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年三月三日，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小城格雷文赫斯特的一个牧师家庭里。他是这个家庭里的第一个男孩。他的父亲是麦尔肯·尼柯尔逊·白求恩，母亲是伊丽莎白·安·格德温。

    这对虔诚的长老会信徒虽然为儿子祈祷幸福，祝愿儿子将来做一番大事业。但是，他们毕竟不能预见未来。他们怎么也不会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的儿子先是作为一个胸外科专家，而后作为一个反法西斯的英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闻名于北美、西欧、西班牙、中国和全世界。几十年后，在他的故乡，他作为加拿大的民族英雄被载入史册。迎接他诞生的那座木板筑成的小楼，被改建为白求恩纪念馆。在大学和一些历史研究机构里，研究他的专门家和专著也出现了。现在，人们可以依据广泛的资料来研究他的生平和他成为一个胸外科专家、共产党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所走过的道路。

    加拿大史学界的一位朋友对白求恩家世的研究一直追溯到公元十一世纪。他得出的结论是，白求恩的家族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家族”。另一位研究者指出：在白求恩出生前二百年里，白求恩家族“给苏格兰添了许多医生、教师和牧师，其中有几个做了司开岛爵主的世袭医师”。这些考证的准确程度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白求恩家族十八世纪迁移到加拿大以后，白求恩的祖父确实是多伦多市的杰出的医生。这很使他的后人引以自豪，他们常常在公众场合谈起。老白求恩的盛名没有吸引儿子继承他的事业，他儿子青年时代经商，结婚以后又改作长老会的牧师。继承老白求恩的事业的是孙子。小白求恩记得祖父许多生动的故事，多少年后还津津乐道地向朋友们介绍。特别是祖父对科学事业的严肃态度和顽强探索的精神，成为小白求恩终生学习的榜样。

    祖父的影响之大，在他孩提时代就看出来了。比白求恩大两岁的姐姐简妮特，曾经向白求恩的三个甥女讲过关于她们的舅父的许多故事，尤其是白求恩从小热爱科学的故事。这三个甥女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四十年后他们的叙述还是那样生动，如同她们亲眼所见一样。

    白求恩八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全家人正集聚在饭厅玩游戏，从楼上传来了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大家正在张望的时候，白求恩从楼上跑下来了，用牧师讲道般的庄严神情宣布说：

    “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称我为亨利·诺尔曼·白求恩。”

    十岁的姐姐简妮特叫喊起来：“天哪！你干吗要和爷爷叫一样的名字？”

    “因为我要成为爷爷那样的医生。”

    未来的杰出的医生一本正经地开始了他的事业。下学回来，他一头钻进他的研究中心——卧室里去，从解剖苍蝇、鸡骨作起，开始了他将为之一生奋斗的事业。

    一天下午，他的妈妈从外边回来，在离家几十米的地方就闻到了一股特别难闻的臭味，象是谁家把肉煮糊了。离家越近，臭味越大。当她推门进家时，眼前的情景吓了她一大跳：锅里冒着烟，而白求恩却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在拼骨头。原来他把家里的狗弄死了，放在锅里煮熟，然后剥出骨骼来研究。

    妈妈赶快熄了火，用力跺了一下地板，白求恩这才发现了她。

    “干吗这样瞪我？”他漫不经心地问。

    妈妈气愤地指着锅说：“瞧你干的好事，锅都烧干了。”

    白求恩瞧了一眼，伸出舌头作了个鬼脸：“对不起，亲爱的妈妈。你不同情我吗？你瞧我的试验条件多差劲啊！”

    再以后，他对这种在狗身上的试验不满足了。他要直接研究人。大约在十岁那年夏天，他们全家在蒙特利尔休假。一天饭后，妈妈将洗碗水顺手泼在地上。白求恩立刻发现了这些水的用途，他叫姐姐过来弄湿双脚，再让她站到一块干燥的木板上。木板上留下了两个轮廓分明的湿脚印，白求恩跪在地下专心致志地研究了一番，然后宣布结论说：

    “简妮特，你的脚长的非常标准，这是我最近研究发现最好的一双脚印。”

    这可使简妮特高兴了一阵子，直到她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她还向女儿们夸耀她们的舅舅的科研成果。◆◆◆◆◆

    白求恩的少年时代是幸福的。作牧师的父亲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虽然不富裕，也够吃够用。白求恩无需象他的一些同学那样过早地为衣食操心，可以专心学习并坚持课余时间进行医学研究。他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条件，也有时间给他以辅导。白求恩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

    他真正尝到人生的艰辛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他上大学时，父亲的收入虽说已经不敷支出，但经过筹措收支还可以平衡，只是取消了白求恩的零用钱。于是，他也仿照别的同学那样，在课余找点杂事干干，赚几元钱零花。他找了一个送报的差事，这工作不累，只要起个早，贪个晚，舍得跑路就可以了。他干得挺上劲，唯一的不愉快是来自那些纨祷子弟的嘲讽。时间一长，他也就不大在乎了。当比白求恩小两岁的弟弟也进入大学之后，父亲的帐单上便连续出现赤字。要继续读书，当哥哥的就不仅得挣零用钱，而且得挣学费。

    白求恩开始了自食其力、半工半读的生活。他最先找到的工作是在本校的学生食堂当招待员。暑假里，又在一艘内湖轮船上当了一夏天的烧火工。他试着在一家报馆里当了几个月的记者，还当过整一年的教书先生。后来他来到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当上了伐木工人。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奔腾的河流，深邃的峡谷，与草原毗连而渐渐隆起的山脊上，大森林构成了深沉的色调，这就是安大略省北部地区的景象。一批又一批的开拓者进来了，森林里渐渐有了房子、有了商店、有了电灯。于是，森林喧腾了：谷地里响起锯声，河岸上堆起一垛垛的圆木，宽阔的河流中挤满了木筏……。

    大森林是富有的，可是伐木工人们却没有沾上它的光。他们分不到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幸福，他们劳动所得只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天不劳动就挣不到现钱。大森林也是美丽的，可他们无心欣赏，也很自然地厌恶那些被大森林吸引来的旅游者。当白求恩来到伐木者中间的时候，他们把他当成了游山逛景的。他们不理睬他，直到白求恩也拿起锯子和斧子参加到他们行列里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误会了。

    伐木工人们发现了新来的青年人干起活来特别卖力气。他向大家解释说：“我得挣钱上学，可是又没有更多的时间挣钱，我必需一天当成两天使，才能保证我的学习不至于中断。”

    伐木工人们还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好品质。当他们合作的时候，白求恩从来不偷懒，总要抢最费力气的事做。特别是对年老的工人，白求恩简直象是对待父兄般地帮助他们，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晚上，他们还可以跟他学文法和算术，请他代写家信，听他讲“城里那些有汽车的人怎样挥霍却从来不肯施舍穷人……”。

    在那间用帆布和木板搭起的房子里，伐木工人们围着一堆火，谈天说地。渐渐地，工人们熟悉了白求恩，白求恩也熟悉了工人们。工作和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白求恩，知道了爱尔兰大饥荒怎样逼着数以万计的人移居加拿大；知道了为什么在所谓“大量就业”的时代里工人们仍然不得温饱。随着时间的延长，他对工人们的了解更加具体：那个大胡子的妻子和他离婚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要过人的生活，可是大胡子并不能满足他们。大胡子虽然粗鲁，对这件事却没说过一句骂人的话。那位比他年龄稍大点的工人，前不久刚刚从安大略省南部的哈密尔顿回来，他的父亲在码头上被汽车压死了，他必需挣足钱养活没有工作的妈妈和两个年龄不大的妹妹……。

    白求恩和工人们被逼到一起了。大学生的头脑和工人的生活一经结合，他想的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年以后，在新学期开始前离开大森林的时候，他变了，骨架变宽了，肌肉变结实了。但这不是主要的，他常常提到的是“经过那些日子，青年人的轻浮在我身上显著减少，我学会思考关于‘社会’这个字眼了。”

    他是在一个黄昏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来开门的妈妈根本认不出儿子来了——破旧得快要掉边的帽子，象是几年没有洗过的脸，上衣撕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脚上的高腰反毛皮鞋也开了线。这那是她的诺尔曼呀，简直象是她在夏威夷见过的吉卜赛流浪汉。妈妈吓了一跳，“呼”的一声把门关了。好说歹说，妈妈才又开了门，当她在灯光下终于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回来的时候，她伏在白求恩的肩上哭了。

    白求恩抚摸着妈妈的肩头，安慰说：“妈妈，我这不算什么，日子过的不如我的人多着呢。”

    他把妈妈扶到楼上，从怀里掏出两样东西：一个钱袋和一张相片。他眉飞色舞地说：“亲爱的妈妈，这里是够两个学期的学费，交给您吧。这一张相片是我和那些工人们的合影，你是否同意把它挂在咱家最明显的地方？”

    妈妈接过相片，那是白求恩和七个工人的合影，背景是茂密的杉树林和他们住过的那间用木板和帆布搭起的小房。白求恩站在中间，叉腿掐腰，脸上充满了自豪的神气。妈妈苦笑着摇摇头：“这值得你如此重视吗？”

    “当然”，白求恩一本正经的回答：“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白求恩一直把这张珍贵的照片带在身边，每当翻出这张照片的时候，白求恩大都要感慨一番，然后说：“我幸亏没有钱，所以才结识了他们。”◆◆◆◆◆                                  向生命挑战

 

    他挣足了两个学期的学费，也缴纳了两个学期的学费，可是，他却没有学够两个学期。

    一九一四年，在他毕业前的一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作为多伦多市第十个报名者被应征入伍，在加拿大第一师战地救护队担任担架员。他的学业，他当一个杰出的医生的愿望，被战争打断了。

    他随军东进，越过大西洋，到英国，到法国，又来到比利时。在这里，他负了伤，被送到伦敦的一家医院。伤好以后他被遣送回加拿大。他又回到了多伦多市，继续上学。

    经过战火的薰陶，熟悉他的人——他的教师和同学，都觉得他变了。他不象以前那样喜欢高谈阔论，而是沉默寡言。大家觉得他性格变得古怪起来。有人认为他的神经系统受了伤，其实，他只是左小腿被榴霰弹炸断过。

    他是一个谜，成了学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想什么呢？

    对于别人他是一个谜。他自己对于过去、对于现在、对于将来也不清醒。他只是朦胧地感到自己被玩弄了。他苦恼、他惆怅，自己踊跃参加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身心都受了伤。他在当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没有看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了战争的浪费。

    他这见解也不失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一种批判，但是，他当时毕竟还年轻。帝国主义者扇动起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和随着战争一同兴起的放浪形骸的生活不能不影响他。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军队里去了。先是在一艘军舰上当军医，而后又调到加拿大空军担任同样职务，直到半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退役。

    在当时，他确实不可能看清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他能看到战争的浪费已属不易，而他决心用医学上的进取把荒废的时间补偿回来则更是难能可贵。战后的那些年月，他足迹所至西欧六国。不管住到那里，他的宿舍总象一个实验室，堆满了真的骨骼和用石膏作成的心、肺模型。有人访问他来了，他不好意思地从床上、桌椅上把这些东西拿开，苦笑着解释说：“真对不起，我住的地方简直象一家血淋淋的肉铺子。”

    他没有白下功夫。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在英国爱丁堡参加了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考试，二月三日即被选为这个享有盛名的学会的会员。这年年底他与法兰希丝结婚。一九二四年，他作为一个知名的青年医生在底特律定居开诊。一九二六年被聘为底特律医学院的药物学讲师。

    他的事业顺利，前途乐观，许多人都很羡慕他。

    但是，没过多久，病魔缠住了他。十年间的持续奋斗，奔波劳碌使他的身体日复一日地垮下来。开始他感到全身无力，心绪不宁；继而半夜里常常出一身冷汗和不时惊醒；后来出现了剧烈的咳嗽和吐出带血丝的痰，这明白无误地证明他患了肺结核。在爱克斯光片子上，他的左肺有好几块阴影。

    心上的阴影比肺上的阴影更厉害。白求恩被这新的一击打蒙了。他不知所措，和妻子离了婚，回到了父母居住的格雷文赫斯特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他住进设在美国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

    人类的第一种抗结核药是在他逝世后生产出来的。早在二十年代，肺结核病的危险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癌症差不多。患有肺结核的病人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一样，挽回生命的希望是极少的。也有人研究肺结核的治疗，比如，白求恩住进的这所特鲁多疗养院，就被称为同肺结核斗争的先驱。他们是怎样治疗的呢？

    这所疗养院的发展史大概有助于说明当时为社会公认的疗法。据说，这个疗养院的创建人特鲁多原本是在纽约开业的一位内科大夫，正当他年富力强之时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于是，他听从朋友们的劝说，离开妻子、儿女到纽约北部的艾迪龙达山里去打猎、钓鱼，以度过他自认为可能是一生中最后的几个月。说也奇怪，几个月后，他非但没有死去，而且自觉身体较以前强壮了许多，症状也大都消失。这真是喜讯，他于是通知全家搬来和他住在一起。他的健康完全恢复以后，便立即着手筹建一所疗养院，好让所有肺结核病人都在这里象他那样获得新生。二十年后，白求恩来到这里，疗养院正在继续奉行这个方针——“休息疗法”。

    从后人的眼光看来，这疗法当然应占有一定的科学地位。然若将其作为唯一的疗法，这治疗就象将死刑改为缓期执行一样，是让病人等待着大自然的大赦：幸运的，逃生；大多数仍然不免于死亡。因为这方法终归使一些病人恢复了健康，使另一些病人延长了生命，所以特鲁多的名字在北美洲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治疗方法也自然暂时被人们所承认。◆◆◆◆◆

    白求恩却不是个轻信权威的人。他那种在科学上不断探索的精神，在他从打击后苏醒的同时一齐恢复了。从前，他为了挽救别人而英勇地向科学进军；现在，这种责任感又促使他为了挽救自己和许多同自己一样的肺结核病患者开始新的斗争。他不相信只有这一种疗法，当时许多内外科专家都在向肺结核进攻，他们是怎样说的呢？

    “人不应当听任大自然的裁决！”白求恩在病床上躺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跳了起来，拒绝了医生要他“静止”的命令，象冲锋一样闯进了疗养院的图书馆。终于，他在一排排高大的书架上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那些刊登在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和专门著作。他看到了当时最新颖的观点：外科手术疗法——用抽去一部分肋骨或是注入气体的办法，压迫患有结核的肺叶停止工作，从而使其痊愈。这是休息疗法的一种新发展。但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人不是等待赦免而是采取主动进攻了。

    特鲁多疗养院的医生们并非没有看到这些文章，事实上，他们比白求恩看到得还早。不过，科学的进取还需要胆量。虽然疗养院的创始人也赞赏这办法，但疗养院的大多数医生不愿意担这种风险。他们缺少的东西，正是白求恩所特有的。在充分研究了这种治疗方法的理论和利弊之后，他向医生们提出建议：给他实施“人工气胸疗法”。

    “只要用一根针插进胸膜腔，然后打气，过一个星期，再如法进行一次。这样，我便无需躺在床上等待大自然赐给的那遥遥无期的赦免了。”

    医生们没有接受他的建议。白求恩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又一天下午，当工作人员正在开会的时候，他冲进了会场，强烈要求全体医生讨论并决定给他进行“人工气胸疗法”。大多数医生仍然劝他放弃这种冒险的事，他戏剧性地撩开衬衣，站起来大声地说：

    “诸位先生，我欢迎危险。”

    从发现新疗法到制造舆论、说服医生，用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九二七年十月间，他才终于“征服”了那些犹豫不决的医生们，为他进行了“人工气胸疗法”。过了两个月，他的病情纪录就重新书写了：体温正常，脉搏正常，痰液结核杆菌检查阴性，体重比正常人体标准多了八磅，左肺病情已经稳定。患病一年后，他把自己从死亡的边缘上拉回来了。

    他出院了。多伦多、底特律，金钱、名誉，都张开双臂欢迎他。只要他愿意，他以前的同事都还会一如既往地同他合作，互相介绍病人，赚取很多的诊金，过着奢华的生活。可是，这些曾经偶尔在他理想的镜子里折射过的光束，经过一年的深思熟虑，现在变得十分暗淡了。当一位旧日的开业密友来找他的时候，他向那位医生解释说：

    “我已经三十七岁了。我要为人类作些更重要的事，而且在我死亡之前要完成这一事业。”

    那医生劝他不要轻易改弦易辙，他板着面孔说：“亏你还是个医生，为什么缺少起码的道德？”

    他要开始新事业的决心并非感情冲动的产物。他要感谢特鲁多疗养院的图书馆，大量的藏书使他开阔了眼界。他惊奇自己上了五年大学和经过十年进修之后，还不知道结核杆菌的危害：在沙俄，结核病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四；在美国，黑人结核病人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三；魁北克省死于结核的病人每年大约是三千人；蒙特利尔市是八百。多么惊人的统计！他也羞愧自己刚刚知道前人做过的工作：早在公元前三百七十年，希腊的一位医生就用“痨”字驳斥了“天谴人死”的谬论；对埃及河掘出的木乃伊骷髅的研究，证明公元前五千年人就得过脊椎结核；中国东汉时代的张仲景把肺结核和淋巴结核联系在一起证明了他临床观察的能力；法国的医学家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第一次提出了“结核”这个名称；到一八八二年，德国医生又在显微镜下看见了结核杆菌。然而人类同肺结核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一九二七年，在白求恩向结核病宣战的时候，药物治疗还没有出现在医学家们的面前。十一年后才有人将治疗麻疯病的砜剂试用于肺结核病人；十六年后才有人使用普洛米唑；疗效理想的链霉素始用于一九四四年；对氨基水杨酸始用于一九四六年；而雷米封出现的更晚，到一九五一年才开始试用。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最有效的办法是外科手术。白求恩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新的事业。

    他又恢复了十年前那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不过，这次他不是当伙夫和伐木工人了。他来到设在美国纽约州的雷布鲁克医院，用两年的时间进修细菌学和进行一系列实验。然后回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一位胸外科专家的手下当助手。◆◆◆◆◆

    他的才能很快显露出来。他的外科手术吸引着从美国和加拿大其它省份赶来的观摩者。与此同时，他又发明了新的和改革了旧的胸外科医疗器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人工气胸器”被广泛采用；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们都乐于使用经过他改造过的肋骨剪；铁的实习医生——可以固定的拉钩；肋骨剥离器等等。颇有名气的毕林父子器械公司和他签定了长期的专利合同。他的老师称赞说：“他是个出色的发明家。”

    他全身心地投入同肺结核病的斗争。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停顿下来，只有一件事打扰过他，那就是他和妻子的离婚。

    他不是个禁欲主义者，他也需要建立一个家庭。在他来到蒙特利尔的时候，他那离婚的妻子也来了。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又分离了，这次是彻底的。

    原因很简单：他需要一个家庭，但更离不开事业。他在家庭生活中缺少应有的热情和才华。

    比他小十二岁的妻子是爱丁堡的名门闺秀、独养女，毕业于为上流社会年轻女子进入社交界提供训练的专门学校。她温文尔雅。白求恩是一个热情而坦率的人。当他暂时和科学分开的时候，他的妻子会感到他是那样异乎寻常的可爱。可惜，这种时候不多；更多的时候，他的妻子赶不上他的病人。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说的是一件真事：有一次，妻子让他下班时捎点肉回来，他答应了。等晚上妻子回来时，发现他正坐在地上研究一副骨架。妻子问他：“买肉了吗？”他说：“买了。”妻子打开冰箱一看，吓得尖叫起来。冰箱里没有肉，只有一堆死人肠子，那是白求恩拿回来作试验用的。

    需要温存的妻子得不到温存，甚至得不到必要的照顾，终于和他分手了。他感到难过，可是，当他回到病人那里，这件事便烟消云散了。

    他可以忘掉一切，但不能忘掉他心爱的事业。

    从理论研究到临床实践、器械改革，不管在哪一方面，他都是胸外科专业中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可是，就在这时对他的再一次打击又来了，这次不是战争，也不是疾病，这次是中伤和诽谤。他的同行中有人散布消息，说他只顾出名，不顾病人的死活，他的发明是建立在病人的痛苦之上。

    他用不着去反驳。拿病人作实验，第一个接受新技术的病人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医学就是要为人所用吗？他不去反驳，还因为他问心无愧。任何一次给病人的实验，他都愿意先用在自己的身上。

    有一次，他和一位同事争论，假使肺里有血，爱克斯光下是否能看得出来？争论不了了之，因为没有实验。于是，他将血注进自己的肺部，那争论便结束了。

    还有一次，一个病人死了，尸体解剖发现一种不知名的粘连物。是不是这东西引起病人死亡？于是，他划破耳朵，将粘连物涂在流血的地方。结果是否定的。

    只要不是愚昧和别有用心，能说他对病人、对为病人用的科学不负责任吗？

    可他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诽谤他？

       

 

    墙上的挂钟敲过十二点，白求恩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来。他放下手里的出诊包，将身子一歪，重重地躺在沙发上，他疲倦极了。

    他刚刚从郊区回来。傍晚的时候，他正在吃晚饭，一阵急促的电铃声从楼下传来。他打开门，一位满脸汗珠的青年工人站在那里。

    “找我吗？”他问。

    “是的。你是白求恩大夫吧？”

    白求恩点头承认后，那青年气喘吁吁地解释为什么要来打扰他。他的妻子即将分娩，他去附近几家诊所请过大夫，可是因为付不出诊费都被拒绝了。后来，他的妻子让他找到这里来试试。他请求白求恩立刻到他家去一趟。

    没有什么可推辞的。白求恩带上器械和药品就跟他上路了。一直走到郊外他才弄明白，这个工人的家原来就是一辆废弃的破汽车。

    这里是苍蝇、老鼠的封地，人怎么能在这样地方生活？他告诉这个工人，这样的环境不利于产妇和婴儿，如果他希望妻子和孩子都平安，他得想办法换个地方才行。

    那工人叹了一口气说：“我是失业工人。”◆◆◆◆◆

    失业意味着什么，他在大学时代就懂得了。白求恩没有说什么，拉开门，钻进这个所谓的“家”里为产妇接生。眼前的这位产妇年纪还没有超过三十岁，她的前额却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黄黄的松弛的皮肤说明她缺少起码的营养。这样的母亲，她生下来的孩子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瘦的皮包骨头，体重没超过五磅。这孩子活下去是很困难的。

    不管怎样，他还是得向孩子的父亲表示祝贺：“恭喜你，第一次作父亲的人。”

    那工人摇摇头：“不是第一次，是第三次，前两个已经死了。”说完，那工人掏出一块钱来，难为情地塞到白求恩的手里：“白求恩大夫，我这点钱实在不能说是诊费，可是我只有这么多了。”

    拿着那张还带着体温的钱，白求恩惨然一笑，顺手塞进那工人的口袋里。那工人以为他嫌少，有些着急。白求恩拍着那工人的肩膀，声调里充满同情地说：“这算是我给那新生命的礼物。”

    那工人破涕为笑了。白求恩觉着那笑里含着无限的苦楚。

    这产妇是他今天的第十三次出诊的病人。整整一天，他跑遍蒙特利尔，看的都是这样付不出诊费的病人。十三个，这是他看的。还有一百三十个、一千三百个、一万三千个，谁给他们看呢？付不出诊费的人数以万计，可是，数以千计的医生却因为他们付不出诊费而拒绝给他们治疗。这不合理的现象使他想起特鲁多的一句名言：“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他自身的实践和行医十年的经验证明，在这句话后面还应该加一句：“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

    不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怎样中伤他，他还是成名了。他得到了一些很荣耀的头衔：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自治领养老金及国家健康部的顾问、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兼另一家医院和一家疗养院的外科顾问，更使同行们羡慕的还有：他是入会很难的美国胸外科协会的五理事之一，加拿大医务界少数薪金最高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现在，他可以站在双重位置上看这个社会了。作为一个医生，他可以直接观察疾病怎样把穷人送到死神那里去；作为健康部的顾问，他可以通过看到的大量统计数字，判断全魁北克省和加拿大还有多少人要到那里去。不管站在什么位置上观察，那不合理的现象是很吓人的。

    他愤然而起，走到写字台旁，在一份讲稿上加上这样一段文字：

   

    医药是这个能捞钱且捞钱的资本主义制度里的一种典型的、组织不紧密的、基本上个人主义的企业。在私人利润的基础上，以垄断的方式进行着它的活动。因此，不可避免的，医务业也和资本主义世界其它方面一样，遭遇到类似的危机，呈现着类似的、有趣而不愉快的现象。这个情形简要地说就是在一个多病的国家里，科学有余，而健康不足。在一个出产食物超过人民消费的国家里，成千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还烧毁咖啡，把猪白白杀死，给农民钱让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工厂能生产的衣服比销售的多，成千的人却衣不蔽体。正如这情形一样，由于没有适当的医药治疗，好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好几千万人在遭受着痛苦，好几百万人在早死。这种医药现成的就有，只是他们出不起价钱。无力购买是和分配不均结合

    在一起的。医药经济本来是世界经济原有的一部分，并且和它是既不能分开，又无法分割的。医药，照我们现在的作法，是一种奢侈品的买卖。我们是用着珠宝的价钱卖着面包。占我们人口百分之五十的穷人买不起，活活饿死；我们作医生的不能卖，大倒其霉。人民的健康没有保护，我们的经济也没有保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了。

   

    这段文字，以后公开发表在一家医学杂志上。这是他从医务界突破，向这个社会发出的第一次挑战。

    放下笔，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在写下这段文字之后，他心中的愤懑似乎得到发泄。他站起来打了个呵欠，然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走着、走着，突然在衣橱边停下来，从里边拉出几件妻子离去后留下的衣服，用一条线毯将它们裹起来，又从饭柜里取出几个罐头塞进去。这是他准备送给那位产妇的礼物。

    已经是第二天了，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

    看到这个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的人并不是他一个。当他决心要办一个专为穷人看病的诊所时，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欣然同意与他合作。他们的诊所就设在蒙特利尔凡尔登郊区这位秘书的办公室。这个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免费医疗单位，定于每个星期六中午给那些付不出诊金的妇女、儿童、老人看病。

    如果仅仅把这件事看成是人道主义的一次实践，那就错了。建立免费诊所的动机不能排除人道主义的因素，然而重要的是，他要以自己的行动为同行作个榜样。一位加拿大朋友的评论可以说是切中实质，他说：“凡尔登诊所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行动，是白求恩因为他的同行和政府对病患者漠不关心而引起的一种自发的愤怒的反应。”

    对于那个社会，白求恩发出了愤怒和反抗，然而社会却依然故我，倒是白求恩先垮了。这个加拿大医务界薪水最高的人之一，给免费医疗搞的十分拮据。

    有一次，他住的公寓失火，他的大部分财产、包括衣服全烧毁了。经常也没有足够的钱买一套新衣服的他，只好穿一套旧衣服和一双没底的鞋到医院上班。同事们大为惊讶，问他为什么不寄出个人出诊的账单向他的病人要账？他摊开双手说：“如果他们有钱，早就给我了。”同事们对他这种“慷慨”颇不理解，他又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如果我有钱建立一个诊所自己开业的话，我就在门口放一个小盒子，病人离开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往里面放钱。不过，富人不用指望投机，我的免费诊所不向他们开放！”

    同事中有一位热心者，主动到医院负责人那里要来白求恩个人出诊的病人账单，替他收回了三百元。第二天，他的衣履是整齐了，但仍是身无分文。他把余下的钱全部分给了那些由他延师教画的穷孩子们。

    他的榜样的作用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什么人仿效他，反而认为他“古里古怪”。他认为这些医生们没有觉醒。他决心利用自己的地位、名声再次向社会呼吁。

    他约了几位志同道合者一同发起蒙特利尔市保卫人民健康安全会，自任书记。他代表委员会为治疗这种不公平现象开了四大处方：城市医疗制——医生一律实行薪金制；义务保健制——由社会全体支付保健费；自愿保健制；失业者保健制。

    他利用一切场合宣传他的见解。在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医务界的同行们——

    医务界必须完全重新加以组织，统一起来，编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者的大军，来向疾病进行集体化的攻击，并且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的科学知识来达到那个目的。让我们不对人民说：“你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你们服务？”

    在另一次会上，他请求他的同行——不要多说那些有趣的病例，而应经常讨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医学和国家的关系，医务对人民的责任，以及我们生活中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铸模。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我们精确含义上的技术和科学问题。

    他知道，单凭自己的呼吁、改革是不够的。所以，凡是为穷人的健康大声疾呼的人，他都引为朋友。有一位加拿大作家讲过这样一件事：三十年代里他是一个年青的记者，他住家的窗下就是一条穷人街。他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了这条穷人街被垃圾、脏水所污染，穷人因此患病而无钱医治的悲惨景象。文章发表了，年青的记者没有希望自己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多强烈的反映，那时，报纸上经常出现这类题材，人们近乎于熟视无睹了。没料到，就在当天晚上，白求恩打来了电话，祝贺他写了穷人的故事。接着，又邀请他在星期六的晚上到他那里去一趟。白求恩是蒙特利尔的著名人物，接到他的祝贺和邀请，年青的记者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到了星期六，他如约来到白求恩的住处，一见面，白求恩又演说似地发表了一篇祝贺词：“谢谢你的报道。它会使医生们认清自己的职责。现在的医生，有多少人是按维护人民健康这个概念办事呢？他们挂牌行医，象做买卖一样，诊断一次收多少钱，这就是他们的制度。人民的健康竟然需要购买，这是多么违背天良的事！”

    他好象才想起让客人坐下。客人刚坐下，白求恩又突然要带他到厕所去，年青的记者表示自己不需要。白求恩却坚持请他去。记者莫明其妙地跟他到那间带洗澡间的厕所，一进门，发现墙上布满了各色手印和签名。记者更糊涂了。白求恩指着一个盛颜料的盘子，告诉他：“这是我对知己朋友的一种特殊待遇。因为你揭露了穷人的悲惨处境，所以你是我的好朋友。请你沾着颜料在墙上按下手印，然后在手掌的空白处写上你的名字。”◆◆◆◆◆

    记者如法而行。就在按手印签名的同时，他发现白求恩把学历文凭和各种褒奖文件也贴在这里。这都是医生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呀，为什么他不挂到客厅反而贴在厕所里？他问白求恩，白求恩看了那些文凭和证件一眼，不无蔑视地说：“如果头衔不能造福人民，它还有什么用呢？对名利不能痴情，它象妓女一样，先是一步步地迷住你，然后再把你甩掉！”

    年青的记者理解了这位胸外科专家的心情，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抗。记者什么也没说，又跟他回客厅了。

    他们说得很投机，以后成了挚友，在西班牙他们还在一起工作过。白求恩逝世之后，这位朋友与人合作为他写了一部传记——《白求恩大夫的故事》。

    为了穷人，为了他当年结识的送报少年、食堂侍者、烧火工人和伐木者的同类人的健康，他呼吁，他奋斗，他不计报酬地工作。这一切，都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给果呢？穷人一如既往地贫穷，病人日趋一日地增多。他孤军作战，势单力薄，他对朋友们发出失望的长叹：“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它不是医生所能医治的。”

    白求恩的话说对了一半，但结论还需要再探索。

    他有一次走在大街上，街道被堵塞了。游行队伍和被游行队伍挡下来的汽车，把整个街道塞满了。失业工人举着标语牌，喊着：“要工作、要面包、不要失业”的口号，象大河奔流，汹涌澎湃于高楼大厦之间。

    白求恩乘坐的汽车被挤在队伍中间。开不过去，他索性下来，站在车旁关切地看着这支队伍。这支队伍里的人不能说都是面黄肌瘦，但大多数人的气色不好。他们是失业者，他们已经丧失了健康的权利。现在，他们又丧失了生存的权利。他们没有工作就挣不到钱。没有钱就没有面包、没有牛奶、没有能填饱肚子的食物。没有这些，他们，还有他们家中的孩子靠什么活下去？可是，到大街上来干什么？示威游行进行过多次了，老板不还是解雇那些不中他们意的人？游行的人好象没有想到他提出的疑问，他们照样挽着手臂，昂首前进。

    突然，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尖厉的警笛声，井然有序的队伍混乱了。接着，骑着高头大马的警察们出现在这支队伍里。警察们纵马驰骋，横冲直撞，他们手里的棍棒象雨点般地落在游行者的头上。有人倒下了，又有人倒下了，游行者的血在沥青马路上流淌……。

    “这是杀人！这是光天化日下的暴行！”白求恩愤怒地喊了起来。他喊着，猛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撞在他的背上。回头一看，是一位中年男子倒下了。中年人的脸上血迹模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白求恩还没来得及决定怎么办，骑警又冲来了，眼看马蹄就要踏在那人身上，白求恩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住了那个杀气腾腾的警察。

    也许警察认得这位蒙特利尔的名人，嘴里嘟哝了句什么，悻悻然地调转马头向别处走了。

    白求恩顾不上谴责警察的暴行。他蹲在地上，扶那中年人坐起来，用手帕擦去他脸上的血，从车上取下出诊包，迅速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

    那中年人醒来了，也认出了他，感激地喊了一声：“白求恩大夫……”

    白求恩扶他靠在自己的腿上，充满关切地问：“怎么样？”

    那中年人挣扎一下身子，低声但有力地说：“没什么，还能和他们干一阵。”

    “这有什么用呢？”白求恩用低声而探讨地口气问道。

    那中年人睁大眼，愤愤回答：“我们不能等死！我们是有力量的，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I”

    说完这句话，中年人用力握了一下白求恩的手，摇晃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回到队伍中间去了。

    混战还在继续……

    直到回到公寓，他的耳边还响着大街上的那些声音：示威者的口号声、警笛的尖叫声、撕打时的呐喊声和那中年人铿锵有力的回答。那中年人的血还沾在他手上，那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仿佛又在他眼前重演了。他望着手上的血迹，内心在激烈地翻腾着：“他们——千百万失业的工人们，他们仅仅是需要医药吗？不是，没有生存的权利，健康又算得了什么？与其说千百万人死于疾病，还不如说是死于这血腥的压迫和屠杀！”

    失业者的血擦亮了他的眼睛，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他发出了战斗的呐喊：

    “与其一个个做手术，还不如到大街上去宣传！”◆◆◆◆◆

    第二天，他来到失业者协会，向他们的负责人递交了名片，并宣布说：“我，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愿意无偿治疗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伤员和病人。”

    他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白求恩将他们引为朋友，他们则称白求恩为同志，这种新关系使得白求恩很高兴。他写了一段日记来记述他们之间的友谊：

   

    ……我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吗？答案似乎是由必要而不是由理论决定的。问题是必须参加，而不是只收集学术性的事实。富人可以照顾自己，谁来照顾穷人呢？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连自己有要求健康的权利都不知道。可是，我的新朋友们和不出钱的病人对于维护他们的天赋权力却并不畏缩。你不得不佩服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精神。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在他们阴暗的会场里，在警察的棍子底下，他们编织着一个丰富而乐观的美梦。有时候很难听懂他们的话，有时候甚至更难赞同他们那纠缠不清的理论，但是很容易看出他们用贫穷、困苦和同心同德的精神铸造出来的兴奋和热情。他们送给我一个新的名誉学位：我现在是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同时也是‘白同志’。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觉得我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不知道它通向那里？……。

    白求恩的探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向前看，道路是清楚的。工人们的斗争开阔了他的眼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又使他看到了榜样。

    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列宁格勒。在涅瓦河边，在大街上，在医院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白求恩。他好打听事情的劲头，喜欢东张西望的动作，使得不少人奇怪地看他。他可管不了这许多，照样地问个不停，看个不停，记个不停。

    他是应邀来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他是正式代表，可是他声明：“我到俄国并不是为了出席一次生理学代表大会，而是另有更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去看看俄国人，其次是去看看他们在根除肺病方面在采取什么措施。”

    他果真这样做了。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听了巴甫洛夫的报告，然后就干他认为最重要的事去了。他本子上记了不少对比鲜明的材料，他在其中一段文字下面划了着重号。这段材料是：沙俄帝国全部版图内只有四十三个结核病诊疗所、十八个疗养院、一千四百张床位和一个民办的防治机构。而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三五年，在中央卫生部专门设立了防结核病局，这个局领导着十三个专门研究所，建立了八百九十八所结核病疗养院，总床数是七万二千八百张，在疗养院工作的医生有三万五千人，专门受过结核病防治训练的有六千名。沙俄时代根本没有预防一说，而革命胜利后的第九个年头，中央政府就下命令在莫斯科种卡介苗，到一九三五年，全国已经普及。因结核病死亡的也还有，但只是沙俄时代的五分之一。

    他为什么在这些材料下划着重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一个胸外科专家，一个一心一意要扑灭肺结核病的医生，奋斗十年而毫无结果，当他看到自己的心愿在另一个国家里得以实现时，他当然要特别地重视。

    同肺结核斗争，这仅仅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方面。白求恩却从这里看到了整个社会。诚然，这个社会还不是十全十美；然而，这个社会体现着人类的方向，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三个月后，他一回到蒙特利尔，便大讲他看到的社会主义。他对苏联的赞美使他的不少同事吃惊，有位同事当面说他被“洗了脑筋”。

    他半是开玩笑半是正经地拍拍前额；“是洗成红色的吗？那您可太恭维我啦！”

    那时候去过苏联的加拿大人很少，可是在加拿大关于苏联的流言蜚语倒挺多。白求恩对社会主义的称赞激怒了社会上的顽固分子，他们疯狂地向白求恩攻击。白求恩寸步不让，以犀利的言词予以反驳。

    一九三五年底，蒙特利尔外科学会邀请四位出席国际生理学代表大会的医生介绍他们对苏联的印象。第一个、第二个发言人都泛泛而谈，只说了些会议的情况。第三个发言人离开了前两个人的轨道，通篇讲话都是奚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那是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最后一个发言的是白求恩。他一开口就喷出了火药味：“我是今天晚上最后讲话的人，这个次序是我自己挑的，我决定要采取一个和我的列宁格勒‘毕业’同学相反的立场！”

    接下去，他客观地介绍了在苏联看到的事实，有好、有坏，社会主义苏联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但紧跟着，他开始向那些患有偏见狂的人进攻了：◆◆◆◆◆    现在俄国就正在经历一次新生，助产士和产科大夫那样忙于使那宝贵的婴儿活下来，以致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污秽。而正是这些污秽、这些丑恶、令人不舒服、有时显得愚蠢的污秽，使那些患头脑僵化症的、怯弱的童男童女眼睛难受，鼻子翘起……他们缺乏想象力，看不到鲜血后面诞生的重要意义。新的诞生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一种优雅的举止。它粗野、狂暴，而且是革命的。但是这些人相信人的无限美好的将来，神圣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未来。对这些英勇的人来说，今日俄国呈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大地上出现的人类演进、新兴和英勇精神最激动人心的壮观景象。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你对人类的信仰，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是最后的背叛。

    几十年的徘徊探索，使白求恩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他成了一名共产党人。他入党的具体时间现在还很难确定。因为在一九三七年魁北克省政府当局根据他们制定的一条针对共产党的法律，对所有共产党人的房屋、住地进行过搜查，没收了他们的所有的各类文件。唯一可以依据的是魁北克省共产党书记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那是在蒙特利尔卫生界悼念白求恩的一次集会上，这位书记在会上骄傲地宣布：“你们知道吗？白求恩在一九三五年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一九三六年七月，无线电波从柏林传来了希特勒疯狂的侵略叫嚣；在威尼查广场，墨索里尼也发出了发动战争的呐喊。这两个战争狂人狼狈为奸，将早已准备好了的军事人员和飞机、坦克一起运到了西班牙。炸弹在马德里落下了。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国际法西斯在“消灭共产主义七头蛇”的旗帜下，开始了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

    有人为法西斯分子喝采，更多的人则是愤怒。当法西斯分子打到马德里城下的时候，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人与爱好和平的人士来到这里，他们发誓要用生命来保卫人类的自由。

    在多伦多，一个援助西班牙的医疗队正在组成。由一千二百人组成的加拿大营已经开到西班牙前线，作为后援的队伍，这支医疗队整装待发，只等他们的队长就职便立即开拔。

    被选中担任队长的，就是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同志。

    自从七月十九日马德里电台播出政变的消息以后，白求恩就开始密切注视着在大西洋对岸发生的战争。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激怒了他，英、法等二十七国的不干涉政策使他感到有责任去援助那里的人民，还是在九月里，他就提出了到西班牙去的要求。

    他当然也不是没有犹豫。那时候，他参加的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安全会的工作正处在紧张的时刻：社会保健宣言书已经付印，发表宣言后的一系列组织工作等待他拿出计划；党内的工作也很紧迫，作为一个新党员，他不愿意轻易放弃为党工作的机会；还有医学，他心爱的胸外科专业刚刚开头；再说，他已经四十六岁了，他想结束自己的独身生活，恰巧有个女人正在追求他。如果他决定去，这一切都必须推后了。

    对人类、对他自己，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他该怎么办呢？

    事实已经这样明显：法西斯正不断向马德里推进，在这帮家伙的鼓动下，蒙特利尔街头也出现了带卐字符号的暴徒。他自己不是也被扫荡过了吗？就在前些天，趁他不在的时候，一伙暴徒砸了由他出资为穷孩子筹办的那个不大的美术学校。那些狂妄的家伙把画室搞得一片狼藉。临走时，还用油墨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卐字。今天，在圣心医院的门口，这伙暴徒不是又在行凶了吗？他们那样肆无忌惮地毒打支持民主西班牙的游行者……

    晚上，坐在灯下，他破天荒地写了一首题为《红月》的诗。他已经写到结尾的那几句：

    仰对苍白的圆月，举起我们紧握的拳头，

    向那些无名的烈士，再次发出庄严的誓言：

    “同志们，你们为自由、为未来世界而战斗，

    你们为我们牺牲，我们永远铭记在心间。”

    面对着墙上的那个用油墨写下的卐字，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完最后一句话：

    时代强迫着我们做残酷而且不能挽回的决定。

    然后拿起电话，拨通委员会派来的代表：

    “我接受你们的提议。”然后他大声地说：“形势确实是很清楚，我们必须现在动手制止法西斯的野蛮行为。如果我们今天不动手，那疯狂就会蔓延到全世界。”◆◆◆◆◆

    十月二十四日，他登上“英国皇后号”邮船，驶向大西洋彼岸，到最需要援助的西班牙去了。

    他的著作——《路上的罪恶：马拉加——阿尔梅利亚》，于一九三七年在马德里出版。这是一部战场见闻录，白求恩在这里面真实地记下了西班牙人民的悲惨遭遇：

   

    最后的一次野蛮轰炸又开始了……

    12日夜晚，阿尔梅利亚这个小小的港口城市挤满了

    难民，人口增加了一倍。四万疲惫不堪的人们逃到这个

    被认为避难的安全地带时，他们又遭到德国和意大利

    法西斯飞机的猛烈轰炸。空袭警报响后三十秒钟，第一

    颗炸弹就落了下来。这些飞机不尽量去轰炸港湾里的政

    府船只或者兵营，而故意朝市中心掷下十枚大炸弹。那

    里的大街和便道上正躺满了精疲力尽的难民，拥挤得车

    辆简直难以通过。飞机飞走后，我在省立难民撤退委员

    会门前的便道上抱起了三个被炸死的孩子。难民们在那

    个委员会门前排成了长蛇队，等待得到一杯炼乳、牛奶和

    几片干面包，许多人好几天才得到这点吃的。这条街道已

    成了死人和即将死去的人的一个屠宰场，只有燃烧着的

    房屋散发出来的黄色火焰映照着这条街道。黑暗中受伤

    的儿童的呻吟声，痛苦的母亲的尖叫声，男人的咒骂声，

    汇合成一种越来越高的使人难以忍受的吼叫声。人的身

    体僵硬得象死人一样，腹中空洞无物。内心燃烧着熊熊

    怒火。那天夜里，五十名老百姓被惨杀，五十八名受了

    伤。另外还有两名士兵丧了命。

    他来到马德里时，正是敌人对这个城市轰炸最猛烈的时候。外交使团已经开始向瓦凌西亚转移，新闻记者们起草了马德里陷落的稿子。但是，马德里人民没有撤退的意思。在强大的现代化装备的法西斯军队进攻面前，他们毫不怯懦。他们宁肯在战壕里等着从阵亡的同志手里接过武器继续战斗，也不愿意撤出这个城市。牺牲是巨大的，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优秀儿女和国际纵队的战士倒下了。

    对这些英勇的战士，他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在视察了前线的救护工作，了解了一些军医院的情况之后，他在这样反问自己。

    有人建议他去做手术。这如同轻车熟路，是一个既省心又省力的工作。他可以到一家医院去做一个外科医生，他的经验和技术绰绰有余。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外科医生并不缺乏，再说，添上一个医生，能救活多少战士？

    “既然这场战争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我就得想办法为他们多做点事情。”他向一位建议者解释他拒绝担任外科医生的理由。不过，他到底该做什么，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有了事业心，这位早就享有盛名的发明家就不难找到最能发挥聪明才智的地方。经过八天的细心观察和深思熟虑，他终于看到救护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输血。那时候，西班牙只是在马德里设立一个输血站，这个输血站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能运来的伤员为数不多，大多数在半路上就牺牲了。白求恩想了一个好主意：建立流动输血站，把血直接送到前线去。那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把血收集起来放到冰箱里，然后哪里需要就送到哪里。

    听来简单的事并不等于简单易行。如果象说的那样容易，那就轮不到他来做这件事了。首先，他得说服有关部门接受他这个美妙的计划。同他当年做“人工气胸”一样，不少人认为这是冒险。他们用以反驳他的理由很多：器械啦，血源啦，储运啦。还有，白求恩本人擅长于胸外科，输血这一行他是门外汉。这些理由并不能难倒他。他承认困难很多，但他愿意在实践中解决这些困难。他说服了卫生组织的负责人以后，剩下的困难便是筹备器材。没有找到合适的助手，他只得亲自到巴黎去了一趟，在那里购买了所需的器械，然后又跑到伦敦去，向住在那里的一位输血专家请教了有关的专业问题。一切准备就绪后，在马德里普林西帕·德·维卡拉大街三十六号，他和两名医生，几名大学生建立了加拿大输血站。◆◆◆◆◆

    下一步，该是血源了。这是最难预料的事。如果这一步行不通，他的计划，他以前的一切工作就得前功尽弃。马德里的年青人都到前线去了，他们在流血，当然不能献血。留在后方的只有妇女、儿童、老人，他担心，依靠这些人能获得必需的血液吗？“试试看吧！”他这样说，随后便通过电台、报纸发布了输血站征集血液的消息：愿意献血的人，请在第二天到输血站登记。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第二天，来登记输血的人竟达到了数百名。每个志愿输血者都欢天喜地地献出了五百毫升血，而且保证三周之后，还到这里来献一次。献血者的牺牲精神实在使他感动，他亲眼看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输血站发给的营养补助证当场撕毁了。

    在提出流动输血站的建议后的第四十二天，奇迹出现了。在炮弹刚刚落下的地方，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白求恩和他的助手跳下车，迅速地将闪亮的针头插进一位已经奄奄一息的战士的静脉。鲜红的血，从助手擎着的瓶子里通过一根橡皮管流进那战士的血管。血浆流完了，那战士睁开了眼睛，他活了。站在他周围的人，军医、战士，还有另外一些伤员一齐高呼起来：

    “万岁！输血者！”

    白求恩幸福地笑了。随着人们的欢呼，他喊着另一个口号：

    “万岁！西班牙人民！”

    这是发自他内心的声音。没有那些拥到维卡拉大街三十六号门前的西班牙妇女、老人和完全不适合于献血的儿童们，他的计划能够实现吗？

    从这天起，在马德里，在亚拉玛，在马拉加，在瓜达拉哈拉，在巴塞罗那，凡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白求恩和他的助手塞斯开着的那辆装有全套输血设备的雷诺牌汽李。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每天在阵地上的输血量竞高达一百余人次。他们这项工作远远超过了医疗本身的意义，这是一项鼓励士气的工作。每当他们出现在战壕里的时候，战士们都要将握紧的右拳举到额边，向他们致以反法西斯的战斗敬礼。

    他自己也感到满意。在寄往加拿大的一封信里，他不无矜夸的写道：

   

    我们成功地把所有现存的输血站都联合到我们手下来了。我们正在为马德里前线以及中心战区距前线一百公里的一百所医院和伤员急救站服务。加拿大医疗队的名称已改为西班牙——加拿大输血医疗所。……这是在军队中和医学史上第一个联合输血站。向全体西班牙反法西斯大队供应储血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马德里是世界的重心。

    他的这一创举轰动了整个前线，甚至连国外的电台、报纸都报道了。这个创举的意义不久就被证实：在第二次大战中，交战国的双方都采用了他的办法。以后曾经与白求恩相识的宋庆龄副委员长在一篇文章里高度评价他的创举：

   

    白求恩大夫是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场上去的医生，他的输血工作曾为西班牙共和国挽救了数以百计的战士的生命。

    在人民与法西斯抗衡的天平上，白求恩为人民这边增添了砝码。他用工作而不是用语言喊出那个保卫马德里的口号：

    “不准通过！”

    他能挽救的只是那些受伤的战士，那些需要输血的人。他为西班牙民主共和国添上的砝码不能根本扭转战场上的形势。民主共和国的阵地越来越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决心要在西班牙树立一个“消灭共产主义魔鬼”的样板。大量的军事人员和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来，涂着卐字符号的飞机、大炮则直接将炸弹扔到人民阵线的阵地上。西班牙民主共和国得不到必要的援助。苏联和墨西哥的运输船常常在海上被德意军舰阻截。与西班牙相邻的法国还是同英、美一起，继续奉行所谓“不干涉”政策。西班牙战争一开始，法、英两国就倡议二十七个欧洲政府缔结协定：一致承担不干涉的义务，特别是不卖武器给西班牙任何一方。在二十七国之中的德、意两国公开以最积极的方式站在反共和国一方的时候，它们居然还是执行那个既定方针。这方针造成的后果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弹药堆积如山，共和国政府却不能向外国购买纯粹是防御性的防毒面具。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联合起来扼杀一个因为有共产党参加政府工作的国家。

    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白求恩送血的范围越来越小，他已经觉察到，如果不赶快行动，他的这项工作将失去本来的意义。战争进行到这样的关头，西班牙人民需要的不只是血，他们最需要的是武器。

    他又必需放弃刚刚走上轨道的输血工作，受人民阵线的委托，回到大西洋那边去，向他的祖国的人民和美国人民去发表讲演和募捐。

    “时代强迫着我们做出残酷而且不能挽回的决定。”他重复着他来西班牙前写下的这句话，同西班牙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