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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尔森·莱孚·夏理逊(Tillson Lever Harrison)——一位加拿大人，一位永远值得中加两国人民敬仰的加拿大人。

    1958年，中央卫生部顾问马海德曾把夏理逊与白求恩、柯棣华相提并论，称誉他们是为援助中国人民进步事业而献身的“三个志愿军”。

    1987年，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亲笔撰文赞扬夏理逊“是一位国际主义英雄人物”。就在这一年10月，邓小平亲笔书写的“夏理逊大夫纪念碑”字样，被镌刻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内夏理逊半身铜像的碑座上。

    1991年，加中友协副主席哈里·金宝来华访问时，曾充满感情地说：“他(夏理逊)身体力行，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实践了他的诺言。”

    1992年，新任夏理逊纪念基金会主席、联合国副秘书长詹姆斯·格兰特则评价夏理逊的去世“是一种超出职责本身所要求的、为中国人民而无私奉献精神的体现和为世界和平而献身的象征”。

    无疑，夏理逊这个普通名字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曲折跌宕的历史。他，一个在优裕而舒适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加拿大人，为什么竟会心甘情愿地来到迢遥千里之外的陌生国度忍饥受冻，遭受重重艰难险阻的折磨呢?他，作为一名由联合国派驻中国的医务官员，又为什么主动承担起了超出他职责范围的工作，挺身而出为解放区人民输送医药物资，最终以至以身殉职呢?

    也许在如今的和平环境里，流血和牺牲都变得遥远了，但人们仍然渴望着探寻英雄的人生轨迹，渴望从那尘封的岁月里挖掘出夏理逊高尚人格的真谛。

    (一)“冒险家”生涯

    在加拿大南部安大略省境内，有一个叫作蒂尔森堡的小城，那里风景秀美，民风淳朴。

    大约在距今一个多世纪前，夏理逊的曾外祖父乔治·蒂尔森带领家人来到这里，成为蒂尔森堡小镇的第一批居民，后来，夏理逊的外祖父爱德华·夏理逊又担任了蒂尔森堡市第一位市长，从而奠定了这个家族在当地德高望重的地位。1879年，蒂尔森家族的哈丽特·阿黛尔·蒂尔森(Harriet Adele Tillson)小姐与安大略一位银行家之子亨利·贝利·夏理逊(Henry Bailey Harrison)缔结良缘。1881年1月7日，小家庭的第一个幸福结晶在蒂尔森堡降生，父母给他取了一个双方姓氏结合的名字：蒂尔森·莱孚·夏理逊。

    对于蒂尔森家族这位第四代男性继承人，大家倍加疼爱，照料得无微不至，随着小夏理逊一年年长大，大人们也开始教导他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矩、礼仪。然而出乎意料，小夏理逊并不像一般家庭的长子那样循规蹈矩，他的秉性里存有明显的不安分倾向。他最喜爱的事情莫过于偎依在外祖父膝边，听老人家一遍遍地回忆祖先开拓、缔造蒂尔森堡市的光荣事迹。在不知不觉中，先人们的拓荒、冒险精神在小夏理逊的头脑里扎下了根，使他小小年纪便萌生出了走出小城，开拓自己天地的渴望，对于他来说，身边舒适安逸的生活是多么平淡无奇，而那种威风凛凛遍走江湖的日子才令人神往!

    小夏理逊越长越高，也越来越显得与家规严格的大家庭格格不入了，他倔强而不愿顺从，越是别的孩子不敢做的事他却非要试试不可。1895年，在小夏理逊刚刚考入多伦多中学的第二年，他便自作主张地搁置了学业，只身离家参加了安大略省第二十二牛津步枪队，后来因为年龄太小，被转到了美国陆军工程部队，这一年，他仅有14岁。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还是个孩子的夏理逊在这个部队里一呆竟是五年。1898年至1900年爆发了美国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美西战争”，夏理逊一度在菲律宾参加战斗，紧接着中国义和团运动兴起，他又随美军到达过北京。五个春秋的风雨吹打下，夏理逊由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身材高大、英姿勃勃的青年军人，他的思想也逐渐成熟起来。军旅生活虽然是一个“特殊”的生活天地，但却比夏理逊想象的艰苦得多，作为一名士兵，必须遵守服从命令的天职，但当他亲眼目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众饱受战争的创伤，以及他们悲惨的生活景象时，不禁对军人的意义感到非常困惑。特别是在远离美洲大陆的战场上，成批的士兵因为伤病缺乏必要的医疗和照顾而死去，更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战争没有使夏理逊尝到多少冒险的乐趣，却使他意识到就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贫困的民众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着，还有许多缺医少药的人在痛苦中死去。为什么不成为一名医生，用手术刀救死扶伤，为民解难呢?1902年，夏理逊毅然脱离了美军，并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习，他精力充沛，头脑灵活，很快便在同学中脱颖而出，同时他还是一个叫作“N∑N(Nu Sigma Nu)”的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时常出现在一些学生集会的场合。1905年，18岁的西比尔·艾德娜·威尔金(Sybil Edna Wilkin)一见倾心地爱上了风度翩翩的医学大学生夏理逊，俩人很快便在多伦多圣詹姆斯天主教堂举行了婚礼，并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这是一段极其甜美、安定的时光，夏理逊与爱妻徜徉在爱河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学位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此后夏理逊的同乡、另一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也是在同一所医学院毕业的，整个多伦多大学对他俩都引以自豪，至今在医学院的大楼内还悬挂着夏理逊求学时的照片，大楼的旁边是白求恩纪念馆。

    夏理逊暂时又回到了故乡与亲人们团聚，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为家乡的居民医治疾患。1909年，他唯一的女儿罗莎琳德．埃尔福丽达·夏理逊(Rosalind Elfrida Harrison)诞生了，这使他又一次尽享亲情之乐。但是时隔不久，传来了波菲里奥·迪亚斯的专制独裁统治被推翻，墨西哥农民武装革命的消息，夏理逊那不甘寂寞的脾性重新占了上风，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妻子的哀求和小女儿的啼哭，风尘仆仆地赶到墨西哥，1931年参加了

班邱·维拉暴动，在索诺拉(Sonora)等地出生入死地救护伤员。

    “世上确定从未有过财富分配完全均等的社会，而墨西哥生产出的财富则分配得更不公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富人贪得无厌，越来越富，牺牲了应该视作兄弟的穷人的利益。”在墨西哥一年多的时间里，夏理逊对被压迫民族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平都有了真实的了解，他心中正义的情感不断膨胀，他的同情在更多的情况下渐渐转化成某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试图寻找一项能使其内心获得永久平静的事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对于处在英联邦之内的加拿大来说，这是一段颇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而对于夏理逊，它则意味着新的充满冒险的生活的开始。1917年2月，夏理逊参加了阿尔伯达省卡尔加里市(Calgary)CEF 191营第十三新兵训练站的工作，很快又乘船到达了英国前线，其军衔是陆军上尉。战争中繁重的医疗救护工作为夏理逊提供了用武之地，他被任命为助理军医官，后又辗转至法国、比利时，随医疗救援队在各地医治沙眼和麻风病，其吃苦耐劳、乐观向上的精神深为同事们称道。1918年，历时四年之久的大战进入最后关头，德国军队虽在西线又接连发动了五次攻势，但已是强弩之末，协约国的胜利已成定局。这年5月31日，夏理逊又被从欧洲大陆调回英国的绍恩可立夫(Shorncliffe)。鉴于在战争期间的出色表现，他被任命为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上尉，加拿大《多伦多之星》为此还发表了赞扬他的署名文章。在战争结束后的十多年间，夏理逊的行踪总是飘忽不定，我们无法得到有关他此间经历的详细资料记载，现今所知道的线索主要有以下几点：从1920年开始，夏理逊曾到苏丹、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旅行；1922年7月，他以英联邦西部军区米德兰第二师陆军上尉身份，在爱尔兰梅奥(Mgyo)郡克莱尔莫里斯(Clare Morris)的爱尔兰自由邦医院担任军医官；1927年年底，他一度跟随医疗队到达墨西哥维拉克鲁斯(Vera Cruz)州的米纳蒂特兰(Minatitlan)等地；此后，夏理逊又在拉丁美洲生活了大约八年时间，他先是受雇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在墨西哥、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工作了六年，然后又为斯蒂芬·梅德林糖业公司在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效力一年，自1935年7月到1936年9月间，他则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中的“大鳄鱼”群岛上任政府军医官。

    也许夏理逊一向喜欢浪迹天涯的无羁之旅，他可以把生命投入到一次又一次充满冒险和挑战的、变幻莫测的生活当中，从而时常领略成功的欢欣，但实际上一个头脑充分成熟的男子汉是绝不会简单地为他童年时的梦想而活着的。十多年的游历奔波，锻炼了其坚韧不拔、机智灵活的品性，也大大开阔了夏理逊的眼界，使他更加明确了生活的意义。他曾耳闻目睹资本主义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贪婪掠夺和残酷欺压，并对此十分厌恶，认为一切被压迫者和弱小者都应当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利，这样才能达到整个世界的公正与和平；同时他也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被压迫者和弱小者的斗争实践是极其艰难的，任何坚持维护人类正义的人士都理应站在他们一边，给与他们慷慨无私的援助，以助其改变多舛的命运。正义、高尚情操的升华，使夏理逊最终成为一名国际主义者，而作为一名医生，尽个人所能以帮助缺医少药的民众，自然就是其最直接有效的行动方式。他在那些生活条件简陋的海岛上辛勤地忙碌着，护守着自己的人生信条，但终日在野外的操劳，也不知不觉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二)正义的斗士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全世界人民都一致谴责侵略者的法西斯行径，对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抗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此时此刻，远在西印度群岛的夏理逊心中也掀起了波澜，久久不能平静。

    早在青年时代，夏理逊就对中国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斗争精神有所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曾不止一次访问过加拿大，“一直到今天在尼亚加拉瀑布城还有人记得他：他曾在公园里步行，热烈地谈论着他的计划……”夏理逊一点一滴地积攒起对东方那个古老民族的印象，他惊讶于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它所创造的浩瀚文明，也极为同情在封建桎梏下挣扎了两千多年的劳苦大众，因而当他了解到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将推翻清朝专制政体时，采取了积极的支持态度。1915年，当他听说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竟然又要改制称帝，将中国人民重新推回遭受压迫奴役的境地时，出于义愤他前去投奔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在吴佩孚的部队中出力。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始终未停止反抗外来和内在的双重压迫的斗争，探索着实现美好愿望的道路，然而如今巨大的灾难又突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着这块富饶的土地，人类的正义与友爱遭到了惨痛的亵渎。夏理逊似乎听到那遥远的天空下无数痛苦的呻吟，似乎看到与日本法西斯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在流血、牺牲，他再也无法容忍自己的等待了，对于一个视维护人类正义和人道主义为己任的人来说，支持反法西斯斗争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谴责上，行动才是最好的证明。

    夏理逊终于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反法西斯的国际救援活动。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以志愿者的身份报名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参与了宋庆龄等人主持的一系列战时救援工作。

    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旦夕，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就改编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达成协议，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这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对于抗击日寇而声名赫赫的新四军，夏理逊不仅有所耳闻，而且还亲身打过交道。那时，他受中国红十字会的派遣，曾为新四军输送医药和手术器械，帮助他们开展医疗救护工作。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共产党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等许多优良素质给行武出身的夏理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心底对这支队伍产生了好感。

    1939年5月，夏理逊回到上海继续行医。当时上海已沦为日军严密监视和控制下的“孤岛”，那些丧尽人格的汉奸卖国贼与日本人沆瀣一气，到处为非作歹。生性耿介的夏理逊对此十分不满，言行中时常流露出对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的厌恶和轻蔑，这使他遭到了日本特务的跟踪监视和恫吓，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危急。最后，夏理逊听从了宋庆龄的劝告离开上海，并取道香港，于1941年参加了英国东南亚战区的海军部商船队，在“迪莫道克斯号”(“Demodocos”)商船上任军医官，直至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着振作精神，重建家园的奋斗主题。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在纽约曼哈顿正式宣告成立，它为促进战后各国善后救济工作的协调与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一起成为联合国的五大创始会员国，因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以下简称“联总”)得以迅速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1946年初，夏理逊由香港刚一返回上海，便要求加入“联总”，当他得知自己有可能因为年龄的缘故而受到限制时，便悄悄把年龄少报了好几岁，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联总”驻华办事处的一名军医官。

    就在这一年春天，夏理逊与一名同事受任从上海押运一批救济物资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封锁，数千吨救济物资无法从烟台直接运往邯郸，只得从海上绕行。当他们所乘的登陆艇行驶到渤海湾内时，突然遭到了两艘国民党军队的巡逻艇的拦截，当时，登陆艇上藏有八十多名从烟台搭船的共产党干部和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学生，一旦他们被国民党士兵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危急关头，夏理逊挺身而出，他身着美军制服，手执军棍，机智地装扮成美国军官的模样，与船长、大副等几位美国人一齐向强行闯上登陆艇来的国民党官兵强烈抗议。面对敌人黑洞洞的枪口，夏理逊毫不畏惧，他理直气壮地宣称：这艘船是“联总”雇来运送救济物资的，船上除了“联总”的雇员外，没有任何可疑分子。不知是夏理逊的威严气势吓破了敌人的胆子，还是愚蠢的国民党士兵没有搜到什么把柄，他们最后只好灰溜溜地退了回去。当登陆艇继续乘风破浪地前进时，夏理逊被安然脱险的人们团团围在当中，人们为其智勇仗义之举而感动，更为有他这样一位友人而自豪。◆◆◆◆◆

    不久以后，夏理逊一行终于抵达北平(今北京)，与北平的共产党人有所接触。那时正是军事调处时期，按照国共两党一致认可的停战协定的规定，一个实施停战计划的执行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已于1946年1月在北平设立。军调部三委员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方面各派一人担任，中共代表是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出于工作的需要，叶剑英非常注意团结那些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际友人，常在他的住所举办一些聚会。为了争取“联总”对解放区的救济物资，他还宴请过“联总”一些进步官员，夏理逊便是其中之一，那次会面之后，叶剑英、黄华等人与夏理逊、马海德及其他一些外国友人一同合影留念。多少年过后，当人们重新看到这帧珍贵的黑白照片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揣想起夏理逊的音容笑貌。

    在北平停留的时光充满欢愉，夏理逊结识了不少与他可谓“志同道合”的外国人士，更有许多中国朋友，他发现这些中共官员都充满才智，办事效率极高，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于自身信仰的坚定追求，这种信仰或许像他们解释的那样，是建立在为绝大多数被压追者谋求解放的基础上的。眼见为实，夏理逊决定到解放区作一次亲自调查，同时，他已在北平筹集到两百八十多箱医疗物资，责任心促使他要彻底完成押送任务。

    1946年8月31日，夏理逊由军调处代表、中共翻译王荫圃陪同，押运着全部医疗救济物资从北平启程，此番长途跋涉的目的地将是邯郸国际和平医院。早在30年代，由英、美一些救济组织提供的资金，通过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用于在中国北方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及至40年代，国际和平医院不断得到海外人士的支持及解放区政府的粮食供应，扩展到八个基本医院以及几十个分院，它们广泛分布在不断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给人们送医送药，为改善这一时期的社会基层医疗保健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邯郸国际和平医院便是这八个基本医院中的一个，但由于它处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心脏地带，要运送大批医疗物资到那里实非易事。

    夏理逊一行在出发的当天下午到达石家庄，在那儿他们遭到了蒋介石军队的盘查刁难，后来经美军第十二停战部队的威廉上校的帮助，在紧张的谈判之后他们才获得了军事通行证。当近三十辆骡马车满载医疗救济物资离开元氏(地名)南行时，突然枪声大作——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又追了上来，妄图阻止车队前进。当时夏理逊正在第一辆大车上打头阵，他冷静沉着，随机应变，果断地留下王荫圃等人暂时与国民党军队周旋，自己则押车赶路，带领车队迅速通过了警戒区，与前来接应保护的解放区军民会合。此后车队又陆续经过高邑、邢台，都受到沿途解放区政府热情、友好的接待和照顾。在邢台，夏理逊还兴致勃勃地考察了一所以白求恩医生的名字命名的医院；参观了北方大学及其医学院，并答应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在可能时到该校亲任教职。然而天公却不作美，一路上阴雨绵绵，骡马车始终在无休无止的冀泥路上颠簸，为了减轻骡马的负担，夏理逊他们干脆跳下车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就在距离邯郸几十里地的地方!骡马突然精疲力竭地躺倒在河水里，无论如何再也不肯动弹了，夏理逊等只得卸下车辕马鞍，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将车子拖上河岸，然后又费尽气力地把骡马逐个抬了出来。

    1946年9月9日下午3时，夏理逊一行终于胜利到达河北邯郸，受到了晋冀鲁豫解放区邓小平、薄一波、杨秀峰等领导的亲切接见。薄一波紧握着夏理逊的手说：“这里的医药供应非常紧张，你真是我们的活财神哪!”夏理逊马上答道：“这是你们应得的救济物资，不是我的力量。”后来当邓小平见到夏理逊及其押送来的箱箱医疗物资时，也曾风趣地赞扬说：“这些箱子是替我们打胜仗的箱子。”

    (三)“在行动中死”

    告别了邯郸国际和平医院后，夏理逊返回上海，他把自己在解放区调查得到的情况，详细向“联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CLARA，以下简称“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等单位作了汇报。

    离开解放区已经许多天了，夏理逊仍然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心情之中。的确，解放区优美自然的乡村风光令他陶醉，他曾在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道：“我们经过了一个真正的伊甸园，广袤的平原向四面展开，时有起伏，有点像阿尔巴利(Alberia)大平原，到处点缀着一簇簇小树林，但不是灌木丛，整个乡村是那么清新。”然而更令他感兴趣的是解放区的人民和那里的建设景象：“庄稼的品种很多，有小米、荞麦、玉米、棉花，还有苹果树、梨树、枣树都硕果累累。妇女们和孩子们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队队共产党的战士和他们的长官一起在庄稼地里干活，枪支架在田边，所有的共产党村庄中，充满着幸福快乐和满足的气氛，那里没有警察，夜不闭户，人人热情好客，拒绝收一切小费。这里几乎没有可花钱的地方。”◆◆◆◆◆他甚至还留意到共产党人士对宗教组织所持的宽容和不干涉态度。应当承认，夏理逊的观察是细致而敏锐的，在解放区那个民主、祥和的天地里，人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且共同劳作，解决了许多在国民党统治下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洋溢在普通民众脸上的欢笑充分显示出他们对自由解放新生活的强烈追求，因而夏理逊觉得自己一路上的千辛万苦都是值得的。

    但是一想到解放区人民极端艰苦的医疗条件，夏理逊的心就不由得缩紧了。

    在解放区有许多落后、偏僻的乡村，那里的农民曾长期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劫掠和蹂躏，他们为了生存，有时甚至以糠和树叶为食，根本无从考虑自身的医疗、健康问题。中国农村公共医疗事业本身的长期滞后、甚至中断，也是整个解放区缺医少药的原因。另外，本来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所有联合国的救济物资都应公平地分配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受害者和遭受重大损失的地区的人们手中，而不论其种族、信仰以及政治立场如何。可实际上，由于美国竭力支持和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对“联总”施加了压力，使得“联总”在分配给予中国的战后救济物资的过程中，将98％的物资划拨给了蒋介石政权，而严重遭受战争灾害的广大解放区，却只得到了2％的不公正分配。加上后来内战风云突起，国民党对解放区加强了封锁和限制，就是这些有限的医疗救济物资，尚不能保证可以完全运抵解放区。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事先不了解当地情况，一些历经磨难运到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并不适用，有的重要医疗设备因缺乏零件或操作人员而无法发挥作用。

    即使在如此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散布在解放区内的大大小小的国际和平医院仍然最大限度地坚持工作。它们不仅派遣巡回医疗队到各偏远地区送医送药，还有计划地自我培养了大量医生、护士、实验技术人员及药剂师，并在群众中开设了公共卫生课程。当夏理逊以一个医生的眼光考察了邯郸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后，深为那里中国同行们的工作热忱所感动，同时他也恳切地指出：“要求医生在这个地区只依靠差的仪器及很少的药物进行长期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认为必须在一切安排妥善之后，尽可能从别处运一些医疗物资到这个地区来，如果我们能尽早地得到这些物品，我们将对这个地区人民将来的健康及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徜徉在邯郸城外的古赵王城遗址上，夏理逊似乎一下子理解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风雨沧桑，理解了这里伟大的人民一贯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历史，他相信中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也为自己能对苦难里的中国人民有所帮助而欣慰无比。是的，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外科医生，押送医疗救济物资完全是他份外的事情，繁琐而平淡，依照他的脾性，去炮火连天的战场救护伤员岂不更好?可夏理逊认为，一个人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的责任是

无限的。恰恰因为他是一名医生，他深知必要的药品和手术器械在战场上的宝贵!他忘不了邯郸国际和平医院那位瘦小的女院长期待的目光，更忘不了当他自愿提出回上海再筹运更多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并打算留在邯郸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时，邓小平无比信任地鼓励他：“好!好!祝你成功，如愿以偿。”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措，夏理逊得到了由加拿大红十字会(CRC)、中国福利基金会、“解总”、美国红十字会(ARC)、“联总”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等组织承诺提供的医疗物资和40吨纺织品。夏理逊直接受宋庆龄的委托，预备从铁路将之运往邯郸国际和平医院，他亲自监督将全部物资装上了标号为16293、10163、31107号的三节车皮里，于1946年12月4日离开上海，为了保护这些物资免遭不测，他还坚持乘货车随行。

    此时国共内战愈演愈烈，夏理逊一行要假道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京沪、陇海等铁路干线进入解放区，一开始便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阻挠和肆意刁难。他们所乘的这列供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使用的列车在南京被扣留了四天，好不容易到了徐州，又被连续扣留了九天。一天清晨，当夏理逊去察看医疗物资时，发现车头竟然已经开走了，那属于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近四十节车皮的物资也不知去向。而他所押管的这三节车皮已在夜里被解下来，孤零零地甩在了远离车站的一段铁路侧线上，拖挂其后的节敞车也遇到了同样的厄运，上面是“联总”的一位苏联雇员押运的两辆武器运输车。夏理逊一次又一次地找火车站的站长交涉，但每次得到的都是极其含糊的答复：“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也许几天以后车才能拉走，因为没有车头，火车都被军队占了，列车又太长等”。陪同的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货物监运员之一王乃和帮助夏理逊还进行了其他求援尝试，但不是发往开封“联总”总部的电报杳无音信，便是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官员避而不见。◆◆◆◆◆夏理逊日夜守护着三节车皮，忍受着不堪想象的困难，没有饮用水，他们只能煮附近水沟里又臭又脏的沟水喝；食物越来越少，夏理逊只得顶着寒风去铁路附近的村庄里去买，可连鸡蛋也很难买到，到后来他一整天只得靠吃两次驴肉维持。有一次，夏理逊又找到站长那里，在那儿喝到的一杯热茶便成了他全部的早餐。饮食的极度匮乏，使这荒瘠的野外的冬夜对夏理逊他们来说更加寒冷彻骨，然而祸不单行，夏理逊的一床毯子、衬衣和鞋又在他睡觉时被偷了，他只好裹着仅剩的一床毯子取暖御寒。渐渐地，他的脸和手都被冻得红肿起来，裂开了一道道的血口子，他的一只大脚趾也开始变黑了，每走一步路都钻心般地疼。夏理逊实在忍无可忍，义愤填膺，他再次找到那位站长，警告他和他的上司说，如果他们仍然不采取补救措施，他将和蒋夫人联系。他还吓唬国民党当局：“蒋夫人是我的朋友，早在1937年她就寄给我一张他们夫妇在重庆的合影，以及一封她写的致谢信……”

    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夏理逊一行终于于12月18日获准放行，他们的车皮被加挂在一列客货混编火车后，在第二天晚上十点半抵达开封。本来乘火车从上海去开封只有不到两天的路程，而他们却花了16天。“当时，我们已疲劳到什么都不顾的程度，尽管‘联总’的招待所就在附近，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但我们都无

力地躺在车内直到第二天天明。”夏理逊所写的这段话，足以说明当他到达开封时其身体已虚弱到了何种地步。

    历史文化名城、六朝古都开封，当时是国民党控治下的河南省的省府，也是加拿大圣公会河南差会的传教中心，“联总”和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均在此地设有办事机构，按理说夏理逊是完全能够在这里得到比较好的医疗照顾的，可是他却连一分钟都不愿耽搁，他仿佛看到每时每刻都有人因为得不到他及时送去的药品而死去。夏理逊恳切而坚决地说服了那些对他的计划存有疑虑的人，表示要一丝不苟地履行他的使命，一俟有关通过军事封锁线的安排有了眉目，他遂先亲率两辆满载医药物资的卡车绕道山东西部解放区到达了邯郸。这次尝试非常成功。于是夏理逊马不停蹄地返回开封，重新组织车队。不料，就在此时，连日的过度紧张和劳累，加上严重冻伤的发作，一齐向这位66岁的老人袭来，他一下子病倒了。周围的人们纷纷劝告他立即回上海治病，可夏理逊却说：“我向宋(庆龄)女士许过诺言，要在两个月内把这批物资运到目的地。我不能食言。那里的人民需要这些物资，他们正急切地等着我呢!”“我就是死在解放区，也是幸福的。”

    1947年1月7日，夏理逊拖着病体，执意随同由13辆卡车组成的运输队踏上了征程，加拿大红十字会的A．劳贺(A．Reoch)先生和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公路运输行动监督员E．H．西米纳斯(E·H·Ciemenas)先生陪他一同前往。车队在阴冷的天气里向东驶过兰封(今河南省兰考县)，然后绕道进入山东解放区，“尽管卡车车身上都醒目地涂着‘联总’的红十字标志，车队仍然面临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的轰炸和扫射的威胁”，车队只好在崎岖不平的牛车行走的小路和田间小道上迂回前进。由于地处黄泛区，黄河泥沙淤积形成的地面时常陷没卡车车轮，一些陈旧的卡车也因路面的坑洼泥泞而频频发生故障。1月8日，当车队到达山东省阳谷县境内的张秋镇时，13辆卡车中有十辆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夏理逊初步打算将物资就地卸下，让车队返回开封，他则对物资进行整理，然后将之转载到牛车上，亲自护送到邯郸。但由于这个地区正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城镇居民已经疏散，一时间他们没能及时与当地官员取得联系，无法征集到足够的牛车，夏理逊等人几乎一夜都没合眼。

    过度的疲劳和焦虑耗尽了夏理逊最后一丝精力。1月9日，夏理逊已经力不能支，他表示感到太累，十分想休息，持续的高烧折磨着他，他的脉搏又快又弱。待到那天晚上，他已陷于极度虚脱的状态，“当他感到他没有能力独自去厕所时要求劳贺先生搀扶他去厕所”，他还不停地呕吐，甚至吐了血。但一直到临睡前，夏理逊还与劳贺商量着找足够的牛车运送物资的事，口中不停地喃喃低语：“快点，快点把药品送到邯郸”。

    1月的华北平原，天寒地冻，北风凛冽，10日凌晨，这位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际和平战士——蒂尔森．莱孚·夏理逊医生，病逝在张秋国际和平医院的招待所——一座空落的天主教堂内，享年66岁。张秋镇西门村农会主任黄登亭叫起为车队做饭的李培珍和蒋红玉二人，按照中国风俗为夏理逊穿好衣服，装殓入灵柩。

    夏理逊早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曾豪迈地说过：“宁愿在行动中死，也不愿在安逸中生”。他终于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其伟大的人生宗旨，虽壮志未酬，也当含笑九泉了。◆◆◆◆◆

    (四)在人民心中永生

    夏理逊不幸病逝的消息传出后，解放区的医生和官员辗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他们在劳贺先生和西米纳斯先生的协助下，设法取出夏理逊的血样进行化验，最后完成了一份验尸报告、一份医学报告。随后，晋冀鲁豫军区和边区政府在张秋镇天主教堂西院举行了“夏理逊同志追悼大会”，许多闻讯赶来的普通群众挤满了教堂大院，给这位为中国人民工作到最后一息的加拿大友人“送行”，悲情难抑，人们禁不住失声痛哭。夏理逊生前的中国朋友、时任晋冀鲁豫边区“解总”分会代表的王荫圃、郝重远两人，为迎接夏理逊这时也已从邯郸抵达张秋，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夏理逊已经与世长辞了!朝思暮想的喜重逢骤然间变成了凄惨的永别！当王荫圃双手接过夏理逊生前专门从上海为他带来的香烟时，这位刚强的汉子禁不住泪流满面。在邯郸，一位与夏理逊素未谋面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on)得以阅读了夏理逊生前的日记后，曾不无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话：“许多向解放区运送物资的‘联总’，官员都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但夏理逊却是我所听说的为此而死去的唯一的人。”

    1947年1月14日，运输车队横越过已经冰冻的黄河，将夏理逊的遗体运往开封。在那里，三位“联总”派遣的医生对遗体做了全面检查，确认“他的逝世并非起因于暴力或他人对他的伤害”。1月19日，“联总”驻开封办事处为夏理逊举行了安葬仪式，遗体被掩埋在一座圣公会教堂的院内。

    1947年2月7日，“联总”、“解总”、中国福利基金会等联合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夏理逊医生逝世纪念会”，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宋庆龄出席了这次悼念活动。与会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了夏理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联总”战地服务部副主任道路拉斯·P．福尔康纳(Douglas P·Falconer)在宣读和评论了夏理逊亲笔书写的部分旅程记录后，赞扬夏理逊的壮举“给‘联总’，在内战烟云中分配医疗救济物资的历史添上了生动的注脚”。“解总”驻沪办事处负责人林仲在会上宣布：为了永远纪念夏理逊大夫，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邯郸国际和平医院将被命名为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和医学院，他还无比庄重地指出：“人民的感激之情是无法表达的!”

    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不断转移，只在邯郸备有一个永久的医院楼，1948年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此院更名为华北政府哈励逊医院。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人民政府即将进驻北京，这所医院作为留给老区人民的纪念，又迁移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其间曾数次更改院名，直至1966年，医院搬迁到河北衡水专区，被称为衡水地区医院，1987年7月经河北省卫生厅批准，衡水地区医院终于又恢复了“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的旧称，并同时拥有这两个名称，延用至今。

    在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哈励逊事迹展室内，精心存放着当年夏理逊医生用生命作代价护送来的医疗救济物资：电风扇、羽绒枕、显微镜、手术台、钢丝病床、膀胱镜、乙状结肠境、折叠式野战手术箱……  在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建设的初期，这些物品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有的还一直延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今，它们都成了无比珍贵的纪念品，令人缅怀夏理逊的高风亮节。

    经过近五十年的不断发展，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已成为一所现代化的综合型医院，医院的数百名专业技术人员本着“向哈励逊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潜心本职工作和医学科研，不断增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该院还同空军总医院建立了多年的横向联系，具备开展心脏手术、脑外手术、肾移植等手术的能力。然而，由于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承担着衡水地区近四百万人民的医疗保健任务，有限的医疗条件很难满足民众的治疗需要，199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这里日门诊量达800～1200人次，床位年平均利用率在105％以上。令人鼓舞的是，在加中友协等多方协助下，1988年9月30日，夏理逊纪念基金会在加拿大多伦多正式宣告成立，这个旨在从医药、教育等方面自发向中国提供援助与合作的民间机构为密切加拿大同中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1991年1月，时任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的哈里·金宝先生特地前来中国考察了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双方就改进医院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并签订了合作协议。哈里·金宝先生最后说：“我希望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能像夏理逊那样为了正义和人道主义而奋斗。”友谊的篇章正在被续写。

    当夏理逊的英雄事迹不断为人们回忆、整理出来的时候，英灵安歇的场所就成为大家异常关注的事。在河南省开封市南关区医院前街，几十年前安葬夏理逊遗体的残余痕迹已荡然无存，那里如今已变成了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小学——夏理逊小学。1987年底，经过省、市有关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大量勘察、检测，终于确定了夏理逊棺柩的确切方位是在夏理逊小学一间教室的下面，继而顺利发掘、清理出其遗骨。1988年1月8日，夏理逊的遗骨被护送到开封市烈士陵园，当地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他的部分亲属也专程赶来吊唁。这位为了人类的正义与解放事业，一生都在漂泊奋斗的可敬的人物，从此将可以在异国的土地上永远安息了!

    每天清晨，夏理逊小学的孩子们都会细心地将校园南墙下的一片冬青树丛打扫得干干净净，在这片四季萦绕的绿色中，矗立着一块黑色的“夏理逊大夫安葬遗址”纪念碑；每逢夏理逊的诞辰或中国的清明节，夏理逊小学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向同学们介绍这位加拿大友人不平凡的经历，介绍他如何从人类的进步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如何为了大众的利益而任劳任怨、殚精竭虑地工作……一颗颗稚嫩的心灵，接受了人间最高尚、最美好的思想情操的浸润，带着真、善、美的理想走向人类的明天。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夏理逊是第一个为完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任务而以身殉职的加拿大人，他是在联合国服务的加拿大人为了他国人民的利益和需要而献身的先驱者。当夏理逊的名字不仅仅让人想起那段真实的过去，更代表着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为人们称道的时候，他便真正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