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以《对人类的挑战》为题的文章。作者认为白求恩有一种为马克思主义献身的激情，他写道：

   

    白求恩的精力是如此充沛，以至于以一种突然的行

    动使他的朋友们感到意外。他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染

    力，使人们的脉搏都能因之而加快；当他一走进房子，即

    使最沉默的人都会活跃起来。

    在中国，凡是和白求恩有过交往的人，都和这位加拿大作者有共同感受：白求恩的身上确实洋溢着一种“使人们的脉搏都能因之而加快”的感染力，这是一种火一样的激情。不管是赞成或是不赞成他的人都称道他反对空谈、注重行动的精神。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他无论如何也是要干到底的。白求恩自己解释说：“我是个急性子。”

    当他去前线的要求被批准以后，他便急着出发了，只是因为医疗器材还没运来而耽误了下来。四月二十日，有信告诉说那批器材已到西安，他当即派尤恩去提取回来。八天过去，货到了，尤思却没回来。他又连发三封电报催她，又两天过去，尤恩没有消息，于是他着急了，给尤恩留话叫她以后追上他，他自己则和理查德·布朗——在武汉工作的一位加拿大大夫，是白求恩动员来的——便急忙动身了。

    去前线的路很不好走。他在从绥德发出的一封信里记下了头两天的行程情况：

   

    我们昨天离开了延安，现在正向前线行进。这个城市离延安一百里远，靠近北部。我们是坐卡车来这里的。对象道奇这样的卡车走这座山路和公路确是不简单。……从延安到延川的路十分难走，从清涧到绥德的还不错，我说的不错是指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而言。所有公路都是泥土铺的，只不过路面是硬壳的。在清涧和绥德之间有一座既长而高的山叫九里山，愈往北走，村路愈陡，有八条河流，但没有桥，过河只好涉水。如下雨，汽车就不能行驶。……

    他没有接下去写这件事：大家怎么涉过冰凉的河流。他也没写另一件事：在这样的土路上，下雨时汽车不能行驶怎么办？他的警卫员何自新同志回忆补充了这段经历。当他们快要到达绥德时，倾盆大雨把黄土路变成一片泥泞。尽管司机睁大眼睛寻找一条可以通过的路，但无济于事，汽车还是陷在泥坑里。雨越下越大，有人主张派两个同志守住车子，其余的人先避一避，等雨停之后再说。白求恩反对这个主张，不顾人们的劝阻钻出驾驶室，光着脚和大家一起将车从泥坑里推出来。当汽车再次启步前进时，他已经成了“落汤鸡”，脸上也涂了好几块泥巴……

    头两天，不管怎么艰苦还是有汽车坐，等过了绥德，公路没有了，汽车无法再开了，剩下的四百公里的路程他们只能骑马和徒步。都是山路，走起来很不容易。当陪他到前线去的姜齐贤同志向他说明这个情况时，他把手一摆说：“这没什么。要紧的是能不能找一条更捷便的路。”

    这路倒是有，只不过路更难走了，都是山间小路。白求恩执意要走近路，尽管他是这一行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而且十年前就有一叶肺失去了机能，可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只管向前赶。有一天，他们要翻过一架很高的山梁，等爬到山顶的时候，同行的人发现他面色苍白，呼吸困难，便扶他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先给他喝了一点水，后又给他点了一支烟。姜齐贤同志命令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个小时，白求恩提出了反对意见，指着手表说：“算了，我们走吧，在这里有什么好耽误的？”姜齐贤同志拗不过他，只好命令两个战士一左一右扶他赶路。

    根据总部的建议，白求恩去晋察冀军区的路上还要视察沿途的八路军的医疗单位，帮助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和提出医院建设方面的改进意见。即便在医疗工作中，他也毫不掩饰他是一个“急性子”。

    五月二十三日，在八路军一所医院的病房里，在门板上躺着一个年轻战士。他的右腿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送到医院来时，医生给他清洗了伤口，上了夹板。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的伤势继续恶化，并出现了高烧等全身症状。白求恩从伤口里取出一点脓液嗅了嗅，脓液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恶臭味；他又轻轻地将一根探针插进糜烂的伤口。突然，他感到探针象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他赶忙要了一把镊子伸到伤口里，真没想到，竟夹出一团棉球！为什么伤员的伤口一直恶化？就因为这个塞在伤口里的棉球使脓液不能排除啊！这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错误。白求恩动火了，用严厉的目光巡视着，把镊子高高举起，大声地质问：“这是谁干的？”◆◆◆◆◆

    病房里一片寂静，不大一会，从人们身后传来了一个孩子般的声音：“我。”

    一个十五、六岁的卫生员，带着惊惶的神情，从后边挤了进来。

    “你，你为什么这样疏忽！”白求恩大声地质问。

    小卫生员什么也没说，只是难过地低下头。

    伤员支撑着坐起来，诚恳地对白求恩说：“白大夫，你不要批评他了，是我让他放的。”

    “你？”白求恩惊愕了。“为什么呢？”

    伤员喃喃地说：“我看伤口经常流脓，就想用棉花把它吸干。我不知道会引起这样的后果。白大夫，要批评就批评我吧！”

    “不，你是伤员，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出于不懂，而他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无论如何不应当这样做！”

    伤员继续为小卫生员辩解着：“他也不懂……”

    “你不要解释。”白求恩不让他说下去，还是生气地质问那个小卫生员：“请回答我，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小卫生员哭了，抽泣着说：“白大夫，是我错了，我没有很好地学习，也没有及时向医生报告，没尽到责任……”

    这时，有位同志向他解释了原因。这个小卫生员是两个月前才参军的，在家是个放羊的孩子。这个医院只有两个医生，而伤员有一百八十人，没办法，只能让这些小同志照顾伤员。

    听了这样的解释，白求恩才算冷静下来，他心情沉重地环视了一下默默无言的同志们，压低声音说：“也许，我不应该批评任何人，伤员是为了要求重返前线，消灭敌人，我们这位年轻的同志又缺乏经验，才犯了这样不可挽回的错误。但是，为了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必须向同志们说明：由于这个棉球堵住了伤口，大量的细菌进入了伤员的骨髓，在伤员的骨髓里形成一个病灶。结果……”他停顿了一下，弯下腰对伤员说：“同志，你必须把腿锯掉呀！”

    “锯腿？”方才还为那个小卫生员辩解的伤员一下子激动起来，他一把抓住白求恩的手，恳切地说：“白大夫，你不能换个别的办法吗？”

    听着伤员真诚地恳求，白求恩心里象刀割一样。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再一次打开伤员的病情记录：高热的体温，只有四点五克血色素，大面积的骨质腐烂和营养不良。如果不做手术，随时可能引起败血症，他的生命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想到这些，白求恩不能不坚持原先的意见：

    “同志，不做手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条受伤的腿被切掉了，鲜血从断肢的血管里殷殷流出。伤员被抬走了，断肢留在手术台上。看着这鲜血和断肢，那个小卫生员眼里闪动着泪花，把惭愧的目光投向白求恩。白求恩无言地搂住他的头，一双拳头握得嘎巴嘎巴地直响……

    回到宿舍里，他的火气又上来了，把桌子捶得“登登”响，咆哮似地嚷着：“为什么，这都是为什么呀？在前线的战士得不到有效的医疗，而在武汉却有上千名医生无所事事！”

    他很久才平静下来。他给美国援华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们火速组织人力和物力支援八路军。同时，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里的情况：这里只有两名医生，十八名护士，但他们却要照料一百八十名伤员。他们的器械、装备，说起来简直叫人吃惊，整个医院仅有二十四把镊子，十二副夹板，五磅纱布棉花。如同在战场上战士们用石块代替弹药一样，医院里的同志们用的几乎全是代用品：用铁丝做的探针，用竹签做的镊子，把棉花吊在大水桶里蒸气消毒，用锯木头的锯子锯骨截肢……。

    他认为情况是严重的。直到睡觉的时候，他的脸还沉着。他的警卫员小何告诉人们说，这是他认识白求恩以来他火气闹的最大的一次。

    他的急性子不唯表现在医疗工作上，有时也表现在处理同志关系上。在一二○师师部，他曾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干部检查身体。其中一位女干部身体状况很差，不适于在前线工作，白求恩便向服务团领导建议把她留在后方休养。因为这个干部不愿留下，她的工作也无人接替，当夜出发时，服务团领导没打招呼使把她带走了。白求恩知道这消息是在半夜之后，他起身要去找贺龙师长。有同志劝他说，贺师长已经休息，明天再谈也来得及。他批评这同志对干部不负责任，硬是把贺龙同志叫醒了。贺师长听他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后，当下派骑兵把那个女干部接了回来。直到这时，白求恩才向贺龙同志道歉说打搅了他的休息，即使第二天再说也是可以的，可他就是个急性子。贺师长听了哈哈大笑说：“要是那样，我就得批评你。告诉你，我也是个急性子！”◆◆◆◆◆

    事后，有人将一些类似的事告诉了在延安养病的一二○师政委关向应，关政委表示：他的这个特点反映了他的求实精神，也与他的民族性格有关。千万不能认为白求恩是对我们的领导和同志不尊重，不是的。他着急，他发火，全都是为了工作，为了伤员。他毫无个人念头掺杂在里面，这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革命精神。

    这精神，不就是以后毛泽东同志所表彰的那种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吗？

    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革命精神，白求恩披星戴月，昼夜兼程，穿越层峦迭嶂的太行山脉，渡过浊流滚滚的黄河天险，视察了沿途八路军的医院，慰问了光荣负伤的战士，一路忘我工作，赶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终于来到了驻在山西省五台县金刚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当他见到聂荣臻司令员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

    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革命精神，当司令员介绍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目前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军区卫生工作的情况，并聘请他担任卫生顾问时，白求恩面无难色，不待翻译把话说完，就一口答应下来。

    正是怀着这样的一种革命精神，在到达军区司令部的当天晚上，白求恩就要以卫生顾问的身份到后方医院去工作，当他不得不因天晚路远被留下来时，第二天，天还没亮，又来了个“踏马扣门”。

    那是六月十八日。三星未落，一弯残月还挂在西山峰项，白求恩却早已整好行装，牵马到司令部来了。他要向司令员告别，去后方医院工作。战斗就在几十里外的地方进行，炮火催促他，伤员等待他，他哪能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呢？

    望着白求恩整齐的装束和渴望战斗的目光，聂荣臻司令员没有多说什么，立即告诉有关同志，准备送白求恩同志出发。

    当太阳刚刚从东山上放出红霞的时候，白求恩怀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拚命奋斗的精神，又踏上了去军区后方医院的路。望着他的背影，送行的人们禁不住地发出赞叹，这是多么可贵的革命精神！

    后方医院驻地五台县松岩口村，这天呈现出一派热烈的气氛。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同志带领卫生部和后方医院的干部、战士，在大路旁排成整齐的队伍，等着欢迎前来工作的白求恩大夫。一支被烟尘裹着的马队飞也似地冲过来，白求恩在军区政治部的同志陪同下（八路军总卫生部长姜齐赞同志已回延安），走进了欢迎的队伍里。山谷里，立刻响起热烈的口号声：

    “热烈欢迎白求恩同志！”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法西斯！”

    沸腾的人群达到了热烈的顶点，人们向白求恩涌过来，紧紧围住了这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深深为边区军民的热情感动了。他握住向他伸来的一双双大手，从这些发热的大手上，他领受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他望着向他投来的一束束目光，从这些热情的眼睛里，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对他殷切的希望。他尊敬地举起右手，把拳头放在右额边，向英勇斗争的边区军民致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斗敬礼。又满怀深情地抱起身边的一个孩子，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人们欢呼着，簇拥着把他送向卫生部的院子。在摆好茶水的桌子旁，白求恩兴高采烈的神色突然消失了。

    “这是什么地方？伤员呢？”白求恩坐也没坐，严肃地问。

    叶青山同志解释说：“这是卫生部，伤员都住在老乡家里。”

    “不要在这里停留吧，我应该到伤员那里去。”

    “吃过饭再去吧。”

    “离开饭还有多长时间？”

    “再有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去看看伤员。”说着，白求恩转身向门外走去。

    叶青山同志赶上去伸手拦住他，恳切地说：“先休息一下吧。路上已经很辛苦了，吃不消的。”

    白求恩继续向门外走，边走边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老古董，要把我当成一挺机关枪使用！”

    就这样，白求恩在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第二天，在他骑马奔驰了六十里地之后，在离吃午饭只有二十分钟的时候，他水没喝一口，烟没抽一支，连坐一坐都不肯，径直到伤员那里去了。

    好一个“急性子”！◆◆◆◆◆                                       “机关枪”

 

    白求恩要求同志们把他当成一挺机关枪使用，他自己也正象一挺机关枪一样，只要有战斗，决不停歇。

    就在他来到军区后方医院的第一个星期里，他为五百二十一名伤员作了检查。从第二周开始，一个月里，他又为一百四十七名伤员施行了手术。后方医院散布在六十平方公里的山沟里，在这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一个病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一周内检查了五百二十一名伤员，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数字。要知道，这些伤员都是散住在群众的家里。每天天不亮，白求恩便和同志们一起沿着山间的小路，踏着清晨的露珠，走进一座座村落，来到一个个伤员的面前。他弓下身子，为他们作全面的体格检查；揭开纱布，观察他们的伤口的愈合情况。腰酸了，背痛了，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叩、摸、问、听。汗水从他满是皱纹的前额淌下来了，他擦都顾不得擦。跟随他的医生们看他眼里布满了血丝，脸上堆上了倦容，劝他休息休息，可他执意不肯，坚持从这山到那山，从这家到那家，去看望每一个受伤的同志。这样，他晨迎朝霞，晚送夕阳，在崇山峻岭之中出没往返，平均每天走几十里路，检查七十多名伤员……

    一个月里，施行了一百四十七次手术，这又得付出多大的精力！这里的医疗条件是十分简陋，没有设备完善的手术室，每到一地，白求恩都要和大家一起临时在群众腾出来的空房里重新布置：在天棚上挂上白布，往地上洒一层水，把四壁的尘土蛛网清扫干净……。整个边区，没有一个医院有一套完善的手术器械，备用的器械也很少。每天手术完后，他们都要擦洗一遍，然后连夜煮沸，准备第二天手术时再用。手术中没有必要的观察仪器，手术中的变化只能靠经验来判断。于是，白求恩既是手术者，又要指导麻醉师，还得帮助护士观察病情。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平均每天要作五个手术。有时往往因为一个意外的原因，一个手术就要费上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十几个小时的手术中，白求恩的全身始终都要处于紧张状态。完成整个手术，不仅需要顽强的毅力，而且需要丝毫不差地判定每一刀的起落，假使稍有疏忽，误伤了一条血管，一根神经，就会给伤员造成终生的残废。由于医疗条件差，这种意外偏偏来得十分频繁。每当手术结束时，白求恩都十分疲乏。他的年龄和体力，已经不堪接受这样大的负担了，可是，他偏偏要向年龄、体力挑战。一个手术后的伤员刚刚抬下手术台，他又不停顿地喊：“下一个！”

    八月十五日下午，白求恩和几个同志一起，到离松岩口八十里地的后方医院一所检查工作。他们先为二十几名伤员进行了全面检查。在五点钟时，从前线送来了一名重伤员。他是一位骑兵团长，一块蚕豆大的弹片嵌进他头部的太阳穴处，神志不清，生命危险。

    “怎么办呢？”白求恩紧张地思考着。手术吗？弹片上那尖利的棱角会不会划破脑实质？就这样拖延下去吗？伤员已经神志不清，伤口再感染化脓，那后果便不可设想了。

    白求恩和所长轻声讨论了一会儿，然后，用坚定的目光望着大家，一字一句，深沉有力地说：“我们要争取挽救生命的一线希望。我们不能看着我们的同志活活地走向死亡。手术，可能挽救这位伤员的生命，但是，也可能遭到失败。手术如果失败，可能招致对于我们的各种非难。怎么办呢？”白求恩停下来，端详着同志们的严肃的表情，接着说：“我认为，一个八路军的医生，如果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从而对伤员采取敷衍的态度，那就应该受到革命的谴责；这同一个战士看见敌人扑来了便回头逃跑一样，是可耻的。所以，我和所长同志认为：应该为这位伤员同志做手术。现在，主要的工作是想尽办法控制感染，为手术创造条件。”

    所长同志赞同地点了点头，补充说：“立即打电话给院部，请他们迅速送来脑外科手术器械。我们先用药物给伤员控制感染。”

    同志们一致表示同意，并立刻分头忙碌起来。

    白求恩问：“有滴瓶吗？我们需要将药滴入伤口。”

    “没有。”几个同志同时为难地说。

    “噢！”白求恩愣了愣，转而又安慰大家说：“没关系。我们用药瓶来代替。”

    “用药瓶，那就让我们来吧。”同志们都争着做这项工作。

    但是，白求恩一个个点着名说：“你们三个同志刚刚献过血，不能担任这个工作了，其他的同志应该去准备手术，因为你们更熟悉这里的情况。”◆◆◆◆◆

    说完，白求恩取出一瓶药水，来到伤员面前。伤员睡在铺着草垫的地铺上。白求恩一条腿蹲着，一条腿跪着，弯下身子，把药瓶对准伤员那个不到一公分大的伤口，将淡黄色的药液一滴滴地滴进伤口里。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六点，七点，站在一旁的同志腿都酸了，可白求恩一动不动，整整坚持了两个小时。

    已经吃过晚饭了，所长几次劝他去吃饭，白求恩都不肯离开。护士长和医生们几次要求替换他，他也都拒绝了。最后，所长忍不住了，强制性地拉起他，护士长硬从他手上夺过药瓶，几个医生好说歹说才把他拉走了。人们看到，白求恩是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的。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白求恩又回来了，他满意地看着护士长专心致志的神态，耐心细致的动作，微笑着说：“好吧，我们两个人可以轮换了。”

    一分钟，两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们就这样轮换滴药，一直坚持到深夜十二点钟。伤员的情况好转了，白求恩才答应去休息。临走时，指着护士长说：“这伤员交给你啦，你带几个人好好护理他。”

    第二天早上五点整，白求恩又来了，开始为这伤员手术。由于创造了好的条件，这伤员终于转危为安。这时，白求恩和同志们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过，同志们的心底很不平静，因为他们知道，为了挽救这个伤员的生命，白求恩付出了多大的力量，显示出多么惊人的毅力！他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一条腿跪在石头地上，一只手臂一动不动地举着一个药瓶。汗流满面，不能眨一眨眼睛；腰酸腿麻，不能动一动身子。全身机械地重复着一个静止的动作，将药水滴迸伤口；一双眼睛单调地计算着数字——每分钟几十滴。就这样，他们跪着、举着、看着，一直维持了几个小时。这难道仅仅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责任惑吗？不，那每一分，每一秒，都显示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他对八路军战士的阶级深情啊！

    还是在后方医院一所，一天清晨，白求恩巡视完伤员回来，表情变得十分严肃。他吩咐值班护士说：“请把护士长找来。”

    护士长来了。白求恩请他坐下，问道：“接待室里的那几名伤员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夜间十二点多。”

    “为什么没有立即报告我？”白求恩特别强调了“立即”两个字。

    护士长象觉察到什么，低声回答：“因为你睡得太晚了，我和王医生想让你多休息一会儿，便按你以往的要求对伤情做了处置。”

    白求恩还是毫不客气地追问：“我曾经向你们强调过一个规定，你还记得吗？”

    “记得，凡有伤员送到医院来，只要你在，必须立即报告，由你直接参加处理。”护士长回答说。

    “对呀！”白求恩的表情更严肃了。“你记得很准确，可是你没有执行。一个领导人带头破坏规定是不允许的。我请你回答，当初我们为什么作出这个规定。”

    “你解释过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便于及时发现丹毒、破伤风等传染病，能迅速采取隔离措施；第二，对于重伤员可以及时抢救，不至于耽误；第三，你亲自接待伤员，能全面了解情况，保证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不全面。”护士长一说完，白求恩立即接口说：“你丢了最主要的。你想想看，从前方送下来的伤员，特别是夜间送来的，有多少不是重伤员？你再想想看，战斗中，战士们是怎样争分夺秒的？因为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在前方英勇杀敌，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三、五个晚上不睡觉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不只是我们的伤员，更重要的，他们是我们的同志、战友，是同法西斯直接战斗的英雄战士！我们为前线的战士们服务，不是恩赐，而是应尽的责任。只有记住这一点，你才会爱护伤员，胜过自己，也就不会为了照顾我而不立即报告了。我说的对不？”

    护士长难为情地搓着手，回答说：“对！白大夫，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白求恩笑了，他拍着护士长的肩膀，关切地问：“好了，我可能太严厉了。你昨天一夜没睡吧？”

    护士长点了点头。

    对同志们的工作热情，白求恩一向是非常满意的。他想夸奖几句，一转念，却又板起面孔说：“嗯，这不能成为原谅你的理由。我命令你跟我跑步前进，到接待室去，立即为伤员施行手术。”◆◆◆◆◆

    护士长响亮地回答：“是！”

    他们一起重新检查了伤员，为一名头部负伤和一名膀胱负伤的伤员做了手术。直到上午十点钟，手术做完，白求恩才吃早饭。这时白求恩体贴地把护士长拉回宿舍，命令他必须睡两个小时。看着护士长躺下了，白求恩又弯下身子，诚恳地说：“对不起，今天我向你发了脾气，请你原谅，以后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希望你批评我，我将百分之百地在工作中改正。”说完，他转身向其它病房走去。

    他的工作热情感动着这里的每一个人。可是，谁又能使这挺“机关枪”停下来呢？领导同志多次劝阻他，可是没有一次能说服他。白求恩日日夜夜关心着伤员，凡是他做过手术的伤员，他每天都要仔细地询问：“伤口还痛不痛？”“感觉好不好？”白求恩经常说：“只要伤员告诉我一声‘好’，我就不知道怎么快乐了！哪怕我个人累些苦些，我都感到十分愉快！”周围的医生们也常常在傲手术和检查伤员时要求替换他。可是，你从手术室把他替换出来，他又到病房去了。你把他从病房拖回宿舍，他一会儿又在换药室出现了。

    一天午饭后，白求恩刚躺到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就又披上衣服向后方医院门前的清水河跑去了。原来，他听说清水河下游的居民是用这河里的水洗菜、做饭、饮牲口的，而医院却常在河的中游刷洗带着脓血、细菌的敷料，这不是要影响下游人民和牲畜的健康吗。白求恩匆忙赶到河边，和同志们一起，在河滩的远处挖了一个大坑，把河水引过去，作为清洗池，清洗池里洗过敷料的脏水，又开道引到另外的一条干河沟里。他一再嘱咐大家，今后不许再到河里洗脏东西。等干完这些工作，下午的手术又该开始了。在后方医院，同志们常常议论说：“没有一件事白求恩没有想到，没有一分钟白求恩不在考虑工作。”

    实际上，白求恩的活动远远不止于医疗活动。在那紧张的医疗工作的间隙，白求恩还在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从事其他工作。他积极地参加了一个宣传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专门向国内外报刊杂志组织编写介绍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他担任了这个委员会英文组的组长。他向国外发出过题为《沃土上的野草》的短篇小说，给《晋察冀一日》征文写过文章，介绍他亲眼看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英雄业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他向在加美的朋友写过十几封长信，请他们在国外代为宣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争取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白求恩还起草了后方医院的防空条例和其他必要的工作章程，编写了两本供医生、护士学习用的内、外科教材。先后写过数万字的工作报告，向毛主席、党中央以及军区汇报工作。

    在这充满革命战斗精神的日日夜夜里，他开始吃力地学习中文。他对翻译说：“不能和我们的战士直接交谈，这是我无法形容的痛苦。我要了解中国人民，也希望中国人民了解我。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年近五十岁时开始学中文的原因。对任何外国语我都没发生兴趣，唯独对中文发生了特殊的感情。”

    他的休息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后不得不请司令员来作他的工作。一天，聂荣臻同志找他谈话，严肃地指出，他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是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并让人监督着他在床上睡两个小时。开始，他乖乖地服从了，可没十分钟，他跳了起来，冲司令员大声嚷着：“我不干。在任何方面我都服从你的命令，可这件事我坚决不听你的！”

    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白求恩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学习呢？在白求恩的文章和书信里，在白求恩的工作报告中，在白求恩和同志们闲谈时，他一再地申述过这样的一种看法：“处在这样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你不可能不想一想，这些英雄的八路军、这些坚持斗争的人民，为亚洲、为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做出了多少惊人的努力，又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他们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的英雄业绩，怎能不促使你产生一种新的工作热情！想到他们前赴后继所要实现的伟大理想，又怎能不尽一切所能，为他们多做点什么！”

 

 

    伤员们一批批恢复健康，重返前线了。

    看到战士们重返前线，白求恩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拍拍这个战士的肩膀，整整那个战士的背包，和同志们一起热烈地欢送他们。但是，这并没有使白求恩感到满足。一股无形的、强大的力量，催促着他，推动着他，使他内心深处不能平静下来，晋察冀军区卫生工作的艰难的现状时刻都在牵动着他那颗火热的心。◆◆◆◆◆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艰苦卓绝，决不是任何人都能体会到的。在前方，战士们要从敌人的手里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在后方，军队要和人民一起努力生产来供应自己。敌人的封锁，战斗的残酷，加重了抗日军民的困难。后方医院也不例外。在胡家川时，他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那医院里两名医生和十八名护士照料一百八十名伤员的事。这里也好不了多少。这不能怪同志们，艰苦不是他们造成的。相反，倒应当表扬这些同艰苦作斗争的同志。在五月七日给毛主席写的报告中，白求恩特别写了这样一段话：

   

    自从来到八路军之后，我时常听说我们必须忘却在其他军队中的许多习惯，因为八路军的设备和有训练的医务人员都非常缺乏。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尽力而为的。我很快就相信了，我看到了在最简陋的情况下，医务工作者忠于职责的许多事迹。

    这种忠于职责的事迹在他思想上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些事迹看作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十五天后，他再次给毛主席写报告时，又特别加了这样一个附言：

   

    我在此间不胜愉快。我深深感到必须向中国同志学习，学习他们为其美丽的国家而与野蛮的法西斯进行英搏斗的伟大精神，我将以这．种精神投身于解放整个人类、整个亚洲的斗争。

    他佩服同志们的斗争精神，他下决心尽最大努力帮助同志们克服困难。

    七月十九日，他来晋察冀军区已经整整一个月了。这天晚上，他在纸上东一句、西一句地记下了一些零星的想法：“改进对医务人员的训练”；“获得更多的药品和装备”；“建立专科人员”。写完这一句，他停笔了，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又画了一个圈把这三句话圈在一起，然后在下边大大地写了个单词——“MONEY”（钱）。是呀，想法都不错，可是上哪里筹钱呢？

    想到钱，他又埋怨起设在纽约第四街二百六十八号的援华委员会来了。临出发时，关于他们到中国以后的后援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可是，他到边区后前后写了十几封信、打了不知多少电报，却只得到他们的一封回信和附带邮来了考尔门夫人捐赠的二百美元。二百美元，对边区卫生建设如同杯水车薪，太少了。和他一同来晋察冀军区的布朗大夫因为假期已满回汉口了，尤恩留在岚县工作了，医疗队只剩下他一个。他着急，因为这里有做不完的工作。他指望从美国或加拿大再派人来和再邮钱来，可整整等了两个月，再没有盼来只字片言。

    他不大清楚抗日根据地和国外的联系有多困难。正因为他不知道，所以还存有一线希望，他搬过打字机来，又写起信来。

    第一封信照例是给援华委员会的。他用激烈的措词指责委员会在四个月里只给他回了一封信，而他却给他们写了十几封信和打了许多电报。

    第二封信是写给在美国的一位朋友的，请他转告援华委员会，晋察冀军区处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一千三百万人民和十五万军队迫切需要医生。因此，他二十五天里做了一百一十次手术。他不怕累，但即使他累死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药品就更缺乏。北京、天津有，但那里是沦陷区。他让这位朋友催一催援华委员会，为什么不答复他提出的人力物力的要求？

    第三封信是写给红十字会的。他向他们报告说，这里只有三百张病床，而且满员。现在要发展到五百张床位，但没有那么多的医务人员，也没有必要的设备，他叫他们赶快派人送设备来。

    一连写了三封信，他的情绪又平稳了一些，他点燃一支烟，看着这三封信的内容，静静地想着。突然，一个新的主意又出现了：请周恩来同志帮忙，从汉口那里再发一封电报出去。他甩掉了烟头，又在打字机上打下这样一份电报稿：

    W·K转交

    将由周恩来同志从汉口拍往美国的电报

    1938.7.19

    美国纽约第四街268号：

    援华委员会

   

    上个月在日寇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共同作战的加美巡回医疗队在二十五天里做了一百一十次手术，目前急需现款和医疗器械，立即电寄一千美元给毛泽东同志以应急需。

    N．白求恩◆◆◆◆◆

    后来我们才知道：白求恩这三封信和一封电报以及他从晋察冀边区发出的大部分信件都没在他生前交到收件人手里，其中有一部分函电是在调查他的历史资料时才被人们发现的。

    他当然不会收到委员会的答复。他感到气愤，但没有泄气。有一天，一位同志问他有何打算，他激昂地说：

    “八路军战士缺少武器，是不是就不打仗了呢？不，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得武器，在顽强地战斗着。我们有经过锻炼的战士，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技术水平低，可以学习提高；今天不懂的知识，明天就会懂得；没有设备，也不怕，我们有一双勤劳的手，可以创造。一句话：战胜困难，依靠我们自己！”

    这时，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具体方案，就是在后方医院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革。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方案时，他解释说：

    “我想只靠我和少数人这样忙碌下去，到底能有多大贡献呢？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中国同志培养自己的医生和护士，这应该是我们医疗队主要的任务。这样，就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而是一批一批的人，许多人，去同医疗方面的困难做斗争了，困难也一定会更快的被克服了。”

    “你的意思是办一所学校？”部长叶青山同志问。

    “那当然好，可暂时还不具备条件。”白求恩把他写好的方案向部长面前推了推，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医院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革？办一所示范性的医院，我们就叫它模范医院吧。缺少的器械，我们自己动手做；技术不高，我们边教边学；制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医院的工作更有条理，把我们的工作改革一番，使它更好地为抗日战争服务。这样，经过一段时闻，我们就可以培养出一批有经验的同志，他们还可以到其它医院去教别人。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整个军区的卫生工作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见大家都很注意他的发言，他略为停顿了一小会儿，然后说：“想了很长时间才写了这么一点。我对八路军的卫生工作了解得还很少。好在这个计划是试着提出来的，如果大家同意，我想就报告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争取获得他们的批准。”

    和对国际间通讯缺乏调查一样，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争还缺少经验。他提出的方案存在着问题，但毛泽东同志和聂荣臻同志还是批准了。八月十一日，聂司令员转来了毛主席发来的电报。毛主席在电报里表示：白求恩担任军区卫生顾问，对他的能力完全信任；毛主席批准了白求恩关于建设“模范医院”的报告，并指示按照他的计划办理；毛主席对白求恩的生活十分关怀，请军区每月发给他一百元的津贴。电报末尾，毛主席说：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

    白求恩的建院报告当然是聂荣臻同志转给毛主席的。聂司令员在以后的一次谈话时说到了为什么要批准白求恩那个不太实际的计划。他说：

   

    白求恩初到边区时，不大了解战争环境的特点，不了解落后的边区的情形；开始就提出建设医院的方案，规定那些设备。当时我很为难，因为照他那样做吧，行不通；

    但加以拒绝吧，一开始就给他一瓢冷水也不好。当时我便想折衷的办法，不根本推翻他的意见。我告诉他说：“你的办法是科学的，不过不能运用到具体环境中来”。当他在耿镇布置医院房子一时弄不起来时，我就说好吧，在一切尚未妥当前暂且改造一下庙宇，把建筑计划暂放到第二步吧。接着，伤病员就来了，组成了所谓白求恩模范医院。

    尽管是在破庙里搞医院，白求恩的劲头也是很大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没有把他完全说服之前，他决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意见。这也许就是科学家的执拗吧。

    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建龙王庙。这个龙王庙的形状象是北京城里的四合院，也有正房、南房和东西厢房。所谓改建不如说是修整，最大的工程也就是铺地、吊顶、垒隔墙。这在边区，也算是一件大事了。开工那天，龙王庙这里比赶会还热闹。卫生部的同志、后方医院的同志、边区的老乡和看热闹的孩子都来了。在沸腾的工地上，人们展开一场紧张的竞赛，木工的锯声，铁匠的锤声，泥瓦匠上料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龙王爷被请离神位，白求恩和民工们用箩筐抬着他，飞快地向门前的小河跑去。随着轰隆一声响，清水河扬起一片水花，龙王爷回到它的老家去了。

    龙王爷下台了，它的文武侍臣也不能留下，就连它们面前那张供香火的桌子也改造成为一个漂亮的手术台。房梁上吊起了顶棚，地上铺了三合土，门上挂起了带红十字的粗布门帘，南墙上新开了四个五尺见方的窗户。一个新手术室建成了，白求恩将一块写着“手术室”的木牌，端端正正地钉在门楣上。◆◆◆◆◆

    东西厢房那些供奉用的杂物被搬走了，宽敞的房间被改作换药室、消毒室和病房。石块是山上采来的，木料是山上伐来的，全靠大家的一双手，床位的问题也解决了。

    手术室和病房改建成了，可是还需要医疗器械。白求恩连夜绘了一本加工制作的草图。第二天一早，他来到了锡匠、铁匠、木匠中间，不慌不忙地说：“来吧，同志们，还是咱们自己动手！”

    这样一些山沟里的工匠师傅要制造医疗器械，是一件困难的事，白求恩鼓励大家说：“大工厂里的那些东西也是咱们这些人做的。来吧，干起来什么事情也能学会。”

    熊熊炉火燃烧起来，白求恩同铁匠师傅们一起劳动。他手里的铁锤上下翻飞起舞，上了年纪的铁匠师傅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惊奇地望着他的动作。不大一会儿，一付标准的托马氏夹板放在他们的面前。白求恩又拿起一块打得扁平的铁板，使劲地锉起来。随着铁屑的迸洒，一把晶亮的刀柄又制成了。老铁匠连声称赞说：“白大夫，你打得真好，以前干过我们这一行吧！”

    白求恩直起身子，笑着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同时应该是一个好的木匠、铁匠、缝纫匠和理发匠。”说着又把一块铁板放在火里。

    火炉里呼呼窜起的火苗，把白求恩和工匠师傅们的脸映得通红。火光中，白求恩端详着一件件手术器械，一道道淡青色的光彩同他那欢乐的目光汇集在一起，闪动着耀眼的光辉。

    工匠师傅们在白求恩的帮助下，互教互学，一个个抡起铁锤，拉起风箱，抄起锯、斧、凿、刨，大干起来了。伴着木锯的嘶鸣、铁锤的起落、火光的闪耀，医疗器械一件件送进了手术室，送进了病房。

    就在修建医院院舍、制做医疗器械的同时，白求恩开始对医务人员进行训练。

    课堂就在龙王庙院里的老松树底下，讲义是白求恩临时编的。工农红军的卫生工作经验和西方先进的医学科学编在一起，赋于这部教材以崭新的特点。每逢星期一、三、五的下午，是白求恩讲课的时间。他就是根据这部讲义，把精湛的技术传授给每一个人。

    松树下的课堂多么宽敞啊！站在这样的课堂上，面对着这样的学生，白求恩兴奋极了，他常常轻轻地问上一句：“同志们，我讲的明白吗？”

    “明白！”

    响亮而又整齐的回答，使白求恩感到无限的欣慰。他喝一口水，清一清干渴的喉咙，提高声音，继续讲下去。

    医务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迅速提高，互教互学的群众运动更加活跃。医生、护士们一个个走上讲台，介绍他们的学习体会和工作经验。后方医院的各种教材，发到了全军区各个部队的卫生部门。

    白求恩倡议建立的“模范医院”，一开始就获得了丰硕的果实。虽然他整个的建院方案不切合实际，但在建立制度、制作器械、培训医护人员这三方面，却都给部队的卫生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模范医院”的示范作用，在建立过程中便得到了证明。更重要的，还是他本身的模范作用。他以自己的言行，为大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在一个秋夜，白求恩手提马灯去检查伤员的情况。他刚刚走进病房，就听到有人急切地呼唤护士。因为护士有事到别的病房去了，白求恩急忙答应着跑进去。

    白求恩亲切地说：“同志，你喊护士有什么事呢？”

    伤员摇摇头说：“没有。”

    白求恩更走近他一步说：“同志，有什么要求就讲吧。”

    伤员还是摇摇头。

    莫非是有什么不好讲的事情吗？白求恩看着这位下肢负伤的伤员，想了想，又摸摸伤员下腹，转身从地下拿起了便盆。不管伤员如何躲闪，白求恩还是把他抱了起来，将便盆放在他身子下边。

    这时，翻译董越千同志也赶来了。白求恩拉他帮忙，诚恳地对那伤员说：“对不起呀！同志，我们的护士少，没有及时帮助你，让你着急了。今后只要需要，你可以要求任何人帮助你，千万不要客气了。特别对于我，你不应该拒绝我为你服务。因为在八路军里，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白求恩给他掖好被角便到别的病房去了。那伤员望着他的背影，眼睛里流出热泪。他怎么能不感动呢？侍候他小便的，是一位世界著名胸外科专家、全军区的卫生顾问，是一位外国同志啊!◆◆◆◆◆

    雨越下越大，白求恩的衣服打湿了，紧贴在身上。但他好象没有发觉，仍然是精神抖擞地向前走去。风越刮越急。一阵冷风袭来，董越千停下来，心疼地望着浑身湿透的白求恩。白求恩看也不看他，又走进了另一户住有伤员的人家。

    黑暗中，有人在小声议论。他们一进来，声音嘎然而止。董越千举起灯照了照，伤员们都没睡。

    “你们为什么不睡觉？”白求恩问。

    一个伤员回答说：“他的被子湿了，我们要把自己的让给他，他不同意，就争起来了。”

    “噢。”白求恩走到那个伤员床前，把手伸到被子下摸了摸，原来这个伤员的导尿管漏尿把自己被褥湮湿了。白求恩换好了导尿管，转身走了。

    不大一会儿，白求恩和董越千一个抱着被子、一个抱着褥子赶来了。伤员着急了，推开被子说：“白大夫，你那么大年纪，我怎么能盖你的，这点困难我能克服。”

    “我们一起克服吧，天快亮了，不要再争了。”白求恩推开他的手，硬把被子盖在伤员身上。

    这天晚上，叶青山同志听说白求恩一一谢绝了同志们给他送来的被子，立刻赶去探望他。当他走进白求恩的房间时，白求恩卷曲着身子，身上盖着自己的大衣，脚下压着翻译的棉衣睡着了。他睡得那样香甜，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酣睡的加拿大战友，叶青山同志真是感慨万千：在加拿大，在这样的时候，他这样一位享有盛名的专家该怎样呢？他也许正睡在柔软的钢丝床上，舒适地进入梦乡；或者坐在沙发转椅上，凭借柔和的灯光，撰写学术论文。可是他毅然抛弃了这一切，甘心情愿地和我们一样穿布衣草鞋，吃土豆小米，点油灯，睡土炕，连自己的被子也让给了别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

    叶青山同志——这位久经战场的老红军动情了，他心头发热，鼻子发酸，赶忙脱下自己的大衣轻轻地盖在白求恩身上，又端来了一盆炭火，放在白求恩的床边。

    窗外，冷风呼啸，寒意更浓了。屋里，红光闪闪的炭火燃烧着，温暖着熟睡的白求恩……

    第二天，伤员们精心为白求恩打了一双缀着红缨的草鞋，白求恩破例高兴地收下了这“礼物”，并且马上穿在脚上。

    在“救亡室”的黑板报上，伤员们写下了这样一段快板：

    卫生顾问白求恩，

    雨夜查铺绕山村。

    床前问疾苦，

    被褥送上门。

    莫道秋风寒，

    病房暖如春。

    一双草鞋表心意啊，

    白求恩和我们心连心。

    模范医院里的老模范，

    国际主义情谊深！

 

    经过边区军民五个星期的努力，模范医院建成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会场就设在龙王庙——现在的模范医院的院子里。来开会的除卫生部和后方医院的同志们外，聂司令员和边区领导人，以及军区所属各部队卫生部门负责同志也都赶来参加。大会的第一项程序是由白求恩做战地救护、伤员分类和手术示范表演。接着，是边区军民代表向白求恩献旗。一共有四幅锦旗，锦旗上用中文和英文分别写着：

    “白求恩，我们的同志！”

    “白求恩，我们的战友！”

    “白求恩，我们的模范！”

    “白求恩，我们的老师！”◆◆◆◆◆

    当白求恩从代表们手里接过锦旗的时候，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其热烈程度足以证明，这四句题词准确地表达了人们的感情。他们谁能忘记，在白求恩刚刚来到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对这位佩戴八路军臂章的外国人投以惊奇的目光呀！也难怪，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群众，除见过侵略者烧杀抢掠外，谁见过一个外国人帮助中国人民做事？然而，白求恩的行动却很快地向人们证明了，这个外国人是我们友好的朋友，是我们真正的同志！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从来不以援助者自居向中国人民索取任何特权，而是将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献给了中国人民。从六月十八日来到晋察冀军区，到九月十五日模范医院建成，还不到三个月，可他们当中哪个人的心里没装着一个又一个关于白求恩的故事？

    抗战初期，处在敌人心脏地带的晋察冀边区，生活十分艰苦。被服缺少，粮食紧张，油盐蔬菜都难以得到。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的白求恩，没叫过一声苦，没喊过一声累，没挑拣过一顿饭菜，没多要过一件衣服。相反，他把首长们特意给他送来的食品、烟卷分给大家，把自己从加拿大带来的衣服送给伤员。

    他处处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前头，凡是可能违犯群众利益的事，那怕是很细小的地方他也检点再三。有一次，他去一个村子为老乡看病，中午开饭时，他发现桌上摆着牛肉。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牛肉当然是稀有的食品，这就使白求恩心中大大不安了。他指着牛肉问：“正是农忙季节，为什么要宰耕牛？”同志们告诉他，这头牛前天晚上摔坏了，已经不能耕田，并不是为了招待他才杀的。白求恩将信将疑。让人把村干部找来，证明事实确是如此，他才放心了。还有一次，房东大娘听到白求恩咳嗽了一夜，第二天背着部队的同志杀了下蛋的老母鸡，温火细炖做了满满一锅鸡汤，送到白求恩的屋子里。白求恩热情地欢迎大娘坐在炕上，望着那锅鸡汤不知说什么好。等大娘高兴地离开白求恩以后，白求恩对翻译说：“看到房东大娘，我想起了自己慈祥的母亲……。”过了一会儿，他端着那锅鸡汤走了，等翻译找到他时，他正在一口一口地喂给重伤员喝呢！回到屋里后，白求恩拿出钱，交给翻译，让他转交房东大娘。他一边给钱，一边催促翻译说：“快，快送鸡钱去，这是我们八路军的纪律！”

    在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里，论年龄要数白求恩最大，论身体要数白求恩最差，但是他决不以此自居而有一点特殊；相反，那怕一点额外的照顾，他都无一例外地“转让”了。前线的指战员常常把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香烟、罐头、饼干、咖啡给他送来，他每次都高高兴兴地收下，然后又高高兴兴地送给伤员。新麦收获了，桃子、杏子下树了，蒸出的第一锅馍馍，摘下来的第一筐果子，驻地群众总要先送给白求恩尝尝。白求恩每次都原封退回，实在退不了便照价付款，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送到伤员那里去。警卫员看见白求恩的衣服破了，就从管理处给他领了一身新的，他发现后，立即逼着警卫员送回去。警卫员送完衣服回来时，却见白求恩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着那件破了的军衣……

    作为一个外国同志，白求恩和八路军的干部战士语言不通，习惯不一，但是，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和群众打成一片。开文艺晚会，他是一个不错的男低音；进行篮球比赛，他是一个活跃的队员。在衣食住行上，为了同战士们一致，他在努力改变着自己过去的生活习惯。有一次，医院的粮食又紧张了，为了不影响伤员们的生活，管理员为工作人员买来一些刚上场的玉米棒子，来不及晒干、脱粒、磨碎，就煮了一大锅。开饭了人们只好都啃这种玉米棒子。白求恩也在一旁很有兴味地吃着。董越千忙拉住他说：“白大夫，已经给你作饭了，你可不能和我们一起啃这老玉米呀！”

    白求恩问：“为什么？”

    董越千说：“这东西不好啃，也不容易消化！”

    白求恩指着正在啃玉米的同志们说：“大家不都是吃这个吗？为什么要特殊优待我呢？”

    董越千不以为然地说：“你和我们不同，你年纪比我们大呀！”

    白求恩爽朗地笑了：“这是我的骄傲。在前线，我可能要算年龄最大的战士，可我毕竟也是战士啊！”

    董越千知道再说服也没用，便转身走了。白求恩高兴地一连吃了两个干玉米，然后哼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歌子，从口袋里拿出小刀，将玉米骨刻成一个精巧的烟斗。◆◆◆◆◆

    等董越千把饭端来请他吃时，他推开饭碗说：“我已经吃饱了！”说完，他拉着董越千的手，亲切地说：“给你，一个加拿大烟斗。在我们加拿大，农民就是用这种烟斗抽烟的。”董越千好奇地接了过来，抽了一口，甜丝丝的，开心地笑了。白求恩让警卫员把刚才端来的饭送回去，若有所思地说：“今天这顿午餐，使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安大略州北部未开垦地带的农民生活。你知道，我是在那里度过我难忘的童年的。我愿意和农民在一起，愿意和你们在一起，不愿做一个特殊的人，希望你们理解我!”

    艰苦的生活没有减弱白求恩旺盛的革命斗志，他常常乐观地给同志们讲艰苦和胜利的关系，他说：“艰苦是胜利的先声。”在给在西方一位朋友的信中，他饶有兴趣地描述了边区的人情风貌多么象加拿大北部的农村，接着又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边区军民怎样的乐观、坚定、积极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最后，他告诉那位朋友：

    这儿的生活相当艰苦，而且有时非常艰难，但是我过的很愉快。

    可是，他的朋友们并不都是理解他的。在他收到的为数不多的国外来信中，有位朋友直截了当地问他：“诺尔曼，你生活得幸福吗？”

    白求恩的回答是肯定的。有日记为证：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午后八时。

   

    今天动手术，我的确累了。一共做了十个，其中五个是重伤。……尽管我的确是很累了，但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兴过。我十分满足，我尽了我的一份力量，我有什 么理由不高兴呢？特别是看到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充实，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钟，没有    一分钟的时间白白度过。这里需要我。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能和这样一些以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我指的不是谈吐方式和一般所谓理性思维方式）的同志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象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象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象心脏跳 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对同志）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说到钱，谁也忘不了毛泽东同志前不久指示军区每月发给他百元津贴，他收了吗？没有。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他给毛主席写信说：

   

    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来电敬复如下：……我谢绝每月百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

    该款若系由加拿大或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之用。我本人若需少数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考虑到白求恩的身体、工作情况和过去的生活水平，为了付给白求恩这笔津贴费，聂司令员还专门找他谈过话。但他一再诚恳地说：“我从延安来，我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我愿过中国革命队伍普通一兵的生活。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穿好吃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了！”他还开玩笑地对司令员说：“你是晋察冀军区的最高首长，每月才五元钱津贴，而我不过是一个卫生顾问……。”

    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白求恩还是拒收百元津贴，司令员专门派一位同志把钱送去，结果，钱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还附了一封信。在这封信的末尾，他严肃地说：

   

    在其他大夫每月只拿一元、而司令员自己每月只拿五元这样一笔“巨”款的时候，如果认为我能接受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坐在会场上的人们，当他们望着那四幅锦旗，心底回想着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不能不思索：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白求恩走到讲台前面来了。正在思索的人们，都在静听他的讲话：◆◆◆◆◆

    同志们：

   

    感谢你们送我的美丽的旗子，以及对我所说的恳切的话。我觉得，而且我知道你们也一定觉得，今天是我们大家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日子。它在我们一心一意要走的道路上添了一个新的哩程碑（我实在应该说，“里”程碑）。

    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着光荣的斗争的中国。这个医院的设备是你们的外国同志所供给的。我被派来作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在三万里以外、地球的那一边的象我这样的人要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家的界限能把我们分开。法西斯们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们在阻碍着人类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伟大的、历史的、进步的运动。正因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工人以及抱着同情的人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帮助中国来保卫这个美丽、可爱的国家。

    我来到晋察冀边区，在这个医院里和你们一起工作，才不过几个月的工夫。我起初总觉得这是“你们的”医院，现在我却觉得这是“我们的”医院了。因为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互相影响，使彼此都改变了，是不是？我或许可以说，我们彼此之间辩证地起了反应；我们使彼此都有了改变。我们起了变化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今天开幕的这个顶呱呱的新医院。我从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训。你们教给了我忘我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我感谢你们给我这些教训。我唯一的报答，就是我也许曾多少教过你们如何去掌握技术。

    运用技术，培养领导人，是达到胜利的道路。日本在不到五十年的工夫，从一个第十等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于它采用了西方的技术。技术在日本是掌握在金融资本的独裁者的手里，结果使日本成为全世界的公敌。技术掌握在中国劳动人民的手里，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那么中国必须模仿日本么？是的，在许多方面都要模仿。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敌人那儿学习；我们必须在掌握技术方面效法他们，并且超过他们。我们必须运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运用技术去增加少数人的财富。

    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为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技术虽然不能战胜所有这些敌人，却能战胜其中的大多数。

    技术这个名词，普通是用来形容对于材料和方法的掌握的。它是最进步、最有效率的做事的方法。它使我们控制自然，而不为自然所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扫地的技术和组织医院的技术、上药的技术、动手术的技术、给病人洗澡的技术、扶起病人来的技术以及使病人舒适的技术。所有这些工作以及无数的其它工作，每一种都有正确的做法，也有错误的做法。正确的方法叫做“好的技术”，错误的方法叫做“不好的技术”。我们必须学习好的技术。

    我们为什么必须学习好的技术呢？因为好的内、外科技术能使伤员好得快；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死亡、疾病和残废。这些事都是我们份内的工作。倘使在前方作战的同志们问我们：“你们在抗日战争中干了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理由可说。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医治伤病员。”他   们也许要接着问：“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我们说：“我们在尽我们的力量。”但是，最后这个问题，我们得在心里仔细想想的——我们确实是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吗？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卫生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了，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回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 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他们比兄弟、 父亲还要亲切些——他们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当 中，要把他们放在最前头。你不把他们看得重于自己，那 么，你就不配从事卫生事业，也简直就不配在八路军工作。

    在英国，医院里有句老话：“一个医生必须有一颗狮子的心和一双女人的手。”这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胆大、坚强、敏捷、果断，但是，同时也得和蔼、仁慈、对人体贴。这句话适应于每一个从事救治伤病员工作的人——医生、护士、卫生员。因此，你要时时刻刻地想着伤病员，时时刻刻地问自己：“我还能多帮助他们么？”你要想方法去提高你的工作，掌握你的技术。◆◆◆◆◆

    一开始你们需要教导和监督，因此你们需要领导人才。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养成时刻得有人监督的习惯。那只是暂时的——你还在学习的时候。你最后必须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工作。倘使你是个卫生员，你应该去找领导你的护士长、大夫或者护士。跟他们说：“我等会儿还做什么？告诉我，做什么。我这么做对吗？”等到把交给你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你再到他那儿去跟他说：“请你再给我些工作。”等你当上了大夫，你要照旧到处找事做，忙得天翻地覆。你一个人要做两三个大夫的事情，时刻研究怎样提高你的技术，时刻想着你的伤病员的舒适和福利。倘使别的大夫每天去看他们伤病员一次，或者隔一天一次，你每天去看他们两三次。你要时刻不满意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时刻计划怎样改善伤病员的情况，时刻教导别人。

    同志们，我们不但需要技术，同时还需要领导人才来运用技术。我们的理想要有一个有训练的、有责任心的技术领导者。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什么品质呢？他必须具备：第一，组织的能力。第二，教导的能力。第三，监督的能力。组织意味着计划——全面的计划和细致的计划。教导意味着把这个计划传给别人，把正确的技术教给别人。监督意味着经常检查计划的进展、纠正错误，以及通过实践来修正理论。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们的军队迫切地需要领导人才。每一个部门都在找领导人才。我们需要领导人才，甚于需要枪支和粮食。

    我们这个医院有一项任务就是培养领导人才。当我谈到领导人才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想的只是将军、上校和边区主席。不，我所想的是整个军队和这整个军区，从那在所谓上头的大领导人到那在所谓下头的小领导人。但是，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上头和下头之分。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的组织不象一所房屋——固定的、静止的、不变的。它好象一个行星——圆形的、流动的、活动的、能动的。它好象一滴水，由于各部分的凝聚和合作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想到领导，我所想的主要是小单位的“小”领导人，而不是大单位的大领导人。要想进行革命，把人类社会改造成有主动性、有社会意识的人群，就必须从培养“小”领导人作起。等到那个工作完成以后，领导人（象国家一样）就将逐渐消灭。因此，虽然你们在现在，以及在很远的将来，都需要领导人，你们却必须学习着不依赖你们的领导人（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养成过分依靠领导人的习惯）。你自己就该做领导人，虽然你只领导你自己，因为每一个领导人都是先从领导自己做起的。

    我们这些由于有点经验而领导着你们的人，我们是在费尽心机要让位给你们。我们急切地盼望你们来担当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责任。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坐下来歇歇，并且来赞美你们这些各方面都胜过我们的人（当然是怀着友善的嫉妒）。

    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且指导他们如何脱离贫困、愚昧和苦难。

    现在让我回到本题，谈我们的本职工作。大夫们，你们要教导并监督你们手下的大夫、护士和卫生员。领导他们，给他们树立一个精神饱满、不顾自己、体贴别人的榜样。护士们，你们要指导你们手下的卫生员。领导并监督他们，做事要勤快，多做事，少说话。当你们自己还不懂的时候，不要太轻易地互相提供意见。练习独立工作，而不需要六七个人帮忙。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找别人做。

    至于会议，它们是必需的而且是有用的。但是，跟着要有行动才真正有用。说话不能代替行动。人类发明了语言是用来描写行动的。我们要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它。

    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预定要做的工作，这就是实现五星期计划，使这个医院成为八路军的最好的医院。我认为它确实是八路军中最好的，因为其他的医院大多数我都见过。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停留在这儿。我们必须继续计划和工作，使这个医院成为全中国军队中的最好的医院。这是我们必须定下的目标。可是我告诉你们，这可不止需要五星期的时间，这事能办到吗？我相信一定能办得到。怎么才能办到呢？全仗着每个同志积极工作。必须大家合作，拿出精神，拿出热情，才能办得到。你们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热情，——把它应用到这个伟大的任务上面去吧。没有任何工作是琐碎的，没有任何工作是不重要的。

    倘使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尽职，结果大家都要遭殃；倘使有一个人的工作特别好呢，结果大家就全得到好处。最后，我还有一句警告：我们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由于目前的成功而乱打如意算盘；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把主观愿望和实际成就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在批评当中要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批评一切个人虚荣心，不要管年纪、地位和资历，倘使它们阻碍我们工作的发展。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理论都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唯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反应现实。◆◆◆◆◆

    最后，对于所有为建立这个我们大家引以为荣的辉煌的医院出力的人们，我要表示感谢。我感谢木匠们；他们辛辛苦苦地修盖了这些房屋，做了改建工程，制造了病房的家具。我感谢做托马氏夹板的铁匠。我要表扬各位大夫、护士和卫生员。他们的工作都非常的好。尤其应该表扬的是那些义务看护。他们中间许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于伤员的爱护是每天摆在我们大家眼前的，是忠心耿耿的榜样。村里的老百姓，无论男女都乐于和我们合作。在他们家里安插了这样多的伤员和工作人员，而且往往对于他们自己是很不方便的。我要感谢我们的管理科和勤务班。如果让我提名字，我可以提出十几个应该受表扬的人。但是我在这儿只提出两个。一个是刘同志，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感谢他不辞辛劳地工作。另一个是董同志，我的助手和翻译。要是没有他的耐性、他的好脾气和他的聪明，我一定是要不知所措的。

    最后，在结束我的话以前，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不抱怨的精神表示钦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因为他们打仗、受伤是为了我们，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压迫的新中国。那个新中国，虽然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但是，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幸福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的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它之能否诞生，要依靠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确定不移的。它不是自己会产生出来的。要创造它，就必须用所有我们这些对于未来、对于人类、以及对于那人类自己创造的伟大命运具有信心的人们的血和工作。唯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确定不移的。现在，让我们提高声音，让那些躺在病房里不能行动的人也都听见。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要以我们的爱护来报答你们。在那些英勇牺牲了的、我们未曾救活的战士的墓前，让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死者的牺牲。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他们为之牺牲的自由的中国。为着纪念他们，为着忠诚于我们的伟大事业，让活着的人和正在同死亡斗争的人共同保证我们的阶级友爱。无论在斗争中或牺牲中，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思想。那样，我们就成为不可战胜的了。那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即使我们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以后的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象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和国的成立。

    现在，会场里和会场外、过去的和现在的同志们，那个思索已久的问题终于得到答案了。因为白求恩向人们敞开了他坦荡的纯洁的襟怀。也许有人会这样说，白求恩的讲话里更多的是关于卫生工作的。是的，他确实说了不少关于卫生工作的话，但对其他行业的同志们，他的话不也是足以发你深醒吗？白求恩是个外科医生，他的工作岗位是手术台。白求恩正是从这个岗位出发奔向那个崇高目标的。那目标——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中国人民的伟大共和国的诞生。

    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