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义士学术评传

 

  方辉

 

    明义士(字子谊)是加拿大传教士James MeRon Menzies的汉语名字。他1910年来华传教，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结下不解之缘，从此终其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古文物的收藏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甲骨文的研究领域里，多有创获。对于这样一个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过贡献的学者，实在是值得纪念的。

    (一)明义士生平

    明义士于1885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叫克林顿(Clinton)的小镇上。他的祖籍是苏格兰，在其祖父时移居加拿大，祖辈、父辈都以务农为业。因此，少年时代明义士的家境并不富裕。但这并没有使这位聪明好学的少年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他曾就读于黎明顿(Leamington)中学，后考入多伦多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做过国土测量员，参加了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两省省界的测量工作。

    青年时代的明义士还是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志愿者运动的积极分子，并考入了著名的诺克斯神学院学习神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加拿大海外传教活动发展的高潮时期。伴随着加拿大国内出现的历史上第一个经济繁荣时期的到来和政治上民族主义的高涨，海外传教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认为是“加拿大参加的唯一一项‘国际事物’”。明义士就读的诺克斯神学院就是一所具有海外传教传统的高等院校。该校曾培养出像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这样一些来华的著名传教士。

    20世纪的最初十年，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后，中国国内的几次政治变革，诸如废科举、倡西学等教育改革措施，为传教士提供了新的活动领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废帝制，立共和。在新生的共和国最初通过的几项法律中，其中之一便是规定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成了中国的领袖，更使西方传教士倍受鼓舞。也就是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即1910年，年仅25岁的明义士接受了加拿大长老会委任的牧师职务，成为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的一员。

    豫北差会始建于1888年，其创始人就是著名的古约翰牧师。到1910年，已成为加拿大各教派在中国创立的教会中规模最大的，先后在河南省的彰德、卫辉、怀庆、道口、武安、修武和开封等地设立了七个传教总站。来华之初，明义士先是在北京，后在怀庆和武安两地学习汉语。当时的武安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古塔和庙宇。这些人文景观，使得明义士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1911年，明义士与一位来自多伦多，名字叫安妮·贝尔·塞德维克(Annie Belle Sedgwick)的女执事结婚。他们的婚礼是在河南开封，由著名的怀特牧师(WillamC．White，汉名怀履光)主持下进行的。当时怀特在华传教15年，并于1909年建立了加拿大圣公会在河南开封的传教中心，怀特因此获“河南主教”的头衔。明义士和怀特两人的年龄、资历相差虽很大，但后来却都以收藏中国文物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而著称于世。由于志趣相投，两人在华期间交往甚密。

    在中华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原地区传教，明义士深深地被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魅力所折服、所吸引。他的儿子亚瑟(Arthur Menzies，汉名明明德)曾回忆道：“我的父亲深知、离开了中国的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去向中国人传教，很明显是不会取得积极成果的。我想，追求对中国人思想文化背景更深入的了解，正是我父亲对中国历史和考古发生兴趣的动因”。而那时私塾式的教育方式也为他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学习汉语，除去几本译成汉语的《圣经》和基督教文学作品外，最基本的学习材料都是“四书五经”一类的古代汉语，有的就是古代史书。这就使他很快地掌握了研读中国历史文化的语言技能。

    关于明义士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迷恋，我们可从其汉名命名一事体会一二。据说，他取汉字“明”作为姓，除了有“明亮”的字意外，更重要的是“明”还作为一个历史朝代，统治中国达276年(公元1368---1644年)。另外，Menzies一词在盖尔人(居住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地的苏格兰人)的发音中读作Mingis。明义士将其祖辈对自己姓氏的读音和中国明王朝的称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给自己取汉语名字，其中既蕴藏着对故土的向往，也包含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敬慕。◆◆◆◆◆

   1914年，明义士夫妇被派往张得俯（今安阳）传教。这一年， 可以说是明义士一生的转折点。因为在这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商代故都“殷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他用毕生的精力对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等文物进行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关于明义士发现殷墟的经过，在其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辞》一书英文自序中有详细记录，不妨摘译如下：

    甲寅(1914年)初春，作者乘坐一匹赢老白马沿彰德以北洹水南岸徐徐而行。当时，用来植棉的农田刚刚翻耕过，许多新翻出的碎陶残瓦都被农民拣拾出来丢弃到田垄地头。其中一些看上去很古老的碎陶片引起我的注意。顺着碎陶片的分布向前行，便来到河岸边，遗弃的碎陶片在此消失不见，或因天长日久被冲刷至河中，或被沉埋于流沙之下。近处低洼的河岸上，柳树刚刚吐出嫩嫩的绿叶，一群身着破旧衣服、臂挎篮筐的村童正在争采嫩柳，以当茶叶。看到我这个外国人，便围拢过来，大概是看我正坐在并旁检视一小堆陶片吧。“你在做什么?”为首的孩子问。“检视陶片啊!”我回答。“作什么用?”他继续问道。“因为我喜欢。”我回答。那童子冒然问了一句：“你喜欢骨头吗?”我说：“喜欢，但要看是什么样的骨头。”童子又说：“我能让你看到上面刻有字的龙骨。”我回答对此很有兴趣。我们遂前往出“龙骨”的场所。沿着河岸，经过一片荒凉沙野，来到一个小坑旁。小坑位子西向的斜坡上，坡间布满了白色碎骨。这就是殷朝武乙故都殷墟，其地望早在孔夫子以前数个世纪就已失传，只是在《竹书纪年》中有“武乙迁河北”的记载。

    在记叙了甲骨文发现经过和对于甲骨出土地的几种错误说法之后，明义士继续写道：

    在所有的中国或外国考古学家中，作者是第一个怀着纯科学的态度访问殷墟的人。在殷墟发现以后的日子里，我多次乘跨那匹老白马，潜行外出，来此故城考察。就是罗振玉，这位甲骨文研究最有名的学者，《殷墟书契》的作者，也才是最近几年来彰德一两次，而到此故都遗址只有一次。

    明义士说自己是第一个怀着纯科学的目的造访殷墟的人，是当之无愧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早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中，中国学术界已有学者考证出甲骨出土地在安阳小屯殷墟。这主要应归功于甲骨学大师罗振玉。大家知道，1899年王懿荣在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中识别出甲骨文，此后十年间学者们为甲骨出土地的考证、询求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古董商人们从中作祟，询访工作进展并不大。据罗振玉1916年出版的《<殷墟古器物图录>序》中所说：“光绪戊申，予即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应为洹滨之小屯。”光绪戊申年即公元1908年。如果说罗氏在1916年这样说有“事后诸葛”之嫌的话，那么其在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中所言当可据信，在该书自序中他写道：“又从故人之来中州者，……询知发现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其地为武乙之墟。”罗氏虽早在1908年即“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应为洹滨之小屯”，但由于受旧中国文人书斋式治学方式的束缚，在此后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竟从未涉足此地，直到1915年3月，才“至安阳小屯村考察殷墟遗址”，比明义士晚了整整一年时间。

    明义士称自己是抱着纯科学的目的造访殷墟的第一人，却并未说自己是殷墟的第一个发现者。但在有的论著，尤其是加拿大学者的论著中，却常常将明义士与殷墟的发现相提并论。如早在30年代加拿大学者就认为，明义士于1914年在一次外出传教途中偶然发现了甲骨的出处，“虽然在这之前，北京的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甲骨，发现了写在甲骨上类似于青铜器铭文的刻文，并对这种形式的文字进行了研究，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甲骨出自何处。明义士博士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证实了这些甲骨是商或殷代的遗物，并发现了‘殷墟’”。又如近年出版的《金希望》(The Golden Hope)一书仍持类似看法：“虽然甲骨文已为在北京的学者所知晓，并且，中国的有些学者如罗振玉等已对甲骨文和与之相似的金文进行过研究，但他们并不知道甲骨的来源。明义士博士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证明了甲骨来自‘殷墟’。直到1928年，明义士的这一发现经过充分讨论之后，中国政府才开始在小屯做了些考古发掘工作。”显然，外国学者对殷墟的考订缺乏了解，对明义士《殷墟卜辞》自序也存在误解。

    明义士不是“殷墟”的发现者，并不意味着贬低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因为明义士学术地位的获得，最终不在于“殷墟”的发现，而是靠了其在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甲骨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在下文将逐一提及。

    明义士一生收藏文物甚丰，但自何时开始收藏，却是一个谜。依情理度之，大概始于1914年与殷墟不期而遇之后。那时许多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不少人致力于中国文物的收藏，并有国立或私立的大博物馆做经济后盾，或收购后高价卖给欧美各大博物馆、艺术馆等，如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的传教士Frank Herring Chalfant(汉名方法敛)、英国浸礼会驻青州传教士Samuel Couling(汉名库寿龄)和前面提到的加拿大传教士怀特等，都曾精于此道。◆◆◆◆◆与他们相比，明义士应该更有资格享用“考古学家”的称呼。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怀着纯科学的兴趣去收藏和研究这些古物的。作为一名没有或不愿得到经济援助的普通的传教士，他不可能像某些人那样从古董商人那里收求价值昂贵的古物珍品。就以他收藏量最多的甲骨为例，细小破碎者占大多数而较少大片者。而且，他并不是以单纯收藏甲骨为目的，而是十分重视与甲骨伴出的所有遗物，包括那些不被一般人看重的无字甲骨以至陶器碎片。在他看来，尽管作为陈列的目的，这些陶片不够美观，但就获取信息来说，碎片与完整陶器并没什么两样。

    经济问题虽然给他带来一些收藏上的困难，但明义士也有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即他常年居住在安阳，并通过其特殊的职业，与小屯及其周围的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能够及时获得甲骨等古物出土的最新信息。纯朴的村民们也都知道这个经常骑着老白马徘徊于洹水岸边的洋人传教士对所谓“龙骨”和破破烂烂的坛坛罐罐感兴趣，往往将翻地和打井掘出的零星古物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他，或干脆就是白送于他。通过这个方式，明义士在豫北冀南地区逐步建立起一个古物出土的信息网。从其部分注明出土地点的藏品得知，明义士的足迹非常广泛，涉及的地名有河南省的沁源、辉县、浚县、林县、洛阳和河北省的易县等。

    得此地利之便，使得明义士的藏品日渐丰盛，其中尤以甲骨的收藏最多。1917年3月，明义士第一部甲骨学著作《殷墟卜辞》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在著录形式上开甲骨文摹本著录之始。

    1917年至1920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北洋政府派出了由96000名华人组成的“中国劳工团”，受雇于英国，奔赴欧洲前线，在法国从事装卸货船和修筑铁路、公路的工作。同众多的加拿大传教士一样，明义士也被派到欧洲前线，职位相当于英军的参谋上尉。作为一位会讲汉语的土木工程师，明义士是最适合这个工作不过的人选了。在此期间，他利用闲暇机会参观了英格兰各著名的博物馆、艺术馆。

    经过了服役后的短暂休息，明义士一家于1921年重返河南彰德。当时正值军阀混战，豫北地区更是土匪猖獗，一片混乱。据明义士之子，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明明德后来回忆，他经常可以在夜间听到沉闷的枪声夹杂着传教士们的大声呵斥向士匪发出警告，村民们这时也纷纷作好了反抗土匪进村抢劫的准备。明义士夫妇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继续他们的布道工作。除了福音传教之外，明义士尤其注重向在教会学校中的中国学生传授现代科学知识，为那些具备潜在能力的年轻人将来接受高等教育作准备。他越来越感觉到，找到一个伟大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相联系的连接点，对于中国青年人是越来越重要了。

    这期间，收藏和研究甲骨等古物仍是明义士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据《甲骨年表》一书记载，其中有两次集中的入藏，比较引人注目：(1)1924年，“小屯村人因筑墙，发现一坑甲骨文字，为明义士所得，其中有极大者”。(2)1926年“春三月，小屯村人在张学献家菜园中大举私掘。时张方为匪掳去，出款多，村人乘机与商，得甲骨文字以半数归之，约遂定。掘得胛骨甚多，多归明义士”。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3月24日，北伐军攻入南京，处决了几名英、美传教士。这一事件在传教士中引起极大恐慌。英、美等各国领事急命各自国家的传教士撤到比较安全的港口城市避难。驻河南的加拿大传教士纷纷涌向天津。此时，作为豫北差会总站的彰德被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据。明义士的一些未来得及撤走的文物在此次战乱中遭到毁灭。至于具体有多少片甲骨毁于战火，至今仍是个谜。所幸的是，1924年小屯人打墙挖出的一坑甲骨得以完整保存，后来编成《殷墟卜辞后编》问世。

    避难中的明氏一家先是来到天津，后于1927年9月移居北京。明义士在北京联合语言学校(Peking Union Language School)中的中国研究学院(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继续他的研究，并讲授了部分课程。靠一位与古董商素有交往的满族学者的帮助，明义士收藏了不少古物，并有机会经常出入北京故宫博物院，使其获益匪浅。1928年，明义士从新获甲骨中选出2819片，拓印数份，名《殷虚卜辞后编》。并将数份拓片分赠于马衡、容庚和商承祚等甲骨学名家，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珍贵史料。

    1928年12月，明义士一家五口人返国休假，途中游历了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及巴勒斯坦等古代文明发祥地，历时接近一年，直到次年年底才抵达加拿大。在巴勒斯坦，明义士曾有几个月的时间两次被聘为考古发掘队的临时勘测员，其中一次是在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几公里的Tell En—Nasbeh遗址，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利分校著名教授、巴勒斯坦研究会主任威廉姆(William Frederick Bade)博士主持的发掘。明义士因为从前曾受过系统的土地测量的训练，在这次工作中得以愉快胜任，获得了亲手从事科学发掘的经验。◆◆◆◆◆

    明义士一家在加拿大休养数月，便又开始了横渡太平洋回返中国的旅程。他将三个孩子寄送在日本神户的加拿大人学校，携妻子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彰德，继续他的传教与收藏活动。1931年的春、冬两季，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李济博士指导下进行第四、五次发掘，明义士与李济之间有过个人的接触。同年，明义士撰写了一篇题为《商代文化》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年报上。

    1932年，明义士应邀到齐鲁大学担任考古学教授。齐鲁大学最初是由在华北地区传教的14个英美差会联合创建的，校址在济南。1917年，为了解决所在地区教徒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经与国内教会协商，开始参加齐鲁大学的建设工作。除了经费上的援助之外，主要是派出有专业知识的传教士到该校任教，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两位：一位是William MeClure医生(汉名罗维灵)，曾把大量西方医学著作译成中文，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另一位便是明义士了。1932～1937年的五六年间，可以说是明义士学术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用汉语讲授“甲骨学研究”和“考古学通论”等课程，并主要以自己的收藏品办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文物展览馆，、以唤起和培养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他还独自或带领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古调查，济南附近的城子崖、大辛庄史前至商周古遗址和四门塔、千佛山等石窟地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还远赴胶东地区对古代石棚(Dolmen)遗址进行了考察。

    在齐大的几年间，他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考古和古史的论著。见诸出版的有以下数种：(1)《商代文化》，刊于《齐大季刊》1932年第一期；(2)《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刊于《齐大季刊》1933年第二期；(3)《中国商代之卜骨》，发表于1933年济南扶轮社报告，又抽印本；(4)《论汇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押》，刊《齐大季刊》1934年第三期；(5)《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刊《齐大季刊》1935年第六期，又有单行本，由齐大国学研究所出版；(6)《商周的美术》，刊《亚洲文会》杂志第六十七期，1936年；(7)《商代的文化与宗教思想》，刊《亚洲文会》杂志第六十七期等。

    30年代的齐鲁大学文学院曾经盛极一时，下设的国学研究所成为国内知名的学术机构之一，这自然与老舍、王献唐、齐树平和张维华等国内诸学者的努力分不开，而作为汉学家明义士的贡献也是不应被忘记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口之下。这年夏天，齐鲁大学被迁往西南地区，明义士则返回加拿大。此后直至病逝，竟再没有回到中国。

    回国后的明义士仍对重返中国抱有信心，曾几次申请来华。但因为战争的关系，加拿大海外传教协会没有答应明义士夫妇重返中国的请求。于是，从1938年始，明义士受聘到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远东部中国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工作，与怀特一起，对于远东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皇家博物馆的几年间，明义士工作得并不顺心。据《金希望》一书的描述，其原因主要是与怀特的关系趋于紧张。早年二人同在河南传教时，怀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加拿大海外传教协会在河南的高级代表，无论是何宗派，都得受制于他家长式的管制与约束，加上怀特是明义士夫妇的主婚人，在他跟前明义士只是一个晚辈后生。但从那个时期两人在收藏文物方面的通信中来看，并未出现明显摩擦。怀特主教1934年退休回国，就职于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明义士的到来，使两人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金希望》一书这样写道：

    那是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两人同时供职于多伦多大学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一向把自己列入主教行列的怀特在离华前就坚持自已必须被委任为正教授，稍后又出任中国研究所主任。而他给予明义士的则只是助教职位。他们两人都学有所长，而性格却大相径庭。怀特性情武断，盛气凌人，但同时擅长于搞人际关系；而明义士则性格孤独，谦让，不喜欢炫耀自己，这从他写的文章中也能得到反映。根据同时任职于中国研究所的路易丝·沃尔姆斯(Lewis Wamsley)的说法，“这种个人性格之间的争斗阻止了明义士。其结果，使他在自己贡献甚多的学术领域中再难有收获”。

    正如路易丝所言，此后再未见到过明义士关于甲骨文研究的论著。他的兴趣突然转到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1940年发表《中国青铜器欣赏》一文(纽约)；1942年明义士获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的题目便是《商戈》，这是一篇关于商代青铜戈系统研究的论著。事实上，明义士关于甲骨文的研究计划此时远没有完成，他计划写作的一系列关于甲骨文的著作有的已完成资料收集工作，有的已部分完成，还有的已写出草稿。◆◆◆◆◆如果这些著作或其中的几部能按计划完成并出版，无疑会进一步确定明义士在中国古文字学领域中的地位。是什么原因使他中断了自己钟爱的甲骨学研究而转向青铜器研究?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到西方汉学界重美术轻文字学风的影响，在当时西方汉学界明义士还很难找到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与他进行交流的知音；另一方面，则可能取决于他视怀特为竞争对手，试图在甲骨文以外的研究领域里超过对方的心理。因为在这之前，怀特已经发表过几部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的专著，并正在致力于商周青铜器的研究。

    就是在皇家博物馆任职期间，明义士也曾多次提出重返中国的申请，但鉴于加拿大海外传教协会善意的劝阻，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1942年他接受美国战时新闻局的邀请，担任该局的中国参事，先是在旧金山任职，后来移至华盛顿。1946年因心脏不适返回多伦多，继续在安大略博物馆从事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

    1945年，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齐鲁大学也由中国西南地区迁回济南旧址。鉴于明义士博士对齐大文学院和国学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1947年2月22日，身为齐鲁大学校长的吴克明向明义士发出回校任职的邀请；6月26日，吴克明再次致函明义士，告知说他的甲骨仍完好无缺，并告知中文系的工作和盼他早日回来。9月20日，明义士给吴克明回函，说愿来齐大工作。但众所周知，自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便蓄意挑起内战，使刚刚摆脱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国内战争之中。因为中国政局的不稳和自己身体的不适，明义士重返齐大的愿望终未能如愿。1957年3月16日，明义士因心脏病复发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二)明义士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

    明义士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主要集中体现在甲骨学研究方面。

    甲骨学是一门深奥难懂的学问，被称为“绝学”。它不但要求研究者具备扎实的古文献功底，还要求研究者对宋代以来的“金石学”有基本的修养。这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来讲，已属不易，更不用说对于像明义士这样一个来自欧美的外国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明义士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通过自己的勤奋，最终成为一位杰出的甲骨学专家。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博士所评论的：“他(指明义士——引者注)能通过当地的挖掘了解甲骨的出土情况，并常到小屯询问挖掘者掌握甲骨出土的信息。适当的职务与他的考古天才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他在外国学术界中对甲骨文研究作出特殊贡献开辟了道路。”大致来说，明义士在甲骨著录、辨伪、缀合、断代以及教学育才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奠定了其学术地位。

    甲骨文的著录出版是甲骨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得地利之便，明义士经常去小屯收购甲骨，使许多珍贵甲骨幸免于难。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开始收藏的第三年，即1917年，便由自己所藏五万片甲骨中选出2369片精品，亲自临摹，出版了《殷墟卜辞》一书。这是外国学者研究甲骨学的第一部专著。1928年，又从新获甲骨中选出2819片，拓印数份，名《殷墟卜辞后编》。由于种种原因，此书直至1972年才由许进雄先生重新整理，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1935年明义士任教于齐鲁大学期间，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柏根(Bergen Paue，1860～1915年)收购、当时为济南广智院收藏的74片甲骨拓黑成册，编为《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并附有摹本和释文。该文先刊于《齐大季刊》第六期，后由齐大国学研究所出版单行本。上述甲骨著录的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直到今天仍广为人们重视。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并被认识到其所具有的价值后，使北京、上海、山东潍县、河南彰德府的古玩市场出现疯狂的抢购甲骨之风，很快由一斤只值数钱的“龙骨”，被爆炒成为每字值银二两五钱的“古董”。随之而来的便是伪造甲骨的出现。伪片出现之初，由于缺乏鉴别方面的经验，即使国内收藏行家亦不免受骗上当。明义士也曾在这方面吃过亏。据《甲骨年表》1914年一栏载：“明氏初得大胛骨，乃新牛骨仿制者，售者欺外人不识真伪，举以鬻之。未久，乃腐臭不可向迩。然明氏从此悉心考究，终成鉴别真伪的能手。”李济先生亦对此评价颇高：“伪造甲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古玩市场，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方面，由于保守派学者虔诚地尊崇许慎《说文》的一千多年的权威，于是以这些伪造品为确凿的证据说明所有甲骨文都是伪造的古文字，是一批冒牌的学者为欺骗大众而杜撰的。另一方面，几个有远见卓识并研究过真的而非伪造的甲骨文的学者，为了探索区别甲骨真假标准而更发愤工作。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先锋是《甲骨研究》的作者明义士。”我们只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其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辞》一书所收录的2369片甲骨中，只有一片赝品混入，(即《墟》758)，就可对其辨伪功夫有所了解了。◆◆◆◆◆    我们知道，由于埋葬、发掘、转运、传拓等多方面的原因，甲骨往往断为数片，并为不同藏家所收藏。把残片或残碎后著录在不同书中的甲骨拼合到一块，恢复其本来面目，就是通常所说的“甲骨缀合”。明义士是较早从事甲骨缀合工作的学者之一。1933年，他在《齐大季刊》第二期发表《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一文，叙述其缀合所得。受明义士的影响和指导，他的学生曾毅公专门致力于甲骨缀合，于1939年出版了《甲骨缀存》一书，并于《自序》中“谨记师说用志缘起”。

    殷墟的考定和发现，使甲骨文属于殷商晚期自盘庚至帝辛时代的观点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盘庚迁殷至帝辛(纣王)之灭共273年，每片甲骨究竟属于哪一位商王时期?这就牵涉到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问题。1917年，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首先利用卜辞中的“称谓”来考定甲骨文的年代。这里的“称谓”即占卜时的商王对自己亲属的称呼。商王室有自己的一套称谓制度，可概括为：凡长时王一辈者，则皆称父；长两辈乃至两辈以上者，则皆称为祖；与时王同辈而年龄较长者，则称兄。对先王配偶的称谓，亦皆仿此。王国维虽提出以称谓断定卜辞时代的端绪，但限于当时公布的材料，未能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1928年，明义士编著《殷墟卜辞后编》一书，在其未完成的序言中，曾将1924年小屯人因打墙挖掘出的一坑三百余片甲骨加以分类，试图以称谓决定甲骨年代。据许进雄先生所言，明义士在当时就已注意到卜辞中的“贞人”名和钻凿形态的不同等，并提出《周易》为卜辞所演变的观点。这些研究在当时均处于领先平。1981年，李学勤先生在一篇探讨甲骨分期的文章中以附录的形式公布了明氏《后编》序言的部分内容，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现摘录如下：

    一坑之集合。

    此屉之整理，先分二部分，一部分为田猎、游行。之事，一部分为祭祀之事。此卷之所著录者，则为关于祭祀部分者也。

    此一部分之已整理者，按时代之先后，区之为二，即甲屉与丙屉也。其残余不连续之卜文，加在小四方孔中。

    甲屉二(3051—3076)此为《殷墟卜辞后编》拓本编号，下同——引者注)，武丁时：

    武丁称小乙为父乙，母为母庚；羊甲为父甲，盘庚为父庚，小辛为父辛。此屉诸骨，为武丁后半期所卜者。此时代以前之字体，在兽骨重要部分所得者，在一二集中。

    甲屉三(3077--3095)：

    与甲屉二同。但无直接提及父乙及字形之整理。

    甲屉四(3096--3126)：

    与甲屉二及三同。

    甲屉五(3127--3145)：

    祖丁称武丁为父丁。

    在此时代中之兽骨，未有称祖乙为兄乙者，其字形为大。小乙之所以称为小乙，乃其孙之所称，因其先祖中已有祖乙之称在祖庙中也。予曾以长时间，疑此大字诸兽骨，或属于盘庚、小辛及小乙之时代，彼等之称及祖丁，但此骨之有父丁及小乙者较之，可决属于祖庚时代。

    甲屉六(3146--3161)：

    与甲屉五同时，并不在祖庚时代以前，且无祖甲时王宾字体之特点。其字形大而粗糙。

    甲屉七(3162--3187)：

    与甲屉五、六相同。

    丙屉二(3220--3239)

    祖甲称武丁为父丁，孝乙为兄乙，祖庚为兄庚。此时代之字体，变为小而细整，尤以王宾等字，特用一种横笔。

    丙屉三(3240--3263)祖甲时。

    丙屉四(3264--3293)康祖丁时。

    丙屉五(3294--3329)同上。

    丙屉六(3330--3354)武祖乙时。

    丙屉七(3355--3381)同上。

    开头所谓“一坑之集合”，即1924年小屯出土的一坑甲骨。明义士以卜辞中的称谓，考订它们大部分属于武丁和祖庚、祖甲时代，即现在所通行的董作宾“五期说”的第一、二两期，少量属于康丁和武乙之时，即“五期说”的三、四两期。此序稿早年虽未发表，但在甲骨学界却有一定影响，如读过此稿的陈梦家先生就曾注意及此，并提出不同看法，他说：“此坑所出我定为康丁、武乙、文丁三王卜辞，而明氏误认‘父丁’为武丁(其实是武乙称康丁)，‘父乙’为小乙(其实是文丁称武乙)，因此他的断代不免全错了。”◆◆◆◆◆

    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通过近十年来学术界对“历组卜辞”时代的讨论，人们发现六十多年以前明义士根据称谓所做的断代是正确的，而陈梦家的批评则未免失之武断。李学勤先生说：“历组卜辞基本上就是《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定的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那类卜辞，早在一九二八年，加拿大学者明义士作《殷墟卜辞后编序》(未成稿)，便曾以这类卜辞属于武丁后半期到祖庚。一九六零年以后，我通过一些疑难的研究，达到了和明氏相同的看法”。李先生提出两条卜辞，即《合》15和《南北》明477，都是“父丁排在小乙之后，自系武丁。如果说父丁是康丁，那么这些祀典中就是把武丁和祖甲这两位直系的明王略去了。无论从历史还是卜辞惯例来看，这都是不可能的”。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出的甲骨材料中，也可找出几个类似的例子。尤为重要的是，李先生指出并论证了《南地》2384、2100“历组”与“出组”是同时的。“卜王”卜辞，而“出组”属于祖庚、祖甲时期，是没有疑问的。总之，李先生通过对“历组卜辞”时代的论证，得出了与明义士先生相同的结论。还需指出的是，明义士率先注意到甲骨断代中的“字形”问题，这在当时也是处于领先水平的。

    最后我们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甲骨研究》一书。该书作为“甲骨研究”课程的讲义，于1933年春曾以石印出版，因为印数很少，知道的读者不多，但却是最能代表明氏学术水平的一部专著。其中第一章为《甲骨发现小史》，被认为是在甲骨发现及流布方面“记载最为准确、详赡和具有权威性”。而其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作者对商代帝王世系的研究方面。在此之前，王国维曾据甲骨文印证《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基本可信，但直至1933年以前，包括像董作宾这样著名的甲骨学家都信从罗振玉、王国维之说，认为甲骨文中的“ ”为“阳甲”。明义士却不盲从权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考证甲骨文中的“ ”才是阳甲之名，而“静”实即商代另一帝王沃甲。有意思的是，当时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大致同时提出了与明氏相同的结论，于1933年在《卜辞通纂》一书中刊布。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与一位在外国的中国人大致在同一时间考证同一问题并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真乃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只是此后《卜辞通纂》一书广为流行，一版再版，而《甲骨研究》则始终未得到公开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1994年笔者访问加拿大，在明明德先生家中发现了《甲骨研究》底本。承明明德委托，并得到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处的资助，该书已于1996年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这无疑是对甲骨学研究的积极支持，也是对明氏的最好纪念。

    甲骨学之外，明义士还曾对商周青铜器进行过专门研究。其代表作便是其博士论文《商戈》一书。他指出，西方学者习惯于把戈这种古代中国所特有的勾刃兵器译作“lanee”和“spear”等名称，实际上都未见得妥当。他建议直译为“ko”，作为一英文中的专用名词，故取本书的英文名字为“Shang ko”。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以出土实物为依据，对铜戈的起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铜戈应源自新石器时代的石镰，商周时代是铜戈应用最广泛的时期，至汉代以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该书资料丰富，几乎包括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中外公私各家已见诸发表的商代铜戈标本，以此为基础，对它们进行了缜密的类型学研究。他敏锐地觉察到，商代铜戈的发展应分为两个阶段，即早商和晚商，并对每个阶段铜戈的特征进行了概括。这些观点大都为新中国的考古发现所证实。由此确实可以证明明义士先生考古学方面的天赋和才能。事实上，这种天赋和才能并不仅仅限于考古学上。从该书引证中国古代典籍种类之丰富和在论证中将考古材料与文献典籍恰到好处的结合上，我们都不难发现作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谙熟和精通。此书由于经费诸方面的原因，并未能在明义士生前出版。1960年明义士的遗孀和子女将其大部分藏品捐赠给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并与多伦多大学签定协议，由校方建立明义士基金，用于《商戈》一书的出版和支付学者对明义士藏品(主要是甲骨)分类整理的费用。此书最终于1965年由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出版。

    明义士一生著述宏富。据笔者在山东省档案馆查到的有关资料，其已经完成和近乎完成的著作尚有《殷墟卜辞类考》《卜辞中商代战争》《殷墟卜辞文字索引》和《殷墟卜辞考释》等。这些文稿甚至没能像《甲骨研究》那样留下稿本，不能不说是甲骨学界的一大憾事。

    (三)明义士藏品的流传情况

    明义士自1910年来华，便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致力于中国文物的收藏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为扩大中国文化在加拿大乃至世界上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明义士将其收藏的部分中国文物非法盗运出境，是对中国文化的掠夺行为，解放后受到中国方面的公开谴责。关于明义士对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甲骨学研究的贡献，我们曾有专文论及，在本章的第二部分也曾有过涉及。这里将对明义士收藏文物的数量、种类及收藏地点做一统计。因为在此之前，学术界对明义士藏品的数量与现存状况尚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甚至引起过一些争论。◆◆◆◆◆

    大体说来，明义士生前所收藏的中国文物现收藏于加拿大和中国的博物馆和个人共五处，即加拿大两处，为多伦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和明义士子女所收藏；中国国内三处，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山东省博物馆。

    现藏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藏品大都出自明义士家人的捐赠。1960年由明义士的遗孀安妮·明义士和儿子明明德与多伦多大学签定一份向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捐赠“明义士藏品”的协议。捐赠的藏品包括数百件各类出土文物和有关中国考古和古代史的著作、4700片甲骨以及2812件未出版的甲骨文拓片(原件均留在了中国)。作为对捐赠者的回报，博物馆设立了一项“明义士基金”，一是用来出版明义士《商戈》一书，二是支付应邀来多伦多专门对明氏所藏甲骨进行整理研究的专家许进雄先生的部分费用。1971年和1977年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出版由许进雄先生编著的两卷本《明义士所藏商代甲骨》(The Menzies CoU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1972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了由明义士编著、许进雄整理的《殷墟卜辞后编》(Additional Collection of Oracle Divinations from the Waste of Yill)。这两部著作基本包括了“明义士藏品”中所有的甲骨和拓片，现在已成为研究甲骨学和殷商史的重要资料。相对而言，“明义士藏品”中的其他门类如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等尚未引起足够重视。1994年6月笔者曾有幸访问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发现明义士收藏的这批青铜器既多且精，显然在明氏返国前经过仔细挑选。如能整理出版，无疑会对殷商文化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义士子女们的藏品现主要分藏三处，即其两个女儿玛丽恩(Mrs．Marion Menzies Hummel)、弗朗西丝(Mrs．Frances Menzies Newcombe)和儿子明明德(Mr．Arthur Menzies)之手。据明明德讲：“实际上，母亲始终对我父亲的收藏给予积极的支持，她本人也对这种收藏抱有浓厚的兴趣。她尤其爱好宋代瓷器。父亲便经常在诸如母亲生日、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和圣诞节之类的节庆日赠送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藏品给她。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和对中国文化兴趣的增加，他们也经常收到这样的礼物。在母亲于1962年去世后这些藏品便由我们姐弟三人分别保存了。”1988年，在巴里·蒂尔(Mr．Barry Till)和明氏家人的努力下，一次以“中国古代的奇迹”(The Wonders of Earliest China)为题的展览在维多利亚艺术馆举办，共展出上迄商周下至清末的各类中国艺术品二百余件。其中大部分被收入后来出版的《明义士家庭收藏的中国文物》(Chinese Art from the Rev．Dr．James M．Menzms Family Collection)一书之中。以藏品质料分类，共包括：

    铜器类：40件，包括商周时代的礼器、兵器和汉代以后的铜镜、造像等。其中尤以商代有铭铜爵、汉代有铭铜灯和北魏至唐代铜造像等最为珍贵。

    陶瓷类：90余件，上至商代的白陶，下至清代青花瓷器，种类繁多。其中尤以唐代骑马俑、北宋水注和出自宋元各窑口的瓷碗、瓶、枕等最为精致。

    玉石器：30余件，其中以商周时代的玉礼器(璜、琮、环等)、玉人、玉器具(刻刀、带钩)数量最多，最精美。

    甲骨文：5件，用龟腹甲和动物肋骨制成。造片多不清。其中一件(编号24)有“王疾口”字样，较为珍贵。

    其他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佛教经卷、山水画和人物画像等多件，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和文献珍品。

    以上所述可能并非明义士后人所藏的全部，但其藏品中的精华部分皆在于此。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明义士早年所获甲骨20364片。关于这批甲骨，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曾写道：

    故宫博物院所藏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故宫博物院原藏，3匣17屉，除一屉为陶丸陶饼小螺贝壳等164件之外，甲骨共计870片。1965年，为编辑《甲骨文合集》，我们去故宫博物院选拓甲骨，见明义士甲骨中，混有1924年2月18日发自天津寄往北京明义士的信封一个，封面写：

    J·M·Menzies B.D.

    N.C.U．Language School Peking知那时明义士曾在北京华语学校教书，所以甲骨就存在华语学校内。

    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义士旧藏甲骨的第二部分是1974年在故宫仓库中清出，计10匣又167包共19494片。箱子上边都有明义士亲笔写的封条。这部分甲骨，原来也是存在华语学校图书馆内，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清出，交由故宫博物院保存。◆◆◆◆◆

    南京博物院现收藏有明义士旧藏甲骨2390片，经查实乃明氏《殷墟卜辞》一书的实物。关于这批甲骨入藏南京博物院的经过，还曾有过一段传奇经历。据笔者在山东省档案馆查到的有关档案得知，这批甲骨连同未及运回加拿大的明氏大部分藏品曾于1937年12月济南被日军攻陷之前埋于齐大校园内。1945年齐大复校，藏品重见天日，为齐大所收藏，并由一位曾与明义士共过事的外国传教士赖恩源“代为保管”。明义士旧藏的这批古物一度引起官方的重视，1947年6月18 日，当时的教育部曾拟将明氏之甲骨收归国有，嘱齐大妥为保管，以免损坏。而明氏本人也对此给予关注。6月27日他写信嘱赖恩源将贵重的甲骨运上海，以设法运回加拿大。1948年9月济南解放前夕，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曾嘱赖恩源将明氏甲骨移存安全处所(6月16日)，明氏的犬部分藏品便再度埋于齐大校园宿舍区内，但赖恩源于7月19日将一箱甲骨由济南运至上海，后又转运到南京加拿大使馆。这就是后来入藏南京博物院的那箱甲骨。其具体入藏经过，《南博旬刊》第三十七期是这样记载的：

    (1951年)二月十一日南京杨宪益交南博木箱一只，钥匙一把，还有信一件。信的大意说，“这批甲骨是前几天加拿大外侨穰桀德(前加拿大使馆代办)交给我的，他并且说他要离开了。他整理前大使馆私人东西，发现木箱一只，内有甲骨文，是以前朋友留下的。我就请他交我处理。现在送请贵院，妥善处理。”二月十六日杨先生又来一信，大意说：“几年前明义士采集的甲骨，装了一箱，交加拿大使馆暂存。明义士回国，老病半身不遂，这批东西，就变做无人要了，我就劝穰桀德交给你们。”……据我们清点的结果，是明义士《殷墟卜辞》的实物，字甲字骨和卜骨，共计2390片。

    山东省博物馆所收藏的明义士旧藏文物，数量最多，种类齐全。它们的入藏经过，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它们曾于1937年济南沦陷前被埋在齐大校园内，1945年得以重见天日。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这些藏品除上面提到的运至南京博物院的一箱甲骨外，其他古物被分装成一百四十余箱，再度埋藏于齐大校园宿舍区内。1952年，当时任齐鲁大学校长的林仰山在齐大教职工动员下，交出一张埋藏物品方位图副本，按图索骥，这一百四十多箱文物在沉睡三年后重新面世，并被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1959年移交山东省博物馆。据1959年山东省博物馆制成的四大册《明义士收集我国文物目录》，移交的文物总数为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有字者3668片)。当时报载挖出的甲骨已“粉烂成碎沫”云云，均非属实。综观山东省博物馆入藏的这批文物，上迄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种类十分广泛，而尤以商周时代的陶器、铜器和玉石器等数量最多。虽然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残件以至碎片，但其中仍不乏精品，并且多未经公开发表。现按藏品质地大致介绍如下：

    陶器类：近四千件，包括大量历代陶片。时代最早的为新石器时代彩陶及黑陶(片)。最晚的有属于宋元时期的陶印、印模等小件，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属于商周时期的各类绳纹和素面陶器。

    瓷器类：一千余件，包括部分瓷片。以唐宋至明清时代的居多。比较重要的是宋代定窑葵花碗、宋代影青瓷和元代均窑碗等。

    铜器类：八千余件。包括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武器和车马器、历代铜镜、历代货币等。比较珍贵的当属商周时代有铭铜礼器，铭文多为族徽。

    玉器类：七百余件，绝大多数为商周时代的玉质礼器和配饰，也有汉代的玉璲、带钩等，偶尔可见明清时代的古玩摆设如猴山等。

    石器类：近两千件。多为史前及商周时代物，如生产工具类的斧、铲、镰、刀，武器类的戈、钺、剑，乐器类的磐等。亦有不少属于北朝至唐代的石刻造像。

    骨角类：两千余件。绝大多数为史前及商周时代遗物，种类有针、锥、笄、匕、镞。尤以商代的动物首形笄及刻文匕最为珍贵。砖瓦类：五百余件。多为汉至北朝时代的有字砖瓦，少量属于东周时代的动物纹瓦当。杂器类：两百余件。多为历代水晶、玛瑙、料器、琉璃质料的小件文物，亦有部分碑志拓本和善本书籍。相信随着对这批文物的整理与研究，人们会逐渐发现它们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总之，分藏在中、加各地的明义士藏品，除数万片甲骨已大多刊布外，其余为数众多的中国文物尚未得到公开出版。我们期待着通过中、加双方学者的合作，能使这批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尽早公布于众，以发挥其应有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附录：明义士先生著作一览表

    1．《殷墟卜辞》，石印平装一册。上海别发洋行，1917年版。

    2．《殷墟卜辞后编》，1928年编成，后由许进雄重新整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

    3．《商代文化》，刊《齐大季刊》1932年第1期。

    4．《商代之文化》，刊北平《导报》，又单行本，北平导报社发行。

    5．《甲骨研究初编》，齐鲁大学石印讲义本，1933年；齐鲁书社．1996年版。

    6．《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刊《齐大季刊》1933年第2期。

    7．《中国商代之卜骨》，刊济南扶轮社报告，又抽印本，1933年。

    8．《论汇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押》，刊《齐大季刊》1934年第3期。

    9．《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刊《齐大季刊》1935年第6期；又单行本，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

    10．《商周的美术》，刊《亚洲文会》杂志第67期，1936年。

    11．《商代的文化与宗教思想》，刊《亚洲文会》杂志第67期，1936年。

    12．《商戈》，明义士先生博士论文，1942年。安大略皇家博

    物馆，1965年版。

   

 

    另据“齐大档案”9—3—11载，1934～1935年间明义士先生尚有以下完成或未完成的著作：

    1．《商代王妣世系考》(草稿，待修订)

    2．《殷墟卜辞类考》(未完成)

    3．《卜辞中商代之战争》(部分完成)

    4．《商代器皿形式考》(资料已收集)

    5．《齐大古器物室录簿》

    6．《中国初时之美术》

    7．《殷墟卜辞文字索引》(完成卡片索引)

    8．《殷墟卜辞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