。随后他就讲起话来，他说得非常快，一个字接着一个字从他嘴里飞出来，一开始声音发哑，随后就高昂起来，到后来就好象一只孤独的火鹤的哀啼。我用不着翻译；他的话是通用的，用任何语言说都会听得懂的：“我的孩子病得厉害……等不到我把他带到阿尔梅里亚他就会死的……我自己愿意留在后面……我只替他求情……请你们把他带走——把他搁在一个有医院的地方……告诉他们我随后就来……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叫胡昂·勃拉斯，我不久就来找他。”

我接过那孩子，轻轻地把他放到座位上。那西班牙人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在我胸前画十字。对着那个陌生人，那些从黑夜和骚乱里显露出来的脸，那些在我周围因恐惧而扭动的脸，那些象暴风中的树林一样伸出来的胳臂，那些恳求我的声音，我即使会讲西班牙语，也不能表达由衷之情。

“同志……做做好事……救救我们，”他们喊道，我用不着听懂他们的话就能明白他们的吁求。

“把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带走……法西斯军快追上我们了……”

“可怜我们吧，同志，救救我们，请看在上帝份上……”

“让我们搭你的车走，我们走不动了……”

“同志，孩子啊，救救孩子们……”

我跳到踏脚板上。他们围住我，拉着我的衣服。我心里燃起了满腔愤恨：他们今晚到哪里去了，那些以执行基督教的上帝的意旨为己任的人们，那些给世间带来神的爱和救赎的人们——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他们就听不见这些在向上帝求救的众生？人的爱又被赶进什么黑暗的洞穴里去了呢？在这个病态的世界上，怜悯和良心哪里去了？

空话——啐！到处都是象洪水一般滔滔不绝的空话，而这洪水淹没了马拉加公路上这些人间地狱里的人们。假若我有一千双手，每只手里有一千支杀人的枪，每支枪有一千发子弹，每粒子弹都对着一个杀害儿童的刽子手——那我就知道如何来表明我的愤恨了！我要用每只手上的每支枪来宣布这些败类的死亡，我要用天使加伯列的号音在这个昏睡的世界的耳旁大吼，压倒那些仍在世上信口开河的蠢人和骗子的叫嚣。我要用加伯列的号音般的呼声，来唤醒被侵犯的西班牙国境以外的那些漠不关心的亿万人们：“你们的手上沾满无辜的人们的鲜血，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安然熟睡的人们！假若你们对于今天晚上马拉加公路上可耻的惨剧漠视无睹，你们的城市就要成为索多玛和俄摩拉了！你们的孩子将要同样地在死亡和恐怖的荒野里飘荡，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听见西班牙的痛苦呻吟而默不作声的人们！”

我弯下身子，隔着那孩子的发抖的身体去瞧塞斯。“他们说得对，”我说。“现在再往前走是毫无意义了。只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做的——尽量设法把这些人带到阿尔梅里亚，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我们得把车后面装的东西都卸下来，腾出地方，这些东西交给头一辆过路的救护车带走。我们只带孩子……”

我们在这狭窄的路上把卡车掉过头来，卸下器械和储藏的血液，随后我就打开卡车的后门。一阵兴奋传遍我眼前的难民，他们都在等候这个机会，可是没有一个敢希望轮到这个机会。我仔细地看了看卡车，估计一下能容纳多少人，随后就跳到地上。“只带孩子！”我宣布道，但是在那乱糟糟的喧嚷声中我的话没人听见，而我却被涌上来的人们推到后面去了。现在，走向安全的门户打开了，每个难民都仿佛认为错过眼前的机会，就再也不能得救了。在他们的疯狂的进攻之下，我一面往后退，一面甩开胳臂挡住了开着的车门。“只带孩子！”我拦住他们，愤怒地喊道。“孩子！只带孩子！”塞斯急忙跑到我身旁来帮助我。◆◆◆◆◆

“我们怎么办好呢？”塞斯气咻咻地，往后推那来回转动的群众。“他们会急疯的——那些被丢在后边的人！”

“不许成年人上，”在这一片哀求和啼哭声中，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冷酷的。“我们只能带孩子，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他们递给你——不要让别人上来，即使必须用武力也得拦住他们。”

我不慌不忙地挤到这些歇斯底里的难民的行列中间，嘴里喊着，“孩子！——只带孩子！”现在来决定让谁走，让谁留下，实在太可怕了，比当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更让人难受。“你，”我喊道，指着人堆里的一个妇女，她怀里有一个婴儿搂着他的脖子。“我们可以带你的孩子！”一双双心甘情愿的人把她推了过来。过一会我就在人堆里走到了她身旁。“我们可以带这孩子，”我重说一遍，可是这母亲只抬起头，以她那又大又黑的陷下去的眼睛望着我，把孩子抱得更紧。也许她没有听明白？我伸出胳臂，但是她仍然没有任何动作，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抬头看着我，这时候我才看出来孩子太小，不能离开母亲。我突然感到难过，不知如何是好。“只带孩子”，这话说来容易，可是这个妇女陷下去的黑眼睛似乎在回答：“你若是只带我的孩子，你就使我们母子俩都活不成了。”我用胳臂保护着她，给她开路，把她送到卡车旁边黑曾的手里。“两个都带走，”我说，随后就又挤回人堆里。

我来回地走着，下命令，安慰这些妇女，选择年纪最小的孩子，硬着心肠拒绝成年人上车，把被挑中的孩子一个一个抱到车旁。当我往车上送人的时候，痛苦的声音追随着我。我听见人们在叫唤黑夜里走散的家人。自己的孩子已经在车上的母亲们站在车旁边，低声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男人们一声不响地看着，等到车上快装满了，他们就绝望地走开了，躺到附近的地上。“我凭什么在这儿决定他们的命运？”我问我自己。

“还能装几个？”我对塞斯喊道。

“硬挤一下的话——两个。”

我觉得有人碰我的胳臂。我转过头去，看见一张苍老的脸，伛偻的背，眼泪，以及泪眼里无言的哀求。我望着这个老头儿，等到我喘过气来，我就慢慢地摇摇头。“朋友，我以后做梦也忘不了你的脸，”我心里想，可是我把那只手从我袖子上推开了——一个老年人伸出来向我求援的手，就象一个孩子似的。

车上只能再带两个人了——这些等候着的难民一明白了这个情形，全楞住了，突然寂静了下来：这种寂静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那绞刑吏把绞索套在犯人脖子上，旁观的人们硬起头皮来看这难以相信的酷刑的时候，才会有的。但是这儿没有旁观者。这儿全是犯人，都觉得绞索在各人自己的脖子上套得越来越紧。

我从一个五十岁模样的妇女面前走过，她未老先衰，可是死去究竟还太年青。她几乎不能站直了。她的腿粗大得惊人，肿胀的血管在黑暗中都看得出来，筋络盘曲着，象酷刑用的九尾鞭，血往下流，渗入她的布鞋的鞋面。我回到她面前。假若这是我自己的母亲——我将怎么决定呢？我站在她面前，用手摸着她的骨瘦如柴的肩膀。我自己的母亲？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总是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西班牙人的母亲，因此也就是我自己的母亲。我扶住她的摇摇晃晃的肩膀，但是她平静地把脸转了过去，仿佛她一无所求。

车上只剩下一点宝贵的地方了，最后上车的那个孩子是我从一个妇女怀里夺过来的。她紧搂着孩子，又哭又叫，随后在哀呼中撒手了，就仿佛孩子是再度在血污和产痛中从她子宫里生出来似的。我抱着这孩子——一个小女孩——从一声不响的人群中走向卡车。这时候有一个妇女突然跑到我前面，抓住车门的侧柱，钻进卡车里。我在半空中抓住她的脚踝，嘴里骂了一句，但是她把脚蹬开了，在那极窄的地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下去！”我命令她，同时把那孩子举到她的跟前。“你要上，孩子就不能上！你明白吗？你肯占孩子的地方吗？”

她是个年青的妇女。她的长长的黑发披在她那苍白的脸的两边；她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随后就解开她的大衣，把她的棉布衬衫高高地撩起来。她原来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

我们俩面面相觑了一会，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肚里则怀着一个孩子。她在她占的那块极小的地方挤着坐了下去，大肚子夹在两个膝盖中间，她对着我笑，并伸出了她的胳臂。她的眼睛、她的胳臂以及她的笑容都仿佛在说：“你瞧，我来抱孩子，这等于我不在这儿，等于我没占任何人的地方。”她把那个女孩子放在膝盖上，让孩子的头靠在她的肩上。

现在这事算完了。四十个孩子和两个妇女紧紧地挤入了卡车和驾驶室。有一半人坐在地上。其余的人只有站的地方。不管好坏，这件事总算完了。◆◆◆◆◆

我使劲把车门关上，命令塞斯把他们一直送到阿尔梅里亚的医院，一路上不要为任何人任何事停车。假若他能在路上找几个武装民兵站在踏脚板上把守，不让别人上车，那就更好。他要让他们确实得到食物和医疗，随后向省长办公厅报告这儿的情况，告诉省长必须立刻派运输工具来，不然，死于饥饿和疲乏的人就会比死于敌人枪炮下的还要多。然后他要把油箱灌满汽油，把车开回来再运一批人。他转过身去，一直走到驾驶室，头也没回就爬了进去，踩了油门……

卡车开走了。妇女们有些因孩子走掉哭了起来，有些因看着孩子没走掉哭了起来。男人们扛起行李，继续前进，怕敌人追上的恐惧象一股热风吹在他们的脖子上。

我在路旁找到了那腿上流血的老妇人。她坐在地上，头枕着膝盖。她抬起了头，憔悴的脸上仍旧带着那副平静的听天由命的表情。我从医药箱里取出一管药膏和绷带，把她的脚包扎了。“起来吧，”我说，“到阿尔梅里亚还远着呢。我们再走一会儿，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歇息。”我说的话，她一句都不懂，可是她把手伸了给我。我轻轻扶起她来，用她从未听过的奇怪语言跟她谈话。

我们俩一起加入了公路上的难民的行列，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们步履艰难地向阿尔梅里亚进发，背后跟着别的难民……

……我跟着这群川流不息的难民走，我看了看我的夜明表。才十二点吗？我只走了四个小时吗？这四个小时仿佛是没完没了的，而其他的人至少已经走了四天！

我是在两个小时以前和那位老妇人分手的。那时她实在走不动了，我只好在田野里给她找了块地方，让她躺下，她四围还有好些别的难民，他们都是除了身体下面那块土地以外就什么也没有的。我心里想，也许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会把她带走；也许法西斯军会先赶上她。

我已经用完了最后的一包绷带，给人吃了最后的一粒药丸，送掉了最后的一块巧克力，吸了最后的一支香烟，并且扔掉了我的空医药箱。我现在只剩下一双空空的手，在急躁地等侯黑曾回来。他回来了又该怎么样呢？再继续运难民？那无异于想用顶针来淘干大海。

……路上忽然骚乱起来。我看出是我们的卡车在爬行着，车灯很暗。塞斯从车上跳下来，面目憔悴，可是情绪饱满……

一连四天四夜，我们往返穿梭，拚命忙着撤退整个城市的剩下的居民。一连四十八小时，塞斯没离开司机的座位，而我则停留在公路上，集合着下一批要运走的人。由于缺乏睡眠，我们的脸色变得苍白。我们忘记了时间。我们生活在留下的人的悲伤和到达安全地带的人的疲倦的喜悦之中。我们在忙着，可是心里在想，每一趟都可能成为最后的一趟，唯恐那些离城最远的难民会落到法西斯军手里。

每次到阿尔梅里亚，塞斯都在省长办公厅那儿停车，嚷着要求派卡车、大车或任何能转动的东西来加速撤退难民的工作。但是在这城里什么样的车辆都没有了。

到了第二天，我决定不能再单运孩子了：那些与儿女分离的父母的惨状太叫人难受了。我们开始运起全家来，给那些有孩子的人家以优先权。就在第二天，我们尝到了其他人已经尝了五天的滋味——饥饿。在阿尔梅里亚，现在是哪里都找不到食物了。

仿佛是来和我们的饥饿开玩笑似的，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突然在路上出现，推着一手车橘子，高声叫卖着。在战争、逃难、死亡之中，一个日常的街头小贩！我把这一车橘子全部买下来，自己留了一个，其余的都分了。

一连四天四夜就这样过去了。白天，我们在飞扬的尘土里，在把皮肤晒得起泡的烈日底下工作，我们的眼圈红肿，我们的肚子饿得直叫。夜间，冷得使人受不了，我们又渴望白天的酷热。

一片死沉沉的寂静笼罩着难民。其中饿得快死的躺在田野里，已经进入麻木状态，只是在咬野草时才略微动一动。快渴死的坐在岩石上发抖，或者漫无目的地东歪西倒地走着，眼睛里露出那种病态的迷惑、狂乱的神情。死了的人和病倒的人混杂在一起，目不转睛地望着太阳。接着飞机从头上掠过——发着闪光的银色意大利战斗机和好几队德国亨克尔式飞机。它们大摇大摆地向着公路俯冲下来，就象在作射击演习一样，用机关枪在奔跑的难民周围编织着错综复杂的几何图案……

我看见卡车又回来了。我们能塞进多少就塞进多少。这一次我也上去了。一个孩子坐在我腿上，他呻吟着，发高烧的眼睛注视着我。多半是脑膜炎。过了一会儿，他看着象是不再痛苦了。这是个不好的症状。我希望我们能及时把他送到阿尔梅里亚。他大约有七八岁。◆◆◆◆◆

我打了个瞌睡，醒来时发觉卡车正在慢慢地往下坡走。这看来好象是最后的一英里了。但是多么可怕的一英里呀！从西阿拉山到城里，成千上万的难民队伍活象一根弯弯曲曲的大口细杆的烟囱。他们布满在山上、路上、海岸上，有的为了早点到城里，涉着海水走。

一到城边，卡车就只能跟随那些挤成一团的难民一寸一寸地前进。我们似乎抛锚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前面的难民才向前，涌进，我们也终于到阿尔梅里亚了。

在四天之内，这个城市已变成了一个广阔的营地。街上挤满了无家可归、无处可投的难民。有好几千人露宿在主要的广场上。人们很疲倦地从街上站立起来，让我们通过。

红色救济会指点我们到一座古老的建筑物，那里临时设了一个医院和儿童收容所。我们把我们带来的难民送进去，又把那个害病的孩子交托给一个医生。然后我找到一张帆布床，瘫了下来……

我突然醒了，身上觉得不舒服。有一阵子，我以为我是在山里露宿，躺在公路旁边，可是我的手从粗糙的地板上滑过，于是我想起这里已不是公路，而是阿尔梅里亚了。我诧异我耳朵里为什么有响声。从我昏昏沉沉的状态，我猜想我大约睡着了一个小时。

把我吵醒的是空袭警报的汽笛声。我匆忙爬了起来，可是头一颗炸弹爆炸的时候，我又跪倒了。那爆炸好象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铁掌深深地打入地里……我能够听见孩子们的惨不忍闻的号叫。人们在走廊里乱跑乱喊。我重新爬了起来，脚底下地板还在颤动。随即有更多的爆炸声，有的近，有的远。

我连奔带跑地穿过了黑暗的走廊，一路上冲撞着满处乱跑的人们。在宿舍里，孩子们吓得直哭。我摸索着到了街上，一口气跑到市中心区。

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飞过，街上只听见发动机的声音响成一片，我的耳膜都似乎要震破了。接着炸弹下来了，落在我前面的地方。

我瞥见一架轰炸机以优美的姿势在月光中倾斜着低飞，不屑于在高处或黑暗中躲藏。这些混蛋确实用不着着急啊！零星的高射炮火只不过象烟火似地点缀天空。

几分钟以后，我走到了城里人口稠密的地区。在这儿，街上已经不黑了。被燃烧弹炸中的建筑物的骨架冒着大片的火焰。在燃烧着的建筑物所发出的强烈的火光里，一眼望去只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在狂奔乱跑，有的在躲炸弹，有的让塌下来的墙压倒，有的在爬，有的掉进弹坑里，而在他们消失的时候，有的在惨叫，有的用手在空中乱抓。

从港口那个方向没有传来炸弹爆炸的声音。这些轰炸机对于港口没有兴趣！它们所追逐的牺牲品是人。它们所追逐的是从马拉加逃出来的那十万人，这些人不愿在法西斯统治下生活，但是在这儿，他们拥塞在一起，成了一个理想的目标。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没来侵犯阿尔梅里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准备着。现在难民从马拉加走到了这儿，现在难民被困在城里几条街上，屠杀他们只需要最少的炸弹——现在佛朗哥来满足他的复仇的欲望了。对于港口，他是不在意的。一个海港既不能思想，又不能反抗法西斯主义，也不会流血。只有人才有思想、感情、勇气。杀死他们，把他们弄成残废，让他们瞧瞧法西斯无情的魔掌的厉害吧……

我从密集的人群中使劲挤过去，一路喊着：“我是医生！我是医生！”但是，我的声音为汽笛声、爆炸声以及被扭曲的铁栏杆戳穿了肚子的驴子的惨叫声所淹没。

随后轰炸骤然停止了，飞机的吼声渐渐在天空消失。燃烧着的建筑物照亮了男男女女的脸，他们似乎已经没有感觉了，吓呆了。

现在空袭过去了。在寂静中我觉得耳朵疼痛。寂静？不是。现在轰炸完了，我能够听见人的声音了……空袭是过去了，可是死了的人和垂死的人还在这儿。

我从受伤的人们的衬衫上扯下布条子来，把他们的伤口包好。在一座内部完全烧毁了的房子里，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在一堆沉重的横梁底下呜咽。她大约有三岁。我拉开了横梁，把她抱在怀里带走。后来碰到一辆急救车，我就把她放在担架上，心里想她还不如死了的好，因为即使她的残废的身体能活下去，她的小眼睛已经显示出她的神志是永远不会正常了。

在市中心区，我看见一圈沉默的男女。圈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弹坑，坑里面有炸弯了的排水管、衣服的破片和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的身体觉得象那些死人一样的沉重，可是又觉得空虚。我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烈焰。◆◆◆◆◆

以上是他在马拉加公路上所经历的四天四夜的日记。这是他在另一个白天和黑夜里以一种悲愤的心情写下的。他写完了以后，站在儿童收容所一个震破了的窗户前面，向外看着那直到黎明还在冒烟的城市。

他的身体渴望睡眠，可是他仍然站在窗前沉思了很久。在马德里，在前线，他听见过“消灭法西斯！”这个口号。他和大家一起喊过，可是仿佛现在才第一次体会到这个口号的意味。对于他，这个口号现在仿佛是一个他以满腔热诚来支持的判决，他必须加以执行，要不然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的。把那些屠杀妇孺的匪帮处死，打下十八层地狱！让那些站在旁边冷笑的无动于衷的人们遗臭万年！至于全世界那些被蒙骗的人，他们还在安然观看着这些掘墓人，而没想到他们有一天也会葬身于这同一的坟墓——对于他们应予以怜悯和警告。

“无论进入什么人家，我都要医治那里的病人……”当初这样宣誓的时候，他多么意气扬扬，就象成千上万的其他医生一样。但是在他目前进入的这一家，死亡来自炸弹、谎言以及在反共的旗帜下毁灭整个城市的那些人。在阿尔梅里亚，不只是一个城市成了废墟。在这儿，两个世界发生了血腥的冲突。为着纪念阿尔梅里亚，他发誓要改造自己，要克服自己所有的弱点和虚荣，要象一个战士那样地生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钢铁般的人——因为只有钢铁般的人才能保卫那个正在斗争中诞生的新世界。

二十九

几天以后，在巴伦西亚，他把他的日记压缩了一下，送交西班牙政府。他管它叫《马拉加—阿尔梅里亚公路上的罪证》。政府把它印成小册子，有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并用塞斯所摄的照片作为插图。

在巴伦西亚，他听说卡巴赖罗政府快要垮台了。不抵抗就放弃了马拉加，这在大多数的人民阵线人士看来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而且是完全该由政府负责的。白求恩听说政府甚至没有下命令进行任何后卫战。马拉加可以说是双手捧着奉送给法西斯军的。

他回到马德里以后就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输血队的工作。队中其他的人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厌恶任何延误和官样文章，更需要实际行动。任何麻痹大意以及缺乏效率在他看来都是“卡巴赖罗主义”，可能引起马拉加式的后果。在输血处里，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加拿大人，只要稍一疏忽，就足以惹起他那人所共知的盛怒。但是在前线他的工作却照旧冷静、熟练、而且有效率，与他一同工作的人没有不为此感到惊奇的。

当他不在前线工作的时候，他总在盘算着一件自从马拉加沦陷以来念念不忘的事情——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孤儿需要援助。穷于应付的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白求恩认为另外需要有一个能得到外援的特殊计划。巴塞罗拿，北部的工业中心，当时离战场很远。他认为巴塞罗拿是个很理想的地方，可以在那里设立一系列的儿童村来照顾那些孤儿。他飞到巴塞罗拿，加泰隆的首府，呆了五天，与政府官员讨论他的建议。等他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他就打电报请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为这个计划筹款。委员会表示同意，后来在巴塞罗拿北面最先设立的两个儿童村就是民主西班牙的加拿大友人捐款举办的。

重新回到马德里以后，白求恩就扩大输血队的工作范围，把整个中部战线全包括在内。4月初，政府军在瓜达拉加拉战区猛攻的时候，输血队曾在布里惠加一连进行了三天输血工作，那是三万意军被击溃的战线的中心。

瓜达拉加拉战役是政府军在攻击战方面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随着这个胜利一阵乐观情绪传遍了整个西班牙。胜利的滋味是美好的，白求恩因为心情比以前轻松，就开始想作些关于血液的新试验，并计划将输血队的工作进一步扩大到全国。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只是昙花一现。

有一天下午，他忽然接到卡罗斯·康特雷拉斯的电话，请他立刻去商谈。在他的办公室里，康特雷拉斯很快就谈到正题。他有一个建议——请白求恩到北美洲去一次，把西班牙人民的困苦危急的处境直接告诉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

康特雷拉斯对他说明了局势严重到什么地步。他说，瓜达拉加拉战役表明共和国假若有作战的武器是能够战败法西斯的。可是它现在得不到武器。苏联离得太远，而且它的没有武装的商船太容易被意大利的潜水艇在地中海击沉。因此，单靠它的援助是不能战胜法西斯军在武装方面的优势的。而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拒绝取消禁运。相反的，德国和意大利却源源不断地把军队和军火运到西班牙。在这种情况下，美洲来的援助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同时，输血队的工作现在已进行得很顺利，因此他认为目前白求恩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到北美人民的面前替西班牙说话。◆◆◆◆◆ 白求恩一开始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战争在继续进行，他却去从事巡回讲演，这使他想起来很不舒服。但是他实在无辞可对第五联队的首长摆在他眼前的那些残酷事实。

他和输血队的加拿大同事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康特雷拉斯的看法，认为在最近的几个月内，白求恩帮助西班牙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北美去发动一个要求取消禁运的群众运动。白求恩拍电报给国内的委员会，等到委员会同意后，便从巴黎请来一个摄影师拍了一部叫做《西班牙的心脏》的战争影片带回美洲。

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没做了。几个星期前，他接到《新边疆》——一家加拿大文学杂志——的信，请他写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他决定趁着还在马德里的时候来写这篇文章。

他把它叫做《久不写信的歉意》。这篇文章完全表现出他的独特的性格。他一开头说，他之所以迟迟未写信，是由于在战争中的西班牙，“我深深感到文字的陈腐空洞。”他可以描写一次轰炸，描写街头的屠杀，但那样做是不够的。只有艺术才能够表达他几个月来所体味的死亡与恐怖的经验，因为只有艺术才是“经验的合法而可辨认的产儿。”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继续写道]要尽情抒发自己的胸怀。他“悠然地泅泳于个人性情的波流之中”。他听从自己。他尊重自己。

他出现于日常的世界，有如大海中的巨鲸，打破一切习俗与传统的表面的平静。他是愉快的，严肃的，嬉笑自若的。他热爱生活。他热切地进入所有的人的生活里。他把所有的人融为一己。

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责任是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摇撼那些安于现状的社会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前的现实，指示出它新生的道路。他既是他时代的产物，又是他的时代的先驱。他来到以后，我们就感到不安，对于我们平常太轻易地认为真实的那些事物怀疑起来。他使一切静止的和固定的东西都动摇不安。在一个害怕任何变革的世界里，他提倡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宁静的人——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定、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当输血队里的加拿大同事读这篇稿子的时候，他们并不奇怪他这个当医生的为什么要从西班牙战场上大谈其艺术家的作用。他本人是一个艺术家，正如他是一个医生一样。但是不仅如此，他们明白他不只是在说明艺术家的特性，而且是在描绘他自己生活的新轮廓。

1937年6月6日，他启程回国。在维尔格拉大道的输血处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送别仪式，参加的人包括输血队的全体人员，新成立的军事卫生部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由于他在各条战线所采用的输血方法，伤员的死亡率已经大为降低，有些战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之多。这一点是西班牙的各位发言人在送他去履行他的新使命时特别提出来颂扬的。

他在西班牙看见的、经历的和做过的一切记忆犹新，他现在要回国了，“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

三十

6月18日早晨八点钟，白求恩到达蒙特利尔。

虽然时间很早，好几千人已经聚集在古老的幸运车站和附近的街道上来欢迎他。他一跨下从纽约来的火车，一大群人便涌进入口处，沿着很长的月台蜂拥着跑过去。

他还没来得及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给包围住了，热忱的手抢走了他的提箱，热烈欢呼着的人群把他高高地举在肩膀上。在照相机的灯泡的闪光中，新闻记者使劲往里挤。在一大堆喜笑颜开的陌生的脸当中，他瞥见了一些老朋友。“白求恩大夫万岁！”许多人高呼着。他被抬着经过了车站到街上去，前面的一条横幅上写着：民主西班牙万岁——欢迎白求恩大夫归来！

车站外面，一长列的汽车在等侯着，挂满了彩绸和欢迎的旗子。在他还被抬着的时候他就用几句感谢的话回答了群众的响亮的欢呼，最后他说：“大家今天早上这样来欢迎我，我实在没法说出我心里是多么感激。我知道，这不单是对我个人的欢迎，而是大家对民主西班牙的支援的一种表示。”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了市中心区。然后，喇叭叫着，旗子飘着，白求恩坐在领先的敞车里，那汽车队就沿着温莎大街往前开，到了圣凯瑟琳大街，然后进入蒙特利尔商业区的中心。便道上，成千的人看到旗子时挥着手。在高大的工厂建筑物里，工人们从窗口伸出身子，撒下大把大把的五彩纸屑。◆◆◆◆◆

汽车队转弯抹角地慢慢通过了法族加拿大人的东区，回到市中心，然后来到商业区的一家旅馆。

从踏进旅馆房间的那一刻起，他就忙得应接不暇：电话啦，老朋友啦，医生的团体啦，采访的请求啦，从大陆各地来的致敬电函啦。从前只有医学刊物报导他的工作；现在他发现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他的工作，和那些改变着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交织在一起。

在最初兴奋忙乱的两天里来看他的那些朋友们觉得他变了，那是一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变化，表面上是不大看得出来的。他略微瘦了一点，也黑了一点，样子很困顿。然而与其说那是身体上的困顿，不如说是心事重重的神情。关于西班牙的最细微的问题也可以引起他的热烈的辩解。但是他往往一讲完就突然沉默起来，同时他的眼睛会溜来溜去捉摸着听他讲话的人的脸。有时，正在谈话中间，他会变得心不在焉，仿佛在倾听他自己的思想，或者仿佛周围的朋友们突然变成了他初次打量的陌生人。

弗朗西丝来看他的时候，重聚是亲切的，可是两人中间好象有什么话没说出来。“你知道吗，”在他谈了一阵他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后，她突然说，“你看上去跟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不知为什么你感觉两样了。对吗？”

他笑了一笑。“我希望如此。我非常真心希望如此。”

他以在皇山竞技场所作的一篇讲演开始了他回美洲的使命。

从他电告多伦多他即将回加拿大的那一刻起，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就开始为他到全国各地去讲演作准备。在他到达两天以后，首先在蒙特利尔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

关于民主西班牙和佛朗哥两方面的优劣，魁北克省的舆论争辩得非常激烈，而且官方曾数次采取措施禁止拥护民主方面的发言人使用公共讲坛，但是白求恩在西班牙的工作的性质缓和了许多敌对的政客，并使他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当竞技场开门的时候，等着入场的人的行列一直排到街拐角又转了弯。等他随同当地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人员来到会场的时候，那座宏大的建筑物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坐着的和在外面等着的加在一起，足足有一万五千人。

听众来自社会的各阶层，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信仰。有来自蒙特利尔的讲各种语言的各少数民族的人们，有教员、大学教授、工会工作者、医生、和白求恩个人意见相同的人们，甚至还有一些激烈反对他的见解但钦佩他的为人和工作的人们。

在作了介绍和赞颂的讲话以后，白求恩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走到了麦克风前面。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一个人单独站在一根光柱中，而在讲台四周的黑暗里大约有一万五千个男女忘掉了一切拘束，大声呼喊着，形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嚷。他冷静地等待着，点燃起一支必不可少的香烟抽了起来，等欢呼的声音平息下去，然后以一种从容的讲话的声调开始讲演。

主席，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当初去西班牙，因为那是一个荣誉的问题。我现在回来了，因为有一些话需要说，以便答复那些在西班牙之外的不讲荣誉的人们所讲的话。

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外科医生。我的职责是维护人类的优美无比、精力充沛的生命。我不是一个政客。但是我到西班牙去却是因为政客们出卖了西班牙，并且企图使我们大家也都陷入他们出卖的阴谋。政客们用不同的声调和不同程度的虚伪，裁决了民主西班牙必须死亡。而我一直相信，现在更坚决相信，民主西班牙必须生存。

在这个开场白以后，他讲起马德里，西班牙抵抗力量的核心——“火线上的城市，一面工作，一面和大门口的法西斯军作战。”他用平静的语调描述了城里的居民：被敌机炸得无家可归的妇女，肢体残缺的儿童，在前线光凭着勇气抵挡德国坦克车的男人，以及使一切爱国者团结起来的同仇敌忾的精神。西班牙人民对于自己战胜卖国贼和侵略军的力量有着钢铁般的信心。但是西方列强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们已经在瓜达拉加拉证明，他们能够给予法西斯军以沉重的打击，尽管西方各国不愿向他们提供法西斯军能够大量获得的军火。但是他们知道，对他们的禁运多继续一天，就意味着更多的西班牙家庭要毁灭，更多的生命要牺牲，更多的城镇要化为灰烬。◆◆◆◆◆

听众在紧张的肃静中倾听着，除了他的平静的声音以外只能听到椅子叽叽嘎嘎地响。他描述了他访问前线的经过，从马拉加逃出来的公路上的难民，敌机对撤退的人们的轰炸，倒毙在路旁的人们，接着是对阿尔梅里亚的袭击，混杂在一起的活人和死人，那个被他抱在怀里走出燃烧着的街道的孩子。他为他们描绘了成千无家可归、无父无母的孤儿，他们在公路上流浪，心中一片茫然，身上则害着病。这就是佛朗哥的叛乱、德意的侵略、西方列强的所谓“不干涉”的后果。“这是国际反动势力假借‘不干涉’的名义所默许而且赞同的一国人民的苦难。虽然各国政府背弃了苦难中的西班牙人民，但是各处正直的人们却已经纷纷赶来援助他们。国际纵队已经赶来参加保卫西班牙，同时在麦克泊泊营里，一千多名加拿大人正在维护加拿大的荣誉。”

从竞技场的四面八方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白求恩停了一会儿，在他从不离手的香烟上抽了最后一口，然后在脚下踩灭了烟头。会场恢复安静以后，他报告了输血队的工作，最后他说道：

对于西班牙人民，对于曾亲眼看见西班牙的任何人，形势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它是如此之清楚，以致于佛朗哥和他的法西斯后台老板迫切地需要一个转移人们视线的借口，以掩盖他们的侵略，这正象满嘴“不干涉”废话的保守党人需要一片遮羞叶来掩饰他们可耻的政策的赤裸裸的马脚一样。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这使他们双方都感到宽慰。这无非是那个奥地利裱糊匠和那个意大利叛徒两人的私生子。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

十四年前，墨索里尼坐着一辆特等客车被运进了罗马，就任新职——摧毁“共产主义的威胁”。他随即以他的神圣使命的名义，摧毁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最近，无疑地是作为这个神圣使命的一部分，他已经使意大利军国主义化，并且使阿比西尼亚陷入了法西斯和大屠杀的魔掌。

短短的四年前，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也是为了把德国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大家一定记得，他干得比那位“领袖”更麻利。以抵抗布尔什维主义的“神圣战争”为名，他对德国的所有的民主集团，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反共的，进行了非神圣的战争，毁灭和屠杀了“非亚利安人”；他赶跑了本世纪的有数的天才；他使整个德国充满了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他把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可怕的暴政强加在人民身上。“希特勒先生”仍在谩骂“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是他的新军队的炮口已经在对准着欧洲各主要非共产主义政府的领土了。

而现在，佛朗哥和他的摩尔人以及他的德意后台老板，又在唱着同样的老调：他们也是在把西班牙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解救出来。同时在唐宁街，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在博学的美国参议员们中间，也表示着这样贤明的意见：西班牙的形势诚然令人遗憾，但终归是“赤党”在背后捣乱，因此目前的战斗无非是一种反抗莫斯科的阴谋的爱国行为。

今天晚上我对于讨论共产主义的纲领和哲学的优劣得失没有丝毫兴趣。如果西班牙人民愿意要共产主义，那得由他们自己而不能由其他任何人来决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实行。但是我认为，那种把侵略西班牙描绘成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拯救那个国家的十字军的企图不仅是卑鄙的谎言，而且是蓄意的、恶毒的疯狂行为。

如果这种疯狂行为得逞的话，它势必会给共产主义者以及非共产主义者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以致命的打击，难道这还不清楚吗？因为如果你不自由，就象西班牙人曾经不自由那样，而你要保卫你的自由，那么你就会被当作共产主义者受到迫害。如果你挨饿，就象西班牙人曾经挨饿那样，在你要求面包的时候，你就会被“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呼声所压倒。如果你渴望一种起码的、衣食温饱的和平生活，也象西班牙人民那样，你就得遭受那些装上了刺刀在地球上扫荡共产主义污毒的人们的报复。一切诚恳的话，一切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一切对非正义的行为的抗议，一切改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的要求，都将是可疑的，危险的，会招致报复，会被当作大逆不道而予以镇压。

当然喽，有人这样辩论：苏联正在援助民主政权，西班牙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者也正在支持西班牙政府。这个论证据说可以证明西班牙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因此就使民主方面失去了合法的地位。我不理解这种逻辑。我也不理解这样的论证：因为苏联或是别处的共产主义者赞成一件事，这就证明那必然是件坏事。我更不能接受这种意见：因为法西斯和他们到处都有的“中立的”保守党朋友们说一件事是好的，所以那事就不可能太坏。◆◆◆◆◆

是的，苏联已经在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墨西哥也同样做了，那可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难道这也是西班牙的耻辱吗？我倒觉得这问题应该反过来才对。我觉得应该说：这是苏联和墨西哥的光荣，因为它们履行了对西班牙政府的义务，而那个政府代表着西班牙人民。苏联

和墨西哥通过给与西班牙政府以它的合法权利，正在援助着人民自己选举的和拥护的政府。而西方列强，由于对民主方面实行禁运，同时假装不见从意大利和德国源源不断地运给佛朗哥的军火和军队，正在支持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那些利用人民的贫困而发财的西班牙财阀和封建集团所选中的人。

那么让我们不要再上“反对共产主义”这个骗局的当吧。它给帮了大忙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不是被奴役的德国和意大利人民。它或许在保守派的耳朵里听起来很悦耳，也或许安慰了某些老处女似的英国劳工领袖的良心，但它仍然是最可耻的欺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弥天大谎。这是反动派最后的手段，因为他们的政治武库空了，他们的世界破产了，而他们的主子们对权力的欲望是穷凶极恶、有增无减的。这是西班牙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西班牙能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历史有一天会给那些背弃它的人以无情的报复。

全体听众都站了起来，经久不息地鼓掌欢呼。

三十一

两天以后，他动身去多伦多，在那儿他在另一个盛大的集会上作了讲演。那是一个非常累人的横贯大陆的长途旅行的开端。

一连七个月，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城镇之间往返奔波，放映《西班牙的心脏》并作公开讲演，以东海岸开始，经过安大略省的南部和北部，横越大草原上的各省，等他到达西海岸的温哥华以后就绕道美国又往回走。

他的巡回讲演所得到的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响应超过了一切预料，但是一层乌云渐渐笼罩着他的使命。正当他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警告人们如果不支援民主西班牙就会招致更多的灾祸的时候，历史走到他的最可怕的预言前面去了。反共集团又动手了——这次在中国。

“在西班牙，”他在一篇讲演里宣称，“法西斯已经在向二千四百万人民进攻，而美、英、法却对民主方面实行禁运。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女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他一心盼望着西方列强改变政策的迹象，但是任何迹象也没有出现。日本早在1931年就入侵满洲。西方列强只在口头上喧嚷过一阵，蒋介石政府也无所作为。现在，1937年7月，日本又在北平公开发动了进攻，并且象在西班牙一样，反共集团在日本的伙伴也大声叫嚣要在亚洲扑灭“共产主义”。

白求恩阅读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正象他曾一度注意马德里发表的公报一样。他在讲演里发出了一种新的迫切的呼声。愤慨与焦虑的情绪充满了他给朋友们的信。从听众的反应中，他可以感觉到他的言论更容易为他们接受了。广大公众对轴心国家的举动越来越感到不安。但是他觉得笼罩着全世界的威胁比人民的觉悟增长得更快。

在读到日本对中国城市轰炸的消息时，他就想到了马德里，想到了阿尔梅里亚，想到了炸弹的声音、受伤的人们的呼号和死者的惨相。必须唤醒加拿大和美国！但是他们耳闻目睹的却是“苟且偷安的社论、政党发言人的花言巧语、好莱坞的麻醉品、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所巧妙散布的宣传。”

一个蒙特利尔的朋友在一封怀旧的信里向他提起了他去西班牙以前他们曾在一起分享的那些赏心乐事，他回答说：“不行了，对于我来说它们不能回来了。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欢乐、刺激、交游……的诱惑。对了，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些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决不再受它们的诱惑。未来看上去是既寂寞又危险的。”◆◆◆◆◆ 在给一个医务界同事的信中，他写道：

今天我在换乘火车的时候买了几份加拿大报纸。我发现一条消息挤在后面几页当中，报道了在温哥华码头上举行的反对装运废铁到日本去的一次示威游行。好极了，任何正直的人都会那么想。但是有没有一位内阁大臣在那儿称赞他们，向他们保证加拿大的物资不会拿去制造武器用来杀害中国人呢？没有。只有警察在那儿冲散和殴打示威的群众。愚蠢！

但是多么血腥而恶毒的愚蠢！而我仍然在空谈……

在这种“愚蠢”面前，他下了一个决心。在美国中西部某处的火车上，他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写了一封信。他指出，他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为民主西班牙作公开讲演。他担任了这项工作，因为他深信有它的必要。但是自从他回国以后，西班牙的军事形势已经变得更险恶了，同时，战争正在远东蔓延着，别处的政治形势也在恶化。在这些情况下，军事上的考虑在战胜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何况他已经走遍了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他觉得他现在应该再去直接参加斗争。

作为他的旅行的结尾，他现在还要在加拿大的几个会议上演讲。他对麦吉尔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讲了话，又在多伦多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一个星期后，在西部的萨斯卡通城的一个大会上，听众中有人大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确实是共产党员吗？”他回答：“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全国的报纸登载了他承认是共产党员的消息。有些人看到这消息大吃一惊；另一些人认为那是一个姿态；但是在最接近他的朋友们看来，他的行动显示出了一种必然性。

在萨斯卡通的大会以后，有人表示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可能会损害他为西班牙做的工作的效果，他激昂地反驳道：

不行，我可不能放过这种说法！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那是我个人的信仰和个人所决定的问题。如果现在我说喝牛奶对儿童有好处的话，难道反共的人们因此就能说牛奶不好吗？如果我说人民需要面包的话，难道就仅仅因为说这话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公正、最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形式，而说他们不需要吗？

在另一次大会上，一个故意刁难的人说他是一个“莫斯科的雇佣”，他和蔼地回答说：

我的可怜的受骗的朋友……为什么是一个莫斯科的雇佣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的雇佣呢？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俄国革命六十年以前在伦敦发表的。如果俄国明天从地球上消失，难道你以为那样就会铲除共产主义了吗？我相信，如果基督再出现在地球上，宣扬人类的博爱，他也不免会被扣上一顶“莫斯科的雇佣”的帽子。

现在旅行已经结束，他的未来计划也在他心中明确了。在多伦多，在当地一个基督教堂举行的一个援助西班牙会议上演讲以后，他和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讨论了他的新计划。他宣布，他一直希望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回到西班牙去。但是一批新的美国医生刚刚启程去西班牙了，同时远东的事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战争上。他从此以后也不想挂出私人行医的招牌了。西班牙确实需要援助，但也得到了一些援助。而中国对医生的需要比西班牙更加迫切。

他继续说，在纽约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着孙中山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援华委员会的计划是对在中国北部和日军作战的游击队给予医药援助。他已经自动请求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去和游击队一同工作。他觉得，他在西班牙的经验拿到中国去一定有极大的价值。

几天以后，他动身到纽约去和国际援华委员会一起完成各项安排。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启程去香港。

在准备启程的忙乱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时间去推测未来可能带来什么。他在蒙特利尔会见了弗朗西丝，到汉密尔顿去看了家里人，向几个亲近的朋友辞了行。但是在船上，他觉得需要给弗朗西丝写一封告别的信，那信是他在香港寄出的：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去过西班牙这个事实并不能给我，也不能给任何其他人以现在静坐旁观的特权。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痕。你了解吗？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这痛苦永远会留在我心里，使我记起我见过的事物。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祝你幸福……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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