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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


发布日期：2011年04月27日

第四章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

“游击战好”

模范医院落成典礼上的欢乐气氛还在人们的心上荡漾……

九月二十日，在离模范医院不远的卫生部驻地河北村，叶青山部长正主持召开晋察冀军区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到会的除白求恩外，还有来参加模范医院落成典礼的一、二、三、四军分区的卫生部长和冀中军区的卫生部长、卫生部的干部和后方医院的领导。会议是从落成典礼后的第二天开始的。今天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二十多位与会者刚刚通过决议，一封加急信件送进会场，交给了正在作总结的部长。看了信的内容，部长的脸色严肃了。这是军区的通知：敌人调集了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共五万多人，又以步、骑、炮兵二万三千人，配合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对我军区腹地五台山地区发动了秋季大“扫荡”。为了避敌锐气，相机歼敌，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立即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去。

不用说，刚刚落成五天的模范医院也必需放弃了。白求恩实在心痛。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转移？我们的部队为什么不打呢？”

部长解释说：“要打的，不过不是在这里，也不是马上就打。敌人现在还有力量占领我们一些土地，当它被我们拖的疲惫哦时，才是我们歼灭它的时机。这叫做争取有利时机，各个歼灭敌人。”

“伤员怎么办?”

“司令员指示，伤员随军区机关转移。担架队已经组织好了，准备明天行动。”

听说随军区机关转移，白求恩心里踏实一点了。但他还不放心：“那里有医院吗？”

部长摇摇头说：“没有。分散住在老乡家里。”

又是分散居住。这就是说白求恩那个把伤员集中起来管理和治疗的想法行不通了。医院管理还是同模范医院建立以前一样。那时，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散住在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治疗和照料都很不方便。可是有什么法子不转移呢？全军转移，总不能把一个没有进攻，甚至没有防御能力的医院留在这里。他想了想说：“好吧，我坚决执行命令。”

第二天，转移工作开始了。白求恩在村口上，深情地和每个伤员告别。他再三嘱咐着护送的同志，记住每个伤员的特点和应该注意些什么，又一一为伤员掩好被角，直到担架走远了，才转身向医院走去。

医院已经空空荡荡了。二十五日，从传来的炮声已经可以清楚判定敌人和我们的距离，白求恩却还在院子里转着，端详着他亲手参加建造的一切：改建的手术室，刚刚开了窗户的病房，供伤员们学习用的“救亡室”……。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堆金黄色的木屑，他感情深重地捧了起来，放到鼻子下嗅了嗅，一股新木的清香扑鼻而来，他扔下那捧木屑，愤怒地喊了起来：

“日本法西斯多么可恶！连一个山沟也不让我们住下。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谁是这里的主人！”

他跨上早已等着他的枣红马，恋恋不舍地和医院里的同志们一道，向深山里走去。

一连六天，他们翻山越岭，爬坡渡河，转战在高山和谷地，与敌人周旋着。他们经过的一个个战斗的村庄，耳边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他惊奇地发现，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日寇大“扫荡”，根据地人民异常镇静：农民还在田间劳动，民兵照常放哨、站岗，儿童团还在教过路人识字和查路条。游击队有计划地配合着大部队的行动，支前民工有组织地转运伤员。人们紧张而有秩序，热烈而不慌忙。队伍中还不时响起战斗的歌声：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他惊奇，又不由地想起了西班牙的马尼拉公路。在那条公路上，白求恩看到的是什么呀？公路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难民队伍，到处是蓬头散发的妇女，到处是呼饥叫寒的儿童。那真是一条悲惨的路，而这里却是一派战斗的景象。白求恩深受鼓舞。他向同行的人讲他的感受说：“你们的军队和人民已经溶为一体，都一样地怀有必胜的信念。我相信，胜利是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的！”◆◆◆◆◆

这六天里，白求恩常常收到胜利捷报；我军撤出金刚库、松岩口后，悄悄地转移到新的营地，避开了敌人进攻的锋芒，重新在敌人的侧后集结，伺机歼敌。就在九月二十五日，他们离开模范医院后，敌人杀气腾腾地扑来了。可他们除了放火烧毁一些经过坚壁清野的山村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捞到。当两手空空的敌人撤退到离松岩口四十里地的石盆口时，便中了我军的埋伏。我英雄健儿一阵猛打，歼敌七、八百人。白求恩信服了：这是游击战的胜利！

这六天里，白求恩有时宿营在老乡家里，有时露宿山头，有时在山洞里过夜。他们走到那里，就在那里设立救护手术站，先后医治了一百四十二个伤员，做了一百零五次手术。

十月中旬，有消息说洪子店一带正在进行战斗，白求恩立即带领战地医疗队赶赴前线。洪子店是平山县一个山区小镇，是中共平山县委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所在地。敌人恨透了这个被称为小瑞金的村庄，血腥地洗劫了这个地方，放火烧毁了几乎所有的房屋。在敌人趾高气扬地撤出时，我军拦路截阻，分割包围，给进犯的敌人以狠狠地打击。等白求恩来到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了。白求恩遗憾地说：“可惜我们又来晚了，到现在我还没参加一次战斗。”

镇上的大火还没有熄灭，依然弥漫着刺鼻的浓烟，他们在镇上仅有的几间破屋里进行手术，抢救伤员。

洪子店快被烧光了，但中共平山县委却依然存在。敌人撤退以后，县委主要负责人立即在这里召开总结反“扫荡”工作的干部会，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手术完后的白求恩也应邀参加。会上，干部们分析了这次反“扫荡”的斗争形势，讨论了坚壁清野、游击队、民兵以及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工作。白求恩通过翻译聚精会神地听着，记下了详细的笔记。

这次会议是由一位年青的女同志主持的，她是县里的负责人之一。这位女干部看上去顶多有二十五岁，身体健壮结实，穿了一身褪色的蓝衣服，腰上紧扎着皮带，肩上斜挂着一支驳壳枪，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放着亮光，她宽阔而刚毅的脸上，随着会议上提出的情况和问题，一会儿陷入了沉思，一会儿又露出满意的微笑。她给白求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对翻译说：“我从这位女干部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位山乡的普通妇女，主持着研究如何战胜东方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错综复杂的战斗！”

会议一直开到夜里。在会议休息时，大家放开喉咙，高唱《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白求恩也和大家一起欢乐地唱着，这时，有一个小青年忽然提议说：“欢迎白大夫独唱一个好不好！”白求恩被闹愣了，但他立刻站起来，拉了拉自己的衣角，感情深重地说：

“今天当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全世界千百万为了把人类从贫困、愚昧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着的人们。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象你们一样，也都渴望自己和他们的后代能过独立、自由、和平的生活。我特别骄傲地想起那些坚强的西班牙同志们，他们也和你们中国同志一样英勇，为了同一个伟大的事业进行着战斗。因此，我要唱一个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争中的歌——《塔洛莽营之歌》。”接着，白求恩让翻译把歌词翻译一遍，然后以他特有的男低音唱道：

西班牙天空放出灿烂的星光，

高悬在原野里我们的战壕之上。

从远方传来黎明的呼声，

召唤我们重新走上战场。

我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象冰雹一样。

……

雄浑有力的战歌在山野里回荡，它虽然产生在马德里郊外的战壕里，但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却感到无比亲切，引起强烈反响。

会散了，干部们返回了各自的战场和驻地。白求恩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了这样一篇日记：

我们离开其他代表的时候，天空的黑幕上正闪耀着无数的繁星。天气寒冷而清爽，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深沉的寂静是中国的夜晚所特有的。在一所烧掉的房屋的秃墙上，我们手里的电筒照出了一句用黑色的大字写的标语：“抗战是唯一的生路！”这句话把这一天充分地描写了出来。◆◆◆◆◆

一切都进行的不错，只有一件事使他放心不下：松岩口模范医院转移出来的伤员们呢？他们好吗？

在一个战斗间隙，他被领到伤员们居住的村子，见到了他们。聂司令员回忆说：

九月二十日，敌人从平汉线、从五台山出动“扫荡”，白求恩的模范医院不能不搬家了。先后搬到合河口、嶂峪等小村。他说分散倒好，老乡都很好，对病员没有妨碍。

他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现在用不着特别提醒，白求恩也认识到他那个建立模范医院的规划是不切实际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发现错了，他决不会文过饰非，硬是不承认事实。他要求别人是严格的，他要求自己更是严格的。

十月底，他再次见到了聂荣臻同志。这时，敌人的“扫荡”已经结束，白求恩也随军区后方医院一所（办模范医院的是二所），来到了山西省灵丘县杨家庄。军区司令部驻在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虽说跨省，实际上两庄之间直来直去也不过是一百五十里到一百六十里地的样子。他这次到军区来是汇报工作。一见面，司令员怕他为放弃模范医院难过，首先是安慰他。没想到白求恩非常坦率地检讨说：

“我过去不了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低估了法西斯强盗的残暴。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敌后要建设正规化的医院，这想法是不全面的。”

聂司令员非常赞赏他这种胸怀坦白、实事求是的作风。他接着白求恩的话题说：“一个科学工作者，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今后，后方医院的建设要更好地贯彻这个精神。”

白求恩点头称是：“完全正确，是要从实际出发，讲究内容。”

司令员接着这个话题说到游击战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光辉范例。正因为我们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我们才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所谓秋季“扫荡”。我们的部队不但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杀伤了敌人，得到了一些装备。日本强盗采取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绝不能扑灭燃烧在各个根据地的熊熊烈火。他们最终必将为中国人民的抗日烈火化为灰烬，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这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战争的结局。

聂荣臻同志在这次会见中，还给白求恩系统地介绍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听完聂荣臻志的介绍，白求恩深有体会地说：“这次反‘扫荡’我不仅亲眼看到了，而且亲身经历了。中国人民的游击战好，确实是好。今后，卫生工作的一切改革都应该放置在这个前提之下。”

实现了向毛主席的保证

还是在八月十三日，白求恩在一份给聂荣臻同志的报告里谈到他的一个愿望，他不希望被束缚在一家后方医院里，而是“到军区各前线医院巡回视察，以便让我亲自去了解卫生部门的工作是不是尽可能地进行得很顺利、很有效。”有了一个月的游击战争的生活，他这个愿望更强烈了，不但是视察，而且希望能参加战斗，到前线做战场救护工作。因此，告别了聂司令员以后，他便到一分区后方医院去了。以后的活动，他记在写给聂司令员的一封信里：

自从十月二十九日和您开会以后（在这个会上我们得到批准到第一军分区去），我们于十一月六日离开了嶂峪，……十九日我们到了下关，三五九旅卫生部负责人硕大夫和潘政委同志都来接我。该旅旅长由于到前线视察而没有来接我们，他表示抱歉。第二天，我们又到河淅村和曲回寺两个村庄，那里有二百二十五名三五九旅的伤病员。我们在这里作了七个手术，然后又到该旅的卫生部所在地夏石矶检查了二十个病人，其后又到川临口检查了三五九旅的二十七名以上的伤员。十一月二十二日，从涞源以北来了三十五名伤病员，这些伤员在路上三天都没有人给予治疗，我们连夜动手术直作到第二天。由于我对该旅卫生部对伤员所表现的这种不关心的态度而表示了强烈的愤怒，以至于该旅指挥员在我们动手术时也从晚上一直呆到第二天。

应该说一句，白求恩对三五九旅卫生部的评价不尽得当。伤员在后送的三天里没有得到治疗是事实，可这能怪卫生部吗？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呀！但他的批评还是引起了王震旅长的重视。为了加强卫生工作的建设，王震同志硬是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抽出一整夜的时间陪他手术、听他的批评和建议，并且当即作出决定：在前后方之间的路上设一休息站，使伤员能得到必要的休息和治疗。王旅长的果断使白求恩很受鼓舞，因而同旅长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爽快地向旅长提出要求：希望能参加一次由他指挥的战斗。王震同志也是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两人说好：一有战斗消息，一定立即通知他。◆◆◆◆◆

十一月二十六日，白求恩回到驻在杨家庄的后方医院一所，第二天深夜，一封急信来了。信是王震同志派人送来的。旅长告诉白求恩，三五九旅将在广灵公路打一场伏击战，要他如约率医疗队来司令部。

这时期住在杨家庄和白求恩一起工作的是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同志。信是先送到他的手里，他看过之后又交给董翻译。这时已经是二十八日凌晨一点，翻译接过信，犹豫地请示：

“白求恩刚刚躺下，要不要马上通知他呢？”

游副部长看了看表说：“还是马上叫醒他吧。上一次洪子店战斗通知他晚了，他很有意见哪！”

翻译拿着信走去。不一会儿，白求恩装束整齐地出现在游副部长面前，认真地问：“这次不会晚了吧？”

游副部长满有兴味地说：“你呀，就怕赶不上打仗！”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工作，两个小时后，一支由游副部长、白求恩率领的医疗手术队就登程出发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拂晓，雁北山区，气温骤降到零下二、三十度。阴霾满天，凛冽的寒风在峡谷里呼啸而过，凶猛地扑向山崖的石壁。

白求恩和医疗队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马是不能骑了，步行也十分困难。飞扬的雪片打得人睁不开眼睛，他们只好摸索着，在结了冰的路上一步一滑地缓慢走着。前边不时传来“注意”、“小心”一类的提醒，但还不时有人跌倒。这时，走在他后面的人便不声不响地拉一把，然后继续在风雪中前进。

天亮了。在一个陡壁前，白求恩一手抓着路旁的小树，一手吃力地和警卫员小何一起把游副部长拉上来。气喘吁吁的游副部长还没站稳，突然望着白求恩大笑起来。原来，由于天气寒冷，人们从口中呼出的热气，很快化为白蒙蒙的水气。那水气又在胡子和眉毛上凝结成一片冰渣。披着满身白雪的白求恩，仿佛又长了一丛雪白的胡须和染了一道浓浓的白眉。见大家友好地笑他，白求恩也打趣说：“瞧，这回我演圣诞老人，可不用化装了。”一句话，把大家逗的更乐了。

这支轻骑队，昼夜兼程，在风雪中翻过了五座大山，完成了一百二十里地的行军，于晚十一时来到三五九旅司令部，第二天一早他们又赶往五十多里外的前线指挥所。到达时，已经是二十九日下午三点了。

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下午三点我们到达后，发现旅长已经给我们急救站作了极为完善的准备工作。……那时候，我们是处于攻打广灵公路的第八团后方二十五里，距离第七团三十五里，距离第九团四十五里。以上各团都是在这条公路上作战。旅长又组成了一支很好的担架队。我们在下午五点一刻就接受了第一批伤员，也就是在他们受伤七小时一刻钟之后就得到了治疗。

急救站设在一个小庙里，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进来，手术室里笼罩着严肃紧张的气氛。手术器械的撞击声，白求恩时而发出短短的指示声和持续传来的隆隆炮声，使手术室里的严肃气氛更强烈了。这里并不是厮杀的战场，但是这里却进行着争夺生命的战斗；这里并不需要猛烈的搏斗，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全部的力量。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伤员，一个一个地抬来，又一个一个地抬走。下午、傍晚，深夜、黎明，白求恩一刻也没离开手术室……

仗打得异常激烈。急救站周围也遭到敌人的炮轰。只听轰的一声，小庙的院墙被震塌了。白求恩和同志们只是迅速地瞥了一眼，一句话没说，仍然镇静地做着手术。可是，就在这时，担任麻醉工作的翻译报告了一个意外的情况：麻醉药没有了！

这比炮弹炸塌小庙院墙更撼动人心，所有的人都吃惊地抬起头来。

“怎么办？”望着陆续抬来的担架，同志们焦急地问。

“怎么办？”听着前面传来的枪炮声，白求恩焦急地想。

“现在，我们只好在无麻下做手术了。在过去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也用过这种办法。”游副部长迅速而又坚决地说。

说完，他走出临时手术室，用电话向各处联系麻药。留下来的同志继续手术。◆◆◆◆◆

无麻下做手术，对白求恩来说是第一次，而且躺在他面前的又是八路军的伤员。他几次把贴着皮肤的刀刃抬起来，他没有这个勇气把手术刀按下去。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好象看透了他的心思，诚恳地说：“白大夫，你大胆做吧，我顶得住。”

白求恩会意地点点头，激动地说：“好同志，谢谢你，记住，这是日本法西斯的罪过！”

伤员被抬下去了，手术台上留下了一片汗渍，白求恩看着，蹙起了双眉，来来回回地走动着。

无麻下只能处理一些简单伤情，需要大手术的重伤员无法处理。门前的担架渐渐增多了。望着这些受伤的同志，白求恩和同志们心急如焚。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手术室的寂静，一个周身挂满血迹的民兵，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那个民兵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交给白求恩，白求恩急忙打开：吗啡！几十支镇痛用的吗啡！

原来在公路对侧参加伏击的民兵们，听说医疗队已经没有麻醉药了，争先恐后地要把刚刚缴获来的吗啡送过去。部队领导同志决定派一位战士和一位熟悉地形的民兵共同完成这个任务。那个战士，在穿过敌人火力区时不幸牺牲了。这个民兵把药品珍惜地揣在自己怀里，拖着受伤的身子，终于赶来了。

白求恩一手握着那个带血的布包，一手搂着这位敬爱的同志。这位民兵同志依偎着白求恩，断断续续地说：“白大夫……我来……晚了……误了……用……”

白求恩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赶忙把这位不相识的战友抬到手术台上。

十一月三十日，伏击战胜利结束。我军全歼敌第二旅团，敌少将旅团长常岗贺知被我击毙。为了避开敌人大规模的报复，我军迅速转移。十二月一日上午十时，医疗队做完了最后一个手术，也迅速撤离了。精疲力尽的白求恩被扶上枣红马，最后一个离开了手术室。

在旅卫生部驻地的一间农舍里，他靠着土墙睡着了。这次战斗中，白求恩整整四十个小时没合眼，连续作了七十一个手术。他确实太累了。胸部发闷，两耳轰鸣，全身酸痛。他不能坐下，只要一坐下两眼就睁不开了。他睡得正香的时候，门外高一声、低一声地对话把他吵醒了。

“不行，他太疲倦了，我给你找别人去。”听得出，这是翻译的声音。

“可是伤员在昏迷中还喊白大夫呢！”这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

白求恩翻身起来，探着身子问：“董同志，你们在说什么哪？有事吗？”

门外的人又低声含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一会儿，翻译和一位气喘吁吁的战士进来了。

原来，在六十里外的休养所里，击毙敌人少将时负伤的那位营长发生了严重的大出血，几次结扎都失败了，休养所迫不得已来请白求恩。

一听这个情况，白求恩的疲劳一下子跑光了。他从树上解开枣红马的缰绳，叫上来人，急驰而去。翻译急的跺了跺脚，纵马追了上去。

在休养所的手术台上，白求恩迅速为伤员做了处理，血止住了，伤员的四肢散出了微热，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伤员被抬走了。白求恩对留下的医生和护士们说：“你们的办法不科学呀！应当一边送伤员，一边派人叫我，中途相遇，就能节省一半时间。时间就是生命!”

同志们点头称是。白求恩亲切地笑了笑，向大家伸出手说：“再见！”

大家见白求恩已经很累了，要留他住下，他拒绝了：“能抢救一个伤员，为伤员减轻一分痛苦，这是我们每个八路军医生的最大快乐！”

枣红马大汗未落，又在回路上奔腾驰骋。它好象明白了白求恩的心意，四蹄翻腾，争分夺秒。

十二月三日，白求恩和医疗队的同志们到后方医院检查了这次伏击战中做过手术的伤员。有一名不幸牺牲了，有四名由于处理及时不需要再转到医院来，有两名已经返回部队。在医院的六十三名伤员中，有三分之一竟连一点感染的迹象都没有，有三分之一只有轻度感染，有三分之一有最常见的一般程度的感染。这就是说，由于医疗队在紧靠火线几里地以内收治伤员，争取了时间，并对伤员作了正确的处理，特别是对腹部、胸部、脑部受伤的伤员在几小时内施行了手术，这就使伤员不仅绝大多数重新获得了生命，而且绝大多数没有发生因感染而使伤情恶化的现象。这个统计结果使白求恩大为兴奋。因为它大大超过了在延安时向毛主席做出的保证。实现对毛主席的保证，这可是白求恩离开延安后，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的愿望啊！◆◆◆◆◆

白求恩在一篇日记中记述了这件事：

已经把我关于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给王旅长的部队做的工作结果的报告送给了毛泽东主席和聂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证明我们的见解不错。我在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中只死了一个人！伤员中有三个是日本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防线。……虽然在我们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现在这一点是肯定的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上。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打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钟头动的手术；第二个是在受伤后十八个钟头动的手术，……生死之差就在这十个钟头。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在庆功会上，旅首长向与会的全体指战员和群众宣布了这次战场救护工作的显著成绩，表扬了白求恩和医疗队深入火线、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旅首长特别号召大家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

该白求恩讲话了。在热烈的掌声中，白求恩走到台前，深情地注视着台下那一张张洋溢着欢笑的面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他并不认识，可是，他却认为自己很熟悉他们，那些英勇杀敌的战士，那些运送伤员的群众，那些用生命换来药品的同志不就在他们中间吗！白求恩把两手紧握，高高举过头顶，用宏亮的声音说：

“同志们，这次战场救护的成功，确实是值得庆祝，因为它开创了世界的新纪录，比我在西班牙战场上的疗效高得多。但是，你们不应该特别表扬我，因为创造这个纪录的不是你们的白求恩同志，他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创造这个纪录的是你们这些英勇杀敌的战士，在炮火下运送伤员的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支援我们的群众。如果还需要提起的话，那么应该提到我们的旅长，感谢他通知我们来，并且亲自布署我们的急救站。再就是我们医疗队的同志们，王医生给伤员输了三百毫升鲜血还坚持工作十二小时。董翻译平常只劝我注意身体，而他自己在这次战斗中患扁桃腺炎，体温很高，可他仍然做了四十多次麻醉。还有余医生、贾护士和其他的人，他们也很努力。我已经写信报告聂司令员表扬他们。所以，我要强调一点，是同志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民，是人民创造了这个奇迹！”

“伤口”是谁造成的？

广灵伏击战救护工作的特别成功，使白求恩异常兴奋，也给了他许多宝贵的启示，在工作空余的时间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门前，望着对面的山峦出神。他想什么呢？

他正在构思一篇文章。他要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的丑恶，报告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屈不挠地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以及这斗争对人类前途的意义。

几天后，文章写出来了，标题是《伤口》：

头顶上的汽灯不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就象一窝发亮的蜜蜂似的。泥墙、泥地、土炕、糊着白纸的窗户，血腥和哥罗芳的气味。天气很冷。这是十二月一日半夜三点钟，我随着八路军驻在华北灵丘附近。

面前是一个伤员。

有的伤口象干涸的小池塘，上面沾着一层黑褐色的尘土；有的伤口裂开了，周围是黑色的坏疽；有的伤口外面干干净净，而在深处却隐藏着脓液，穿过大块坚实的肌肉，象给堤坝堵住的河流，又象暖热的溪流，在肌肉之间或在肌肉周围流动着；有的伤口向外臌了出来，象霉烂的兰花，或象捣烂了的石竹，是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肉花；有的伤口不时冒出一块块半凝固的污血，附着不祥的气泡，浮在再度往外流的鲜血上。

肮脏的旧绷带，给血块粘在皮肤上。当心，最好先把它弄湿了。从大腿后面过去，把腿举起来。怎么了，这简直象一个布袋，象一只又长又松的红袜子。什么样的袜子？一只盛圣诞节礼物的大袜子。那根坚硬的好骨头现在哪儿去了？成了十几块碎片了。用你的手指把它们取出来：象狗牙一样，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一摸，里面还有吗？有，在这儿。都取出来了吗？都取出来了，不，这儿还有一块。这块肌肉死了吗？捏一下，是死了，把它割掉。那怎能再癔合呢？这些以前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腐烂成这个样子，它们怎么能恢复那雄赳赳的张力呢？以前它们可以一收、一松，一收、一松，多有意思！现在全完了，再也不能那样了。毁了，以后怎么办呢？◆◆◆◆◆

下一个。简直是个娃娃！才十七岁。肚子给打穿了。拿哥罗芳来。好了吗？臭气从打开了的腹腔里冒了出来，是粪便的气味。卷曲的粉红色的肠子穿了四个洞。缝起来，用羊肠缝合线，把骨盆里的液体吸干。拿缝合线的管子，拿三管，真难缝合。让他身子保持暖和。怎样才能暖和？把那些砖快放在热水里浸一浸。

坏死症是一个狡猾的、难以捉摸的家伙。这一个还活着吗？还活着，从技术上来说，他还活着。给他施行静脉内盐液注射。或许他全身无数细胞还会记得，它们或许会记得灼热的盐海，它们的老家，它们的最初的粮食。带着一百万年的记忆，它们或许会记起别的潮流、别的海洋以及海洋和阳光如何孕育出生命。这或许会使他们抬起那纤细的倦怠的头，好好喝一顿，重新获得生命。这是可能的。

还有一个。再到收获的时候，他还会一面快乐地呼喊着一面在他的骡子旁边跑着吗？不行了，他永远不会再跑了。只有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什么呢？呵，他只能坐着看别的小伙子跑了。他心里会怎么想呢？会和你我想的一样。不要可怜他！——怜悯对他又有什么用处呢？怜悯只会缩小他牺牲的意义。他是为了保卫中国而作出这样的牺牲的。帮助他吧，把他从桌上抬下来，用你们的双臂把他抬起来。怎么他这样轻，就象一个孩子！是的，他是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

人体多么优美；它的各个部分长得多完善；它的动作多么准确，多么柔顺，骄傲而健壮！一旦受到摧残却变得多么可怕。生命的细小的火焰愈来愈微弱，最后摇曳一下就熄灭了。就象一支蜡烛一样，静静地、轻轻地熄灭了。它在临熄灭时发出抗议，然后就屈服了。它把要说的话说了，就永远静默下去。

还有吗？还有四个日本俘虏。把他们抬进来。在这样受着伤痛折磨的人当中，是敌人也不按敌人对待。把血污的军服剪开。把血止住，把他们放在其他伤员旁边。呵，他们就象兄弟一样！这些日本兵是职业刽，子手吗？不，他们是业余士兵。劳动者的手，他们是穿着军服的劳动者。

没有了。现在是早上六点钟。天呵，这屋子多冷呵。把门打开，在远方深蓝色的山顶上，东方呈现了一线淡淡的曙光。再过一个钟头太阳就会出来，上床睡吧。

可是睡不着。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百万劳动人民从日本来屠杀和残害百万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日本劳动人民要攻击他们的兄弟劳动人民，使他们不得不起来自卫呢？日本劳动者会从中国人的死上得到好处吗？不会，他们怎么能得到好处呢？那么请问，究竟谁会从中得到好处？派这些日本劳动人民来干这杀人勾当究竟该由谁负责？谁会从中得到？这些日本劳动人民究竟如何被派来攻打和他们同样受苦受难的兄弟的中国劳动人民呢？

少数富人，一个很小的阶级，叫一百万穷人来攻打并企图消灭另外一百万和他们一样穷的人，使这些富人可以变得更富，这可能吗？不可思议！他们是怎么说服那些穷人到中国来的？告诉他们真象吗？没有，如果他们知道真象，他们是决不会来的。他们敢告诉这些劳动人民说富人们想要的只是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更高的利润吗？不敢。他们说这场残酷的战争是“民族的命运”，为了“天皇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光荣”，为了他们的“天皇和祖国”。

胡说，完全是胡说八道！

正象其他罪犯行为（例如谋杀）的罪犯一样，这种罪恶的侵略战争的罪犯必须到那些大概会从这些罪行中图利的人们当中去找。日本的八千万劳动人民，贫穷农民和失业的产业工人会从战争中得到好处吗？在整个侵略战争史中，从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到英国占领印度，到意大利夺取阿比西尼亚，有过“战胜国”的劳动人民从战争中得到好处的事例吗？没有，他们从未从这些战争中得到过好处。

日本的劳动人民就是从本国的自然资源，本国的金矿、银矿、铁矿、煤矿和石油中也得不到好处。多年以来这些自然财富已经不属于他们了，而属于有钱人，属于统治阶级。千百万在这些矿上劳动的人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怎么有可能从对中国的金、银、铁、煤和石油的武装掠夺中得到好处？这一国的有钱的统治者只可能把另一国的财富占为己有，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不是一贯这样做的吗？

无可否认的结论只能是，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这种授权进行的疯狂行为中，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有可能得到利益。应受到控告的是穿着神圣外衣的刽子手，是打着“国家”招牌的统治阶级。◆◆◆◆◆

一切侵略战争，夺取殖民地的战争，只不过是一种大买卖，不是吗？是的，应该说是这样，尽管这种国际罪行的制造者用种种动听的言词和迷惑人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真正的目的。他们制造战争只不过是用屠杀来占领市场，用掠夺手段来取得原料。他们发现抢劫比交换更合算，屠杀比收买容易。这就是一切战争的奥妙所在。利润、交易，利润就是血腥的金钱。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贪得无厌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他的名字就是“利润”。资本总是要求利润的，就象瘟神要求不断死人一样，会不择一切手段，那怕是屠杀千百万人民，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在军队的后面是军阀，而军阀后面是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的罪犯。

这些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是不是额上有一个记号，一看就能认出是罪犯，好让人们避开或受人谴责呢？不，相反，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士。他们受到尊敬。他们互称“先生”，也受到别人这样的称呼。“先生”？这简直是对这个字眼莫大的讽刺！他们都是国家栋梁、教会和社会的支柱。他们从大量的财富中拿出一点工钱来维持私人的公共的慈善事业；他们捐献某些机构的基金。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又和蔼又亲切的。他们遵守法律，因为这是他们的法律，是维护他们财产的法律。可是有一个特别，可以让你识别这些先生们，那就是，只要他们的利润有降低的危险，他们的兽性就会勃然发作，他们会变的象野蛮人那样残暴，象疯子一样凶残，象刽子手一样冷酷无情。如果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这种人就必须消灭，

只要他们还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社会制度必须推翻。

伤口就是这些人一手造成的。

他学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帮助了他，使他能站在真理的高阶上观察战争。因此，他的这篇杂文——我们且这样称呼它——在若干年以后仍然不乏魅力。尤其是医务界的人士，读着它更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也许因为文章的作者也是个医生，而他是第一次用医生们熟悉的语言来剖析法西断战争的缘故吧？

指出了战争一方的非正义性，另一方的人民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同侵略者斗争就不言而喻了。应当感谢白求恩，他为我们赢得了朋友。在他这篇文章在美国出版的《今日中国杂志上发表后，西方的许多读者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为什么得到全民族的拥护。

群众心上的医院

因为人民知道自己是在正义的一方，所以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事迹层出不穷。在前线已经工作半年的白求恩耳闻目睹了这一切。他是永远忘不了的。

十二月六日，在返回杨家庄后方医院一所的路上，他与同行的同志又谈起他第一次来杨家庄的情况。

他是在军区听到一所搬迁情况的。一所由人烟稀少的招提寺搬到杨家庄后，由于和群众住在一起，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原先一所人员缺少的问题，到杨家庄后也得到了解决。杨家庄虽然是一个二百户人家的小山村，但它却承担了三百多名伤员的安置任务，而且一般的护理工作，基本上是由老乡们来完成的。这么一个小山村，怎么能够安置这么多的伤员呢？当白求恩亲自访问了那些安置伤员的人家以后，他的疑问顿时消失了。

一进杨家庄，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沿街的墙上，写满了抗战的标浯；拐弯的墙角上，钉着“手术室由此往东”，“内科由此往西”等指示路标；脚下的新土，说明路是经过几番修补而垫平加宽的；小河夹岸的树上，还挂着新洗的敷料。这一切，给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整个村子很象一所管理得当的医院。

他随村干部向一个大“病房”走去，那是一位老乡家。老乡睡觉的土炕被切割成一排单一的病床，房梁上垂着伤员练习臂力的绳子，病床旁立着散发新木清香的输液吊杆，横贯房间的铁丝上，晾着伤员的洗脸毛巾……不用说，这个家庭是一个象样的病房。

他还看到了众多的、不穿白衣的医务人员，那是些普通的山乡妇女。她们在为伤员洗头和擦洗伤口。她们的从容不迫的举止，敏捷熟练的动作，显示出她们是一批完全能够胜任工作的护士。

杨家庄，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这里，村庄就是医院，群众的家就是病房，群众就是护士。小小的杨家庄使白求恩看到了一所新型的更符合人民战争的实际的医院，这才是名符其实的“模范医院”！◆◆◆◆◆

现在，白求恩的心情和他二十几年前在大学读书时的一种感受很相似。在课堂上，教师指着用红蓝两色标线的解剖图谱，讲述神经、血管的走行分布，白求恩自己认为已经获得了深刻印象。可是，只有当他走进试验室，亲自做过剥离之后，他才喊出：“啊，原来它竟是这样的呀！”也只有当他在手术中亲自触摸过这些血管神经，并且了解到伤员的具体情况之后，他才会提出具体的合理的手术方案来。广灵伏击战和“模范医院”的建设，对于他不也是游击战争的实践吗？

白求恩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在路上，他和游副部长议论着，怎样把松岩口模范医院的经验和杨家庄这个新的模范医院的特点结合起来，把军区卫生建设再向前推进一步。

当白求恩一行来到杨家庄村口时，一种新的景象又使他惊呆了：街上，满是来来往往的行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扛着风箱，有的抬着大锅，有的人赶着驮着柴粮的毛驴，急急忙忙向河西走去。再仔细看，人群里还夹杂着医院的医生、护士，连轻伤员都出来了，他们也是肩挑手提，忙个不停。

“莫非敌人要来了，群众要转移？”白求恩纳闷地想；“可是人们为什么又都高高兴兴的呢？再说，从三五九旅离开时，根本没有听说这方面的消息呀！”

“这是怎么回事？”白求恩问游副部长。

游副部长摇摇头说：“搞不清楚。”

眼尖的翻译在人群里发现了医院的政委，便大声吆喝：“政委同志！”

政委脸上挂着汗珠，一见白求恩和游副部长，一边敬礼一边说：“你们回来啦？”

白求恩和游副部长没顾上寒暄，一齐发问：“群众为什么转移？”

政委望着人群，笑嘻嘻地说：“是搬家呢！群众看咱们伤员住的分散，就和咱们商量要把伤员集中到河东去，把河东的人家搬到河西。考虑这事会给老乡们带来不少麻烦，我们说啥也不同意。谁知群众却自己动手了。”

游副部长感动地说：“群众这样支援我们，我们只有多做工作才能报答他们。”

听着游副部长和政委的一问一答，看着眼前匆忙来去的群众，白求恩全身觉得热乎乎的。他把马缰交给身旁的警卫员，和游副部长一起，加入了那个忙碌的搬迁行列。

当天夜里，他迫不及待地写信向他的一位老朋友报告他兴奋的心情：

在连绵起伏的深山里，群众自己动手办起了另一所“模范医院”，而且做了符合实际的更新。这使我兴奋得都不知该怎么向你转达我的心情。毛泽东同志是那样信赖他的人民，我现在更加相信，胜利一定属于他和他们。

第二天，起床号刚刚响过，他把一份修改后的特种外科医院组织方案交给了游副部长。他对游副部长说：“群众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医院的组织方法必须加以改善，否则，我们就落在他们的后边了。”

按照白求恩的意见，医院要和当地的干部共同成立一个联合领导机构，共同负责医院的各方面工作，解决各项重大问题，定期检查医院工作情况，把医院工作同地方工作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项重大的组织改革。游副部长十分认真地听白求恩解释这个方案的细节。白求恩强调这个新方案的意义：“没有群众参加管理工作，将是一项重大的损失。群众参加医院管理，这就是告诉群众：八路军是人民群众的武装，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会更加爱护和乐于帮助这支军队。现在群众已经走到我们前面了，我们应当赶快跟上去。”

游副部长拿着一支铅笔在手里摆弄着，仔细地推敲白求恩的建议。等白求恩说完，游副部长接着说：“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让医生、护士、伤员也都参加到这个领导机构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白求恩对这个补充连连叫好：“对，对，我完全同意你的补充。没有伤员、医生和护士，医院是不能存在的。忽视了他们，便不能得到及时的批评帮助。正如毛主席说过的那样，我们要常常检讨工作，改进工作。假如不这样，就是不懂辩证法，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迅速地点着，继续说：“在写这个方案时，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不仅要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我们让群众参加医院管理，还可以培养干部，将来胜利了，我们可以把他们派往广大农村、城市，我们可以凭借这些宝贵的人才，建立我们自己的医疗卫生队伍。”◆◆◆◆◆

游副部长会意地向他笑着说：“好啊，白求恩同志，我们是要想得远一些，想得宽一些，想到全局，想到胜利后的工作。”

“是啊，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肯定无疑的。可是在我的家乡，在我青年时代工作过的西方，却……”

白求恩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张世界地图前，出神地端详着，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怎么了？”游副部长问。

白求恩把视线从地图上移开，感慨地说：“说真的，我从内心里羡慕你们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我一边学习他的著作一边起草这个方案时，我想起了另一个医疗改革计划。”

“是那个群众享受免费医疗的方案吗?”

“嗯。当时我太幼稚了……”

回忆那件事是痛苦的。当年，他毫无顾忌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金钱万能的信条宣战，在蒙特利尔提出了社会医疗化的方案，号召把医疗的权力还给人民。可是结果呢？在一片嘲笑声中，他的方案被否定了，而且招来了旷日持久的攻击。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里，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生命有谁去关心呢？

白求恩从回忆中抬起头来，苦笑着说：“开始，我还不懂得社会制度和医疗工作是怎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后来我参加了工人们的斗争，才发现那些想法，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而已！”

游副部长一边看着那张地图，一边意味深长地说：“是啊，离开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对旧的社会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总有那么一天，一切权力都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医疗也不会例外。”

白求恩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我完全相信会有这一天。我追求了几十年的群众免费医疗制度，在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为什么实现不了？而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却看到了它的轮廓？原因就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抗日战争、人民革命，为医疗事业的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离开了这种革命，只想对社会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即使不是欺骗群众，也是愚弄自己！”

…………

军区领导很快批准了白求恩提出的医院管理新方案，卫生部提议学习红军士兵委员会的经验，把这个群众参加的领导机构命名为“院务委员会”，并建议白求恩再起草一个章程，使这个机构制度化。白求恩一口答应下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这是白求恩在以后经常提起的一天。这天晚上，“院务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吃过晚饭，人们互相招呼着赶来了。老村长和医院年青的政治委员，肩靠肩，边走边说地来了；村武委会主任和医院院长前脚后脚相随着来了；村妇救会主任拿着军鞋，医院护士长捋着一捆绷带说笑着来了……

望着这些意气风发的同志，白求恩的眼前出现了无数动人心弦的场面：渥太华反对输送钢铁给日本的游行队伍；马德里前线搬运弹药的妇女；来延安路上那些赶马车的人；松岩口那些帮助建立模范医院的群众。从西方到东方，哪里的人民在法西斯的侵略面前不奋起战斗？哪里的人民没有和敌人决一死战的气概？可是，为什么一些地方的斗争浪潮很快低落下去了？而为什么这里的斗争却越来越澎湃汹涌？他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有共产党，我们有毛主席！”是啊！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斗争，同党、同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啊!虽然毛泽东主席没有到过这里，可是党的路线却使人民的革命热情永不衰败，永远燃烧着炽烈的火焰。

代表们到齐了。游副部长站起来，宣布会议开始。第一项是通过“院务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医院的代表和村子里的代表都是事先在群众中酝酿好的，政委和村长一宣布，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然后是白求恩讲话。

白求恩理了理军帽，又整了整上衣，这个习惯动作说明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同志们，过去关于医院工作我讲的多，今后，大家都来出主意吧。毛泽东主席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和创造能力，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我钦佩毛泽东主席，我钦佩伟大的中国人民。我相信，有同志们参加医院管理，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条战线上的敌人是法西斯，另一条战线上的敌人是法西斯制造的创伤，我们一定能打垮这两个方面的敌人。”◆◆◆◆◆

游副部长主持大家讨论了白求恩起草的医院章程。委员们逐字逐句地议论着。白求恩耐心地解答大家的提问。他再一次为同志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他看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医院已经诞生，它和人民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心上的医院。病房的用具是群众供给的，伤员的铺草是群众打来的，看护伤员，洗涤绷带，站岗放哨，无一不由群众和军队共同完成。虽然它还简陋，但它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会逐步完善起来。虽然它刚刚诞生，但有着无比充沛的生命力。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还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们前进呢？

会议就要结束了，白求恩拉了翻译一把，说：“起个头，咱们唱个歌吧。”

在这皓月当空的深夜，山村里响起了一支用不同音调、不同语言组成的合唱：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群众是我们的血库”

院务委员会的建立，不但为医院带来了一片蓬勃的新气象，也丰富了杨家庄人民热火朝天的战斗生活。正是隆冬季节，杨家庄哪里还有“冬闲”的样子？赶着牲口上山的吆喝声，广场上练兵的喊杀声，此起彼伏；积肥的、采石的，到处是忙碌的身影。部队的同志按着院务委员会的安排，帮助群众生产、练兵、学习和看病治疗。军队和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鼓舞，使杨家庄的抗日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共同信念下，人民群众彻底动员起来。部队的卫生工作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使军队和人民溶为一体了。

看到这种场面，白求恩不由得阵阵兴奋。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深深地感动着他。他深知，这种饱满的热情，来自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来自党对人民的动员和人民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在院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白求恩向董翻译提出了一个考虑很久的要求：

“以后请你每天给我讲一讲关于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群众工作的情况好不好？特别是毛主席的著作、讲话，一定要及时地传达给我，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我太需要了。”

翻译坚决地回答：“我一定做好。”

和白求恩朝夕相处的董越千同志，对于白求恩是很熟悉的。他知道白求恩对于物质生活毫不在意，但是，对于革命真理的追求，却永无满足。白求恩除了经常阅读那本《马克思主义手册》外，还经常让他译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白求恩每次会见领导同志时，总要仔细地询问世界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及其发展前途。他身边只有一份军区机关报《抗敌三日刊》，由于战斗频繁，常常不能按时收到。因此，凡是从前线或军区来了人，他都要抽出时间去和他们谈谈。白求恩每到一地，都要深入群众进行社会调查。他的身边经常有来访者，可是这些来访者在离开他的时候，往往都成了被访问者。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关于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群众工作的情况，甚至于医院驻地的历史他也要问个明白。周围的同志经常说他不仅是个医生，而且是个“记者”，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对人们说：“我虽然是个医生，可是，我不能做一个不知道政治的手术匠啊！”一边说着，一边还晃着手里的笔记本：“其实，那有一个医生能够离开政治呢？”想到这些，年青的董翻译决心尽力满足白求恩提出的要求。

白求恩担心他不了解自己的心情，还继续说：“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只是从书籍和报纸上认识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等我到了边区之后，特别是参加了一段工作之后，我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比我知道的要伟大得多，我对中国人民了解得太少了，希望你帮助我补上这一课。”

从那时起，他们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学习时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在一个落雪的深夜，他们刚刚读完新近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忽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小何一跃而起，冲出去开门。随着一股寒风袭来，一位医生气喘吁吁地站在面前。

“白大夫，一名才送来的伤员股动脉出血了。”

“啊！”白求恩和翻译都惊叫起来，他们知道，在这个部位出血，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死亡。他们拔腿向手术室跑去。◆◆◆◆◆

手术室里，那个伤员面色苍白，气息奄奄，鲜血继续从伤口溢出。刚来杨家庄不久的叶青山部长正在那里组织抢救。

白求恩迅速为伤员作了初步止血，又迅速检查了伤员的全身情况：伤员的脉搏细弱，血压已经听不到了，这说明如果不进行离断手术，伤员必然因为失血而死亡。如果立即进行手术呢？伤员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四克，经不住这样大的手术。血，成了挽救这个伤员生命的关键！

“准备输血！”白求恩简短地指示说。

医生在伤员耳垂上取了一滴血，试验结果，伤员是“B”型血。

几个已经挽起袖子的医生、护士，失望地把胳膊放下了。叶部长分开大家，走上前说：“输我的吧，我是B型血。”

白求恩不同意，说：“你刚输过血，连续输血，会影响你的健康的。”

在场的几个医生、护士的血型都和伤员的不一致。政委建议立即再找另外的同志来，白求恩拒绝了，说：“来不及了。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抽我的！”

抽白求恩的血，这怎么行呢！叶部长劝阻他说：“你年纪大，身体弱，工作又繁重，你不能献血！”

白求恩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要耽延时间了，救伤员要紧。前方的战士为国家为民族可以献出生命，我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拿出一点血来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说完，白求恩分开大家，径直走向另一张手术台。在伤员旁边躺下，对拿着三通注射器的医生说：“来，开始吧！”

医生犹豫地看着部长、政委。白求恩着急了，抖动着胡须，严肃地说：“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还能说什么呢？医生拿着镊子，夹起一块碘酒棉球攘了擦白求恩的肘部，然后把三通注射器的一端插在白求恩的肘部，把另一端插在伤员的血管里。随着针栓的移动，殷红的鲜血从三通管里缓缓流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三百毫升鲜血，徐徐流进了八路军战士的血管里。

为同志输血，在我们这支革命的队伍里本来是常有的事情。可是，当人们看着血液从白求恩这样一位老同志身上流到那个年青的战士身上时，人们心里禁不住一阵阵热浪冲击，人们屏住呼吸，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三通注射器针栓的移动……

手术室外，挤满了闻迅赶来的群众。他们看着这情景，一双双眼睛湿润了。、

血，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崇高、庄严的名称。血是和生命相伴随的。血是生命，生命是血。今天，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输给八路军战士，是在把生命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啊！

血，在人们的心目中，又是忠诚、纯洁的象征。历史上有多少关于血的动人故事啊！英雄们用自己的血表示和敌人奋战到底的决心，用自己的血表示革命战友间的深情厚谊。今天，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献给了八路军的战士，这又是何等纯洁无私的国际主义情谊！

躺在手术台上的白求恩，此时却是十分坦然。对于他，献出几百毫升鲜血，又有什么值得提起呢？如果需要，就是献出生命，他也会在所不惜。等医生放下针管，他立即坐起来，走到伤员身旁。他用手按着伤员细弱的脉搏，眼睛注视着伤员的脸色：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伤员的脸上泛起了微微红晕，血压计的水银柱渐渐上升……

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迹象啊!它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的鲜血，流遍了八路军战士的全身，使他重新获得了生命。

白求恩转身系上了围裙，命令说：“手术。”

叶部长又拦住他，坚持要他休息。医生们也诚恳地表示，他们一定能完成手术任务。白求恩笑了起来，他耸耸肩膀反问大家：“你们能想象一个同志在自己战友生命垂危时刻转身走开吗？我们的部长献血后不是还在坚持工作吗？还有医生、翻译，他们在献血后不都曾经继续工作过十几个小时吗？”

他还是留下了，做完了手术。伤员得救了，手术室内外响起了轻松的谈话声。白求恩随着担架走出手术室，挤在门口的人们把亮晶晶的眼睛一下转向白求恩。

人群里，一位六十开外的老汉再也忍不住了。他走上前去，一把抓住白求恩的胳膊，颤抖着声音说：

“白大夫，我全看见了，你把心都交给我们了。我有句心里话得跟你说说：我老了，上前线，咱们八路军说不行了。可我还有一身子血肉，不能白白地活着。这以后，要血，就抽我的；要皮，就从我身上割。往后可别再要你们的啦！”◆◆◆◆◆

“对！以后就抽我们的吧!”

“抽我的！”

“算上我一个！”

老人的话音一落，聚集在手术室前的群众中立即响起一片恳切的喊声。

白求恩深情地望着这个老汉，望着他背后那些热情的群众。他对他们说些什么好呢？他想称赞他们，可是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美好的词句；他想抒发内心的敬意，可又不知该从何谈起。他只好默默地体会这种崇高的感情，用他的整个身心去体会这种崇高的感情所包含的巨大力量。

老汉继续坚持他的要求，非要白求恩当场表态不可。白求恩为难地说：

“谢谢你，老人的血是不能献的。”

老人立即反问白求恩说：

“你呢？你不也是五十岁的人吗？可你为什么能献血？白大夫，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家吧！我老伴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儿子被他们抓走了，儿媳跳了井，我身边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子。没有八路军，我们爷儿俩也剩不下啊!白大夫，你答应我吧！”

老人朴素真挚的话语，说出了边区人民在心底蕴藏已久的深情。白求恩猛地拉住老人的手，又一下子抱住了老人的肩头，感慨万千地说：“老人家，我能理解你的感情，我完全理解……”。

在边区的日子里，白求恩何止一次遇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在日记里，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了他们；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白求恩给伤员输血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一连几天，杨家庄的群众，后方医院的医生护士，纷纷拥到院务委员会来要求献血，连伤员们也相互搀扶着来了，把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院务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来研究一个统筹解决的办法。

这天主持院务委员会会议的是老村长。人们刚坐下，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咱们得想个长远的办法。要输血的伤员这么多，光从同志们身上抽行吗？连咱们白大夫都献了血，这怎么行？打以后咱们排排队，下一次抽我的，往后……”他指了一下参加会议的武委会和妇救会主任们说：“抽他们的，再往后抽骨干分子的。”

这个建议使大家很受启发。最近平绥战场上下来的伤员需要输血的比较多，如果事先化验好血型，需要时就可以随时取用。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接受了老村长的建议，决定先把医院的工作人员组织起来，然后再考虑群众的献血问题。并认为应当动员一下，讲清输血的科学原理。

老村长不以为然：“还要动员吗？大伙听说白求恩同志献了血，早就憋着劲啦！”

白求恩不同意老村长的说法：“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还是要向群众讲清道理。其实输血并不神秘，土里没有种子，长不出小米；身上没有血液，生命就会发生危险。伤员的身体失去大量的血液，只有补给他们才能维持生命。从一个健康人身上抽点血，对于身体不会有妨碍。因为健康人的造血机能完善，很快自己就会补上。我们用自己的血救活一个战士，胜于消灭十个敌人。”

讨论结果，院务委员会决定先由老村长向群众作一次动员，然后自愿报名参加。对于献血的人，每人发给一百个鸡蛋、一斤红糖，作营养补助。人民战争中的另一个创举——“志愿输血队”，就这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产生了。

动员大会还没有召开，报名献血的人就行动起来了。开会那天，老村长刚说了开会的目的，几个小伙子就跳上台，伸出胳膊要求验血；那些稳健的老人也沉不住气了，一个个直朝台上挤；那些医务人员则利用他们工作的便利，把已经验好血型的人的名单当众宣布了。就这样，动员大会开成了成立大会，“志愿输血队”当场成立了。这个输血队有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自然也包括白求恩；还有杨家庄的绝大多数男女青年。那些老年人经过大家举手表决，“被迫”当了候补队员。人们为“输血队员”的光荣称号而自豪。他们把红布黑字的血型标志别在胸前，有的还带着布条特意到要好的亲戚邻居家去串门。望着这喜气洋洋的人群，白求恩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飘动的红布条，也得意地笑了。是啊，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献血，谁能不感到自豪呢！

血源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这是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第一个“志愿输血队”。在西班牙，白求恩曾经第一个把血液送到前线，但是，那时输血要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昂贵的储血设备，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敌人的炮火封锁……。从一六六七年人类第一次输血开始，多少人在探索科学的输血方法，可是，整整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人们才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场上，看到了这项工作的光明前景。

白求恩感慨地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血库，这在外科医学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西班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办法。毛主席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这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啊！我钦佩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也钦佩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组织动员工作。”◆◆◆◆◆

一个八路军医生的成长

还是在十二月八日，白求恩给聂司令员写信报告了广灵伏击战中伤员伤情分析之后，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医疗队，此次紧跟在部队后面进行急救医疗工作所获得的成绩，充分表明这种工作方法的正确性。

……一个革命医生坐在家里等着病人来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应该跑到病人那里去，而且愈早愈好。每一个旅都应该有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归自己调动的流动医疗队，它是前方部队的急救站和后方医院的桥梁。

为了把这个新的经验加以推广，接着，他建议：最好把各部队团以下的卫生工作人员和医生集中到后方来，开一个速成训练班。

白求恩的建议得到军区领导的赞同。随着医院院务委员会的建立，各项工作的就绪，办速成班的事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速成班被命名为“特种外科实习周”。

“特种外科”这个名称，按白求恩的想法，是指游击战争中火线救护时一些特定的战伤的诊断治疗。为了便于培养医务工作干部，军区后方医院一所集中收容这种属于特种外科的伤员，一所也就改称为“特种外科医院”。后来，院务委员会成立，依靠群众来建设和管理医院，把医院建立在群众之中，这就又赋予“特种外科医院”以新的含义，“特种外科医院”的名字也就越叫越响了。

“实习周”原准备抽调团以下医疗单位的卫生工作人员来参加，后来扩大到也吸收一部分各分区、各旅卫生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三五九旅派来参加“实习周”的是卫生部政委兼医务主任潘世征同志，他就是一个多月前白求恩曾经对之“表示愤怒”的那个人。

那是十一月二十日的事。那天，白求恩在病房检查伤员时，发现一名上肢负伤的伤员由于处理不当，没有及时上夹板，右臂已经变形，一块犬牙状的长骨露在外面，骨端断口发黑，伤口散发着糜烂的恶臭。

白求恩十分生气地质问：“这是谁干的事？”

问了一声，没人回答；又问了第二声，潘主任上前回答说是他干的。

“是你？”白求恩既惊奇又恼火。一个旅的医务主任干出这种事来，显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白求恩严厉地批评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上夹板？你知道你面前躺着的是什么人？这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精锐，是我们亲爱的同志。你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站在一旁旅卫生部的顾部长想解释一下，潘主任制止了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伤员的右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锯掉了。直到晚上，白求恩还在生气，说：“我要报告旅长，假使一个连长丢了一挺机关枪，不用说是要挨批评的。枪还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可是失掉了一个战士的臂膀，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这件事使白求恩对潘主任产生了一个坏印象。白求恩认为他是一个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干部，实习周是不能接收这样的干部来学习的。因此，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实习周开始的这天中午，白求恩一见来报到的学员里有潘主任，便惊奇地说了一句：“你？你怎么也来啦？”没容得潘主任说话，白求恩就毫不客气地说：“请你回去告诉旅长同志，我认为他派你来参加实习周是错误的，我不能接收你这样的学生。”

潘主任没想到白求恩记他的帐，所以他想不通：“为什么不接受我呢？是因为我的技术基础不好吗？不会，白求恩对于技术不好的同志从来都是热情帮助的。是因为自己的工作不好吗？也不会。这些年来，自己因为爱护伤员还立过功，评过模。白大夫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伤员看得比自己还重，他不会不欢迎我的。”

白求恩还就是不欢迎他。这天晚饭后，参加实习周的同志被召集到院务委员会开动员会。潘主任跟在大家后边，最后一个走进会场，听白求恩作动员。

动员会由老村长主持。他讲了几句开场自以后，白求恩站起来动员说：

“这次实习周采取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实习周分为卫生员、护士、军医三组，三个组的同志每天轮换。对于你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呢？这是因为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历史上剥削阶级的任何军队都不同。在剥削阶级的军队里，对一个军医要求的只是技术。但是，对于我们这支军队来说，会打枪的人是不是就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八路军的战士呢？不一定。同样，一个掌握了技术的人也不一定称得起八路军的军医，我们的军医还得具备一个重要条件，成为马克思说过的那种人民的公仆。所以，要请你们做卫生员的工作，学会照料我们的伤员。◆◆◆◆◆ “实行这种训练办法还在于许多同志都是领导干部，请你们抬担架、洗器械，给伤员喂饭、换药，是为了使你们知道你的下级每天都做些什么，只有知道他们做些什么，你才有资格指导他怎么做。”

动员一结束，学员们被编成了三个大组。白求恩果然没有算潘主任的数。不过还好，一位同志因病请假了，在大家建议下，潘主任冒名顶替参加了卫生员组。因为灯光暗，人又杂，白求恩当晚也没发现。

紧张的实习开始了，潘主任负责四号病房。他一会儿给伤员打针服药，一会儿清整病房，伤员们怎么也认不出，这个热情勤快的卫生员会是旅卫生部的政委兼医务主任。

中午，白求恩带着医生组的同志们来检查病房，看到这个整洁舒适的环境，听着伤员们的一致称赞，他很满意。恰巧，潘主任提着便盆进来了，白求恩一见，奇怪地问：“你没回去？”

在一旁的叶青山部长忙解释说：“我要他留下来试试。”

白求恩点点头，又问：“这病房是你管的？”

潘主任答道：“是我。有什么不好的吗？”

白求恩满意地说：“很好！”

下午，白求恩又特地到潘主任负责的病房去了一趟。潘主任正帮助一个伤员练习功能恢复。伤员拖着僵硬的腿，伏在潘主任的肩头，艰难地行走。虽然是严冬，两个人的头上都冒着热气，看到这些，白求恩拉了翻译一把，转身走了。

晚间，全体学员集合，听白求恩讲颅脑手术。白求恩把病变定位、手术步骤、注意事项，一一讲完后，又把一张局部解剖图挂在黑板上，让大家临摹下来。在学员们画图的时候，他特意来到潘主任身旁。潘主任的笔记详细记下了讲课内容，清晰地画出了复杂的标图。看着这份笔记，白求恩不由地暗暗说了个“好”字。

第二天，各组学员轮换了，潘主任参加了医生组的实习，跟着白求恩来到手术室。手术台上躺着一位兵工厂的同志，他在进行试验时把手炸伤了，需要做切除。白求恩给他消过毒，指着他的手问大家：“这个伤员的切除位置应当确定在那里?”

一位同志认为应当从贴近手掌的关节部位切开，因为他的五个指头都已经负了伤。

白求恩没有表态，转身回视大家。有人表示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白求恩看了潘主任一眼，潘主任正在专心思考，没有发言。白求恩喊道：“潘主任，请你回答。”

潘主任抬起头来，果断地说：“我不同意这样的切除法。如果这样，伤员的一只手等于废了。他的食指上有两节还没炸坏，我认为应当保留下来，将来也许有用。”

白求恩认真地听着潘主任的分析，待他说完，立刻肯定说：“这个方案非常好。我们不但应当想到伤员的今天，还要想到伤员的明天，将来装上假指，伤员留下的两个指节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手术由潘主任向大家示范，我当助手。”

这却是潘主任没想到的。他镇静了片刻，接过手术刀，在十几双眼睛注视下开始了手术。不要看潘主任满手老茧，做起手术来，他的动作就象姑娘绣花一样，灵巧极了，连那些过去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也都以新奇的目光看着他。

白求恩越发疑惑了。这样一个热爱伤员、精通技术的同志，怎么会犯那种错误呢？他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也不是一个不懂装懂的人。可是两个月前的那件事是他亲眼看到的呀！难道这两个月里他进步这样大？

“不是，这两个月里他是有进步，但是他过去就是一位比较好的卫生干部。”董翻译看出白求恩的疑问，在从手术室返回时，向白求恩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特别讲述了那次事故的真情：“那个伤员并不是潘主任处理的，你见到他的时候，伤员刚从前线抬下来。”

“他为什么不申辩呢？如果讲清了，我不会对他那么不客气的。”

“他认为你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而是对整个旅的卫生工作。他是医务主任，是卫生部的政委，自然应当负起责任来。你没见王旅长也很重视你的批评吗？他为什么要陪你一夜，看你手术呢？就是想多听听你的意见，借你的批评，对全旅卫生工作进行一番整顿。卫生部领导也有这个想法，事后，潘主任追查了这件事，对那个团里的卫生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自己又到旅长那里作了深刻检讨。”

白求恩又感动，又后悔，不知说什么好。

翻译接着说：“你还不了解他，讲起他的经历，你大概很难相信那是他的过去。”

潘主任一家祖孙几代人都是当长工的。在旧社会里，穷人家的孩子还不如地主家的一条狗，为了抵债，他八岁那年就到地主家干活。按说正是上学的时候，可他得一天到晚光着脚在外边跑。夏天身子晒脱了皮，冬天脚上冻起了疮，就这样还得挨打挨饿。十三岁那年，他实在忍不住了，把放牛鞭子一扔，从地主家偷偷地跑到山里参加了红军。先是当勤务员，首长们每天教他认几个字，慢慢能写自己的名字了，党组织又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当卫生员。在那里，和那些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起学文化。这以后，他逐渐学会些技术，当上了军医。他有革命热情，又肯吃苦。当医生时，为了背拉丁文单字，油灯烧了他的头发他都不知道。有一次，他为一个多发性脑外伤的伤员做手术没有成功，难过得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封锁线，去向一位老医生请教，回来以后，二话没说又上了手术台，终于为这个伤员做好了手术。他那点技术全是在工作中跟着老同志这样一点一滴地学会的。……

自从来到八路军以后，白求恩时常听到人们把八路军比做学校，把人民战争比做学校。今天，潘主任的成长再次向他证明，事实确是这样。在八路军里，有多少象潘主任这样的同志啊！在他们当中，潘主任并不一定是最典型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向人们证明：八路军的干部就是这样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摔打锻炼出来的！

听完翻译对潘主任事迹的讲述，白求恩想了很久，很久。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技术一下子教给同志们，对潘主任更是充满了感情。

他手把手地教潘主任做手术，耐心地帮助他整理手术图谱，一遍又一遍地给他讲解那些高、难、深的理论……

实习周结束的头一天晚上，潘主任又被白求恩请去了。白求恩交给他一封信，是写给王震旅长的。大意是：过去，我对中国缺乏了解，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惊人奇迹，我知道的太少了。通过潘主任这件事，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伟大内容。

第二天，朝霞为银装素裹的群山又染上了层层绯红。学员们迎着初升的太阳，奔向了各个战场。望着他们，白求恩看到人民战争中培养起来的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此时，他的心头回响着一个伟大的声音：“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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