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特·朗宁与中加关系

张仁玉

    1970年10月是中加关系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政府向世界公告了两国相互承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尽早互派使节的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注目和轰动，各国新闻界几乎同时予以报道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进行了评述。此时，一位年逾七旬的加拿大老人更是激动不已，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等了整整“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在他看来，中加两国之间的相互承认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应开始，不幸的是却拖延了21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历史的进程，参与了中加之间的外交事务，为新中国能够得到加拿大政府的早日承认付出了无尽的心血和关注，最终却在热切的期盼和无奈的失望中结束了自己的外交生涯。这位老人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拿大资深外交官、深谙中国事务的切斯特·朗宁先生。

    (一)在中国出生

    朗宁，1894年12月13日出生于中国湖北省樊城(今襄樊市)一个外国传教士家庭。他的全名是切斯特．阿尔文．朗宁(Chester Alvin Ronning)。

    朗宁的父亲霍尔沃·朗宁1862年出生于挪威。188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移居美国，在明尼苏达州雷德温神学院学习神学，毕业后加入美国国籍。1890年，受美国传教士赴海外传教浪潮的影响，霍尔沃决心东渡大洋到中国传播上帝“福音”。几经周折，次年9月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与他同行的几位挪威籍传教士中有一位叫汉娜·罗姆勒的女性，共同的追求和爱好使他们在旅途中从相知到相恋。12月，抵达目的地湖北汉口后，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894年，经过在汉口两年的语言培训，霍尔沃夫妇被教会组织选派至樊城传教。樊城位于鄂西北与豫西南交界处，临近长江，幅员广阔且人口密集，是理想的传教地，当时因经济贫困和地方官吏的屡屡阻挠，尚无传教士涉足。霍尔沃夫妇克服重重困难才在当地建起了第一个传教站，几乎与他们的传教站成立同时，切斯特·朗宁降生了。朗宁的出生在当地引起不小轰动，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出生在樊城的外国孩子。此时，他的哥哥，1892年出生于汉口的尼利厄斯已经两岁多了。

  在湖北鸿恩会帮助下，霍尔沃夫妇以樊城为中心在辐射几十公里的范围内陆续建立了四个传教站，吸收了大量教徒，传教工作开展顺利。因忙于传教，夫妇二人无暇给孩子过多的关照，朗宁兄弟由中国奶妈照管，过着纯粹“中国化”的生活。他们穿中式服装，讲当地方言，同邻里中国儿童亲密无间地一起嬉戏玩耍。许多年后，朗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提道，他们兄弟除肤色、眼睛、头发与当地孩子有差别外，从来不觉得其他方面有什么两样。融入当地生活也是霍尔沃的愿望，为接近当地百姓，他本人就穿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帽，甚至不伦不类地戴了一条长长的假辫予以求与教民同宗。朗宁自童年起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朝夕相伴的奶妈和家里的厨子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他们给朗宁兄弟俩讲述中国民间传说故事，教他们背诵民间歌谣。在耄耋之年，朗宁还能绘声绘色地用纯正的湖北方言重述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当年的印象之深可见一斑。由于樊城地处偏远地区，除偶尔有传教士光临外，很少有外国人来访。当时，“租界”对童年时的朗宁来说是一个陌生概念。有一次，随父母到汉口，在租界内一所外国入的房子外朗宁看见一个中国人正在受旧式中国枷锁酷刑折磨，他感到困惑不解并惊恐地追问父亲：“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人敢惩罚中国人?”霍尔沃感到很难回答，只好告诉朗宁：“你太小，不会明白的，这不是中国，是中国国内的租界……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有治外法权。这个词对你来说讲不清。”朗宁后来回忆道：“我当然不理解，但它帮助我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对外国人充满仇恨。”“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次震惊，一直到不平等条约均被废除，我心情才有所缓和”。

    1899年，朗宁随父母回到挪威休假。其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席卷全中国，许多传教士在动荡中丧命。为免受冲击，霍尔沃推迟了回湖北的归期，携子带妻来到美国，一呆就是两年。这期间，朗宁先后学会了挪威语和英语。

    1901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霍尔沃决定重返樊城。他们计划从美国经加拿大搭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中国皇后号”客船前往上海。火车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车站作短暂停留时，霍尔沃与昔日的大学同学皮特·安德逊的弟弟不期而遇。其时，正值加拿大开发西部，皮特的弟弟欲从美国移民加拿大阿尔伯达省，他积极建议霍尔沃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沿线的巴尔杜地区投资购买宅地，因为地价便宜，一公顷土地的价格仅为三加元，而且．可以在20年内分期付款。经过再三斟酌，客轮在日本横滨停泊时，霍尔沃通过电报委托皮特·安德逊为自己在巴尔杜买下三块宅地。这一次，偶然的机遇使加拿大成为霍尔沃一家日后的居留国。◆◆◆◆◆

    霍尔沃回到樊城时，清政府正在推行废科举、兴西学改革。为传播宗教文化并吸收更多人入教，外国传教士纷纷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樊城传教士在当地建立了鸿文中学。霍尔沃德高望众，被推举为首任校长。受益于父亲的职位，朗宁和尼利厄斯可以在学校中自由活动，同许多学生结下了深厚友谊。由于痛恨现实，鸿文中学的学生中已有不少人加入了当地同盟会的分支机构。朗宁与同盟会的学生领袖童泽培关系密切，因此，朗宁兄弟俩经常自由旁听学生的秘密聚会，唯一的条件是要向霍尔沃保密。年少的朗宁尚无法理解“革命”的含义，但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的“革命分子”，经常为能参加如此“重大活动”激动不已。

    1907年，不幸降临到霍尔沃一家。汉娜因病在樊城逝世。为减轻孩子们失去母亲的痛苦并得到悉心照顾和良好教育，霍尔沃决定把尼利厄斯和朗宁送回美国，在汉娜的故里衣阿华州拉德克立夫由亲戚代为照看。中年丧妻使他受到沉重打击，加上中国局势已经开始动荡，霍尔沃无心继续在华传教，朗宁兄弟二人离开樊城不久，他辞去了在樊城的一切职务，辗转到加拿大，在巴尔杜地区安顿下来。

    朗宁兄弟初到美国曾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战。作为来自中国的“中国人”，他们成为拉德克立夫公立学校众目关注的中心。好奇的教师不时追问他们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中国的荒诞问题，顽皮的美国学生则对他们公开歧视嘲笑，兄弟俩孤立无援，在朗宁幼小的心灵上，这种精神上的排斥带来的感情伤害要远胜于超过任何一种肉体攻击。他不明白自己作为“中国人”为何要受到同学的歧视。越被排挤，他越怀念昔日在樊城的生活。每当夜深人静时，想到纯真的童年中国伙伴和善良纯朴的中国人：朗宁总是禁不住泪流满面，彻夜难眠，他痛恨美国同学对他的歧视，更怀恋逝去的中国时光。

    情况不久有了变化。朗宁兄弟俩像美国同学一样学会了骑马、耕地、掌握了当地方言土语并通过其他方面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周围同学的友谊。没有人再因他们在中国长大的背景对他们另眼相待，敬重取代了歧视，敌对变为友好，朗宁逐渐融入了美国的生活。

    一晃两年过去。在此期间，霍尔沃在巴尔杜地区通过辛勤劳动为孩子们建立的新家初具规模。1909年5月，朗宁兄弟告别了拉德克立夫的同学、朋友，迁到了加拿大巴尔杜地区。有趣的是，已入加拿大国籍的朗宁兄弟在加拿大同学眼里又成了兼有美国特征的“中国人”，甚至他们也弄不清自己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

    1913年初，朗宁兄弟高中毕业后，举家又迁到了皮斯河地区垦荒。作为当地唯一的牧师，霍尔沃受命把该地区命名为。瓦勒哈拉”，意为众神之乡。苍茫辽阔的“瓦勒哈拉”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朗宁很快投入到拓荒垦地的艰辛劳动中并乐此不倦。此时的朗宁为自己树立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名牧场主。为显示自己的拓荒能力，他曾创出驾四头牛在短期内开垦50公顷土地的记录。

    但霍尔沃对孩子有着更高的期望。他希望朗宁兄弟俩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摆脱艰苦的拓荒生活，步入上层社会。1915年，朗宁和尼利厄斯同时进入阿尔伯达大学。两人相比之下，朗宁学业平平，但英俊魁梧，擅长体育运动，富有口才，加上独特的中国经历，在同学中间比学业优秀的尼利厄斯更受拥戴和崇拜。他热心于校内外政治活动，在地方选举中为保守党助阵，一度成为校园的风云人物。到二年级时，由于自然灾害，家庭农场严重歉收，霍尔沃无力再同时支持两个儿子在大学深造，朗宁被迫中途退学。尼利厄斯继续留在大学，直到1920年获得硕士学位。

    朗宁回到农场时，正巧赶上当地小学教师辞职。“瓦勒哈拉”地区荒凉偏僻，交通又不方便，要马上补充新教师十分困难。霍尔沃本来就一向认为自己的二儿子“天生是适合干教师的料”，朗宁的归来正好解决了师资困难。这样，朗宁不得不再把成为牧场主的梦想搁到一边，勉强遵从父命，走上讲坛，开始了他认为的“任何人都能教课，任何人都是天生教师”的教学生涯。

    初执教鞭，朗宁经验不足，他认为“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教师是天底下最难做的工作。”1917年初，为取得合格教师证书，朗宁进入卡姆罗斯师范学院进修。通过刻苦努力，年终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甲等教师证书。此时，朗宁已彻底放弃成为牧场主的愿望，决心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当地的教育事业。

    1918年，按加拿大征兵法规定，．朗宁开始服兵役。他先在温尼伯工程兵部队短期服役，后被调往皇家空军，成为候补飞行员。服役期间，朗宁趁休假时机同相爱已久的心上人英佳．霍特举行了婚礼。英佳也是挪威移民的后裔，他们后来有了六个孩子。

    1919年，朗宁退伍还乡，重操教业，先后在埃德蒙顿市两所公立中学担任过副校长职务。之后，又萌生了重返中国的意念。

    朗宁打算回到中国，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亲情的驱使。朗宁和尼利厄斯长期以来有一个共同愿望，即重回中国继承父业，到中国传教或教书。不幸的是，1920年尼利厄斯在大奴湖地区进行地质考察时失事，溺水身亡。兄长的去世使朗宁悲怆不已，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未了心愿，以此表达对尼利厄斯的怀念。其次，割不断的中国情怀。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中国的时光时刻萦绕在他记忆中。他怀恋樊城的山山水水，牵挂昔日的朋友。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每时每刻都在向他召唤。◆◆◆◆◆

    1921年，适时来临的机会终于成全了朗宁的心愿。加拿大教会组织需要向樊城派遣一名教师为当地学校培训师资。朗宁马上提出申请，由于他独有的中国经历，很快便获得了教会的任命。之后，为去中国作充分准备，朗宁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取得学士学位后，1922年下半年朗宁和妻子以及刚满三岁的女儿一起踏上了赴中国的航程。

    (二)任教湖北省樊城

    1922年10月，朗宁顺利抵达中国。按照教会安排，朗宁首先必须在北京接受语言培训。在北京华北语言学校，他用一年时间学完了该校为传教士设立的为期五年的中文课程并通过结业考试。1923年，他回到故里樊城，由教会委任为鸿文中学校长。

    屈指算来，朗宁离别中国已达15年之久，此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寿终正寝。之后，袁世凯复辟，革命成果被篡夺。袁世凯死后，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1919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朗宁在北京时目睹了学生市民游行示威的场面和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在内心深处他同情学生们的遭遇，理解他们渴望自强的愿望。可是，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究竟是谁以及通过什么途径能拯救中国?朗宁感到困惑。

    此时的樊城也不再宁静，革命浪潮波及这座小城。作为当地的“文化中心”，鸿文中学成为革命派的大本营。学校中除一位老学究外，所有教职员工都加入了国民党，革命领导人是鸿文中学副校长童泽培。能同童年时代的好友一起共事使朗宁得到意外的惊喜，对许多不理解的问题，朗宁都从童泽培那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童泽培毕业于齐鲁大学，是一位激进的革命者。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加入国民党，经历过五四运动风潮，因丰富的阅历和胆识，在当地很有威望。在他领导下，樊城国民党开展了多方面活动，受到广大群众一致拥护。1924年初，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并同共产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后，童泽培将孙中山的政策与当地实际结合，积极付诸实践。每到周末，他都带领鸿文中学师生联合附近襄阳市的学校师生浩浩荡荡开赴农村对农民进行扫盲教育和革命宣传。

    朗宁对国民党下乡发动农民的做法十分不解，他主动请教于童泽培。童泽培告诉朗宁，中国历史上数次革命失败表明，革命取得成功需要长期奋斗。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发动和领导农民的力量。农民没有文化导致了革命觉悟低下，要组织农民必须对他们进行启发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农民有了知识才能懂得革命理论，认识革命对改变自己生活的重要性并自觉起来进行斗争。童泽培的解释使朗宁平生第一次认识到农民力量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后，鸿文中学和樊城的革命派积极响应。他们组织起来在樊城地区进行反帝宣传，没收了当地来自英国、日本等国的“洋货”并在汉江边当众焚烧示众。作为鸿文中学唯一的“洋人”，朗宁同情群众的反帝行动并与师生一起参加了抵制洋货的示威游行，加之他平时工作勤勉，与当地师生群众有着良好的关系，因而在这场反帝风暴中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

    1926年7月初，在长江上游的四川万县，由于当地军阀杨森与行驶于长江上的英国船只发生矛盾，英国军舰猛烈炮击万县县城，导致了震惊中外的“万县事件”。至少三千名无辜中国百姓和士兵在炮轰中丧生。“万县事件”激起长江流域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英帝国主义浪潮迅速兴起。次年1月，在汉口和九江两市又相继发生了英国军队枪杀中国海员、工人的残暴行为。湖北至四川的长江沿岸城市的反英斗争愈演愈烈，在已经攻克武汉三镇的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军的配合下，汉口、九江两市人民迫使英国最终放弃了在当地的租界。在这次反帝运动高潮中，朗宁几乎遭难。有一次，襄阳几百名学生冲进鸿文中学，准备把朗宁抓起来游行示众，幸亏童泽培和鸿文中学师生及时赶到劝走了襄阳学生，朗宁才免遭劫难。类似的事件虽然此后未再发生，但朗宁出于安全考虑，决定离开樊城回国。

    1927年3月，在朋友帮助下，朗宁夫妇携带三个孩子由樊城的“红枪会”护送乘船赶往汉口。途中不断有传教士被杀的消息传出。长期以来遭受外国殖民势力的欺压，使长江流域一带群众对“洋人”充满仇恨。船只中途靠岸停泊时，朗宁受到当地百姓围攻。眼看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他急中生智，跳到一张桌子上，用纯正的湖北话高喊起来：“我不是帝国主义分子，我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许是第一次听到“洋鬼子”用汉语声称反对帝国主义，围攻的人在轰笑中四散而去。朗宁又一次侥幸脱险。

    在20年代中国反帝大风暴中，朗宁亲眼目睹了中国民众对外国殖民者的愤慨，以及民间排山倒海般群众运动的威力，他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有了进一步理解和体验。

    在汉口逗留期间，朗宁遇到了昔日鸿文中学同事李斯。李斯离开鸿文中学后考入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军，此时正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军官。谈及中国革命前景，李斯悲观地坦诚相告，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派正在大肆迫害倾向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左派分子，有可能要分化革命政府，李斯本人就是左派。他坦率地表示自己已经作好牺牲的准备。此后不久，蒋介石果然在上海发动了杀害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共高潮。李斯在武汉惨遭杀害，同属左派的童泽培也在樊城壮烈牺牲。惨案发生时，朗宁早已返回了加拿大。挚友牺牲的消息传来，他十分悲痛，但只能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默默遥寄自己的哀悼之情。◆◆◆◆◆

    从1922年起，朗宁在樊城工作了近五年时间，他尽心尽职地执教于鸿文中学，亲临课堂指导学生，积极组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为该校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他也卷入了中国轰轰烈烈的革命潮流之中，与中国民众一起目睹了军阀战争、北伐革命、反帝风暴等一系列重大事变。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革命的艰难有了切身的体会，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有了较深入的理解，也对后来在中国的外交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汉口，朗宁收到了卡姆罗斯路德教学院聘请他担任院长的邀请信。该学院创立于1911年，朗宁的父亲曾是创始人之一。20年代学校因管理不善，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生源缺乏，声誉一度不佳。董事会把改善学院境遇的希望寄托在朗宁身上。凭借在中国管理学校的经验，朗宁把路德教学院办得有声有色，声誉很快回升。为给手下教师作出榜样，他亲临课堂教课，一时传为佳话。30年代初期，世界性经济危机蔓延到北美地区，整个加拿大经济急剧衰退。受危机影响，卡姆罗斯路德教学院的办学经费锐减，再一次面临危机。为挽救学院，朗宁亲自在市内各社区挨家挨户进行募捐。在一户吝啬的市民门前，为了获取五加元的捐款，朗宁不顾自己体力条件，与慓悍的户主下赌搏斗，最后朗宁虽然取胜赢得了捐款，却付出了折断两根肋骨的惨重代价。就是凭借这种不懈精神，朗宁使卡姆罗斯路德教学院又一次渡过难关。

    管理学校的成功为朗宁创造了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机遇。许多党派都主动邀请他加盟，希望利用他的影响扩大本党在选民中的声望，如社会信用党领袖艾伯塔曾提出，如果朗宁参加该党，社会信用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后将委任他为阿尔伯达省教育委员会主席。由于自己的拓荒经历，早在1914年，朗宁曾加入过代表农场主利益的阿尔伯达农场主联合党。1927年从中国回乡后，朗宁初衷不改，依然是该党的忠实信徒。其时，阿尔伯达农场主联合党的影响正处于鼎盛时期，控制着阿尔伯达省地方议会中大多数席位。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阿尔伯达农场主联合党声望下降。1932年，朗宁以该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地方选举，但未获成功。同年，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纲领的平民合作联盟在阿尔伯达省宣布成立。朗宁高度赞扬平民合作联盟的纲领，公开宣布拥护这一新兴党派，他曾被推选为阿尔伯达省平民合作联盟领导机构成员，参与了该党的各项活动和地方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朗宁于1942年初再次应征入伍。他先在皇家空军飞行队服役，一个月后，因熟悉中国情况，被调到空军情报处担任日本情报分析工作。不久又被借调至外交部。

    1945年夏，日本投降前夕，外交部准备派一名工作人员赴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工作。朗宁负责对应聘人员进行汉语口语测试，但应试人员无一过关。8月，日本投降后，在别无人选的情况下，朗宁成为外交部的选派对象。

    其时，朗宁已经51岁，没有外交工作经历和经验。外交部破格聘用他，完全是当时任务的急需。首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准备把首府从重庆回迁南京。加拿大使馆回迁工作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精通汉语的人才能解决。为此奥德伦大使多次催促外交部增派懂汉语的外交官。仓促间符合条件者难以物色到，朗宁才得以入选。其次，日本战败后，加拿大政府急需对中国战后局势作出判断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加拿大驻华使馆中没有懂汉语的外交官，许多工作不得不单方面依赖于国民党政府。由此带来的典型弊端是发回渥太华的有关中国局势报告的资料几乎全部由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翻译提供。陶希圣趁机从国民党党部中挑选一些无关紧要且偏向于国民党的文件呈送大使馆，而且翻译时常出现错误，从而招致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加拿大外交部根本无法据此判断中国形势，派遣精通汉语的外交官已是外交部的急中所急。朗宁尽管年龄偏大，但他的汉语水平和从事地方政治活动的经历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外交部委任朗宁担任一等外交秘书，并对这项任命寄予很高希望，在给奥德伦大使的信中明确指示，朗宁不但要负责使馆的搬迁，而且将是协助大使处理政治问题时的“高级助手”。

    如此厚望超出了朗宁的个人意愿。他接受这份工作在很大程上是个人情感因素的驱使。他的服务期限仅为一年，他希望利工作之便重访故园。绝无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的奢望。1945年11月26日，朗宁带着政府使命和个人的愿望，飞抵重庆。他未曾料到从此竟与外交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三)加拿大驻华外交官中的“中国通”

    朗宁抵达重庆时，中国正面临战后的复杂局势。

    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法西斯的灭亡，出现了反法西斯联盟的解体。因经济利益斗争、意识形态差别，“冷战”取代了战时美苏联合。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进行针锋相对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

    中国是美国志在必争的国家之一。

    美国对中国的重视，早在二战期间已经开始。在美国政府看来，日本战败后，远东地区将会有两股势力构成对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的威胁。一是北方来自于苏联的扩张；二是战后亚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阻止这两股势力的发展，美国设想在中国扶植一个亲美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战后的战略基地。为此美国在两方面作出了努力。首先，1943年在国际上提出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提高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其次，在军事政治上积极扶植蒋介石政府。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一方面敦促蒋介石同共产党谈判，希望中国能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继续援助蒋介石，协助国民党为中国内战作准备。

    从中国国内来看，战后形势极不稳定。蒋介石自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来，一直把消灭共产党力量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并掀起了数次反共高潮。抗日战争期间，迫于战争形势需要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曾表面上联共抗日，但在行动上自始至终未放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不复存在，蒋介石再次把消灭共产党提上议程。但受舆论压力，同

时为了更充分准备内战，在美国“特使”调停下，蒋介石同共产党在重庆开展了一系列的和平谈判。

    这一时期，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美国的制约。加拿大与美国有着独特的经济和战略关系。从经济角度上看，作为加拿大的强邻，美国经济渗透于加拿大各个领域，两国经济相互交融；在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美国都是加拿大离不开的最大贸易伙伴，与美国关系好坏对加拿大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战略角度考虎，作为处于美苏两国军事对峙的中间地带，加拿大力图寻求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持和庇护。两种因素直接导致了加拿大在对外政策上采取追随美国并与美国基本保持一致的立场。早在1943年美国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口号后，加拿大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当年把中加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为扩大加拿大在中国的影响，加拿大政府还主动多次邀请国民党高层人士访问加拿大，并于1943年废除了针对中国人制定的歧视性《华人移民条例》，允许更多的中国人移民加拿大。在军事上，加拿大政府还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物资援助。其次，经济利益也是加拿大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考虑。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加拿大对参加中国战后重建、争夺中国市场跃跃欲试。再次，在这一时期，加拿大驻华大使奥德伦对政府制定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影响。

    奥德伦大使军人出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领导过加拿大第二师，退伍后出任过加拿大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和驻日本公使，1942年被派往中国担任公使，次年升级为大使。对战后的世界和中国形势，奥德伦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第一，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将要称霸世界。“如果必要，美国将用武力”建立起“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这会对世界有好处。加拿大应对美国的主要政策给予友好支持。第二，在未来争夺世界权力的斗争中，西方国家的主要对手将是俄国人。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是源自中国，而是“俄国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产物”，所以从长远考虑，加拿大政府只能支持“在即将来临的对俄战争中最终站在前沿的国民党政府”。他曾公开讲：“共产党是俄国党，应予消灭”。第三，奥德伦虽然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国统区经济混乱、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有所了解，但他相信，贪污腐化在中国是正常现象，是必须加以接受的一件事实。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权，能代表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国民党政府通过改革可以改变现状。他与蒋介石夫妇有很深的私交关系，是蒋介石府中常客，在国民党上层也有许多朋友。他认为蒋介石会坚定不移地把中国引向民主。第四，对有可能爆发的国共内战，奥德伦对国民党持盲目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共的军事力量是“幽灵军队”，由于缺乏弹药，不可能占优势，在短时间内便会被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打败。一场由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速战速决的全面战争将达到拯救中国免予落入共产主义分子之手的目的，从而使中国成为未来对苏战争的一块基地。因此，加拿大在支持国民党方面不应该有顾虑。

    奥德伦发回加拿大反映这些观点的报告在外交部引起一片哗然。外交部一些高级顾问对奥德伦办好外交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讥讽他的长篇大论把“外交部年轻的新手们弄得晕头转向”。

    但奥德伦的观点却受到了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的高度赏识。1945年，他写信给奥德伦说：“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你对委员长高度欣赏的材料……正如你和赫尔利将军所坚信的那样，重要的是必须相信，他主要的目的是给予人民真正的民主”。

    在这种形势下，加拿大外交部无疑需要一位真正的“中国通”协助奥德伦工作，以便为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客观无误的情报。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朗宁肩上。◆◆◆◆◆

    朗宁抵达重庆时，正值国共两党为停止内战举行和谈之际。此前，双方经过激烈的斗争于10月份草签了《双十协定》，初步在停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在有关军队国家化、共产党解放区政权等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分歧、在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共矛盾再次尖锐表现出来。最后，迫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和共产党以及民主党派长久的斗争，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问题、1946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政府组织问题、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案。由于蒋介石的肆意破坏，这一系列协议只是纸上空文，对和平并未起到实质性促进作用。

    朗宁此时由于受国民党控制的新闻舆论影响，终日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官员，对解放区、共产党的情况缺乏了解，更主要是受顶头上司奥德伦大使的说教影响，对局势的看法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据他判断，中国要避免内战，唯一的道路只有共产党接受国民党领导，交出军队，参加国民政府。受政协会议表面成功的迷惑，朗宁产生错觉，认为中国形势不稳定的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共产党不肯向国民党让步；二是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一股“法西斯势力”，这股势力企图挑起战争，颠覆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国民党政府的错误在于没有遏止这股法西斯势力抬头，因此出现了人们担忧的内战迹象。只要蒋介石采取措施改革，和平的前景还是光明的。

    但朗宁的看法很快便发生变化，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局势有了新的认识，其中，以下几方面对他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对共产党解放区的了解。朗宁对解放区的最早客观认识来自于文幼章。1945年12月初，朗宁同曾去过解放区的加拿大教会进步人士文幼章在重庆邂逅。此时，在对待解放区和国民党的看法上，文幼章同奥德伦大使由于观点分歧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在同文幼章接触时，朗宁详细地询问了共产党建立民主政府的主张和解放区军民的生活情况。文幼章的坦率正直使朗宁相信，共产党绝对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赤匪，解放区民众的生活也绝不是饥寒交迫，相对于国统区而言，可能要好出许多。在同月18日给家人的信中，朗宁这样写道：“文幼章是一位杰出的人士，他是共产党的朋友。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等对这件事(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明确观点以后，我会再告诉你的。”

    第二，同中共领导人的直接接触。从1946年1月开始，朗宁随同奥德伦多次参加了与前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叶剑英、王炳南、周恩来等人的会谈并担任了译员。在同叶剑英会谈时，奥德伦强烈要求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控制权，参加国民党一党专制政府。叶剑英据理反驳，指出：如果共产党放弃军队，迟早会像其他与蒋介石持异见的民主党派一样遭到镇压。他列举了数起国统区内民主党派领袖惨遭暗害的事例，希望引起奥德伦注意。奥德伦固执已见，朗宁却对此印象深刻。

    1946年4月初，朗宁在重庆又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周恩来举行的招待加拿大大使宴会上，奥德伦老调重弹，要求中共放弃军队，服从蒋介石统治。周恩来则再三对奥德伦以理奉劝：“你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因为你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在朗宁看来，周恩来表现自信而又谦逊，语言直率而有力量、极富感染力，见解深刻、博学多才，毫不矫揉造作。同一场合，朗宁还认识了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获释的廖承志，听他讲述了在国民党暗无天日的单人牢房被囚五年，不为高官厚禄诱惑而动心，也不为残酷折磨而屈服，矢志不渝，忠诚于共产党的信仰后，朗宁深为感动，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赞叹道，“我不由得对这些人产生敬意，他们有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此后，同中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更加深了这种看法。

    第三，对国统区腐败状况的目睹。朗宁对国民党腐败的认识源于上层。1946年1月2日，朗宁单独拜访了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的府第。在经过了四个秘书分别带路，换了三个客厅之后，朗宁才最终见到了孔祥熙本人。孔宅布局装饰之奢华考究使朗宁感慨不已：“孔祥熙是一位真正的旧中国绅士。当今中国还能供养得起这种人么?我十分赞同共产党的观点：不能!中国必须走向现代化，以消除给老百姓带来悲惨的灾难，贫困、腐化、蒙骗等现象，正是由于老百姓的灾难，少数富人权贵的奢华享乐才得以维持。中国再不能供养孔祥熙之流的人了”。由于政权腐败，贪官污吏渗透于国民党政府各阶层。据朗宁了解，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囤积居奇，把非法搜刮到的大量钱财存到了新加坡、日内瓦、纽约等地的外国银行掩人耳目。文职高级官员则通过搞私营企业垄断经营而大发横财，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尤其猖狂。据此，朗宁认为中国陷入了可怕的混乱。

    上述种种经历客观上使朗宁对国共两党有了初步认识。但对中国内战的爆发，他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当国共两党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向新闻界宣布各自命令所属部队停战，并正式组成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美国，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监督停战情况后，朗宁曾认为国共对抗形势可能会有所好转。但4月初，朗宁得到这样的消息：“马歇尔将军1月份安排的停战协定正在瓦解。内战形势继续扩大，尤其在满洲里地区。”在蒋介石掀起反共运动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据说美国政府已拨款五亿美元支持蒋介石政府”。6月26日，在美国纵容支持下，蒋介石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朗宁对和平的期望最终化为泡影。9月，在家信中，他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失望和不信任：“我们的大使相信，委员长一旦在战场上显示他能击败共产党，就会马上表现宽恕，停止内战，通过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建立民主政府。他发动民主改革都近二十年了，我无法相信他会从法西斯道路上回头。”◆◆◆◆◆    面对新形势，朗宁看来，首先，国民党腐败和贪婪正在自溃国民党政府，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政府不可能得到贫困百姓的支持。9月份，当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吹嘘国民党通过夺取共产党占领的主要城市，短时间就会击溃共产党时，朗宁产生异议：“共产党在其占领地区获得了广泛支持，他(白崇禧)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是要引导全国的农民比目前更加拥护国民党政府才行”。其次，对内战的根源，朗宁清楚地认识到，这绝不是少数“法西斯分子”挑起的结果，而是蒋介石个人的意旨所为。美国尽管在积极调停国共内战，但同时也在助桀为虐，内战爆发后，美国已几乎公开站在国民党一边打内战。8月底，据朗宁证实，美国政府已经以民用物资的名义廉价向国民党出售了价值一亿美元的军用设备。美国对中国内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遗憾的是朗宁的上述观点没有机会充分地反映到加拿大外交部。从到达重庆直至1946年6月初，朗宁一直忙于使馆从重庆向南京的搬迁工作，其他大部分时间担任翻译，极少有机会插手决策性的外交事务。再者，奥德伦大使蛮横专断，朗宁作为一名下级官员在使馆内根本得不到机会陈述对时局的看法，凡朗宁起草的外交公文必须完全按照奥德伦的意旨去写。因此，朗宁除了在家信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外，对政府决策难以施加影响。1946年2月，政协会议召开不久，加拿大政府在奥德伦力主下，宣布给国民党政府一笔6000万美元的贷款，其中2500万美元用于购买加拿大军火，价格只是原价的十分之一。这一笔钱是战后外国给中国的第一笔贷款。

    1946年10月，奥德伦大使任职期满回国。朗宁的任职也将到期。近一年的工作已使朗宁对外交事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拿大外交部对他的表现评价颇佳，也希望他继续留任。奥德伦离开使馆后，朗宁暂时以代办身份负责使馆工作。直至次年2月新代办佩特森的到来。1947年1月，在外交部安排下，朗宁的妻子儿女来到中国，合家团聚。

    奥德伦的离任终于使朗宁有了施展才能、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此后，随着中国战场和国统区形势的变化，朗宁对中国局势的认识逐步清晰，对政府的影响也随之增大。

    从中国内战战场上看，战争爆发初期，国民党处于进攻优势地位，对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但是，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八个月时间内，国民党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反而损失了71万军队。迫于战线太长，实力下降，于1947年3月起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对陕北和山东两地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由于解放军的坚决抵抗，7月份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也宣告失败。

    国统区后方形势同样向不利于国民党方面发展。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了由解放军控制的通往东北地区的门户张家口市后，蒋介石认为胜利已为时不远，为进一步使其独裁政权和内战政策“合法化”，在未征得其他党派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了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由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抵制，除国民党外，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社会贤达”等138名代表与会。大会于12月底草草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但由于毫无民主性，只能是代表国民党利益的一枚“橡皮图章”。朗宁作为加拿大政府代表旁听了大会，会议前前后后国民党的丑陋表演令他十分失望。他认为，由于没有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下的“国民大会”对缓解内战形势毫无意义，国共和谈的最后希望“已陷入彻底的僵局，两党看起来都下决心要战斗到底”。与此同时，国统区经济急剧恶化，1947年1月10日，朗宁在日记中记述：“本日中国法币的汇率急剧下跌。从一美元兑换7700元法币降到一美元兑换18000。千千万万不懂得什么是汇率和通货膨胀的人还把有限的法币藏在床底，结果一夜之间，他们的终生积蓄都化为乌有。”生活水平下降迫使国统区市民、工人、学生忍无可忍，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形成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但是，手无寸铁的群众受到了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国统区形势进一步恶化。

    朗宁在南京时刻关注着战场上的形势和全国各地群众运动的情况，并及时向加拿大政府作了客观报告。对于未来中国时局的走向，文幼章的见解再次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幼章预测，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几个星期之内会席卷全中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想领导土地改革的政党，而且懂得如何去组织实施。在中共已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的情况下，除非美国派大量军队到中国直接参战，否则国民

党要打败共产党只能是空想。他认为，加拿大政府应从现实出发，从美国的对华政策中脱离开来，不要再反对中国共产党，要把国民党撇到一边。

    朗宁非常赞同文幼章的观点并迅速把文幼章写给副外长皮尔逊反映这一看法的信函发回加拿大。同时，朗宁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朗宁认为，“在中国，政府当局迫使人民缴纳苛捐杂税以维持内战，其腐败程度比清朝及军阀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对政府当局不满的浪潮，确实方兴未艾”。根据自己经历20年代中国革命的经验，朗宁认为老百姓对政府的这种不满最容易被发动起来进行土地革命。由于国民党排挤了所有有才干的中间分子和革命分子，共产党内则聚集了领导革命的精英，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在革命取胜的时间上，朗宁认为不会像文幼章估计的几个星期那么迅速，而是需要“几个月”或“几年”。◆◆◆◆◆

    中国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了文幼章和朗宁预见的正确性，但是加拿大政府却未及时纠正自己的扶蒋政策，继续把一船船军火运到了中国。渥太华政府以这是早期中加关系的遗留问题为借口进行开脱，矢口否认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在朗宁对政府反应大失所望且无可奈何之际，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戴维斯于1947年5月底来到南京。

    戴维斯出任驻华大使的个人初衷非常明确：他要致力于扩大加拿大对华贸易的经济利益并支持国民党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1947年6月，当读到一份由加拿大传教士撰写的关于共产党土改过程中的“残忍性”报告后，戴维斯曾提出：要消灭中国共产主义，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要尽可能地作出贡献，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为防止中国成为像苏联一样强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他甚至主张渥太华政府在联合国倡议对中国内战进行干预。8月，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加拿大又向国民党出售了150架“蚊式”轰炸机并于10月份运抵中国，被国民党用来对华北解放区的城镇和乡村进行轰炸。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个地区，加拿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抗日战争期间救死扶伤，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个人品格方面，戴维斯为人宽容开明，同奥德伦大使相比，他比较乐意听取下属意见。在他的领导下，朗宁可以自由表达对中国形势的真实看法，而且很快对戴维斯产生了影响。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戴维斯也逐步转变认识，意识到由于国民党反对改革中国的旧秩序，得不到民众拥护，即使有美国的援助，仅靠军事力量永远不会战胜共产党。西方国家一度盛传中国共产党背后有苏联支持没有可靠根据，这只是国民党为争取西方援助而进行的片面宣传。到1947年底1948年初，他开始建议加拿大政府停止援助国民党以静观中国局势的发展。

    从1948年7月开始，中国战场形势又一次发生转折，国民党军队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把主要力量集中于长江以北大城市，企图作最后抵抗。国统区亦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在发回渥太华的外交公报中，朗宁如实描述这种情况：通货膨胀急剧发生，以上海市为例，9月份的物价指数竟比内战前高出300万倍，同1月份相比价格上涨45倍，美元对法币的汇率增长50倍。由于物价飞涨引起生活水平下降，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情绪高涨到极点。国民党军队本身已失去赢得战争胜利的信心，甚至一些国民党官员都公开表示不愿随“国民政府这艘沉船”一起下陷沉没。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已成为全中国各个阶层的共同愿望。老百姓目前期盼的已不是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到来”，而是“还有多久才会到来”。因此，朗宁和戴维斯一致认为：中国又一次处于历史转折点上，不管西方国家的主观愿望如何，中国共产党数月之后席卷全中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加拿大政府应及早作好同中国共产党政府打交道的准备。

    从1948年9月开始至1949年1月初，中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放军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以及华北大部分地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军队主力丧失殆尽，国共胜负已见分晓，国民党的失败为期不远。在此期间，戴维斯和朗宁的建议受到加拿大政府的高度重视。渥太华对改变其对华政策有所考虑，但在操作上仍犹豫不决。一方面，开始为与未来的共产党政府打交道作准备，例如，外交部认为朗宁是代表加拿大政府与共产党打交道的合适人选，因此同负责人事管理的行政委员会积极交涉，为朗宁争取在外交部终身任职的资格，以鼓舞他的工作热情。1949年1月，这种资格得到确认。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仍未下决心彻底断绝同国民党的外交关系，1948年11月，蒋介石南下逃窜前夕，为继续取得国际支持，要求西方国家的使馆随他一起南迁广州。戴维斯大使认为，使馆南迁等于继续支持蒋介石，只会为承认未来的新中国政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强烈主张政府应立即予以拒绝。但是渥太华政府却决心与美国保持一致，一旦美国驻华大使馆随蒋南下，加拿大也可考虑效仿。后来，由于对蒋介石失去信心，美国没有对此要求作出积极反应，此事不了了之。渥太华政策不坚定性由此充分表现无遗。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并攻克南京，国民党统治宣告结束。朗宁作为加拿大政府的外交官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政权打交道的新时期。

    (四)努力推动中加建交

    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彻底崩溃，同共产党政权打交道已成为西方国家无法回避的现实。戴维斯和朗宁目睹了南京解放的过程并在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对解放军进城时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和市民热烈拥护的场面给予了盛赞。他们提出，从现实考虑，加拿大政府应作好与中国共产党政权打交道的准备，新中国一成立应马上就予以承认。

    面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加拿大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未立足于现实的变化，而是仍然受制于外部因素，特别是美英两国的影响以及英联邦成员国的动向。◆◆◆◆◆

    美英两国此时的对华政策存在着严重分歧。美国是中国内战期间蒋介石的主要支持者，为打击中国共产党倾注了大量物力、财力，共产党胜利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影响亚洲其他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对美国的远东利益构成威胁。因此，美国政府对中国新政权采取遏制性的“不承认”政策，企图使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陷入孤立。英国对共产党的胜利同样感到不安，但从现实考虑，英国政府准备采取对共产党“妥协”的合作政策。英国是最早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国家，在中国有着巨额的商业利益。中国解放前夕，英国从中国抽走了一部分资本，但仍有十多亿美元的财产留在中国大陆。更令英国政府担心的是，如果英国政府不同中国共产党政权合作，中国一旦对香港采取“过激”行动，英国受损的将不只是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且将波及英国在亚洲甚至全球的殖民利益。因此，英国政府在进行反共宣传的同时，行动上却准备走一条与美国相异的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道路。1949年，围绕对上海的封锁问题，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是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后，国民党利用海军的暂时优势，封锁了从东北至福建的整个海岸线，致使上海的经济情况急剧恶化。美国不仅支持国民党的封锁行动，而且从上海等工业城市撤离本国工商业，对其在华的私人企业直接施加压力，不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力图使新中国陷入孤立封锁中。英国由于在上海等地有巨额投资，因此既反对国民党海上封锁，阻拦贸易的措施，又不赞成美国的撤离政策，主张从现实出发，力求与中国共产党政权达成某种协议或妥协，8月份，英国正式通知美国，英国将“保留”打破封锁的权利，引起美国强烈不满，使英美冲突公开表现出来。

    这一时期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在主要方面仍继续追随美国，同时参照英国的立场，必要时将自己作为平衡两国矛盾的砝码，这导致了加拿大的对华政策缺乏自主性，在美英政策不一致时，加拿大往往夹在中间左顾右盼，无所适从。例如在对待海上封锁问题上，加拿大政府曾与英国一起进行谴责，指责国民党的行径违反了国际法原则，应予以制裁。但随着美国对封锁的公开支持，渥太华政府又偃旗息鼓，态度转向暧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向全世界发表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由外交部长周恩来将公告内容以公函的形式送交各国政府。同一天，南京军事委员会外侨处主任黄华召集驻南京的各国使节，向他们宣读了周恩来的公函并要求各国代表请本国政府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基础上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黄华宣读公告后，没有译员进行翻译，应在场各国使节要求，朗宁担任了临时译员。其时，戴维斯大使早已于9月离开南京回国，使馆工作由朗宁以代办身份全权处理。10月3日，朗宁向加拿大政府通报了公函的内容并建议政府基于以下原则应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与之建交：

    首先，新中国政府已控制了几乎整个大陆的领土，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新政府受到了各个阶层人民的拥护，旧政府中腐败、专制等丑恶现象已被彻底根除，这样的政府值得信赖。根据国际法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理所当然。不仅他本人持这种观点，留驻南京的其他外国使节也大都分别向本国政府致函要求承认新中国，“承认”已是大势所趋。

    其次，早日承认新中国政府有利于发展加拿大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据他看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遭内战破坏，国力衰竭。新政府尽管提出自力更生恢复经济发展的号召，但凭共产党自身力量很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适量的外援是中国面临的迫切需求。经济发达国家中谁能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谁就会抢先在未来的对华贸易中占领市场并获取最大的利益。加拿大政府虽然在内战中援助过国民党，但同美国相比，数额有限，而且加拿大没有像英国那样在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不光彩历史，再加上他本人同共产党官员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会使新中国政府对加拿大有更好的印象。加拿大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比较乐观。8月份，黄华在会见他和戴维斯时早就明确表示：未来的新中国政府愿在友好、平等和加拿大政府放弃对国民党的承认的基础上同加拿大建交，而且暗示中国政府有“极大兴趣”购买加拿大船只等以弥补中国实力的不足。

    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加拿大再一次被置于美英两国矛盾的影响中。10月5日，渥太华政府获悉英国对中国政府的公告给予了口头答复，准备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上”承认，美国却迟迟没有反应。加拿大政府正在犹豫之际，有消息证实美国对英国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从切身利益出发，加拿大在中国不像英国那样有巨额的经济利益，因此，不急于表态。但考虑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已公开承认新中国政府，而且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市场，渥太华政府又不愿轻易放弃同中国建交后发展贸易的机会。权衡再三，加拿大政府最终决定暂时持观望态度，等美国政府政策明朗以后再作决策。11日，加拿大外交部指示朗宁就中国政府的公告要求向南京外侨处作如下答复：加拿大政府正在“研究”中国政府的公告，在没有明确的答复前，希望中国政府能允许加拿大驻南京使馆的官员享有正常的外交权力。外交部特别强调：这次外交活动要在“尽量避免正式承认外侨处官方地位”的形式下进行。◆◆◆◆◆    10月底，加拿大众议院就有关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进行了首次讨论。外长皮尔逊认为，加拿大在对华政策上不应盲目追随美国，而要有自己的承认标准。他发表演说时强调：根据国际法原则，只要新中国政府具备以下条件，加拿大政府就应予以承认：第一，政府独立行使主权，不受外国控制；第二，对拥有的领土能行使有效的管辖权。皮尔逊的“标准”实际上提出了西方国家最为关心也是美国借以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实，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是否是苏联的傀儡政权?

    皮尔逊的承认“标准”通过朗宁转达给中国政府后，黄华对此表示理解。同时对西方国家的无端怀疑进行了及时批驳，他要求朗宁转告加拿大政府：中国愿同任何外国政府就承认条件进行谈判，但决不会乞求外国的承认。西方国家怀疑中国政府受莫斯科控制完全是由美国毫无根据的宣传造成。中国共产党既然独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不会允许任何外国势力，不管是友好还是敌对的干涉中国内政。根据自己的经验，朗宁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对中共和苏共的关系问题，朗宁早就有所了解。早在1945年前来中国的旅途中，朗宁曾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后从旧金山返回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章汉夫不期而遇。同董必武交谈时朗宁得知，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华有限的援助都落到了国民党手中，国民党不但没有用来打日本，相反，却用来打击共产党军队。共产党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从日本手中解放了华北大片土地。当朗宁问及中共对莫斯科的态度以及传说的1927年以来中共与莫斯科的分歧时，董必武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告诉朗宁，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意国民党与苏联最近签定的协定。国民党为换取苏联的支持而不惜牺牲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利益，向苏联作了重大让步。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让步同不平等条约一样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将马上废除这些协定。这次谈话使朗宁感到中共与苏共、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分歧。在内战期间，朗宁又不断听到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消息。由此，他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半认真半怀疑”，没有给予支持。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他又闻知，斯大林甚至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反对解放军横渡长江，彻底推翻蒋介石政权。为表示对国民党支持，1949年1月，苏联下令其驻南京大使随国民党迁到广州。朗宁据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虽然马上给予了承认，但这并不意味北京政府倒入了莫斯科的怀抱。目前西方国家应该利用中苏之间矛盾，通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中国共产党拉到自己一边，使中国成为亚洲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南斯拉夫”式国家。朗宁在外交报告中充分肯定英国政府的分析，“认为绝对正确”。所谓的“英国分析”，是指11月初，英国政府在对英联邦成员国的通报中指出，新中国本来对西方国家有贸易需求，但苏联会利用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优势，离间中国政府与尚未宣布承认意向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在苏联鼓励下，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勒紧腰带”过日子，降低对西方的贸易需求，并转入敌对态度。要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西方国家应尽快采取主动，对中国政府予以承认。

    朗宁的敦促与英国政府的分析引起加拿大政府高度重视。11月，加拿大内阁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问题展开了正式辩论。外长皮尔逊在辩论开场白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指出：“我们加拿大人完全拒绝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但是我们不能拒绝中国和它的4．5亿人民这个基本事实……我们承认中国是我们隔洋相望的友邦，将同他们在友谊与尊重的条件下相处”。尽管中国发生了政治变动，“加拿大人民还会继续对中国人民保持以种种方式表达了多年的这一友谊。我们已被要求承认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它事实上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如果共产党控制中国的事实已被证明，一个独立的(我强调‘独立’一词)能履行它的国际义务的中国政府在那里建立起来，又为中国人民所接受，那么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与其它政府协商之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事实”。经过激烈争论，内阁在原则上同意了外交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但考虑到美国迟迟没有承认的意向，内阁决定等待英国和印度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后再联合其他英联邦成员国一起行动。12月21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致信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特：“英国政府决定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联合王国建议在1950年1月2日或1月2日左右采取行动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并询问“加拿大政府是否愿意采取类似行动”。鉴于1950年1月9日至14日英联邦成员国将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召开外长会议，加拿大认为英国此举旨在营造气氛鼓励英联邦成员国承认新中国，受此鼓舞，加拿大政府初步把正式承认新中国的时间定在1950年1月底2月初。

    科伦坡会议期间，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英联邦成员国带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建议获得大多数的赞成。1月24日，皮尔逊致电圣·劳伦特总理时指出：“对中国的承认必须立即实施，如果我们想从承认中得到一点好处的话，就应该避免做最后一个。因此，我一回到渥太华，就建议立即承认新政府。”此后不久，加拿大外交部指示朗宁在北京租一处房子作为中加建交后的加拿大使馆。

    1950年2月23日，加拿大内阁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再次进行讨论。皮尔逊强烈主张遵循科伦坡会议原则，承认中国政府，并提议于3月下旬正式付诸实施。◆◆◆◆◆但外界形势的发展促使内阁不愿对皮尔逊的建议予以肯定。首先，1950年2月，中苏之间经过三个月的谈判，签定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保证给中国经济援助，并放弃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东北地区和蒙古等地获得的特权。《条约》签定后，西方一部分反共势力大肆鼓噪，声称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无形中增加了西方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其次，1950年1月，美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没收美国在北京拥有的一部分财产和审判违犯了中国法律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沃德为借口，召回了驻中国所有外交人员。更令加拿大政府不安的是，中国与印度和英国的建交谈判进展不顺。中印、中英的建交谈判受挫有着特定的原因。印度政府早在1949年2月5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次年初在北京就建交问题进行了谈判。2月7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表决苏联要求开除“国民党代表”的提案时，印度政府背信弃义投了弃权票，中国政府为此对印度政府提出抗议，谈判暂停。直到3月，印度政府正式表明不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机构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益后，中印谈判继续进行并于4月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政府于1950年1月6日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立即同中国展开了谈判。但是，同印度一样，英国在联合国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否决了香港总督准备把国民党遗留在香港的飞机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更令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是，英国不打算彻底割断同台湾国民党的关系，准备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在淡水保留领事馆。此外，在一些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还准备支持美国的政策。英国政府这种两面派政策导致中英谈判陷入僵局。

    针对政府遇到的这种困难，朗宁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要求政府有所考虑。他认为：第一，《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是美国遏制新中国的必然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美国不但不给予承认，而且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对大陆地区封锁轰炸，中国政府为反封锁不得不向苏联阵营寻求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不得已的选择。第二，大陆军队攻克台湾的日期已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撤走外交人员，并继续支持国民党很不明智，这不仅不能对中国政府起到威慑作用，而且会加剧中美矛盾，为以后的中美关系制造障碍，加拿大政府万万不可追随美国。第三，《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并不意味着中苏之间已经消除矛盾。《条约》中规定的苏联为中国提供的贷款数额有限，离中国政府的要求相差甚远。有关苏联在中国的不平等权益方面，苏联只是承诺放弃不平等协定，究竟是否真能做到尚是未知数。只要西方国家及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中国政府从苏联阵营中分离出来的可能性极大。第四，印度、英国遇到的困难对加拿大来说并不存在，加拿大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在中国没有殖民侵略的历史，二战以前同中国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建交谈判中涉及的历史问题将会很少，不会出现太大困难。遗憾的是，朗宁的建议没有被加拿大政府接受，美国的压力使加拿大政府不敢贸然行动，只能等待时机再作决定。

    4月初，南京市公安人员为肃清南京的敌特活动，对包括加拿大使馆在内的外国人居住区进行了检查，这件事引起加拿大内阁高度重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政府无视外国使馆享有的“外交特权”而进行检查，实际上是对外国政府的一次警告：要么抓紧时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么像美国一样撤走外交代表。后一种结局当然是渥太华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以此为契机，皮尔逊提出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揽子交易”设想。

    根据皮尔逊的设想，首先由朗宁与南京外侨处进行“口头”联系，向中国政府表明加拿大政府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向。在正式谈判取得一致之前，希望中国政府能允许朗宁代表加拿大政府赴北京就有关问题进行谈判，如果谈判取得一致，由朗宁向中国政府递交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然后，中加双方就谈判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如加拿大解除对台湾的承认、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和参加其他国际组织、中国

承诺归还国民党时期所借加拿大贷款(除掉国民党政府提出购买军事设备的1000万美元)等进行换文，加拿大政府将任命朗宁为驻北京代办，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月4日，加拿大内阁批准了皮尔逊的建议，命令外交部指示朗宁拜会南京外侨处官员。“在完全非正式和没有任何允诺的基础上摸清后者的政府在涉及加拿犬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在要求它承担的义务方面可能采取的立场。”中旬，接到外交部明确指示后，朗宁马上向外侨处转达了皮尔逊的设想。

    加拿大的建议受到中国政府积极回应。一个星期后，外侨处向朗宁转交了一份非正式书面文件，表示中国政府接受加拿大的建议，并提出三条具体答复。第一，如果加拿大政府愿意“正式”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向，中国外交部将欢迎加拿大代表前往北京；第二，在承认之前双方只需讨论预备性和程序性问题；第三，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双方承担的“义务”等问题待相互承认后再作进一步讨论。

    对中国政府的“非正式”答复，加拿大内部的看法发生了分歧。以皮尔逊为首的外交部认为中国政府基本接受了加拿大的建议，加拿大政府应抓紧时间把“承认”问题付诸实现。内阁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政府的“非正式”答复表明中国没有完全接受加拿大政府的提议，而是提出了一个“对立建议”来限制谈判范围，对此加拿大政府应再作进一步研究方可决定是否可以接受。最后，由于圣·劳伦特总理站在后一种立场上，内阁决定延期承认。◆◆◆◆◆

    6月12日，南京的公安人员再次对加拿大使馆进行了例行造访，对使馆人员逐个进行询问，并要求朗宁书面陈述他18岁后的经历。次日，公安人员再次来到使馆，对使馆中的猎枪、照相机、收音机等物品作了详细登记检查。虽然公安人员彬彬有礼，但朗宁感到十分不安。当天，他向加拿大外交部作了如下汇报：“(公安人员)两次造访和这儿发生的其他事情使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形势的逐步发展使共产党不愿继续忍耐下去了，已到了要么我们像美国人一样撤离，要么开始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刻。”

    外交部对朗宁的警告十分重视，认为这次检查可能是中国政府再一次对加拿大政府没有及时表示承认的抗议，因此，要求内阁马上采取措施予以补救。但是内阁反应冷淡。16日，朗宁在迟迟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再次给外交部发电报，要求政府同意他赴北京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他特别强调，中国政府收到加拿大政府的建议后，仅一周时间就作出了明确的答复，他曾向中国官员许诺，尽快把北京的意见转达给渥太华。可是，一个月时间过去了，政府却迟迟没有回音，他与南京外侨处官员接触时，每当被问及加拿大政府的态度，他都因不知如何回答而十分尴尬。他迫切希望知道，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景究竟如何?

    6月21日，加拿大内阁就“承认”问题再次展开讨论。皮尔逊据理力争，要求早日承认，但是圣·劳伦特总理不顾一切否定了建交谈判的建议，反对朗宁马上前往北京。最后会议决定“下周会议”再作决定。23日，皮尔逊命令部下起草了两份拟发给朗宁的电报稿，以备下次会议讨论。第一份的内容是：命令朗宁向南京外侨处转达渥太华接受北京条件的口信。朗宁可以告诉外侨处官员，渥太华有意在北京继续谈判。如果中加两国北京谈判能

在有关建交的程序性问题上达成一致，加拿大政府马上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把下达给朗宁的指令向英联邦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进行通报。第二份内容是：如果北京政府反应积极，朗宁马上赴北京进行谈判。皮尔逊这两封电报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相信下次会议讨论时，自己的提议会获得通过。不幸的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使事态有了急剧转变。在国际形势趋于紧张的气氛中讨论中加建交已不可能。12天后，外交部指示朗宁，中加建交要暂缓考虑。7月15日，在内阁举行的一次讨论其他问题的会议上，中国问题被附带提起，这时，连一向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皮尔逊态度都已经转变，认为“朝鲜事件的发展实际上改变了形势，不但不宜再讨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相反应该考虑撤出加拿大驻南京的外交人员”。8月，内阁决定，朝鲜战争结束前，无限期延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并下令朗宁退掉北京的房子。

    lO月25日，中国志愿军开赴朝鲜后，渥太华正式宣布，短期内放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愿望，并于次年1月下令朗宁回国。1952年2月底，朗宁降下了一直飘扬在南京加拿大使馆上空的国旗，在关闭使馆后，经香港于6月回到加拿大。

    对加拿大政府最终错过与中国建交的机会，朗宁感到十分失望，对他个人感情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离开南京前，他给妻子的信中流露出这种伤感情绪：“能够回家与你团圆使我非常高兴，但这里却留下了我一颗沉重的心，因为我没有完成我一直为之努力和期待的目标——承认中国真正的政府。”

    (五)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回国当年，朗宁被任命为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年底被擢升为司长，次年又被平调至联邦司任司长，后复回远东司任旧职。离开中国后，朗宁时时刻刻没有放弃促使加拿大政府早日承认新中国的未了心愿。他利用一切能够抓住的机会关心和过问这一问题。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新中国是一个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民主政权，绝不是追随莫斯科的傀儡。在写给仍然在中国的文幼章的信中，他鼓励文幼章：为了早日承认新中国，“你从外部做工作，我从内部做工作。此时，文幼章正因揭露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丑行而受到美国政府指责，渥太华当局也准备以叛国罪对他进行起诉，外交部下达了疏远孤立文幼章的命令。朗宁在这种情况下向文幼章伸出友好之手，表现了他非凡的胆识和勇气，也充分体现了他希望新中国能早日得到本国政府承认的真挚心愿。

  1952年，皮尔逊当选为联大主席。他把促使朝鲜战场停战作为自己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外交部著名的“中国通”朗宁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几乎每一个有关中国和朝鲜的问题皮尔逊都要在与朗宁协商之后才作出决定。朗宁也不负皮尔逊的信赖，工作表现出色。皮尔逊曾公开表彰：“朗宁具备领导能力，有经验、有果断决策性格和深刻的观察力等，完全可以担负外交领域中的最高职务。”

    1954年4月，朗宁被任命为加拿大驻挪威和冰岛公使。回到父母的故乡，瞻仰先人的遗迹是朗宁盼望已久的心愿，从某种程度上讲，外交部这一任命是对他在外交工作中杰出贡献的嘉奖。他上任之际，适逢美、苏、英、德等国为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发起召开日内瓦会议，作为通晓远东问题的专家，朗宁受外交部委派，担任了加拿大代表团团长一职。向挪威政府递交国书后，朗宁匆匆飞往日内瓦。会议期间，朗宁有幸再次见到了老朋友周恩来和王炳南，并进行了友好的会谈。◆◆◆◆◆

    1957年，结束挪威任期后，朗宁又被派往印度出任高级专员。在毗邻中国的印度，他留心观察中国的动向并及时向政府作了详实的报告，中加关系仍是他关注的重点。

    1964年，朗宁卸任回国并退休。此后，他得以在民间公开呼吁加拿大政府早日承认新中国政府。他通过参加有关亚太地区问题的学术会议、在大学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等形式阐明自己以往的主张，对美国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失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66年，为帮助美国摆脱“越南危机”，加拿大政府决定派朗宁作为特使赴越南调停。昔日的辉煌业绩使朗宁再一次得到了政府的重用。尽管越南之行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他却由此受到整个北美地区人们的注意。不但加拿大新闻界报道了他的经历和业绩，美国新闻界同样给予了关注。某些美国记者甚至声称朗宁有着美国血统，以示对他的重视。在加拿大外交界，朗宁被人们视为政府中最优秀的“中国通”，有人甚至认为在外交领域中他的贡献仅次于皮尔逊。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1964～1968年，他先后被四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又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加拿大勋章”。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后，渥太华政府再次为朗宁授勋表彰，由平民合作联盟演化而来的新民主党还授予他终身党员的资格。中加建交后不久，应周恩来邀请，朗宁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访问了中国。离别中国近二十年之后，76岁高龄的朗宁怀着满腔的“思乡”深情和数不尽的疑问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面对西方新闻媒介的各种报道，朗宁希望进行实地考察，得出真实的结论。他带领家人走访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内蒙古大草原、上海等地，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他的足迹踏遍了所到之处的农村、工厂、牧场，通过与农民、牧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交谈，他发现了与西方宣传迥然不同的现象，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幸福，对未来有着美好的向往。老百姓像往日一样友好善良，风趣幽默。在北京，朗宁受到周恩来的亲切会见和热情款待。

    回到加拿大后，朗宁不顾自己年迈的不便，应邀在各地巡回演讲，他向从未到过中国的加拿大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用亲身经历的新旧对比向人们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使许多人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所到之处，朗宁受到极大欢迎。朗宁又于1973年、1975年、1983年多次来华访问。

    为向西方系统介绍他所认识的中国，1974年，朗宁在美国出版了《革命时期的中国回忆录》  (A Memoir of China in Revolution)一书。这是当时美国出版的由加拿大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第一本著作，出版后引起轰动。《回忆录》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朗宁讲述了父母赴中国传教的缘由、经过以及自己童年时期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对其成年后生活的影响；第二，介绍了朗宁目睹数次中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20年代大革命、内战等的背景和经过以及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第三，为使读者对中国内战期间的历史有比较直观的认识，朗宁在书中摘编了他在中国担任外交官时期的一部分日记和家信；第四，讲述了加拿大政府在承认新中国过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及他本人所作的努力，并对当时的历史作了分析。全书的写作，立足于朗宁的亲身经历，对西方读者认识中国革命、了解特定时期的历史以及中加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

    1984年，一生几乎都把自己同中国连系在一起的朗宁在卡姆罗斯市去世，享年90岁。

    朗宁一生中有21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20年代大革命和40年代的内战，目睹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20年代，他为发展湖北地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40年代，在加拿大驻华使馆任职期间，他较早地预见到中国内战的结局，明确断定失去民心的蒋介石政权必定要失败，代表进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取得胜利。他同情中国革命，积极建议加拿大政府改变“扶蒋政策”，静观中国时局的变化，作好与新中国打交道的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坚定不移地主张加拿大政府及早承认新中国，早日实现中加正式建交，并在行动上为之积极努力。可以说，在40～50年代，朗宁是具有政治远见的西方驻华外交官之一，他为推进中加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朗宁对中国历史命运的远见卓识，来源于多种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他在加拿大的从政实践，特别是加入“左冀”平民合作联盟的经历；他的中国朋友中很多是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腐败有切身感受等等，但最为重要的是，他在中国长期生活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过仔细的观察，对此有缜密的思考，从而对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他在回忆录和家信中曾较系统地表述过这些认识。

    在朗宁看来，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一直是“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上”。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昌盛不衰。1840年西方凭借军事优势入侵中国，不但成为旧制度崩溃的催化剂，而且赋予了中国近现代革命新的性质。◆◆◆◆◆

    朗宁认为，西方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中，有两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其一，西方的入侵导致了中国小农经济瓦解。之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日本入侵直到国共内战，占中国社会主流的农民一直生活在动荡之中，他们成为苛捐杂税、高利贷、残暴地主、腐败官员、外国势力的牺牲品。因此，革命是近现代中国农民的迫切愿望。其二，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导致了中华民族对外国的仇恨，因此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目标中，除反对本国封建势力外，还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列强。童年时代对“治外法权”的朦胧认识和20年代中国反帝运动的亲身经历，使朗宁对此有更多切身的体会和理解。

    朗宁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理性认识就是源于上述理论基础。他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实质，通过土地改革争取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用中国方式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这就注定了共产党有雄厚的力量源泉。蒋介石却从来没有理解或同意中国需要这种土地革命，他要保持的是中国的儒家传统，用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取代过去的军阀政权。因此，即使面对美国的压力，蒋介石也始终拒绝任何改革，这造成在政治上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经济上国统区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军事上失去了中国老百姓的支持，最终在内战中被解放军一举打败。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朗宁认为，即使有美国的援助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失败的命运。1949年2月，他在一封信中曾写道：“中国现在革命势力正猛，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即使美国动用所有军事力量(谢天谢地他们也没机会)，也只能推迟一下革命进程。中国农民正在最勇敢、最明智、最富有政治和军事活力、最有理想、最果断的人领导下向前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朗宁对国共两党的官员、国统区和解放区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并同戴维斯大使一起主张加拿大政府对后期的中国内战采取“不干涉”政策，充分表现了他持有的现实主义态度。

    新中国建立后，朗宁再次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加拿大早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明智之举。他积极建议政府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主动。他所经历的中国新旧社会对比使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最终结束了内战，为中国人民建立了真正的“太平天国”。新政府廉洁、高效率，受到全中国人民拥护，加拿大政府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前途。怀着这种美好愿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同中国政府官员保持了密切联系，直到他最后离任。对当时阻碍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的中苏关系问题，朗宁根据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长期以来的经验认为，中国共产党完全是独立地领导了中国革命，而不是苏联的附庸，而且中苏之间始终存在矛盾和分歧。西方国家如要阻止苏联在中国的渗透扩张，其上策应该是发展和扩大同新中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如果采取敌对政策不但不明智，而且会有损于遏制苏联的战略方针。

    针对美国的反华政策，朗宁提出尖锐批评：“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多数分析一贯不正确。大部分美国人除围绕中苏关系考虑问题外，很难发现中国的真正问题。”他认为是美国自己最终把中国推进了苏联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加拿大政府几次欲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与朗宁的观点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有的学者指出，由于加拿大政府没有及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使朗宁深谙中国国情的才华和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交被白白浪费掉了，这一时期整个西方国家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时机也由此被断送。这种看法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但却充分肯定了朗宁的影响和作用。

    朗宁不仅对中国革命具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的联系，使他终身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关注着中加关系的进程，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他紧密相关。据传，朗宁常与中国儿童开玩笑说：“我是中国人，我出生在中国，只是在加拿大住的时间太长，以致看起来更像加拿大人了!”

    朗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