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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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大夫离世前后


发布日期：2011年04月11日

白大夫离世前后

1939年阴历九月，日寇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大规模的冬季扫荡。那年，天也不称心，早早地就下了一场雪。刚过了九月二十，离我们这儿不远的涞源黄土岭一带起了战斗，村里不断有过往的军队和送下来的伤兵路过。

当时，我在村里担任村长。记得在那个月月底的一天下午，几个军人护送着一副担架，从花塔顺着唐河岸来到我们村。一到村，他们中一个姓陈的，就让我们村的一个人领着，找到我家。那个军人说：“你是村长吗”我说：“是啊。”他说：“我们是从前线来的，担架上抬的是一个外国医生，叫白求恩，他在前几天给伤员做手术时刺破了手，这次抢救伤员又中了毒，病情十分严重，战士们把他从王家台抬下来，准备去花盆后方医院治疗。可是，刚走到花塔，完县那边发现了增援来的敌人，我们就顺着唐河往上走，准备从你们这儿再往南去。走到你们村以后，白大夫坚决要求停下来，没办法，只好让他在你们村休养，请你给拔个地方。”我说：“行啊，你看找个什么地方好呢？”那位姓陈的说：“找个比较安静，得来得走的地方就行。”当时在场的一个村财政员说：“我看邸俊星家就行，村口上，四合院，又紧挨大道。”我说：“行，咱们看看去。”

到邸俊星家一看，护送白大夫的军队干部很满意。当时，我们就号了这两间通为一体的北房。屋内一条土炕，炕下靠北侧一个土锅台，屋里除了一张方桌，一把圈椅之外，再没有其它东西。抬着白求恩大夫的担架从门朝东开的过道里抬进了院里，我急忙帮着人们把白大夫抬到炕上。可是，白大夫个子大，只好顺着炕沿，方向南北着躺下。这时候，我看到白大夫昏迷不醒，脸色焦黄，露出来的左臂已经变成了黑色。把白大夫安置好后，那位姓陈的说：“给你们添麻烦了，以后，如果有什么敌情，请你们赶快报告，我们好采取措施。”我说了句“行”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看望白大夫，见屋里放着一个取暖的火盆，桌子上放着一个箱子，里边有几瓶罐头，一块牛肉，由于病重，白求恩大夫也吃不了。这天，护送白大夫的人有一部分到和家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去了，只剩下那位年纪大些的陈同志，和一个姓何的小同志伺候着白大夫；另外，还有一个骑马从前线来的医生给白大夫看病。那天下午，我听了武委会联络员的报告，说增援的敌人从涞源下来了，就赶紧通知他们，意思是想让他们隐蔽一下。那个姓陈的把脸贴近白大夫的耳朵，把情况告诉他，只见白大夫摆了摆手，又摇了摇头，陈同志告诉我说：“村长同志，白大夫说了他不走。”没办法，我们只好加了岗哨，防止发生意外。

当天晚上，我们除了增派3名联络哨，保护白大夫的安全外，还做了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的工作。到了第二天清晨，我正在家里拾掇东西，那位姓陈的跑进了我的家门。他一见我就哭得喘不上气来，我忙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个外国人（白求恩）死了！”我说：“你哭什么？你是埋呢，还是抬着走呢？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咱军民是一家人哪！”陈同志说：“埋可不行，我可不敢埋，得请示上级领导。”我接着说：“抬走也行，我给你派人，找担架。”于是，我就与村武委队长张好敏商量，派了张好义、张恒、姜忠旺、邸廷义、邸洪奎等6人，找来一副担架，只怕占不下白大夫，就附上了一个木棍，把白求恩自己用的被褥铺好，把一件退了色的绿大衣盖在白大夫的遗体上。为了封锁消息，还特意找来一把水壶，让勤务员拿上，若有人盘问，就说担架上抬的是重病号；遇到人群，就假问担架上已经停止呼吸的白大夫“想喝水吗？”

那天上午，白求恩大夫的遗体从我们村抬走了。当时除了我们村6位抬担架的人以外，还有部队随行的3人，张好义背着两个皮包在前面带路。村里送行的人象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都很悲痛。可实话说，当时人们只是把白大夫当成一名八路军战士，要是象现在这样知道白大夫的为人和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人们就更加伤心了。

我们村的人把白求恩大夫的遗体护送到木兰村交通站，就算完成了任务。后来，听说又转移到于家寨，过了些日子，才埋在军城南关。

讲述人：陈同勋，唐县黄石口村农民。1973年9月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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