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

 

    吕正操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以身殉职已经四十年了。抗日战争年代，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抛弃了优裕的生活，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抗战最前线，救死扶伤，同中国军民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在冀中虽然只有短短四个月，但是他那舍己为人的献身精神，热忱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中。

    1939年春天，正在晋察冀边区从事医疗工作的白求恩同志，带领东征医疗队，穿过平汉铁路封锁线，于2月19日，来到冀中前线。当时，我们的司令部住在河间和肃宁之间的一个村子马湾。听说他来了，我们都非常高兴，特意做了四样菜，除了白菜粉条，还杀了两只鸡，满满地盛了四磁盆。这在当时，要算最丰富、最隆重的招待了。厨师的手艺也说不上高明，白求恩同志却吃得津津有味。不等吃完饭，白求恩同志就要求立刻去工作。我想他经过长途行军，路上积雪很深又不好走，一定很劳累了，便说：“先休息一下，工作有的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接着就拿出拟好的到部队检查医疗情况、施行手术的计划给我看。原来他在行军途中就把工作计划订好了。我看他救治伤员的心情这样急切，便不再劝阻了。

    白求恩同志来到冀中平原，正是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以后，一方面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另一方面，调集了大量兵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围剿”。冀中地区是敌人“清剿”的重点之一。这里处在津浦、平汉、平津、石德四条铁路之间，西面与北岳山区相邻，又受到敌人严密封锁。日军凭借其机械化装备，在广大平原上横冲直闯，到处乱窜。我们为了阻击敌人，发动和组织群众把公路挖成深约一米至一米七，宽只能行大车而不能行汽车和坦克的纵横交错的道沟，对坚持平原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那时地道还没有发展起来)。可是，由于战斗频繁，交通不便，正规医院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原有的三个医院，为防备敌人的突袭，也都迁到冀西山区去了。这里的伤员都分散隐蔽在群众的家里，由分区卫生队负责治疗。这种极端分散的状况，给白求恩同志的工作增添不少困难和麻烦。但白求恩同志却不顾艰难险阻，十分乐观地投入了工作。东征医疗队只有十八人，到冀中前线后，白求恩同志就把医疗队分成两部分，一队随贺龙同志的一二。师活动，一队随冀中军区部队活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白求恩同志设计了一种桥型的木架子，搭在马背上，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医疗器械。他把这种自制设备风趣地叫作“芦沟桥”。到一个地方，卸下架子，随时可以作手术。缺少治疗的装置和裹伤的夹板，他就自己动手制造。看一看在短短四个月里的工作量，就不难想象白求恩同志具有多么顽强的革命毅力。他在工作总结中写着，四个月作战地手术三百一十五次；行程一千五百零四里；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十三处。此外，给医护人员授课传艺，找门路采购药品，他都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这崇高的愿望，从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得到最有力的证明。

    白求恩同志把救死扶伤看作医生最神圣的职责。他坚决主张手术医生上火线，要尽可能在当时当地给伤员施行手术，这就能减少死亡和缩短滞院时间。别的医生不上火线，他不能容忍，甚至会发脾气，谁要阻止他到火线去，他就勃然大怒。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枪声，他就往那里跑。这期间，冀中最著名的一些战斗，如吕汉、大团丁、齐会、宋家庄等战斗，他都参加了。“一切为伤员着想”，是他工作的出发点。他的手术台总是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最远不到八里，近的只有二三里。每一次大手术都是他亲自来做。齐会战斗时，白求恩同志跟随贺龙同志的指挥所，在离前线五里的一个小庙里，建立了手术室，身边不时有弹片或流弹飞过，有一颗炮弹打来，把小庙的外墙炸塌了，白求恩同志依然镇定从容，不肯后撤。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工作，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离开手术室。仅这一次，就为一百多名伤员做了手术。他还带领医疗队，深入到贴近敌人据点的隐蔽地治疗伤员。有一次，敌人从村东头进来，他刚刚从西头出村，在部队掩护下才脱险。只要工作需要，他总是奋不顾身，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最使人难忘的是，白求恩同志在冀中度过一个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3月3日，是他四十九周岁生日，也是他生前最后一个生日，这天完全是在战斗中度过的。头一天，敌人在河间附近发动“扫荡”，激战到黄昏，下来不少伤员。白求恩同志连续做了十九个重伤员的手术，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才上床休息。午后醒来，才记起这天是他的生日。我们来不及专门为他庆贺。但是，这次战斗的胜利，毙敌五十名，缴枪四十支，挽救了几十名伤员的生命，对白求恩同志来说，是最好的生日贺礼。他在日记中自豪地说：“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

    作为一个革命家，白求恩同志把自己的外科手术刀当作最重要的武器。他关心群众的疾苦，甚于关心自己。当时，冀中乡间的医疗条件很差，加上没个固定的医院，经常转移，许多伤员伤口化了脓，臭味很大。可是白求恩同志一点不嫌弃，丝毫没有“专家、权威”的优越感。他热心地为每一个人治疗，有时还亲自护理伤员，包扎伤口，照料起卧，给伤员喂饭，甚至给伤员端屎端尿。他不知道休息，工作夜以继日，同普通战士一样粗衣淡饭。他怀着最真挚的感情，对待每一个阶级弟兄。6月底，白求恩同志和医疗队，在冀中完成了任务，由一个连护送他们返回冀西，途中在铁路边的清风店隐蔽休息，准备天黑时通过封锁线。白求恩同志偶然发现有个老乡在墙角痛苦地呻吟着，经过检查是患胸脓肿。白求恩同志决定立刻开刀治疗。这个村子处在封锁线上，铁路上经常有敌人的铁甲车往来巡逻，四处打炮。万一暴露目标，就会发生危险。但是一切劝说都无效，白求恩同志坚持要做好手术再走。不得已，只好把手术器具卸下来，布置了简单的手术室，就在敌人眼皮底下，白求恩同志仅用二十分钟就成功地做完了手术。这是他在冀中地区作的最后一次手术。

    1939年秋天，我到冀西参加晋察冀军区召开的会议时，又一次见到了白求恩同志。他本来因病到后方去休息，路过这里，听说我来了，特意跑到住处看我。我留他一起吃饭。分别四五个月，他的模样有了很大变化，面容憔悴，身体衰弱，但是，目光依然炯炯有神。随行的同志说，白求恩同志在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受了伤，最近又患了感冒，聂荣臻司令员接他到司令部去休养治疗。这时候，远处忽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白求恩同志猛地站起来，问：“有没有伤员?”为了照顾他的健康，同志们回答说没有。但是，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匆匆告别，就向枪响的方向奔去。走出不远，正碰上前方抬下来一名头部负伤的伤员，伤口已经发炎化脓。白求恩同志一见就发了火，责问为什么不告诉他有伤员。于是他马上停下来为伤员作手术。因为是回军区司令部休养，手术器具不在身边，就临时找了些工具来代替，手术时没有戴手套，原来受伤的手指感染中毒，转为败血症。11月12日，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英勇战士白求恩同志，终于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白求恩同志知道自己没有治好的希望，就给聂荣臻同志写了最后一封信，把自己使用的手术器械都送给军区医疗部门，并把个人物品分送给中国同志，送给我一双长筒马靴和马裤作纪念。在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部队的医疗工作，告诉身边的同志，在平津采购药品价格太贵，要另开门路，为部队节省开支。不几天，护送白求恩同志遗体的队伍，从我住处经过。我看到他那庄严刚毅的遗容，心情非常沉痛。他常说的“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这句话始终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白求恩同志的牺牲，使晋察冀军民感到无限悲痛。大多数纯朴的农民虽然不常听说加拿大，却很熟悉白求恩，从这里才知道加拿大是白求恩出生的国土。白求恩牺牲时，北岳区的反“扫荡”战斗还没有结束，葬礼未能立即举行。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我见到聂司令员，谈起白求恩同志的事迹。聂荣臻同志说：我们要给他修一个墓，永远纪念他。很快，在唐县军城山上为白求恩同志建立了一座陵墓。墓顶是一个地球，象征着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墓边有聂荣臻等同志的题词。我也题写了“人类解放战线上最英勇的战士”。以后在大“扫荡”中，白求恩墓被敌人破坏，他留给我的遗物，坚壁在张各庄山洞中，可惜后来在长期复杂的“扫荡”反“扫荡”战争中都遗失了。现在的墓是按原样重修的。白求恩同志的遗体，解放后重又安葬在石家庄烈士陵园。

    白求恩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具有最彻底最坚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无限热爱人民，无比憎恨法西斯。他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后，身上带着炮火的硝烟，又来到中国抗日战场，与敌后军民同生死，共患难。他以自己不朽的崇高行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乃至世界进步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相了解。他的一生又是不断创造的一生。他医术精湛，拥有三个博士头衔，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是他从不自满，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前进，坚持面向实际，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直到停止呼吸前片刻时间，他还忍着伤痛坚持补充和修改自己的医疗著作。可以说他是为工作而活着，又是为工作而死去的。工作和他的全部生活是无法分开的。这正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也是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一生。中国人民将世代铭记白求恩同志的伟大功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学习白求恩这种革命精神，去排除万难，夺取胜利。

    197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