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幼章的生平

    管平

    1993年11月27日清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人们像往常一样迎来了这个清冽的冬日，整个城市渐渐骚动、苏醒了。然而就在此时此刻，在多伦多市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一张病床上，一位老人却安详地走近了他生命的终点，他，便是加拿大宗教界著名人士、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文幼章博士(James Gareth Endicott)。

    94岁的高龄，使文幼章再也经受不起病患的折磨了，他显得那样赢弱、憔悴不堪，然而他的目光却依然锐利而深邃，紧抿的嘴角透着坚毅、果敢，岁月的风霜刻写在他的脸上，让人不禁联想起他那不平凡的经历，联想起他在中国度过的漫漫岁月……中国是文幼章的第二故乡，他在这块土地上出生、成长，并先后11次访问中国。他曾用毕生精力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和世界和平呐喊助阵，既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也赢得了中加两国人民的敬仰。1993年夏，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曾专程前往探望文幼章，在其病榻前向他颁发了“人民友谊使者”奖章。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文幼章苦苦探索着宗教信仰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帮助也反映了他宗教思想的升华。

    弥留之际，文幼章耳畔似乎回响着上帝的圣徒们的歌声，仿佛蓦然间时光倒流，他重新置身于那遥远的中国内陆一个宽敞的院落里，孩童天真烂漫的嬉闹声随着一只只色彩斑斓的风筝在半空里盘旋着、盘旋着，直上天国重霄……

    (一)从孩童到牧师

    1898年11月24日，文幼章降生在四川嘉定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家庭。

    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嘉定不过是四川乐山县境内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由于地处偏远内陆，交通十分不便，但是作为大渡河、雅河和岷江三大河流的交汇处，这里则又物产丰富、人丁兴旺。嘉定这些情况或许便是当时整个四川省的一个缩影。考虑到基督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形，加拿大卫理公会于1892年在中国成都成立了华西差会，它后来发展成为加拿大来华传教教会中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个。1893年，差会的第二批传教士远涉重洋而来，文幼章的父母，新婚燕尔的文焕章和文萨拉也在其中。随着人手增多，差会决定尝试开辟嘉定为第二个传教总站，文焕章夫妇便接受了委派，于1895年迁至嘉定白塔街212号卫理公会的小院内，开始了近十年难忘的传教生涯。

    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都有取中文名字的习惯。文焕章选择“文”作姓氏，是因为这个有“文学”之意的汉字的发音与其英文姓氏“Endicott”的第一个音“恩”很相近。故而当文家的第一个男孩诞生时，文焕章给他取名“文幼章”，意为“文学的新篇章”，后来，文焕章的第一个孙子叫“文少章”——“文学的小篇章”。

    文家的孩子是不缺少玩伴的。除了两个姐姐之外，文幼章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因而他们的童年都带有浓厚的川西色彩。有时，淘气的孩子们在屋后岩壁上的洞穴里“捉迷藏”；有时又在院落里跑来跑去地放风筝、逮蝴蝶，甚至还偷偷溜出门去购买街头小贩的糖果……而每当父亲带领孩子们去野外游玩的时候，他们则无比喜爱秀丽奇峻的山川景色。伟岸神秘的乐山大佛、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以及闻名海外的峨嵋山，都在幼年文幼章的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在他心田中播撒下了眷恋的种子。

    然而真正令文幼章产生难以割舍的情愫的，是他对身边那些普通而善良的中国人的喜爱。厨师老杨平素很喜欢文幼章，可一旦他犯了过错，老杨却敢于毫不留情地打他耳光。对此文幼章觉得“他像是我的一位叔叔，使我感到我们家里有了一个中国成员”。而另一件为文幼章念念不忘的事是他曾与教会印刷所的师傅彭其灵结成了忘年交，后者每当文家的孩子们溜进徒工食堂美餐一顿中国饭菜之后，会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把他们挨个从窗口递出去，以使他们躲避文焕章的训斥。孩童的感情总是最纯真的。他们的心灵一经感受到被关心、爱护的快乐，便也学会了以诚相待。正是在中国度过的天真无邪的岁月，使文幼章养成了日后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的能力，更使他在心理上对中国产生了类似于对故土的认同爱恋的情感。他曾坦言：“我和一般的中国人的关系是融洽的、推心置腹的。我从不畏惧。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遭到暴乱的威胁，但是，我却不知怎的逐渐产生了一种友好感情。”◆◆◆◆◆

    与同时代的加拿大儿童相比，文幼章在嘉定很少有机会见到汽车、收音机，更没看过电影，但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并不贫乏。这与其成长在一个开明、和睦的传教士家庭不无关系，父母特别是父亲文焕章对他早期人格的形成产生过巨大影响。

    文幼章七岁时，父亲曾把他送进重庆的一所英国公谊会学校读书，岂料这所学校以僵硬呆板的纪律束缚孩子们的个性，一味热衷于把他们培养成清教徒。文焕章夫妇很快便发现了小幼章的不适应和厌恶态度，他们便决定让他呆在家里，由母亲文萨拉为他进行启蒙。像当时大部分中国家庭一样，文家是个有着严父慈母的标准式的家庭，文萨拉，这位活泼善良的爱尔兰女性，每逢圣诞节或家里有人过生日时，她的烹调手艺总是令孩子们乐不可支；相比之下，文焕章就显得严厉些，他有时还会因为家庭的收支问题而大发雷霆。但是作为这个传教士家庭的一家之长，他却是文幼章人生观和宗教观的真正启蒙者。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文家保持着被称作“家庭讲经会”的习惯，每天早餐后全家围坐在一起作家庭礼拜，文焕章经常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有关《圣经》的知识。这位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威斯科学院哲学系的传教士对摩西、但以理等具有斗争和牺牲精神的《圣经》人物备加推崇，他向孩子们灌输这样的意识：真正的伟大是与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分不开的；此外，文焕章虽然不反对传教士从事世俗的医疗和教育工作，但他认为教会的主要宗旨还是传播福音，使人们信奉上帝以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一点又影响到他对战争的看法，尽管基督教一贯宣扬忍耐和顺从、友爱，但如果要为上帝指引的正义事业服务、为被压迫者赢得自由而不得不付出牺牲的代价的话，基督徒也不能逃避、惧怕战争；作为一名来华传教士，文焕章也并不赞成依靠世俗国家的权力使传教士享有特权的做法，至少他认为这不是传教士在华传教获得成功的良好途径。

    日久天长，在幼章的眼里父亲便似乎成了但以理这样的英雄人物的化身。他有勇往直前的勇气、丰富系统的宗教思想，还有口若悬河、极具说服力和热忱的演讲口才，这些足以令年少的幼章产生崇拜感，以至于潜移默化地融进他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他日后牢固的宗教信仰、强烈的正义使命感和卓越的历史远见。

    在文幼章11岁那年(即1910年)，全家人回加拿大休假。这时教会正打算晋升文焕章为国外传教部总干事。考虑到孩子们有必要接受正常的教育，而且晋升后收入也会得到改善，文焕章接受了任命，全家在多伦多定居下来。文幼章进入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起初他对那个陌生的学习环境有所疑虑，然而幸运的是，在他所上的第一节地理课上老师讲的是亚洲，当他站起来为全班同学描绘长江、四川的自然风光时，紧张不安的心情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随后开始的是轻松而自信的校园生活。然而无忧无虑的日子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过去了，文幼章刚刚升入中学五年级后不久，他的生活中接连经历了几件大事，最终促使他作出了以一名传教士的身份重返中国的选择。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加拿大作为英帝国的自治领也随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初，第一批加拿大士兵由英国开往法国。后来刚满18岁的文幼章也穿上了戎装，被分配到加拿大工程兵信号训练站当工兵，一年后他又被派到法国服役，成为加拿大第一师所属的加拿大野炮兵第二旅的一名现役军人，参加了横越比利时的追击战。战争给加拿大带来了牺牲和灾难，却也使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走向成熟，虽然文幼章那时还不可能弄清楚这一点，但他却强烈地意识到参战是他个人另一种生活的开始。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上帝从不关上一扇门，而是打开两扇门。”战争总是催人成熟，让人在更多的矛盾中进行思考。在紧张、严酷的行军作战的间隙，文幼章竭力保持着他的宗教习惯，并认真地记录了亲身经历和思想的波动。充满丑恶的血淋淋的战争现实与他心目中设想的“圣战”的场面大相径庭，他不禁异常怀恋起在中国的天真无邪的岁月、他的家人以及他尚未结束的学校生活来。另一方面当他以胜利者和幸存者的姿态进入德国境内时，他发现这些被称作其“敌人”的人们也大多是盲目地充当炮灰的平民百姓，这使他心中产生了更多的同情成分。上帝所教导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在文幼章看来并不是件虚无缥缈的事，他渴望将自己的精力贡献到发掘这样一种泽被世界的情谊的工作当中去。很自然地文幼章想到了中国，那里正处于大大小小的军人势力的割据状态下，千百万饱受摧残和深感失望的人民在呻吟，也许这恰是传播福音的良机，基督教或可为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民赢得团结与和平。在不断的思索中文幼章回中国传教的愿望日益明了，已不同于当初他一时冲动的念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文幼章作为凯旋的战士回到了祖国。而国家对于英勇的青年们给予了回报，1919年夏天，文幼章进入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学习文学，第二学年开始，他又选学了包括《新约和旧约全书》史、系统神学、比较宗教等24门课程的一整套神学课程。以后一段时期，思想的砺练及作为卫理公会实习牧师的传道经历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战后教会联合运动逐步发展起来，长老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圣公会教徒和公理会教徒不得不走向联合，组成了加拿大联合教会，这反映了加拿大独立、统一的历史趋势。但同时由于国家外部生存条件的改善，其内部各种矛盾因素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一方面城市罢工和劳工运动的浪潮不断高涨，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新的政党也开始出现，后者甚至造成地方与联邦政府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加拿大东部和西部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他们试图摆脱农产品价格长期受东部商业控制的局面，建立了一些共同出售谷物的农民联合组织如“小麦联营”等。毋庸置疑，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也波及教会内部，它们一贯宣扬的“宗教福音”不得不面临“社会福音”的挑战，是追求在来世得到个人灵魂的拯救，还是努力在现世建立地上天国?显然后者更容易吸引教徒。

    在上述情况下，大学校园里也并不平静。文幼章虽然时而醉心于对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的研究，时而参加学校的一些辩论赛，但他最着迷的还是《圣经》，“他想在基督教中寻求一种毫无教条主义的信仰，一种既承认科学的方法论，而又对尚未解决的宇宙之谜具有开明的求知欲的信仰”。在这方面，维多利亚学院的化学教授H．B．沙曼博士和《旧约全书》史教授塞谬尔·H．胡克，还有传教士艾伯特·施韦泽等人对文幼章的思想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文幼章逐渐认识到了基督教传教士有指导社会问题的责任，但这一思想很快为他招来了麻烦——1922年夏天，当实习牧师文幼章在萨斯喀彻温北部巡回传道时，因他以非凡的鼓动能力帮助当地农民组建了“小麦联营”，而被教会总部指责为“不谨守教规，从事非宗教性活动”。这是他与教会发生的众多分歧中的一次。

    尽管内心真实的感情与教会所谓的权威信条的相悖常使文幼章陷入深深的苦恼，也使他经历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道德危机，但最终做一名传教士的终身选择起了作用，他只得把怀疑置之脑后。1925年6月7日，文幼章顺利通过了在多伦多卫理公会举行的授职仪式，受任为大公教会的一名牧师。既然他完全接受了其父对联合教会的看法，即它“不是为教会自身而存在，而是为世界的幸福而存在”，那么同样他成为一名牧师也并不等于就盲目接受了那些圣仪和信条，而意味着他期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献身耶稣的事业，为苦难中的人们谋求幸福。

    1925年的夏天对文幼章来说的确“意义深远”，就在受任为牧师后的第十二天，他与玛丽·埃尔西·奥斯汀，一位身材苗条、面庞秀美、头脑灵活的金发姑娘，喜结良缘，这时距他俩在华盛顿出席美国传教士会议时一见倾心不过五个月的日子。玛丽的生活环境较为优越，她的父亲曾当选过安大略省查塔姆市的市长，她身边也不乏崇拜和追求者，其中包括后来担任首相的莱斯特·皮尔逊，但与文幼章的相逢改变了一切。对一种合情合理而又讲求实际的宗教的共同追求，为他们心灵的迅速接近奠定了基础，后来他们的儿子文忠志曾这样评价他们的爱情：“他们相处42年，哺养四个孩子，经历一次革命，变换两次职业。1925年春天确定下来的关系，战胜了暴风骤雨，始终不渝。但这种关系不像是两个因循守旧的人的平平常常的结合。”事实上，与玛丽的婚姻丝毫未影响到文幼章去中国的计划，玛丽本人及其父母一直都对国外传教会十分感兴趣，她甚至还打算到卫理公会国外传教会申请工作，因而当文幼章在热恋中问玛丽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到中国去时，她欣然答允。1925年10月，文幼章夫妇作为加拿大联合教会成立后派往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的成员，在温哥华搭上开往神户和上海的“澳大利亚皇后号”轮船，开始了驶向东方的航程。从他俩启程时在船上拍摄的照片看，显然内心兴奋无比。

    (二)传教士和“教育家”

    经过二十天左右的海上颠簸，文幼章夫妇终于安抵上海，他们继续乘船沿长江于这年年底到达了四川重庆。通常加拿大传教士来到这里后还得继续往西北而行，去华西差会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学习一年中文，然后再被派往各地的传教总站或据点。但玛丽这时已有了六个月的身孕，何况还有三十余件大小行李，于是他们便结束了行程，在重庆市郊一处叫鸭儿凼的村庄里安顿下来。直到1926年5月，传教会干事会决定把文幼章夫妇派往偏处一隅的忠州传教总站，他们才带着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个孩子文少章在忠州郊外一幢朴素宽敞的房子里正式安了家。文幼章还别出心裁地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月华”，意为“月亮的光辉”。◆◆◆◆◆

    值得指出的是，当文幼章重新踏上魂萦梦牵的中国大地并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或许没能很快意识到眼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变革。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1924年，“民国之父”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在三民主义基础上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又进一步将民族主义浪潮推向高涨，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了四川，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的学生发起了“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内的中国雇员也以集体罢工表示支持，华西差会受到了较大冲击，发展速度大大放慢。

    即便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暂时还未直接影响到文幼章的日常工作，他分明也能感受到笼罩在传教士身上的强烈的排外情绪。“洋鬼子”，这是他和文月华在重庆的街道上最先听懂的话，时常还有一些衣不蔽体的顽童向他们扔泥巴、吐口水。有一次当文幼章开完传教会干事会议与另一传教士步行回住所时，恰好碰到一群散发反帝爱国传单的学生，他们高呼着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很快把他俩包围起来。当时在许多中国人的眼里传教士同那些无恶不作的外国士兵和奸诈歹毒的外国商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享受着外国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为其公民谋取的各种优厚待遇，同时还拥有这样那样的传教特权；教会学校里的青年学生更认为基督教宣扬迷信，且派别众多，是有碍中国统一的分裂因素，因而不断在校园掀起抵制运动，把为教会工作的中国人斥骂为“走狗”、“奴才”。

    由于华西差会面临种种艰险，传教会干事会曾专门组织商讨如何应付不断兴盛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绝大部分传教士都反对放弃不平等条约给他们的特权，认为教会应当受到列强强权政策的保护，而文幼章对这个问题却有他自己的看法。首先，他对于教会把传教活动纳于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保护之下始终不以为然。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我总是牵挂着中国的政治问题，因为我很担心她与列强的关系正在把传教工作逼进死胡同去。”在文幼章看来，传教活动应同政府的行为完全分开，即便传教士们在中国为此要经历种种磨难，那也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而不应流露出胆怯与恐惧，转而求庇护于本国的军事力量。其次，文幼章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抱同情的态度，他平素十分注意了解四川的风士民情，既曾随教会医生到普通人家出诊、参加过中国基督教徒的葬礼，也曾在街头看到妻妾成群的财主、衣衫褴褛的乞丐以及趾高气扬的外国人。无论是长江边上不胜重荷的纤夫，还是横行霸道的地方军阀，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对遭受外国资本排挤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也不乏了解，因而他充分理解中国人民应当有维护民族自尊，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利。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文幼章主张调整传教策略以适应中国的国民情绪，并赞成中国教会的自决，他表示“我个人准备接受中华全国基督教联合会的建议，听从他们的命令，作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联合会的成员”。然而，他的意见并未得到欣赏，加之时局的发展，传教环境突然恶化，根本不容他作进一步的尝试。

    1926年6月，英国女传教士伊迪丝·西布莉在成都街头被红灯会会员杀死，英国借口保护侨民炮轰万县，致使三千多名中国军民死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事件”。帝国主义的暴行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和仇恨，尤以四川中部和西部的局势最为紧张，成千上万的市民、学生及士兵在成都举行了游行示威。1927年新年刚过，英国领事便要求在四川的所有传教士都必须撤至上海的英租界内。虽然华西差会有许多传教士公开指责了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而且包括文幼章在内的一些人作好了坚持原则、留在四川的准备，但最后华西差会还是服从了撤退命令，绝大部分传教士于1927年1月离开了四川，许多人后来就此返回了加拿大。这次大撤离使华西差会失去了大约占总数四分之一的传教士，再加上此后加拿大联合教会很少再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华西差会的鼎盛时期结束了。

    1927年的大上海正值多事之秋。蒋介石投靠了帝国主义，与沪上大资本家及黑社会勾结，阴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其产党人，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使国民革命转入低潮。正在上海租界内避难的文幼章曾目睹了中国革命史上这一悲剧性的重大事件，然而那时他和他的大部分同事一样，把这场事件看作是“稳健”的国民政府对赤色分子的打击。在一年多的“难民”生活中，最令文幼章开心的莫过于第二个儿子文忠志的出世了，不过就在这孩子生下没几天，他家的房子突然不幸失火，后来总算有惊无险，文幼章将裹在毯子里的文月华抱到了邻居家，保姆抱着婴儿也冲了出来，随后是厨师和刚刚两岁的文少章。

    英国领事终于开始准许单身或已婚而不带家属的传教士返回内地了，文月华理解丈夫的想法，为了不拖累他，便独自带了两个幼子回加拿大住了几个月。1928年1月，文幼章重返重庆，在周围的乡村地区作巡回传教，他广泛接触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对他们贫困不堪、长期遭受军阀和地主欺压的生活状况有了真实了解，而且与其中一些人交上了朋友。◆◆◆◆◆当然，一部分功劳还应归之于文幼章那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先前在重庆鸭儿凼时他曾专门聘请了一位不会讲英语的中国家庭教师，每天为他辅导五个小时的中文；而住在忠州的那个夏天，他差不多每天要学习10个小时的汉语；甚至在上海“避难”的许多闲暇也成了他锻炼口语的良机。这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有志者，事竟成。”文幼章后来终于实现了他成为一个中国语言专家的目标，能把中文讲得与中国人一样。有一次他在上海圣彼得大教堂讲演时，台下一个孩子竟然仰起小脸天真地问他的妈妈：“怎么我能听懂这个人的英语呢?”另有一次当文幼章夫妇由北京飞往莫斯科，在伊尔库次克机场小憩时，如同以前时常出现的情形那样，他母语般流畅的中国话令一旁的几个中国人大为惊异，其中一个人禁不住上前搭话：“听起来您很像文幼章，我听说过他，但从未见过。”当文幼章回答“我就是”时，这些人大感兴趣。

    1931年，华西差会临时委派文幼章去差会组织的。青年协会和一所教会学校——精益中学(现重庆第十一中学)教授英语。此前他刚因过分“自由”的神学思想而遭到教会保守人士的责难，辞去了专职牧师的职务，没想到这次偶然的尝试竟使他发现了更为广阔的实现理想的天地。

    文幼章不是个墨守成规、照本宣科的人，在英语教学上也同样反映出他的这一个性。当时各个学校普遍采用所谓“基本英语”的教学法教授英语，该法主张初学者只要掌握近九百个基本英语单词，再牢记几条语法规则，便可达到掌握和应用英语的水平。应当说这种方法迎合了一些初学者“但求速成”的心理，也的确产生一些实际效果，但从长远来说，它又带有很大局限性，不利于真正掌握一门语言。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看法，文幼章开始极为热心地推广英语“直接教学法”，此法为哈罗德·E．帕默尔首创，强调面对面地训练初学者的听、说能力，让学生像婴儿学语似的直接体验，进而有效地提高学习者的阅读及写作能力。文幼章曾到日本东京拜访过帕氏，后来和文月华一起编写了大量故事情节很强的英语普及读物，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上海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文幼章写的十多种课文和教师手册，在全国公开发售。1935年，文幼章与友人迈克尔·威斯特共同编辑的《新法英语词典》由格林公司出版，这本专供学习英语的外国学生使用的词典被广泛介绍到亚洲和美洲，至1976年共印刷了40次，总印数超过400万册。文幼章的名字在四川教育界不胫而走，甚至随着销售到各地的课本传到大江南北，不久他便被重庆大学英文系聘为讲师，推广英语直接教学法，其特色鲜明的授课方式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文幼章获得“教育家”的美誉则缘于他创办《精益中学英文周报》的事。1934年他回国休假后再度来华，继续在精益中学任教，由于发现学生们课余缺少有吸引力的英语读物，便着手创办了手工石印的《精益中学英文周报》。这张小报在内容上颇适合学生的口味，所以一经刻印发行就迅速突破了5000份，四川、北京等地的学校纷纷来函索要，文幼章作为“教育家”也就远近闻名了。他时常转载一些西方报刊上的政治漫画，抨击帝国主义的罪行，还大胆指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德国和意大利领事要求中国政府把文幼章驱逐出境，至少也得勒令《周报》停刊，华西差会内部胆小怕事的人也责怪他惹祸上身；而与此相对照，许多中国人对文幼章的仗义直言深感钦佩，并捐款相助，使这份小报一直出版到1939年。

    教师生涯对文幼章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却已使他受益匪浅。随着经验的日积月累，他已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英语教师，当日后其传教事业经受一连串挫折时，投身教育为他带来了莫大安慰和乐趣。主办《精益中学英文周报》，是他初涉新闻业的锋芒小试，由此也增进了他与学生们的感情，使他对中国青年有了更多了解；同时，教授英语还使他结识了四川教育界、政界一批人士，与中国上层社会的接触、联系日益增多，进一步扩大了他本人的社会影响。1933年，第一次休假日期的来临为文幼章的工作暂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与文月华携带三男一女四个孩子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加拿大经济也处在大萧条时期，“平民合作联盟”应时而生，这是个由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构成的激进的左翼社会组织，其领导人 J．S．伍兹沃斯——一位脱离了教会的前牧师曾和文幼章在火车上有过比较投机的攀谈。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失业、食不果腹；另一方面成吨的小麦、牛奶被资本家和农场主倒入大海。显而易见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人为地制造灾难，这使文幼章等一批回国传教士思想上开始向左转，他认为人类社会需要进行更加合理的安排，以至于对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目的产生了浓厚兴趣。

    文幼章还应邀到加拿大各地演讲，讲述的主要内容无不与中国有关。他绘声绘色地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及传教士们的工作；对国际联盟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东北肆虐而忧心忡忡，预见到帝国主义的掠夺成性将导致“下一次战争”；同时也看到了青年一代给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所带来的希望。文幼章还诚恳地指出，尽管教会通过传播福音、创办医院和学校等方式为改善中国社会的文明状况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未能就此彻底拯救中国，人们不甘心忍受剥削和压迫，势必会团结起来进行政治上的变革。◆◆◆◆◆

    (三)投身反法西斯战争

    1934年，文幼章全家回到了中国，他们仍住在鸭儿凼的那幢房子里，那里空气清新，充满浓郁的乡村情调，然而文月华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现实：几个年幼的孩子已到了上学的年龄，似乎该把他们送进远在重庆市内的寄宿学校了。但作为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母亲，她实在接受不了，左思右想后她办了一个“家庭学校”，后来这个“学校”里不仅有来自法国、白俄和荷兰的走读生，还包括三个中国男孩，这些中国男孩与文月华一家共同生活了五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文家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家庭”。

    文幼章仍然早出晚归地教授英语，他把这看成是特殊形式的“布道”，与其空洞地向人们说教，倒不如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他们改善自己的命运，这样反而会为基督赢得更多的信徒。“国际家庭”或许是文氏夫妇基于这一想法的成功尝试，而后来文幼章同意参加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恐怕也与此有关。

    1938年底，随着日本侵略者全面入侵中国，南京、武汉、广州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国民党政府被迫内迁至重庆，将此地作为战时首都。出于形势需要，宋美龄出面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早在1934年就曾由蒋介石倡导过，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使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衣、食、住、行)都合乎民族固有道德——“礼义廉耻”，以达到“改造社会、复兴国家”的目的。抗日时期该运动的实行对团结人心、共御外敌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整治人心，禁锢人们的言行，有利于清除革命思想的影响，让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服帖地接受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由于宋美龄希望调动四川各种地方势力有效地投入这场运动，急需一位能从中斡旋、减少摩擦的助手，她很快便注意到精通中文、在四川中外人士中享有较高声望的文幼章，并向他发出了邀请。

    应当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前和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文幼章对国民党政府基本抱支持态度，相当一部分原因出自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赞赏。在20年代他学习汉语时，“所能找到的唯一不是用文言而是用真正的语体文写成的中国书，就是一本旧版的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讲话》”。文幼章不仅熟读《讲话》，甚至能将一篇论“民族主义”的讲词全部背诵下来，在这样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对孙中山所提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思想有了一定了解。如今蒋介石俨然以孙中山后继者的形象出现在文幼章面前，自然会使他产生亲切、崇敬的感觉，比如双方第一次会面时，蒋介石就告诉他：“我们希望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原则建立起一个新中国，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文幼章一开始就把蒋介石看作是在中国实行民主的领袖人物，这种看法维持了好几年。对于宋美龄，他的印象比较具体，他曾目睹了她一整天紧张工作的情况，听她用流利的英文演讲，认为她是一位集海伦的美貌、南丁格尔的干练、圣女贞德的英勇于一身的伟大女性。

    文幼章在与宋美龄会晤时得知，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将是协调“新生活运动”最高领导机构中各党派人士的关系，这促使他相信国民党的确在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建设而努力。当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文幼章曾不无担心这种合作实现的可能——1927年蒋介石政府曾杀害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但事实上共产党再度表现了诚意，其武装力量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改编，继续在中国华北、东北等地顽强地反击日寇，许多政治观点不尽相同的知名人士在国民党政府组织下一起工作，这些无不使文幼章感受到中国民主和团结的气氛，他没有理由不由衷地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9年3月，蒋介石聘请文幼章为“新生活运动”的顾问，并任命他为中央军教官，请他在招兵大会或军营里发表鼓动抗战的演说。文幼章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平时他住在重庆市内一所

    教会的房子里，曾与“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比邻而居，周末当他回到长江南岸的家中时，那儿就会变成中国官员、外交官和一些外国记者的聚会场所。为挫败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日军在地面作战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国内地的空中攻击。从1938年冬至1941年冬，敌机对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各省主要城市进行持续轰炸。在大轰炸时期，文幼章也积极投入了战时救济工作，他带领一个小型救护队，时常出现在抢救现场。1939年8月19日，文幼章闻知乐山惨遭敌机轰炸，立即带了医护人员和急救药品，冒险乘坐一架小型水上飞机直飞乐山，废寝忘食地投入救援工作。

    由于工作条件的便利，文幼章得以接触了许多国民党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士，对这个政权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渐渐发现官员当中派系分裂严重、互相倾轧，而且贪污行贿成风，在国难当头之时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大有人在，有的官员还勾结奸商大搞投机倒把，不顾百姓死活。◆◆◆◆◆显然这很难与他心目中那个“前途光明的中国”联系起来。压制民主的行径也时有发生，学校教师都被逼着参加国民党，报纸编辑时常被警察秘密逮捕，言论自由似乎成了空话。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十几个杜绝贪污现象最为得力的“新生活运动”的干事相继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文幼章等人就此向蒋介石抗议，可蒋回答说这些人都奉共产党之命转移到别处去了，文幼章信以为真，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得知这些人都被戴笠杀害了。文幼章在给他父亲的信中曾写道：“我很少看到有迹象表明他们(蒋介石政府)对孙中山明确教导的、也是他们自己每周滔滔不绝地宣扬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有丝毫的关心。”

    1940年1月，文幼章得到一份国民党“解决共产党问题措施”的决议文本，它明白地暴露了国民党清除异己势力的计划。这一下文幼章懵然无措，对国民党团结抗日、建设民主国家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他当即找到好友，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后者也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文幼章逐渐对“新生活运动”失去了信心，他认为国民党“缺乏社会责任感，简直像霍乱病毒一样”。当他最后一次与蒋介石会见时，仍开诚布公地提醒蒋应该考虑满足人民的需要，实行农业改革等等，可蒋介石不待他讲完便回答说不能进行土地改革，否则会被共产党人利用。文幼章又提出不妨可以在四川试试，这里共产党人不多。“你说错了。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蒋介石立即反驳。文幼章疑惑了，“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呢?”“一般说来，谁喜欢土改谁就是共产党。”蒋介石有些恼羞成怒。会见就这样仓促结束了，文幼章意识到他的“顾问”生涯也到了完结的时候，恰巧西南联大英语系聘请他去教书，他便谢绝了宋美龄的再三挽留，重新回到教会工作，担任西南联大英语系教授和成都市传教士语言训练学校校长。

    1941年7月，文幼章和家人第二次回加拿大休假。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对远东战局和中国的关心，文幼章自然而然地担当起向公众介绍中国及其抗日战争的角色，以特殊的方式支持了中国人民。

    文幼章曾在加拿大各地作了五百多次公开演说，有时一天竞达四五次之多。他常常从在中国传教的亲身经历谈起，向人们描述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在捍卫民族尊严和自由的战争中所显示出的可敬的民族性格；他向人们解释国共统一战线，介绍“新生活运动”所做的战时救济工作；他还特别提到那首传遍中国的《游击队之歌》，将之誉为现代中国的《马赛曲》，讲到动情之处，他会情不自禁地用中、英文唱起这首歌，使听众深受感染；文幼章也肯定了基督教的信仰和友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他呼吁加拿大教会将传教工作与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结合起来，呼吁加拿大民众支持教会、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文幼章的演讲声情并茂、扣人心弦，在加拿大各阶层中反响强烈，人人踊跃捐献，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情感。在一次青年会议上，与会者听了文幼章的演说后，一致决定两天不吃午饭，把节约下来的钱献给战火中的中国人民。另有一次，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当场摘下手上的钻石戒指交给文幼章，要他卖掉捐给中国。文幼章的出色表现得到了联合教会总部有关人士的赞赏，尽管他的一些社会福音的观点曾遭到宣扬宗教福音的保守派的指责，维多利亚大学、传教基金维持委员会和提摩太·伊登纪念教堂还是联合起来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学位的殊荣。

    太平洋战争愈演愈烈，反法西斯战争成为全世界维护正义的人士的共同责任。文幼章回忆起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他痛恨战争，更不能容忍践踏人类和平友好秩序的法西斯行径，进而自愿参加了加拿大的战时工作，推销公债、发表鼓舞士气的演说。这段时间他关于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的观点更加明确了，通过观察分析他认识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德、意垄断资本家豢养的“杀人犯”，“武装起来进行国际侵略才是他们奉行的唯一纲领”。他也赞成有效的社会改革，主张实施尽可能充分地满足人民需要的全面社会计划。上述看法终于促使文幼章和妻子一同加入了平民合作联盟。同时文幼章愈加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场中的重要地位，他曾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指出，“有关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完全应该有中国代表参加”。他焦虑地关注着中国的局势，加拿大驻重庆的大使维克托·奥德伦一度请求威廉·里昂·麦肯齐·金总理派他做使馆顾问，加拿大援华空军也曾有意请他担任翻译，文幼章再也无法安稳地在加拿大待下去了，中国需要他，而他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想回到中国！

    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集中50万兵力在中国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执行消极抵抗政策以致于惨败，损失了五六十万军队，丢失了豫、湘、粤、桂等省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次大溃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也使盟国感到失望。◆◆◆◆◆中缅印战区美国司令员史迪威将军为了提高中国方面的战斗力，决定改善同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年9月，文幼章接受华西差会的邀请，撇下家人返回四川，尽管此地也朝不保夕，面临日寇进攻的威胁，他还是打算留下来协助盟军抗战。鉴于他“会讲中文，并能像中国人那样生活”，史迪威将军遂任命他为援华美军与华北共产党游击队的联络官。然而正当文幼章整装待发准备空降到华北沿海地带的时候，由于蒋介石排挤史迪威，登陆计划一再受阻，他被改派到重庆某训练营地，帮助蒋经国训练两百余名中国学生作美军翻译。文幼章很快发觉训练内容的重点不是联合作战而是放在打内战上，他便向盟军方面作了汇报，愤然辞职了。

    1944年底，文幼章化名“海亚利”成为重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名兼职成员，该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专门负责收集各种信息情报。他之所以接受这个差使是因为其活动将为美国制宦对华基本政策提供参考，而美国人至少是希望早日迫使日本投降，使战后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况且他已得到了不会利用他来反对国民党以外其他民主力量的保证。文幼章开始有意地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了解到无论是四川的军阀、地主阶级，还是民族大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者，都对蒋介石政府怀有强烈的不满和对抗情绪，但他们统统摇摆不定，而共产党及其众多支持者，则是反蒋介石独裁的主导力量。1945年7月，文幼章以休假为名，到峨嵋山新开寺一带了解农村的情况，他凭着一口地道的四川话，与当地农民促膝谈心。他们告诉他国民党军队是怎样野蛮地抓壮丁和征收苛捐杂税，地主和官僚怎样厚颜无耻地欺压他们，农民们又如何在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境地里痛苦挣扎。他们无所不谈，甚至毫不掩饰对延安解放区的向往。文幼章把每次调查搜集到的情报都汇总成详细、客观的报告，提供给美国当局。虽然我们无法确凿地考证出这些材料对华盛顿当局的作用，然而对文幼章来说，这段难得的经历却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使他内心深处经历了剧烈的斗争。占有中国人口绝对优势的农民始终遭受着最严重的压迫和剥削，更谈不上支配其劳动成果，这与文幼章一贯坚持的全社会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思想恰恰背道而驰，他愈发强烈地预感到一场触及中国社会最深处的社会变革迟早会发生，任何完全抛弃农民利益的政权都不会有长久的生仔。在此基础上，他对蒋介石政权和中国共产党都有了新的认识，作为加拿大驻华大使维克托·奥德伦府上的常客，他常对后者阐述这一时期的观点：“……现今的党应该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开明人士和半开明人士、民主同盟所代表的一小部分力量和相当一部分强有力的共产党人，……”

    (四)幻灭与抉择

    从1944年秋天起，文幼章受华西差会的聘请，担任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英语系主任的职务，他还热心帮助四川省教育厅改革英语教学法，并抽空为他的老朋友、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张群讲授英语。一来由于他是个外国人，二来因为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乃至蒋介石、宋美龄的关系，无形中使他在公众中的号召力变得很强，就连那些警察和秘密特务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许多企业界人士、商会和学生组织，甚至中小学校，都纷纷邀请文幼章作爱国抗日的讲演，他总是尽可能含蓄地表明其“民主救中国”的观点，并认为这正是孙中山所倡导的。即便在教堂布道时，文幼章也时不时地向教徒灌输民主思想，以至有一次张群忍不住问他：“你是共产党吗?”

    实际上，文幼章对“共产党”并不陌生。1932年，在他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个任期内，曾当过重庆“反省院”的兼职教师，为关押在狱中的百多名共产党人和嫌疑犯教授英语。虽然彼此仅相处了一年左右，但这些人的睿智、练达和乐观、真诚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圣诞节来临时，这些共产党人同传教士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圣诞晚会”，“学生们”穿着从文月华那里借来的服装表演了哑剧“好牧人”，他们还一起合影、举行篮球比赛。这些，后来成了文幼章的孩子们关于童年的最清晰的一幕回忆。然而，如果仅仅因为文幼章的某些观点在国民党分子的眼里带有进步性，就判断他是个共产党人的话，张群的猜测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文幼章自始至终都在为他的宗教理想而奋斗，希望帮助苦难的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新世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曾热情地寄希望于国民党政权，将之看作振兴中国的民族精英，可当他再次置身于这个政权统治下的社会时，对其仅存的一点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首先是各种腐败情形的日益严重，文幼章在给远在加拿大的妻子的信中曾心情异常沉重地谈到国民党的征兵制度弊端丛生。就在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内，关着一些被强征入伍的青年农民，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处在极度的饥饿和虚弱状态，以至根本无法进行日常的队列训练。◆◆◆◆◆文幼章通过一些救济人员和野战医院的朋友作了仔细的调查估计，在1940年到1945年间大约有300万壮丁死于饥饿和严重的营养不良，而一些不顾壮丁死活的高级军官却因肆意克扣军饷而大发其财，他们有的甚至还派部下到街上随便抓人，以高价卖作壮丁牟取暴利。假若先前文幼章还同意西方人普遍的看法(即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尚未得知腐败的严峻情形，否则他会完全有效地杜绝的话)，那么越来越多显而易见的事实使文幼章醒悟，这位领袖实际上应负直接责任，他的政府已经日益腐朽，走的是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旷日持久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国内要求和平与民主，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却大耍欺骗伎俩，一边摆出和平姿态与共产党进行重庆谈判，一边又暗中加紧筹备发动反共内战，并坚持一党专政，加强了对国统区的法西斯独裁恐怖统治。

    就在四川几所教会学校标榜自己的办学独立、清静超然时，国民党三青团的魔爪早已探进了所有校园。所谓三青团即1938年建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它其实是希特勒青年团在中国的翻版，时常雇用一些流氓地痞专门迫害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在校园中制造白色恐怖，充当国民党专制独裁的爪牙和帮凶。文幼章耳闻目睹三青团分子在学校里压制自由言论，威胁报复开明正直的学生，并对被捕学生的家长敲诈勒索，对他们一直深恶痛绝。他曾多次要求华西协合大学的校长关闭校内的三青团办公大楼，但始终未果，愤慨之中，他对于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的青年学生就格外关心、同情起来。文幼章在成都华西坝东巷子11号的住所一度成了进步学生学习聚会和开展地下活动的场所。他当时并不知晓这些优秀学生的组织——“金陵大学星星团”，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成都的分支机构，但他相当赞赏这个有良好的组织工作能力和敏锐的政治觉悟的学生群体，甘愿助他们一臂之力。1944年11月，成都学生为抗议警察无理殴打学生而举行了游行示威，并要求成都市长和警察局长下台，文幼章允许几个学生在他的房间里油印传单和小册子。一天晚上，又有几个青年为躲避监视，随文幼章到另一传教士家里开会，会议尚未结束，就有便衣警察在外面盯梢。文幼章当即决定让学生们从洋房花园尽头的小门疏散，岂料他刚一打开门，就有人大喝一声：“站住!”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文幼章一个箭步迎上去，施展从军队里学来的“硬功夫”，猛击对方下颌一掌，将之打倒在地，学生们终于安全撤离了。50年后，当笔者在当年星星团的骨干成员之一——谢韬教授的家中与他谈起这段往事时，这位精神矍铄的四川老人还对文幼章当时的身手念念不忘。

    此后不久，云南昆明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一名教师和三名学生在反内战运动中不幸遇害。12月9日，成都数千学生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集会，声援昆明学生。由于原定在集会上演说的人迫于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不能到会，学生代表们便想到了文幼章。他们坦白地告诉他国民党便衣警察将杀害在大会上讲话的任何中国人，由于他是个特殊的外国人便可能免遭毒手，但毕竟危险也随时存在。文幼章经过一番考虑，毅然应允到会。当他那天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挤向讲台时，听到有人恶狠狠地低喝：“杀死他!”而一俟他出现在讲台之上，便又有个穿军装的人扔来了一颗手榴弹，文幼章料定这人只是妄图恫吓他以破坏集会，绝不敢拉开引线，因而轻蔑地不予理睬，慷慨激昂地作了支持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演说。听众沸腾了，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人们对他的英雄气概无比钦佩，也从他的话语中获得了力量。而对于文幼章个人来说，少城公园集会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的公开场合与国民党当局决裂，表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这时他对中国共产党也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1945年1月，文幼章出席了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当译员在翻译一位外国记者的问话感到为难时，文幼章情不自禁地插言将之准确地翻译了出来，使周恩来和在场的人大为惊喜。会后，周恩来邀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对文幼章说：“你出生在大渡河畔，那儿是太平军被曾国藩追杀而失败的地方，难道你不曾思考过(太平军)刻在山岩上的口号‘耕者有其田、均分地权’的含义吗?这也正是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依据。”周恩来希望文幼章能全面地向美国战略情报局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还介绍他与其秘书和助手龚澎相识。当时龚澎的才华与美貌深为西方的新闻记者们推崇，她的丈夫乔冠华则是重庆《新华日报》的“大才子”，二人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夫妇又双双活跃在中国外交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幼章也长时间地与他们保持着友谊，此是后话了。

    同周恩来谈话以后，文幼章陆续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他们耐心向他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一贯立场，并为他提供有关消息和翔实的材料。文幼章对这些共产党人的勤恳、无私以及办事高效等特点颇有好感，他们也使他对中国政局的视野大大开阔起来。1945年5月，文幼章便预言，“不出五年，国民党便会被迫交出政权，尽管它有着强大的美援。”同时他也看到了共产主义者正在获得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因为他们以消除剥削、压迫现象为目标，对民主人士采取团结态度，真心谋求建立联合政府。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主张并积极推行土地改革，这对占中国人口85％以上的贫苦农民来说才是真正的“福音”。◆◆◆◆◆文幼章，这位在中国传教达20年之久的加拿大牧师，此时为了探索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又谦虚地和中国教友们一起开始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惊讶地发现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而言，“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并不冲突。两者固然各不相同，但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由此可见，文幼章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历了由陌生到了解到同情支持的转变，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仍建立在其宗教理想之上，他所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哪些人的行动体现了上帝救世福音的精神，哪些人愿意遵从人民的意愿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那么他将坚决地与这些人站在一起。

    相比之下，教会的表现令文幼章十分不满，他不仅对举行虚假的圣礼仪式的必要性感到怀疑，而且对教会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能否保持公正立场也逐渐丧失了信心。当那些面黄肌瘦的壮丁在校园里踉跄举步的时候，“乐善好施的基督徒视而不见，从旁走过”；当教会学校被三青团分子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一些鼓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传教士竟然振振有词地为之辩护，害怕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可笑的是，他们对于那些反共的东西却是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所谓“对穷人的同情，对正义的热爱”，都不过是挂在嘴边的漂亮的幌子而已。文幼章在少城公园集会上讲演后不久，中国教育部便照会加拿大联合教会和华西差会，勒令文幼章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教会不愿将此事公开，便打算以出差的名义劝文幼章回国，他拒绝了。随即刁难威胁不断向他袭来，青年党也在报纸上责骂他是“英国叛徒”、“苏联间谍”，令人痛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不仅没有给文幼章以丝毫安慰和帮助，不敢站出来主持正义，反而指责他“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他要么循规蹈矩地留在教会里，要么中断同教会的关系，经过好几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文幼章意识到他不可能再“循规蹈矩”下去了。1946年5月，他毅然向加拿大联合教会提出辞呈，辞去了牧师职务，同时申明他将作为教会的一名世俗成员继续传播他认为应该传播的“我们时代的福音”。这一年，他已经48岁了。

    文幼章收拾了全部行李从成都取道上海回国，途中于南京与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等人偶然会晤，他们使他了解到蒋介石挑起内战已是迫在眉睫的事，而强大的美援是其有恃无恐的原因。鉴于文幼章对于国共双方的政策都比较了解，又有创办《精益中学英文周报》的经验，他们希望他能暂时留下来，去上海协助创办秘密刊物《上海时事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呼吁西方各国政府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文幼章痛快地答应了。到上海之后，他以在英国教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梅德赫斯特学院任教为掩护，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在1946年6月19日正式出版了第一期《上海时事通讯》。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检查，文幼章通过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朋友，把刊物寄给世界各地的政府决策机构、新闻团体以及教会领袖、友好人士等。在这段日子里，文幼章与乔冠华等人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后者时常机警地甩掉“尾巴”，来到文幼章的住处，帮他分析和掌握全局形势，并一起商讨下一期《上海时事通讯》的宣传重点。在并肩战斗时，他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这份刊物创办的意义，后来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回忆说：“它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的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争取了许多新的外国朋友。当时在上海是困难的——我们没有料到蒋帮的统治会这么快就垮台，因此我们需要争取到一切可能争取到的同情和支持，以挫败蒋帮把美国更深地卷入内战反对我们的企图。在这场斗争中，文幼章是我们的战友。”    《上海时事通讯》创办半年后，文月华乘船由加拿大前来与文幼章团聚，由于没有外交优先权，她只得以切斯特·朗宁家保姆的名义上了船，朗宁是南京加拿大大使馆一位颇为同情中国革命的外交官。他曾认为在中国，同老百姓接触之密切、非官方交往之广泛，任何外国人也比不上文幼章。1946年6月底，中国国内的形势突然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有种种迹象表明文幼章在上海有生命危险，他一度萌生了去解放区的打算，但他

    的共产党朋友们一致认为，他回加拿大也可以为争取人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做许多事情，还是应当回去。于是文幼章夫妇从相聚的复杂心情中走出来，又匆匆启程回国了，离开上海这一天，恰恰是他们结婚22周年的纪念日。◆◆◆◆◆    当文幼章踏上亲爱的祖国的土地的时候，脑海里仍旧翻腾着那场正在东方巨龙——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革命。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热情又一次使他激动起来，他渴望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感触向加拿大民众倾吐，渴望更多的人对东方大地上正在进行的战争有更清楚的了解。可就在那时，加拿大威廉·里昂·麦肯齐·金政府正把一批二战时期剩余的战略物资以赊购的方式卖给蒋介石政府，这使文幼章深感不安。他顾不得旅途劳顿，应邀在各种场合公开演说，无论是在蒙特利尔市的大学生面前，还是在萨斯喀彻温省的总理和议员们面前，他都无比真挚地向听众描述他在中国的亲身见闻，坦陈自己在无数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如何痛苦地经历了思想上的动荡、迷惘和清醒。在他看来，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土地革命，是近一个世纪前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延续，农民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在经过一次次高潮后而今达到了顶峰，任何一个支持正义的加拿大公民都应该理解中国人民的选择。同时，文幼章还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节节胜利，并非由于他们获得了苏联的援助，而是因为他们力求解决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满足80％的人民的需要。并且在汇集了无数杰出的民族精英的情况下，这个政治群体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开明的现代形象。

    文幼章按照他个人的理解热情地宣传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目的，他呼吁每一个有道义良心的加拿大公民都不应该卷入“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里去。尽管加拿大教会和社会各阶层中有很多人对文幼章的立场有所争议，甚至怀疑他是共产党人，他还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敬意与支持，尤其令他难忘的，是他的父亲文焕章在退休八年后，又重新出现在多伦多牧师协会，对儿子的不同寻常的传教工作表示赞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华夏大地宣告诞生，直到那时，许多加拿大人的耳边兀自铿锵有力地回响着文幼章关于蒋介石迅速垮台的预言，就连对他有偏激看法的教会人士，也不得不为他的真知灼见所折服。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加拿大人对中国革命产生更具体的认识，文幼章把《上海时事通讯》的出版工作也带到了加拿大，更名为《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从1948年1月开始，这份刊物固定为通讯日报，按期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几千名订户手里，其内容主要以专栏新闻和专题文章为主，侧重报道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情况。文幼章夫妇和一些志愿者承担着绝大部分编辑、发行和临时撰稿工作，有时文幼章长时间外出，文月华就必须担当起全部指导工作。办刊劳累不说，还是件赔钱的事，他们还得不时拿出自己的积蓄补贴进去，当情况最困难时，刊物的订阅量曾下降到了几百份，但文幼章自始至终不愿停刊，终于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就这样，这份大16开四版没有封面的朴素刊物，一直坚持发行了44个年头，成为文幼章夫妇宣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奔走呐喊的历史见证。直到1992年，年逾九旬的文幼章患肺炎住进了医院，才不得不终止《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的编辑和发行。在终刊号上，文幼章老人乐观、坦然地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作为告别辞：“小河仍在淌流，且将永远淌流。……倘或出自我们手笔的事物，尚有力量生存、行动并且服务于

    未来，那我们就会心安理得。”

    (五)新中国的老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美苏“冷战”全面展开，东西方两大阵营逐渐分化。而美国杜鲁门政府更是实行强硬路线，企图以原子讹诈、叫嚣反苏战争等手段实现其遏制苏联、控制西半球、称霸全世界的野心。世界的和平与安定重新面临严峻的挑战，各国力主正义之士和人民纷纷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和平浪潮也席卷了加拿大。1948年秋，文幼章接受了美国著名社会福音派领袖、纽约城联合神学院基督伦理学荣誉教授哈里·沃德博士的邀请，着手酝酿组织加拿大和平运动，这也标志着他投身世界和平运动生涯的开始。次年，文幼章当选为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成功组织了许多次群众集会，大约有二十万人在加拿大和平大会倡导的“禁止原子弹请愿书”上签了名。文幼章作为加拿大和平大会的代表，还先后参加了在巴黎、墨西哥城、斯德哥尔摩、莫斯科、设菲尔德、华沙、柏林和维也纳等地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并曾帮助起草了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宣言》。1952年12月，他荣获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7年，他被选入世界和平理事会执委会，继而又成为理事会副主席，并一直担任着国际和平学会第一会长的职务；196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他最高荣誉——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一居里金质奖章；1970年，他又获得了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章……文幼章频繁地穿梭于世界各地，“是一个到过很多国家鼓吹和平的巡回牧师”，他高昂的工作热情、活跃的头脑、充沛的精力，以及魅力无穷的演讲风格，都给世界各国许多著名人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知名人士”。

    文幼章对于耗费了他后半生大量心血的世界和平运动，有自己特殊的理解。首先，他把为和平运动所做的工作当成其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祈祷世界和平的人必须同时为一切人，特别是正在遭受苦难的人的幸福而奋斗，显然这是来自他脑海中始终保留的建立美好的理想世界的宗教信念。其次，他曾认为和平运动是一种有效地进行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的方式，他设想所有厌恶战争、渴望永久和平的人们都将投入这场世界性的人民运动当中去，从而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维护整个人类的安全。他曾指出：“和平不是政党的独占品，而应该是人民的事，是那些如果原子弹从他们国土上空落下来就不能幸免一死的人们的事。◆◆◆◆◆”最后，尽管文幼章意识到共产党是和平运动有力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但他坚信这一运动还应吸引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团体参加，因而他“避免同任何政党牵连，而要以一个独立者的身份进行工作”。他选择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奋斗之路，有时他几乎成了个理想主义者，仅凭着非凡的自信和说服力向前进，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50年，文幼章和其他国际和平代表团成员一起访问了莫斯科，苏联方面为此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招待会。不料会上一位美国代表竟回避现实，大肆渲染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使为人光明磊落的文幼章觉得格外刺耳。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正大搞所谓忠诚调查，推行麦卡锡主义，以“反共产主义”为名对一些进步科学家乃至高级官员进行政治迫害，恰恰是毫无民主可言的时候，而且加拿大也在追随美国的政策。文幼章按捺不住冲动，起身作了即兴发言。由于他没有时间字斟句酌，加上苏联报刊断章取义的报道，使得加拿大路易斯·圣劳伦特政府对他那篇“关于加拿大限制人民自由的讲话”极为震怒，当时任外交部长的莱斯特·皮尔逊甚至指责文幼章“散布谎言，诬蔑自己的国家，真是卑鄙到极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幼章在加拿大公众的关注下回国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他没有保持沉默，无论是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大会上，还是在无数次巡回讲演中，他都愤怒地谴责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在朝鲜问题上推波助澜，并别有用心地阻挠对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承认。

    文幼章开始遭到各种各样的非难和危险。美国情报局的特务把他当成颠覆分子暗中进行监视，在美加边境，他被告之其大名已被列入了不能进入美国的人的名单，该禁令一直延续了30年。加拿大司法部长斯图亚特·加森对犯罪法作了修正，准备以“叛国罪”控告文幼章，而对叛国罪的惩罚是死刑。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也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伪造和平大会的文件，布置人员公开造谣中伤、蓄意诋毁加拿大和平大会的声誉，他们还无理地扣押过文幼章，没收检查他所携带的文件和衣物。甚至恐怖分子也开始找上门来，不是在文幼章的家里放颗燃烧弹，就是在演讲大厅里制造爆炸事件。    
    然而，真正胸怀坦荡的人永远都是无所畏惧的，尽管还有更严峻的考验等待着文幼章。1952年2月，应中国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文幼章夫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当得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了细菌战的消息时，他们立即决定改变访问日程，由文幼章赶赴东北进行一周实地调查。在东北农村，文幼章收集了美国飞机丢下的形似炸弹的容器，并记下了容器上顺序相连的号码，他还把一些陶瓷型炸弹的碎片放在手掌上仔细观察。文幼章走访了许多医院和实验室，虚心向中外有关专家请教，并同那些亲眼看见美国飞机喷洒毒品的农民和受害者攀谈，他甚至也曾亲自抓到一些带菌的昆虫。通过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文幼章判断美国的确使用了细菌武器，至少在中国东北是这样。4月10日，他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众多中外记者的注视下，义愤填膺地抨击了美国的罪恶行径，并直言不讳地推测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卷了进去，如帮助美国培养抗寒的带菌昆虫等等。

    尽管文幼章仅仅是出于个人良知而不是什么政治目的将他的看法公布于众，尽管后来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判断的正确——几个月后《新华月报》披露了如下事实：1952年1月13日夜11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击落美军B一26型第六百号飞机一架，俘获中尉领航员凯尼斯·伊纳克和中尉驾驶员约翰·奎恩，二人对参与实施细菌战的罪行供认不讳。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加拿大几乎所有的报纸社论和著名政治家，都毫不留情地攻击文幼章，他们声讨文幼章叛国通敌、蛊惑人心，说他破坏加拿大军队的维和行动、挫伤民众士气，等等。文幼章成了报界的头号“公敌”，有的报纸叫喊：“如果连文幼章都不算犯叛国罪，那什么还能叫作叛国?”还有的报纸赫然登出“等待着文幼章的是监狱”之类的标题。个别国会议员甚至煽动要剥夺文幼章的公民权利，取消他的护照和通邮资格，将他处以叛国罪的死刑。值得一提的是，教会这时也见风使舵，1952年9月，加拿大联合教会第十五次总理事会通过了谴责文幼章的议案，声明教会同加拿大和平运动没有任何关系。

    但所有这些恶劣的、充满敌意的对待并未使文幼章消沉，因为他并不孤立。1952年5月11日在多伦多市枫叶公园举行的万人大会就证明了这一点。文幼章夫妇顾不得从中国飞越大西洋的长途辛劳，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要当面向公众汇报，毕竟这里是他们的祖国，他们相信能赢得许多善良人民的理解。面对一万五千余名听众，文幼章真挚地作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演讲，当演讲临近结束时，在场的人们全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为他鼓掌。文幼章时已87岁高龄的老父亲文焕章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当时他第一个走向讲台作了简短发言，可以说给予了文幼章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多年从事世界和平运动工作的过程中，文幼章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总是抱有强烈的同情。在英属圭亚那，他曾与切地·贾根总理并肩防御暴乱分子的袭击；在古巴，他参加过卡斯特罗总理主持的新年招待会，公开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至于中国，他更是时刻挂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争取加拿大及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承认，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文幼章都作出了不懈努力。1970年10月，加拿大皮埃尔·特鲁多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文幼章拿出了已准备好两年的庆贺电报拍发给周恩来，对这一历经坎坷的喜讯感到无比激动和欣慰。

    文幼章夫妇对新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虽然因为细菌战的问题而匆匆中断了，但在1956年和1959年，他们又连续接受了中国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邀请，来华参加国庆欢庆活动，这为他们了解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情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正是中国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迈进的时期，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从未经历过的欢欣鼓舞的气氛中。文幼章夫妇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又会晤了周恩来、董必武等许多在重庆时结识的老朋友，还应邀出席了盛大的国庆观礼活动。随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深入中国西北和西南进行了考察访问。中国正逐渐抚平旧日的创伤，像其他经历过动荡和战乱之后重新振兴的国家那样，虽然贫穷和落后的状况一时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方方面面的改变已经发生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日益焕发了新鲜活力。这是文幼章夫妇在访问期间留下的最真切的印象，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在革命前所熟悉的三种人身上，即注意考察农民、先前的资本家以及基督教人士的变化。文幼章相信他的眼睛，那些过去曾把他当作朋友、心灰意冷地向他诉苦的穷苦农民，如今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生活里的诸般变化，他们显得信心十足。同时，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已接近尾声，大部分资本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了共和国的公民。最令文幼章夫妇感兴趣的是中国掀起的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会在“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方针下形成了完整的组织，并得以保护和发展。夫妇二人回加拿大后，把亲身见闻撰写成许多文章，通过《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等渠道进行大力宣传，文月华还写了一本题为《五星照耀着中国》(Five Stars Over China)的书，介绍他们对诞生之初的新中国的观感及其变化，这本书出版后还被译成了中文、日文和德文。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文幼章对中国的支持态度也一直是比较明朗的，他与世界各国知名人士接触时，总是提醒他们，中国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在充满希望地建设自己新生活的人民是坚决维护和平友好的外部环境的，故而当中印边界纷争发生后不久，他就在新德里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大会上发言抨击印度的侵略行为。

    1971年底，73岁高龄的文幼章辞去了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加拿大和平大会中的领导职务，但是作为一位国际友谊与人类和平事业的坚定的倡导者，他奋斗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息。在中国，人们依然对这个“热爱中国”并“热情支持过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的加拿大人念念不忘，有时他在中国的声望竟然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70年代，文幼章又先后三次访问了中国，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兴风作浪，国家政治形势混乱，难以计数的老革命家和进步人士遭到排挤和残酷迫害。有一次他重返四川，当得知他的一位学生和朋友——谢韬的全家竟然被勒令下放到某偏僻农场里“改造”时，他感到不胜惊讶、气愤，这位早在40年代就领导过进步学生运动的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怎么会是阶级敌人呢?文幼章当即向陪同的中国对外友协负责人及四川省领导如实反映了意见，谢韬一家人后来未再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六)大洋隔不断的爱

    文幼章传奇式的经历和他发表的一系列坦诚无私的言论，使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也使他蒙受了数不清的攻击和责难。然而历史在不断向前推演着，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国际间友好交流与合作变得愈来愈密切了，文幼章的许多观点都为实践证明了是富有远见的，一些先前曾对他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都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改变了看法，加拿大社会舆论也逐渐公正地接受了他。1982年8月11日，加拿大联合教会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二十九届总理事会上正式通过了决议，为它在三十多年前作出的错误决定向文幼章道歉，“对他对和平和世界正义事业所作的忠诚而英勇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过去几十年的事态发展表明，“他就世界和平问题所作的预言和进行的活动”是正确的。1983年夏，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又授予文幼章汉学博士学位，中国领事馆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了授衔仪式。◆◆◆◆◆    尽管对文幼章来说，毕生的追求与奉献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褒扬，这本是件值得好好庆贺一番的事，然而他对此却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平静。他已经是个迟暮老者了，荣誉在他心目中已不是占第一位的事了，年纪越大，他对那片遥远的东方故土的眷恋就益发浓烈，在有生之年，他总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多地去重温他在那里体味到的真挚而淳朴的友情，了却自己对镌刻在心底的山山水水的怀念。

    在晚年给文幼章以安慰和照料的妻子深深理解丈夫的情感。1967年8月文月华不幸去世后，当时任加拿大和平大会秘书的埃拉·菲利斯·汉森非常同情、关心文幼章，对他关于世界和平运动的主张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她也颇为赞赏。1970年9月，两人终于组成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埃拉曾多次陪伴文幼章到中国访问，1981年，他们重回乐山游历，当年文家在白塔街的旧居早已被改作了幼儿园，一家人找到文幼章出世的那间房子，拍下了不同寻常的纪念照片。为了把文家同中国的深情厚谊一代代留传下去，文幼章可谓用心良苦。1980年8月，他的次子文忠志(哲学博士、约克大学教授)到四川大学教授了一年英语，1983年，文忠志又重返四川，在四川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其家人也都到四川访问过，他们对自已能来到祖辈和父辈生活过的地方兴奋不已。

    1983年秋，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4周年的国庆佳节前夕，文幼章又精神矍铄地和妻子一起出现在北京，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幼章向莘莘学子们作了题为《我在中国革命中的经历和看法》的演讲，数千名师生将学校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文幼章以见证人的身份，向青年学生们讲述了旧中国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用当年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在讲到他在中国革命中的亲身经历时，文幼章说：“我1925年回到中国时，一场大革命就在眼前，但我不懂得中国为什么要爆发革命和如何理解它、分析它。是中国共产党，是周恩来、董必武、龚澎、乔冠华这些人帮助我理解了这场革命。我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很小，而中国革命对我的帮助却很大，正是中国革命把我由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新人。”寥寥数语，道出了文幼章与新中国难以割舍的亲密关系，他还十分动情地寄语青年们，希望他们能充分发挥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为祖国创造更美好的明天，他说：“你们的运气好。现在你们就有机会创办一个进步的中国，一个更新的中国，并且现在的世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今天有个要求，你们绝对不要叫世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失望，你们要快快把它办好。”

    待文幼章一行来到四川后，他为数众多的老相识、老朋友都赶来看他。在乐山，他与阔别三十多年的两位农民朋友欣喜重逢，感慨之余，三个人用满口的家乡话聊起了家常。老友们兴致勃勃地告诉文幼章，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们公社因地制宜，发挥山区优势，大量繁殖水牛，收入也逐年提高。因而文幼章意识到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试验不仅不会使集体经济的基础受到影响，而且证明新的管理制度是合理而有效的。在成都，几十名原华西协和大学的学生和当年“星星团”的成员为文幼章举行了茶话会。他还会见了一些健在的宗教界朋友，大家抚今追昔畅叙友情，好不热闹，而鹤发童颜的文幼章有时竟如孩童一般手舞足蹈，乐不可支。他还不时地对身边的人说：“我爱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我由衷地为她的发展、进步高兴。”

    访问期间，文幼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每到一地他都详细地询问，不仅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都有所了解，而且还坦白地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认为中国派一些人去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是必要的，但要对

    派出去的人进行教育，要告诫他们保持当年游击队艰苦奋斗的精神；又如他看到中国修建了那么多豪华宾馆，就提出中国人应该学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国家赚取外汇，并风趣地认为这也是一种和平斗争。文幼章断言：“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原则问题上是坚定的，而在实践中则采取灵活和进行试验的方式，不断调整，使之与中国特定的环境和条件相适应。中国人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文幼章是继白求恩之后又一位赢得中国人民普遍敬爱的加拿大友人。他在中国出生、成长，度过了童年和青壮年时代，中国对他的宗教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是他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广泛而深入地接触了中国社会，对中国人民向往和平、民主、自由的新生活抱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深爱着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更无比眷恋“第二故乡”的人民，宁愿把全部生命和才智慷慨无私地奉献给他们；他恪守着自己的信念，终其一生都在为帮助中国人民而不懈地努力，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碰壁，他不断坦然地调整着人生航向，事实最后证明他是个强者!生前，文幼章不胜欣慰地看到新中国迈向国际舞台，不断发展，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创造着美好的生活；在他去世后，他的家人遵照其遗嘱，专程将他的骨灰护送到了四川，安葬在他出生的地方。在青山绿水的呵护下，在中国故乡温暖的怀抱里，他的英灵永远虔诚地为中国人民祈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