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展各种生产劳动的人民运动，“工合”立即吸引了群众，引起了全世界支持者的极大兴趣。在宣传“工合”的第一本小册子诞生前，我拟的草搞中曾指出，中国政府可以建议美、英和其他赠送救济款的国家指定其赠款有一部分归工业合作社专用。后来，斯诺提出：可以进行贷款。这并不因为获得贷款的机会很多——美国仍然在向日本出售汽油和废铁——而是因为对于在汉口和后来在重庆执政的国民党可能是个鼓舞。斯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为“工合”做了大量的促进和宣传工作。英国的同情者也看到这场运动是与日本人对抗的一个经济武器。“工合”运动逐渐得到了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的爱国华侨的支持。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

　　然而，“工合”运动的资金仍经常发生困难。重庆总部因为自己的一些理由，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后来又力图用这些钱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如果我们不想看到这些钱被孔公馆那帮贪污腐败的人攫取，那么只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它来把宝贵的援助送往最急需的地方。

　　斯诺在宋庆龄夫人的指点和协助下进行了工作，争取香港总督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其他有影响的人士支持这一步骤。一位父母都是传教士、本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艾达·普鲁伊特（普艾达）在香港努力把国际支持者联系在一起，后来从1938年第四季度起成为此项工作的秘书。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由何明华主教任主席，并且得到了像陈乙明和陈铁如等著名爱国人士的支持。由于普艾达必须回纽约继续为“工合”工作，陈翰笙博士在会计师陈乙明的协助下，接着担任秘书。中国一些银行在国际委员会中也有代表。

　　整个国际委员会既不亲共，也不反共。但是它的确对统一战线的协议给予尊重，并且放手向解放区的“工合”合作社提供资助和贷款。在国际委员会存在期间，我始终是它的实际工作秘书。处于这个地位，我很高兴能在内部斗争中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宋庆龄既是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又是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后者作为兄弟组织在开辟向游击区输送援助的途径方面非常成功。邓文钊是其名誉司库之一，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负责宣传工作。

　　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在获取资金和援助物资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钱开始直接汇往最需要的地方，或者经上海一家银行，通过廖承志送往延安。毛主席显然了解到国际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曾写信给何明华主教表示谢意。我见到了毛主席的这封亲笔信，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9月25日。毛主席在信中写道：“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他接着说：“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他进一步强调，希望“工合”的计划能够实现，“因为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他要求何明华主教把这种想法转告国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和华侨，特别是向在菲律宾的华人和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最后，他表示深信：“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工合”国际委员会召开成立会议时，我不在香港。但是，我不久就到那里去弄经费，以便开始东南地区的“工合”工作。

　　1940年7月，我再赴香港出席国际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但我的疟疾又发作了，多蒙何明华主教的关照，我住进了马蒂尔达医院。这是以某印度商人的一笔遗赠建立起来的一家慈善医院，以照顾在香港的贫穷白人。一名护士按时走进大病房，在地板上放一块垫子，跪在上边读祷文。医生每天早晨进来在我的屁股上注射10CC奎宁针剂。国际委员会会议开始时，我仍然卧病在床。中国的中央银行驻香港的经理在会上站起来说，路易·艾黎一直在榨取“工合”的钱，而且他是个颇受尊敬的人，因而他的一席话很有些份量。他是听重庆圈子里的人说的。于是，问题随之而来，“艾黎在哪里？”主教站起来说：“他正在香港贫穷白人住的马蒂尔达医院。”于是这话题就搁下不提了。那时，在重庆的绥靖派搞了大量的反对活动，传播了许多类似的故事以抵毁我们。

　　住院期间，我收到了埃德加和佩格·斯诺自碧瑶的来信，敦促我去菲律宾向那里的华侨谈谈“工合”，为“工合”特别是在新四军地区的工作筹措资金。当时在马尼拉和碧瑶已经建立了“工合”促进委员会。照顾我的便是碧瑶的委员会。所以我出院后即买了船票启程。马尼拉的华侨非常友好热情。他们请我在戏院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许多其他集会上讲话。我见到了一个福建男孩，他积极为“工合”筹集资金，获得了一辆自行车作奖励。后来获悉他死于入侵的日本军队手中，心里非常难受。

　　1941年伙，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工合”产品、图片和宣传画展览。为使其增色，从马尼拉请来了一个菲律宾马欢团。宋庆龄以香港促进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展览会和联欢节正式揭幕。她受到了联欢节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T·E·威尔逊和委员、孙中山博士前卫士莫里斯·科恩（马坤）将军的欢迎。联欢节的地点设在卡罗琳山海军娱乐场。宋庆龄在欢迎词后致答词说：“我代表中国工业合作社，对威尔逊先生和联欢节委员会的杰出努力和支持中国的生产救济表示感谢。”开幕式于1941年11月12日举行。联欢节预定举办一个月。我由内地赶去参加，并正好在袭击珍珠港之前的12月6日返回重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我的香港朋友们四散分离。宋庆龄到重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去了江西，在那儿被捕，关进集中营。贝特兰被送往日本战俘营，爱泼斯坦夫妇则被送到一所集中营，又从那儿逃了出来。陈翰笙不得不逃难，最后在桂林落脚。

　　在其后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就设在四川省的成都，由南京大学的刘易斯·斯迈思（史迈士）博士担任秘书，接着由拉普吾教授接任。那位会计陈乙明接过了整个“工合”组织的总会计师的职务，直至战争结束。我一度任国际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南京大学校长陈裕光和燕京大学J·B·泰勒（戴乐仁）教授被选为副主席。新委员中包括李约瑟博士、吴贻芳夫人、齐启明、徐维廉、张福良和赖普吾。戴乐仁老教授任兰州中英科学合作馆顾问时，积极支持了西北的“工合”工作，并帮助举办短训班，制定规章和建立财务管理制度。

　　截至1946年，“工合”通过国际委员会，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和澳门的促进委员会得到的经济支援估计约5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