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号以醒目的标题《印度人民援助我国》报道了一则来自加尔各答的电讯：印度在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党”——作者)主席尼赫鲁等领袖的号召之下，掀起了广泛的援华运动，于1月9日举行了“中国日”。

    在印度本土开展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国日”运动，第一次是1937年9月26日，第二次是1938年1月9日，第三次是1938年6月12日，第四次是1942年3月7日。中国则于1942年3月17日在重庆举行了“印度日”。

    在“中国日”这一天，印度大小城镇的机关团体及学校都举行盛大集会，发表演说，发布宣言，通过决议，举行示威游行，并募集捐款以支援中国反对日本侵略。每次举行“中国日”，都出现热烈感人的场面。在第三次“中国日”时，仅以孟买为例，群众集会后的大游行中，有一支200多辆自行车组成的车队，颇具特色。游行队伍举着各色旗帜和标语，写着“反对日本侵略”、“支持中国”等标语，队伍在主要街道游行后，便集合在日本领事馆的门前举行群众大会，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反对日本侵略。会后又高呼口号，并当场捐款救济中国难民。又如巴特那在举行“中国日”的那天，在盛大的公众集会上，由该地区国大党负责人述说了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事迹和日本残酷屠杀与轰炸普通百姓的罪行，最后还通过巴特那民众大会决议：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侵略，予以严厉的谴责；对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表示祝贺，并号召印度人民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援助中国，特别强调抵制日货。大会还决定，由本城国民大会委员会、青年同盟会及其他反帝国主义团体，劝募基金与药物等，以转送与中国。国大党组织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就是在1938年6月12日第三次“中国日”后派出的。

    每次“中国日”之后，都在印度形成抵制日货的高潮。那时在印度，日货充斥民间，价格非常低廉。因为支持中国抗战，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多次动员全民抵制日货。孟加拉省国民大会委员会分会为反对日本残杀中国人民，组成一委员会分会对日货作有组织和有效的抵制。抵制日货运动在印度确实收到了实效，日货输入印度的数量剧减。原来印度的小企业，几乎为日货倾销所窒息而政府又没有有效的保护措施，现在由于抵制日货，政府已不再需要为此采取其他行动了。

    这样声势浩大的援华运动，不仅在印度本土，而且在海外的印度侨民也热烈响应。例如在新加坡的中国和印度侨民，于“中国日”这一天，同时举行联合示威；在马来亚，因为日本人用那里的铁矿矿砂来制造炸弹，所以中国工人进行了罢工，矿主想雇用印度工人来代替，后经印度国民大会(即国大党)发电劝告，印度工人无一人受雇。

    印度劳工在开辟运输战争物资的史迪威公路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这里提前介绍一下。

    1942年9月，美国大批援华物资积压在印度无法运往中国。经中英美三国反复磋商，最后形成了由史迪威制定的修筑中印公路的计划，即以印度的利多为公路起点，经缅甸从畹町进入中国境内。共有8万人参加这项工程，其中5000人是美国人，75000人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据史迪威在计划中估计，印度民工的人数可能要比中国人多一点。1943年3月10日，史迪威与中国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共同操作一台电动油锯，把一颗很大的野芒果树树根锯开，为中印公路举行了开工典礼。中印公路穿越高山叠嶂，密林沼泽，修筑条件极其恶劣。筑路民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于牺牲的精神，终于克服艰难险阻，于1945年1月将公路修通。这条公路是“二战中最伟大的工程奇迹”。它打破了日寇对中国的封锁，为抗战物资顺利输入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参加这条公路修建的大批印度劳工，他们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在一切评价这条公路的美好祝词和赞颂中，都有印度劳工的功勋。

    第四次“中国日”是1942年3月7日。

    这时国际形势已有改变，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形成了世界民主力量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国和英国、美国成了盟国，并于1942年2月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而印度国大党已多次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印度独立，国大党将全力助英作战，中国也敦促英国改变态度，支持印度的要求。◆◆◆◆◆

    1942年2月18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偕夫人抵印，作为期两周的官方正式访问。2月19日，其专机在加尔各答降落不到一小时，他便拜会了圣雄甘地。当蒋介石到达德里时，在总督府前检阅了印军。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宣布，以3月7日为“中国日”，对中国表示敬意。他在对蒋的欢迎词中，称颂了中国的抗战并指出，在日寇迫近印度东部边境时，中国军队即开赴缅甸战区，帮助了印度，这是伟大的盟友兄弟之邦的气度。蒋介石在答词中也提到在缅甸的中国军队，是他在重庆与魏菲尔将军会晤时应允派出的，为了抵抗共同的敌人，中国愿与临邦相互合作和援助。蒋介石访印对外公开宣布的是“与印度总司令就中印有关的共同事务会商”，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说服英国给印度自由，解除对印度的束缚，从而进一步发挥其抗击法西斯的作用。蒋在加尔各答时曾在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了演讲，述说了中印两国有2000年邦交历史，只有文化与商业交往，从无兵戎相见。今日两国有着同一命运，因此应携手反抗侵略。今日国际局势已明显地分成两个壁垒，凡加入反侵略阵营的国家，并非和某一特殊国家合作，而系与整个阵线合作。他还说：“今日反侵略国家所希望的，是印度人民在这新的世纪，能自动地负起一份责任，为维持一个自由的世界，参加当前的战争。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印度必须有它的地位，世界大多数的舆论，都同情印度。”他还表示：“我诚恳地希望，充分地相信，我们的盟邦英国，不必等待印度人民要求，而能尽快给予他们实际的政治权力，使我们充分发挥精神物质的力量，参加作战，不单是为反侵略的国家取得胜利，而且也是他们争取印度自由的转折点。从客观的地位看来，我觉得那才是最智慧之举，也足以增加英国的地位。”

    蒋介石劝说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是对印度独立的支持，深得印度人民的欢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这是对英国施加压力，让它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也是对印度支持中国的回报，相互支持。

    蒋介石在印度会见了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尼赫鲁、阿扎德、真纳，及妇女界领袖潘迪特、奈都夫人等，就印度形势交换了看法，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了中印关系。

    在第四次“中国日”，印度各地举行群众大会，为英勇抗日的中国募集捐款。这次募捐，先后获得100余万卢比，款项由印督请英国驻华大使转交蒋夫人。该款支配如下：①儿童保育协会50万卢比；②妇女慰劳总会20万卢比；③生产费10万卢比；④其他紧急费用10万卢比；⑤中国盲人幸福促进委员会10万卢比。另有印度要人捐赠大批医药品，已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①

    为了答谢印度欢迎蒋介石访印而举行的“中国日”，中国于1942年3月17日在重庆也举行了“印度日”。这天，宋美龄、王宠惠等于上午八时在国际广播电台对印度广播演讲；中央图书馆辟专室陈列印度书籍供人参观；午后二时教育部举行了促进中印文化合作座谈会，到会者有于右任、孙科、黄炎培、太虚法师等百余人。孙科在座谈会发言说：“中印两国，数千年来在政治上、文化上即有交流。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北领苏联南毗印度，当此法西斯强盗气焰正炽之时，吾东方三大民族，团结起来，发挥十万万人民之力量，灭此侵略者，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印度素为优秀之民族，在甘地及尼赫鲁先生之刻苦精神之感召及领导下，为争取自由与解放继续奋斗之精神，至为可敬。愿中印两国携手合作，完成伟大使命，奠定世界和平，争得人类自由。”其后发言的有于右任、黄炎培、太虚法师等，发言均译成印地语向印度播送。

    除上面所介绍印度全国性的“中国日”以外，还有几次印度人民自行举行的“中国日”。如1938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一周年时举行的“中国日”，主要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等地开展了抗议日寇在华烧杀掳掠等一系列残暴兽行的行动，强调抵制日货，放映中国在敌后抗战的电影等，票款收入作为给中国的捐款。

    1942年2月15日蒋介石夫妇访印之初，全印学生联合会举行“中国日”，学生集会游行，表示印中两国青年团结互助。

    1943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六周年，印度各界热情举行“中国日”，一些土邦自发地为中国募捐。

    以上是关于印度开展“中国日”和中国答谢印度开展“中国日”而开展“印度日”的概况。

    1937年日本侵华后，印度民族领袖、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多次对日本侵略进行谴责。在印度全国关心和支援中国的时候，曾经参加国际纵队帮助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在战地救死扶伤的印度大夫爱德(即爱德华)，回到了伦敦。他同侨居在那里的许多印度革命者、自由战士及留学生一起，◆◆◆◆◆酝酿派遣一支医疗队来中国的计划，并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印中委员会以推动这个计划的实现。1937年9月20日，尼赫鲁致伦敦印中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我高兴地获悉印中委员会已在伦敦成立。印度和中国是世界民族之林中两个古老的国家，它们的文化源远流长，从未中断过，一直可以上溯到历史的黎明时期。数千年来，无数的纽带把印中两国联系在一起，因此每当中国遭受苦难时，就很自然地会引起印度人民的同情。目前，那个侵略成性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入侵及其带来的恐怖景象，使印度人民感到空前震惊。我们自己也受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并正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支持所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共同的人性，数千年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以及我们自身的利益，都要求我们对处于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给予全力声援。”9月30日，尼赫鲁又发表了另一声明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平民，提出抵制日货。

    1937年10月，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决议，要点如下。

    ①本代表大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轰炸无辜民众，以及其他种种令人惊怖的惨无人道的暴行，表示严重关注。②本代表大会对中国人民为保持其国家的独立尊严，对强暴敌人所进行的英勇抗战，深表敬佩，并祝中国在国难当前时，做到全国上下团结统一。③本代表大会对中国人民所遭受国家民族的危难真诚同情，并代表全印度人民，对中国在保持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保证与他们同心协力团结一致。④本代表大会决定唤起全印民众，一致抵制日货，以此作为同情中国人民的具体标志。

    大会并规定，此决议案以后每次开会时必反复申述，以唤起印度人民的注意。

    12月18日，世界著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罗素和罗曼·罗兰也致电尼赫鲁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抵制日货，拒绝向日本出售、装运战略物资，不与日本合作，要千方百计帮助中国。尼赫鲁复电表示完全赞同，公布了来电，并再次号召印度人民抵制日货和筹募资金，提供医药方面的救济。而孟买的码头工人也掀起了声援活动，口号是“不许干涉中国”。后来，又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港口出现了拒绝装卸日本货的事。

    甘地是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印度人民尊他为圣雄，他与泰戈尔及尼赫鲁三人被称为“印度三杰”。从日寇侵人中国，甘地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同情中国，斥责日寇。甘地在同中国留印学生魏风江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说：“这些野心家在学生时代历史课一定是不及格的。谁也没有能征服过中国!日本怎能吞并中国呢?过去，我们印度人民还以为日本奋发有为，为我们东方人吐了一口气，现在才知道，害群之马出在我们东方了。历史上，用军力侵凌别国，到头来总是害自己的呀!”“我相信，你们会胜利的。”甘地早在南非的时候就帮助那里的中国侨民主持正义，如1906年德兰士瓦的矿主们对华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甘地便在《印度舆论》上抨击了英国人对华工的迫害。他还斥责英国人以鸦片毒害中国人的罪恶行径。甘地在争取本国自由独立的斗争中，采取非暴力方式。他认为：“人性的主要部分是非恶。兽性常为爱力所感化。”但他对中国武力抗日却持同情态度。只要接见看望他的中国人，他都祝中国抗日胜利。他还屡次谴责日寇暴行，指出：“日本现在就像一头豺狼，寻找可吞食的羊。”他更支持派医疗队到中国。他认为，医疗队大夫应在中国工作到战争结束为止，并向全国呼吁为中国人民捐款救济。

    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誉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印度尊称为“诗哲”、“诗圣”、“师尊”——作者)于1931年日寇侵华“九一八事变”后，即一再‘予以谴责。1937年“七七事变”后，泰戈尔大声疾呼印度人民支持中国，并致电中国中印学会：“……愿正义与人道，因中国之凯旋而得以保护”。他还写了一首有名的诗《敬礼佛陀的人》，讽刺日本鬼子在杀人、放火、劫掠的同时，祈求菩萨保佑的丑恶面目。泰戈尔又呼吁印度人民以实物援助中国，他自己首先捐款500卢比，他亲自建立的国际大学义演歌剧得2000卢比均交给了国大党。尼赫鲁在第二次“中国日”集会上对泰戈尔此举表示非常感谢，并致函泰戈尔：“你在支持中国方面所起的表率作用，对我们来说是无比珍贵的。”

    当时，正在争取独立的印度人民，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却向我们伸出了热情、友谊之手。他们在印度国大党领导下，竭尽全力支援中国。

 

    那时在中国采访的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于1929年来到中国，一直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她建议朱德总司令致函尼赫鲁，促成了当时印度国大党派遣医疗队来华。对此，下面作一简单介绍。◆◆◆◆◆

    有一次，史沫特莱来到八路军司令部时，从平定州来的200名矿工刚走。她了解到，当日军快要占领平定时，城防军先逃跑了，可是这些矿工没有走。他们从当地的小兵工厂里取出枪支，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他们多次埋地雷，破坏铁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战斗。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时甚至什么也吃不上。11月了，仍然穿着单衣。这批矿工是来请示总司令部：他们是加入八路军呢，还是继续作为民兵战斗下去。总司令部要他们到正太铁路线的另一个地方伏击敌人。他们拿着司令部给的食品、几双鞋子和别的日用品执行任务去了。任弼时告诉史沫特莱，“这些矿工是正太铁路上组织起来的第一支民兵”。又说，“现在山西北部、察哈尔和绥远的日本占领区有五六千民兵。他们没有御寒衣服，食不果腹，又没有钱”。

    1937年11月14日，部队在向武乡进发的途中，史沫特莱在采访彭德怀时，得知八路军在组织和武装人民的工作方面开展得非常迅速。从1937年10月初到11月中的一个半月内，已经把20000人组织成跟八路军有联系的游击队，其中有10000人已配备了武器。

    11月22日，她又了解到，山西与河北两个省的游击队发展得很快，在一个月前于八路军总部撤离晋北五台山的时候，那里还只有1200～1500名游击队员。现在已增加到10000人了。由于他们英勇打击敌人，使日军很难把物资运到太原及其周围的部队。

上面这些情况，使史沫特莱感到八路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民兵和游击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没有钱，许多事情办不成，甚至缺衣少食。于是，史沫特莱向国际上呼吁，她选择了正在反对英殖民主义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尼赫鲁先生，给他写了一封呼吁信。

 

                                               中国八路军(红军)总司令部

 

 

 

 

    尼赫鲁收到信后，立即作出积极响应，号召印度全国在1938年1月9日举行声援中国的“中国日”活动。在1938年2月国大党第五十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尼赫鲁提出的派遣一支医疗队援华的决议，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办理这件事。不久，印度援华医疗队宣告成立。

    印度援华医疗队有5位大夫，柯棣华大夫便是其中一位。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Dwarkanathshantaram Kotnis)。“德瓦卡纳特”是名字，“桑塔拉姆”是父名，“柯棣尼斯”是姓，“德瓦卡”是爱称。“柯棣华”是他从重庆赴延安前取的中国名字。◆◆◆◆◆

    1910年10月10日凌晨，在印度孟买省的绍拉普尔村(今已为市，属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间棉纺厂职员宿舍里，德瓦卡纳特出世了。新生命的诞生，给全家带来了喜悦，连刚满三岁的小哥哥曼凯希都十分快乐，因为家里除了爸爸妈妈外，又添了一个小弟弟。

    德瓦卡的父亲桑塔拉姆·纳拉扬·柯棣尼斯(家里孩子们都叫他“安纳”)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英语，事业进取心很强。母亲悉达·桑塔拉姆·柯棣尼斯，在童年时因患重病不幸丧失听力，但却是一位贤惠能干的家庭主妇。

    安纳原在孟买股份有限公司当办事员，后来被派到绍拉普尔，在公司经营的拉克希米棉纺厂供职。由于他办事勤奋、认真，在德瓦卡出生后不久，就被派到公司在当地办的维什努棉纺厂当主任。待遇丰厚，不久便买了一幢带有很大庭院的住宅。安纳从事许多社会活动，担任过市参议员、荣誉法官和多种公职，做过公共卫生、教育、公路和市政工程、蔬菜供销、技术教育等委员会的主席。以后又多年担任副市长的职务。他有3男5女，其中7人都上了大学，只有德瓦卡的二妹高中毕业后因结婚而辍学。全家有3个孩子是医生——德瓦卡和他的大妹、五妹。

    德瓦卡的父母是博爱主义者，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在种姓等级森严的印度，当时的某些社会阶层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但这样的阶层成员都可出入于德瓦卡家的门庭，并得到帮助。

    德瓦卡的家乡景色美丽。那里没有寒冷的冬天，看不见雪花，河里也从不结冰，终年草木繁茂、鸟语花香。

    德瓦卡3岁就开始读书识字，4岁上小学。10岁小学毕业后，进入公立英语学校——诺思科特中学，这是第一流的完全中学。刚进学校不久，班主任老师看到他聪明好学，成绩一贯很好，就鼓励他参加市政府奖学金考试。德瓦卡考试得了第一名，而校长却照顾了得第二名的一个穷孩子。德瓦卡没有去争，他觉得把自己应得的奖学金让给穷人是好事，因为他时常看见安纳帮助别人。

    1920年12月20日，国大党加尔各答的特别会议和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决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运动很快就发展到汶哥那。1921年，德瓦卡和他哥哥正好去汶哥那姥姥家，并暂时转到那里的中学上学。他们听到老师们经常宣传用印度本土的手织纺布来抵制洋货倾销，讲解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意义，于是兄弟俩积极响应，经常每天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投入这项政治运动。

    1923年，德瓦卡在中学三年级时，同哥哥一起参加了学校的童子军。德瓦卡的班主任是个思想敏锐、善于思考的人，每当他领着学生们远足时，常常引导他们讨论各种问题，以开阔他们的思想，增长他们的见识。

    有一次远足时，他们看见一个人用棍子不停地敲打一头驮着很重东西的驴子，要它走快点。德瓦卡觉得这很残酷，但又没有办法。这时，他的老师从那人手里夺过棍子，使劲地揍他的屁股，教训了这个虐待牲畜的人。这人望着穿童子军服装的老师，和那一队穿同样服装的小青年，是兵还是警察呢?他害怕了，求饶了，保证以后不再打牲口了。德瓦卡心里很痛快，他想，如果驴子能反抗该多好。

    安纳不仅关心孩子们智育的发展，也很重视他们的体格锻炼。他把兄弟俩送到离家1英里远的私人体育馆，请专业老师指导他们的体育活动。还让他们学习了打篮球、网球、板球等球类技能。

    1926年夏天，德瓦卡住在马德拉斯的叔叔家，同他的堂兄一起睡在二楼宽阔的露台上。一天夜里，天很热，堂兄睡不着，就走到露台前端的矮墙上坐着乘凉。不料，他的堂兄一打盹，就摔到毗连的游廊屋顶上，直往下滑落并死命地抓住屋檐大声呼救。大家都慌张起来，不知所措，只有德瓦卡沉着、勇敢地跳到旁边的屋顶上向屋檐爬去，抓住堂兄的手用力把他拉了上来。如果再迟一会儿，他的堂兄一松手就会摔成重伤或残废。德瓦卡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救人的高尚品德，得到大家的称赞。

    1926年，哥哥到孟买上大学，同弟弟分手了。两年后，德瓦卡也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在浦那的德干学院读大学预科，考试合格后进入了孟买的戈瓦德汉达斯·桑达尔达斯医学院学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愈来愈高涨。不过斗争的形式主要是对英帝国主义者采取不合作方式。从1929年起到1932年，德瓦卡在学校中是一名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他负责学生中的宣传工作，散发一些进步的报刊和传单，也领导过罢课。有一次在示威游行时被警察拘留了几个小时。◆◆◆◆◆

    1931年，戈瓦德汉达斯·桑达尔达斯医学院院长J．梅塔博士由于参加了不合作运动而受到监禁。继任院长是个专横而秉承英殖民主义者旨意行事的家伙。学生们对逮捕梅塔博士很气愤，提出抗议并进行罢课。新院长对此很恼火，想找一个带头的学生开刀。

    当学生们在操场召开大会时，一些同学推举德瓦卡上台讲话，他欣然同意。热心而富有正义感的德瓦卡，是同他敬爱的老院长在不合作运动中一起战斗过的，对老院长被监禁，本来就非常不满，所以在台上演讲时，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严厉的语言，并在讲到这个新院长时说了“那个鬼院长”的字眼。新院长记下了这笔账，到1931年年底考试完毕，便迫令他退学。

    德瓦卡被迫退学后，就进入有名的格兰特医学院学习。1936年在这个医学院毕业时，取得了外科医学学士学位。德瓦卡毕业后，父母希望他马上结婚、开业。但是德瓦卡不这么想，也不以得到学士学位而满足，他打算继续深造，在外科方面取得更高的学位，并致力于参加取得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资格的考试。

    就在德瓦卡对自己的前程还没有作出最后抉择的时候，印度国大党组织了援华医疗队。

    一个由有影响的人物鲍斯、梅塔、罗夏、胡集新4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负责接受捐款和募集物资，并为医疗队挑选人员。医疗队医生的名额仅5人，至于医疗队在中国的服务期限，则定为1年，到期后再换第二批，如此延续直到胜利。一切在中国的膳宿费用与零用津贴，概由印度国大党供给，不支薪金。

德瓦卡知道挑选医疗队人员的特别委员会成立后，立刻写信给在委员会中工作的老院长梅塔博士，要求参加医疗队，并希望能面谈。1938年7月5日他写信给安纳：

 

    我已经就参加援华医疗队事会见了梅塔博士。梅塔博士曾向我指出，我参加医疗队有不利的一面，主要是要冒生命危险、妨碍深造、失去可能获得理想工作的机会等。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真正的不利，所以我下定决心提出申请，对我那点微不足道的长处尽量地夸张一番，热切地表示希望被选上。

 

    当安纳知道儿子想参加医疗队去中国时，感到太突然了，而且他已经为德瓦卡在家开业预备了房间和一批医疗器械。但经过一番思考，安纳认为，德瓦卡已经27岁，具备了安排自己前途的独立能力。他一向宠爱的儿子向他表示的热忱是不可阻止的，对高尚事业的追求也引起了他的共鸣，于是他回信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一向赞成富有进取精神，因此能够理解你的决定。……只要你感到满意，不认为这件事荒唐可笑，我当然不会有任何反对。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你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你的冒险行动。”

    信发出后不久，安纳又赶到孟买，见了德瓦卡，并找了梅塔博士。在了解情况之后，他满意儿子的选择。因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得到了印度国大党著名领袖的支持，并已筹措了足够的经费，而且医疗队将由有声望的爱德大夫和卓克大夫带队。

    由于本人态度坚决和爸爸的支持，年轻有为的德瓦卡的名字终于被写到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名单中。

    德瓦卡参加医疗队的消息，在孟买传出，又随着父子两人带回了故乡，成了轰动的新闻。有识之士都热烈地赞佩德瓦卡的决断。绍拉普尔医学会赞扬了德瓦卡的高尚行为，认为他给绍拉普尔赢得了荣誉。医学会为他举行了招待会并赠送了药品。

    德瓦卡家里宽敞的住宅，由于宾客盈门而拥挤了。虽然有离别的忧伤，但全家都为德瓦卡的高尚行为感到光荣和自豪。故乡的人们亲眼看着德瓦卡长大成人，现在面前的这位青年将要从事不平凡的事业，大家都激动地向他表示祝贺。德瓦卡含着泪水致答词：“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到不辜负你们对我的巨大期望，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

    出嫁在外地的妹妹希拉和玛哈拉莎也都带着丈夫和孩子前来送行。在德瓦卡启程的前夜，妈妈送给他一个银制的平底杯，杯口下端突出的圆环上刻着“不要忘记妈妈”几个字。全家在住宅前合照了一张相。一家大小17人让德瓦卡坐在前排正中。

    出发了，爸爸、妈妈、哥哥等陪同德瓦卡来到孟买。◆◆◆◆◆

    医疗队的5位大夫都陆续到达孟买，他们是：

    队  长        M．M．爱德

    副队长        M．R．卓克

    队  员        D．S．柯棣尼斯

                  B．K．巴苏

                  D．   木克吉

    队长爱德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大夫，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卓越的国际主义战士。副队长卓克，是那格浦尔有声望的外科大夫，来华时已年近六旬。巴苏在加尔各答大学医科毕业后，一直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当住院大夫，他是印共党员，当时尚未暴露身份。来华时他刚新婚不久。木克吉是一位年轻的加尔各答大学医科毕业生。

    出发前一天下午，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和孟买的华侨在泰姬·玛哈尔饭店为医疗队来华举行招待会，并向医疗队赠送了锦旗。晚上，印度国大党孟买省委员会及各劳工组织在人民真纳会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群众集会。印度国大党领导人之一萨罗吉妮·奈都夫人担任大会主席。各社会团体都踊跃参加，会堂里座无虚席。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都赶来向医疗队员表示敬意，医疗队队员们受到最热烈的欢呼。当一长列唱着爱国歌曲、高呼口号的工人队伍来到会场时，全场沸腾起来了。这些工人从帕勒尔地区远道步行而来，表示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大会开始，奈都夫人给大夫们戴上了花环，赠给他们每人白底红十字袖章，并请大夫们向中国人民传达同情和声援。她演说中警告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说，印度和中国在从束缚他们的枷锁下获得自由以前，是不会停止斗争的，而他们获得了自由，就意味着受奴役的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自由的曙光也将来临。她嘱咐5位大夫要证明自己无愧于祖国对他们的巨大信任。她在结束演说时说，他们在执行人道的使命的过程中必将遭受无数的艰难困苦，他们中间有的人也可能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她还说，她完全相信这5位大夫在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而需要作出任何牺牲时，一定会勇往直前。

    1938年9月1日夜晚，孟买的巴拉德码头灯火通明，挤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其中有奈都夫人、各组织的代表、中国副领事和夫人。一大群中国孩子给大夫们戴上花环，热情地唱起了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汽笛长鸣，快开船了。5位大夫告别大家登上海轮。他们随船携带的物资有：54大箱药品和外科器械、轻便x光机1台、防弹救护车1辆和救护卡车l辆。

    “拉吉普塔纳”号客轮载着印度援华医疗队的5位大夫，带着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离开了故土。

    夜幕中海天一色。海轮渐行渐远，慢慢变成一个星点，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客轮沿着航线乘风破浪，迎着朝霞，送走落日……美丽的海啊!这里汇有恒河与黄河之水，它们载送这5位使者前往中国。

    5位大夫在船上遇见了中国乘客，德瓦卡很快就同他们交上了朋友，并且开始学习中文了。

    德瓦卡的故乡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讲的是马拉地语。他在印度就学会了马拉地文、印地文、英文、德文。学中文是在这艘远洋客轮上开始的。在这艘大轮船上有好几个国家的人，其中有几个中国人。他就物色了一个有学问的、年轻的王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在伦敦大学桥梁建筑系公费留学了3年，现在乘船回国。德瓦卡一上来就把他缠住了，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老放在衣兜里，学中文时先写中国字，再注上印地文，还写个词组和例句。巴苏大夫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德瓦卡学中文的情况：“……柯棣尼斯拿着他的笔记本和铅笔不给王先生一点休息时间，让他教汉语!”

    海轮于9月3日傍晚经过科摩林角，4日晨到达科伦坡港。医疗队登岸后受到当地商会、红十字会、华侨等热烈欢迎，爱德大夫还在电台发表简短讲话，介绍了医疗队的使命。傍晚上船，朝孟加拉湾开去。海轮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上行驶，除了湛蓝的海水和远接天边的天空外，茫无所见，但在这时收到了槟城中国领事表示热烈欢迎的电报。

    8日晨到槟榔屿码头，欢迎的人群涌向舷梯旁向印度大夫们赠送花环。大夫们登岸后驱车前往华侨会馆，参加那里举行的盛大欢迎会。接着又去参加艾丽西饭店的欢迎茶会，与200余名华、印知名人士亲切交谈。之后参观了中槟中学，数百名华人男女学生，穿着整齐的校服欢迎他们。下午他们回到船上。◆◆◆◆◆

    9日下午船抵新加坡，码头上大批印侨和华侨手持小旗在等候印度大夫，船靠码头时响起了“向祖国敬礼”的呼声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5位印度大夫在欢迎群众的热烈掌声中走下码头，一群华侨姑娘涌上来给他们戴上花环。然后乘坐车头上分插中、印国旗的汽车，后面有欢迎代表约35辆汽车跟着。用了近一个小时绕城一周之后来到中华商会，参加星华筹赈会主持发起的人数众多的欢迎会。会场大门上方，悬有用鲜花扎成的“欢迎”字样的花匾。由于欢迎人数很多过于拥挤，便将会场天井内的茶会桌椅撤去而作为欢迎人员立足之地。发言者义正词严斥责日寇侵华，对中国抗战抱必胜信念，深深感谢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印度人民和援华医疗队大夫。每位代表发言毕均掌声如雷。中国驻新总领事高先生、商会主席林文庆、星华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均发了言。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大夫以英语和印地语作了精彩的演说。

    下午5时半印侨公会假维多利亚纪念堂欢迎医疗队，印侨名人苏先生主持，并致欢迎词，一开始就说：“今日之会，可谓新加坡印中侨民之新纪元……”致词后宣读了军政部长何应钦发来欢迎和感谢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电报。爱德大夫致答词，最后一句是：“中国之抗战胜利，亦即印度之成功。”会上充满中印人民亲如兄弟联合抗暴的激情。大夫们直到午夜才回到船上。

    9月14日晨抵香港，虽然刮着强台风，但对欢迎印度大夫没有丝毫影响。中、印知名人士、当地有关官员及代表均到码头迎候。《星岛日报》以大幅版面及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盛况：“伟大的同情印度救护队(即印度援华医疗队开始时的称呼——作者)昨晨抵港各侨团多结队张帜赴码头欢迎领队发表谈话为我国呼吁援助”等等。

    16日中华商会设午宴款待医疗队。午后印度侨团在告罗士打旅馆举行茶会，许多中国代表和政府官员也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热情讲话。这次招待会上印度大夫见到了《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晚上宋子文宴请医疗队，杜月笙等作陪。德瓦卡在这么忙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学习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