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友谊之歌
发布日期:2011年04月28日
第六章  友谊之歌
 
我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你们……”
 
    白求恩终于作出决定:回加拿大和美国去!
    这是他酝酿已久的计划。他要回西方去,并非是因为他思念那相违两年的咖啡、嫩烤牛排、苹果派和冰激凌这些鲜美无比的食物,也不是因为他缺乏音乐、舞蹈、电影、书籍之类的精神享受,当然更不是竭望睡软绵绵的洁净的床单和女人。如他自己在信中写到的:“过去的生活曾经引诱过我,但是为了我的理想,那些日子就让他一去不复返吧!”
    他这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动机倒也简单:八路军迫切需要援助,八路军却得不到需要的援助!正因为如此,他一再电告国际援华组织,并向中国红十字会告急:这里连麻醉药也没有了,有十五个伤员是在无麻下施行的手术;缺乏防腐剂和敷料,以后才在保定搞到一些;冀中地区药剂供应困难,通过教会在平、津买药已不可能;橡皮膏用完了,没有弹性绷带和胶布可用了……
    多少次地告急都没有结果,他不禁愤慨地质问道:“然而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从中外得到更多的帮助啊?你想想吧!二十万军队,经常有二千五百名伤员住在医院里,在过去的一年中经过一千次以上的战斗,却只有五个中国毕业的医生,五十个中国的未受过训练的医生和一个外国人来傲这一切工作!”
    八路军为什么得不到外界的援助?有两件事是有代表性的。
    一天,白求恩接到军区通知说,一批由国际朋友募集援助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已经运到。白求恩和卫生部的几个同志高高兴兴地赶去领取,打开箱子一看,他们由欢喜变为失望,进而由失望变为愤怒了。箱子里哪还有器械、药品?一个个箱子里,都塞满了石块、烂纸。原来在通过蒋管区时,器械、药品全被国民党反动派劫取了。
    另一件事是荷尔女士的教堂被日寇烧掉了。这位新西兰传教士是上帝的忠实仆人,可白求恩巧妙地说服了她,使她相信帮助八路军惩处日本侵略者就是对人类的慈爱,是上帝本来的旨意。在白求恩的劝导下,荷尔女士出没于敌人占领下的京、津、保,仅在一九三八年冬天,就为我军购买了一万五千元的药品、器材,还帮助两个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进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这事被日寇知道了,他们没有抓到荷尔女士本人,便把她在河北省曲阳县的教堂烧掉了。
    这就是八路军得不到外界援助的原因——日寇的封锁加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被日寇三面包围的晋察冀本来就够困难了,国民党还要从后面来一刀。他们劫下的药品那里去了?答案不问自明:在重庆,靠“国际路线”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
    白求恩怎么能不气愤!八路军战斗在最前线,可有时候却连起码的麻醉药和胶布都没有!他不能坐视战士们在没有麻醉下的手术,他不能坐视骨折伤员在长途转移中连块固定折骨的胶布也使不上。战士的痛苦啮食着他的心,他不能无动于衷。
    他起初想到的办法是亲自去买药,这能救急。他和荷尔女士曾商量利用他们外籍身份化装到北京、天津去。北京和天津,那是龙潭虎穴哪!为了八路军,为了这些可爱的战士们,龙潭虎穴也得闯进去。他知道这行动的危险性,也知道领导同志一定不会批准他的行动计划,因此他一直对同志们保密。可是,机灵的翻译还是看出了苗头,他知道自己说服不了白求恩,便悄悄地把这件事报告了军区。就在白求恩起程要到平、津那天,聂司令员发来急电:因急务,请白求恩同志立即返回平山县蛟潭庄。
    蛟潭庄是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接到这个电报,白求恩又增添了新的忧虑:在这里的工作尚未结束,为什么催我回去?莫非是军区或者中央领导同志受了伤?
    不管怎么说,去买药的计划得暂且推迟了。他心急如火地赶到蛟潭庄时,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个大喜讯——晋察冀边区党代表大会召开了,大会邀请他列席!
    当边区党的负责人贺龙、聂荣臻、彭真同志将这邀请郑重通知他时,他高兴地不知说什么才好。好大会儿,他才想到应该汇报一下他在前线看到的情况:
    “我走了几个分区,看到那里士气旺盛、群众情绪高昂,胜利一定属于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属于英勇的八路军。”◆◆◆◆◆
    作为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而被邀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个边区的党代表大会,白求恩认为这是很大的荣誉。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又是在前线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更加表明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他莫大的信任。他当即要求军区领导同志代他发一电报,告诉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他们的代表在中国抗日前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代表大会。
    大会邀请白求恩讲话。他深为感动。在向大会汇报了加美援华医疗队的工作后,他极为诚恳地说:
    “……我必须重复,你们的战争是正义的,你们并不孤立,世界人民支持你们。反抗法西斯是我们共同的任务,我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今天我们支援你们,将来你们胜利了,会同样支援我们。我决心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战最后胜利。日本法西斯一天不赶出中国,我们一天不离开!”
    他刚刚走下讲台,聂荣臻同志请他去谈话。聂司令员告诉他,知道了他那个化装买药的计划。司令员既热情肯定了他的积极性,又指出他不该瞒着军区和卫生部的领导去“冒险”。不管困难到什么地步,总不能让他这样的一个同志去做这样的事。
    他不服气,辩解说:“这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我应当尽力而为。”
    聂司令员最后也没有同意。
    没办法,白求恩必须执行命令。买药的计划只好收起来了。但问题没有解决,药品依然缺乏,人员还是不足。怎么办呢?象过去一样办模范医院?这只能解决制度方面的问题;或是继续办类似“东征医疗队”这样的组织?也不行,这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向新的高度进军,他那种要求自己的工作“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的劲头,永不满足于以往成绩的品格,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显示得越充分。到了八月,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此地(晋察冀边区)有设立一所完善的医校的必要。
    一年前他不是提出过这件事吗?当时,因为师资、教材的不足,他自己也没再坚持下去。现在形势变化了:我们军队扩大了,我们的卫生队伍也扩大了,唯一的是资金缺乏,为此,他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
    在河北省,现有很多医科专门学校毕业生参加医疗工作,这些人可作为医校的中坚人材,借此可提高医疗教育的水准。可是没有书,没有解剖的尸体,没有组织学和病理学用的切片,没有细菌学的设置;纵然有些医师作教员,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学校建立起来,其所有设备需要二千元的经费,以后维持办校每月至少也需三千元。这样才能保持有学生二百名、工作人员一百名,与每人每月费用十元。另外,为便利教学起见,以其余数目不多的一千元,建立一个一百床位的小规模的医院。关于此点我很知道边区经济困难,应该努力向国外募捐些钱来,因此我已决定暂离此地到延安转赴美国,设法能每月有一千美金,为这个医学校之用。除了我亲自出去募款,再没有其他的合适的人或好的方法。因为我在边区工作十五个月之久了,了解真正需要的情形。
    他的建议“正当其时”。军区和卫生部的领导都看到了这个形势,并且在七月中旬即开始抽调干部了。至于费用,白求恩回国募捐也是一条来路。更何况当时英美正在酝酿以牺牲中国为条件换取与日帝妥协的阴谋。白求恩的回国有助于向英、美人民说明真象。军区领导批准了他的计划。
白求恩立即开始着手做回国前的准备工作。
 
高贵的礼物
 
    他要准备的不是个人的行装,那是很次要的,他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第一件事便是完成他的新著《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书稿已经写好,要和郎林一起把这本书译成中文。
    这是他在晋察冀边区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写下的第二十几种著作了。在此之前,他先后开办过模范医院、特种外科实习周,举办过专题讲座、巡回讲座,进行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现场实地参观、表演。为了配合这些教学活动,他编著了《战地救护须知》、《战伤治疗技术》、《初步疗伤》、《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消毒十三步》等医疗卫生教材,培养了相当一批能独立工作的医务工作干部。但是,白求恩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只是把自己过去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拿出来还不够,还要根据斗争的实际总结新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介绍到部队和边区卫生工作人员中去。在边区党代会召开前夕,白求恩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材料,可是怎样编写呢?他感到心中还缺少底数。◆◆◆◆◆    参加边区党代会为他创造了条件。党代会上,他听边区负责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听了各部队、地区代表的发言,了解了他们的希望和要求;他和卫生部门的代表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明确了部队卫生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参加过山区游击战,而且还在冀中平原工作过四个月,取得了不同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因此,从冀中到冀西山区的当天,白求恩便拟定了编写的纲目和书名:《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
    热衷于著书立说,并不是为了个人得利扬名。他出版的著作都是油印本,有时连名字都不署,当时更没有稿费一说。他热衷于这件事也并不是因为他有这种擅长与爱好。不错,他当过几个月的新闻记者,也当过教师,而且在晋察冀边区写过一些小说、散文、通讯、诗歌等等,晋察冀文艺界发起编写“晋察冀一日”活动时,他也曾踊跃投稿,寄去了他的小说《沃土上的野草》,但那都不是出于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宣传”。至于为什么要编写象《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这样的著作,他也有着深刻的动机,他说过:“我得到一个外国同志和一个技术同情者,该用什么更好的方法从医疗工作上帮助中国的伟大抗战的结论。”
    这个结论他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他认为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组织一个医疗队独立的做自己所能做的工作,这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一个医疗队纵然能做出很多的事情,如红十字会医疗队或(称)加美流动医疗队在去年一年曾作过七百五十次手术,但他们一旦移动,而八路军医务人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而感到极大大困难。所以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外国医疗队不仅只直接运用技术工作,而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任务是帮助训练人才,这样纵然离开,他们自己也能担负起来。
    他把培训工作的好坏作为衡量医疗队的主要标志:“如果我们要问一个医疗队是否完成了它的任务,那么就看它是否培养了许多人材代替了他们的工作。”
    出于这样一个动机,他热衷于著述一事便很自然了。因为培训人材首先得有教材。他为培养八路军的医务人员不遗余力、倾囊而出,恨不得学生们一日之间掌握他所教的全部。尽管他有时操之过急,但他那火热的心大家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七月的冀西,气温已经很高了。加上这年夏天雨水大,湿度高,天气异常闷热。在唐县神北村的一间草屋里,他开始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的编写。这工作是艰苦的,聂荣臻同志回忆这件事时说:
    令人不能忘却的一个炎热的暑天,当他最后一次从“前线”施行无数手术之后回到“后方”,不肯稍事休息,他照例又忙于写作;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和具体的困难条件,把他在战地实际工作中最可珍贵的经验和他广博丰富的医学造诣溶汇在一起,以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日日不断狂吸纸烟,不断挥流着热汗,完成了一部著作……
    编写工作开始不久,他的右手中指便生了瘭疽,手指肿得象个胡罗卜,十指连心,疼痛难忍,打字是不行了。要争取痊愈,只有切开放脓。他连医生也不惊动,只是让郎林给他在患部切了个十字口。两天后,肿消了,伤口还没愈合,他就又坐到打字机前了。
    也许是机体抵抗力低下的缘故吧,刚写了两章,他的脚上又长了一个脓肿,又红又胀,疼的厉害。上了药,也不见好转。一天中午,白求恩叫警卫员小何帮他把桌子抬到室外去。小何奇怪地问:
    “为什么?”
    白求恩指着脚上的脓肿说:“我要采取一个新的疗法,用日光消灭这里面的细菌。这样还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工作。”
    三伏天,骄阳如火。只一会,白求恩的脸上、臂上渗出一片片的汗水。他索性脱掉上衣,赤背工作。小何心痛他又不敢打扰他,只好悄悄地用湿毛巾为他擦去背上的汗珠……
    连着晒了两天,脚上的脓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扩大了。脓液浸泡着神经,整个下肢一跳一跳地象针扎似地疼痛。白求恩无可奈何地推开打字机,请来了医生。那医生见了不由地叫了起来:“白大夫,你怎么拖成这个样子!”
    白求恩苦笑着说:“采取了日光疗法,可是还不解决问题。”
    那个医生坚持让白求恩住院休息,白求恩摇摇头说:“如果在手上,那我同意你的意见,可是在脚上长了个脓肿,我怎么好叫两只手闲着?”◆◆◆◆◆
    医生为难地说:“这样拖下去,有危险哪!”
    “不会的,请你给我作个手术,把脓放出来就行了。借此我教你一种新的麻醉方法,它可以缩短手术时间。”
    说完,白求恩仰卧在床上,举起一只手说:“你现在可以给我滴麻醉药了。看到我的手倒下来时,便迅速切开脓疱,麻醉也马上停止。试试看吧。”
    那医生按白求恩的办法办了。排了脓,填塞进油纱条,还没等包扎完,白求恩就坐起来,笑嘻嘻地说:“怎么样?这个方法又省药又省时间吧?好,谢谢你,你可以忙去了。”
    说完,白求恩一瘸一拐地走到打字机前,“嗒嗒嗒”,打字声又急速地响起来……
    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一本译为中文后长达十四万字,并附有一百一十九幅插图的卫生教材编写成了。望着那一叠厚厚的文稿,翻一翻那些精细准确的插图,再想想,这一切都是在半个月里做完的,而且这是在一个闷热多雨的盛夏,他脚上还长着脓肿。炎热、疼痛在折磨着他,他却日复一日,每天写下万余字,每天画出近十幅插图,这种工作精神,谁能不为之深深感动!
    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医学技术书籍。它记录了白求恩一年多来的辛勤劳动,记录了白求恩科学的工作方法。它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一行里,都有鲜血的流动,枪炮的轰鸣;都记载着白求恩不分昼夜的、寒来暑往的奔忙,殚精竭虑的战斗。正象聂司令员在序言里所评价的:
   
    这是他一生最后的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给予我们每一个革命的卫生工作者和每一个指战员和伤员的最后不可再得的高贵的礼物。
    读着这本书,人们感到非常亲切。白求恩所选用的战例,就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战斗;书里介绍的方法,都是可以立即运用的。从一个医院的组织方案到一根橡皮管的煮沸晾晒,一招一式,一点一滴白求恩都想到了,写到了,好象站在你的身旁,回答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读着这本书,人们感到非常新鲜。考虑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白求恩详细总结了卫生工作中克服困难的经验。例如,木锯可以作离断刀,丝线可以代替羊肠线,木棍、鞋、秫秸可以当夹板用,做麻醉口罩可以用纱布和硬纸板等等,这些历来无人为其著书立说,那些资产阶级专家甚至嗤之以鼻的土方法,在白求恩的著作里第一次出现了,而且用突出的篇幅加以介绍——全书共分九章,他特意开辟一章,标题为“怎样制造及应用器材”。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将政治、军事与卫生工作溶为一体。在书里,他强调卫生部门必须“直属于师、团的领导和总卫生部”,一个领导人“不管是否懂得技术”,但一定要“懂得军事,特别是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他提醒大家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以借用老百姓的门板或木板作担架,但用毕一定退还”。他还意味深长地写道:“记住,把手术中取出的弹片、子弹要交给受伤者本人!”读到这里,人们不由地想起白求恩常说的一句话:“这些从伤员身上取下来的弹片、子弹,是法西斯侵略罪行的铁证。带上它,会激励着伤员们重返前线狠狠地打击敌人,也会使他们经常想到:有许多兄弟姐妹正在遭受这些弹片、子弹的威胁!”
    “大成功!大成功!”在出版前即见到稿子的同志,一个个向他表示祝贺,他总是谦虚地笑笑,然后把他写的序言给同志们看。他在那序言里写道:
   
    战时卫生工作的组织是随着战争的方式来决定的。 这个道理特别是在晋察冀军区的游击战中表现了它的正确性,在阵地战中,我们的队伍是正面向着敌人,用兵力严守两翼,并且在后面要控制交通线以伸展到后方——根据地,但是,游击战争就无所谓“前方”,或“后方”,而经常在敌人的后方和两翼,甚至在敌人的中央进行战斗。
    在阵地战中有可能性来设立比较永久的或临时的包扎所和野战医院,并且也容易用妥当的办法把伤员从交通线运到后方医院或休养所——这些机关占据在安全的地带,并且有特别计划建筑的房所。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战时的法兰西是这样,并且根据了它的经验写出了许多战时卫生工作的书籍。在目前的游击战争采用了许多新的战斗方式,这些方式在二十五年以前不常遇到或未曾发明,它主要的变更是队伍的极端移动性,没有固定的或永久的阵地,一切行动是迅速和变化无常的,因此现在的卫生工作的设施,必须符合这些条件。此外,以前的战争对于卫生器材与药品是可以尽人力与财力来改善和充实的。但现在我们物资方面的补充是极端困难的,我们必须利用其它物品来代替医疗器材,并且要用简单的器具来完成我们的治疗任务。
    最可庆幸的是八路军卫生部有他从红军遗传下来的十年宝贵的经验,所以,有的地方在其他部队看来是新奇的和特殊的,可是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俗旧的和见惯的。但他们目前仍然存在许多组织上及技术上不可避免的困难问题,就是八路军也不能例外,写这本书是希望能供给一些应付和克服这些问题的建议。◆◆◆◆◆
    这本书是根据我在八路军卫生工作里十八个月的实际经验写出来的,有时走到所谓“前方”(距敌人约三里至九里),有时在所谓“后方”(距敌人约三十里至九十里)。这本书是根据实际的工作来写的,不是理论的;是在以下的工作经验里得来的:一九三八年的春季在陕西东北和山西东部的山里;一九三八年夏季至冬季在山西东北和冀西的山里;一九三九年春季和夏季在冀中区的平原。这本书是希望提高卫生工作的内外科技术水平,因为卫生工作人员们正在向千百个困难作挣扎——粗劣的器具,困难的经济,技术人员的缺乏,工作在污秽不堪的村庄里,缺乏适当的卫生常识,在所谓的“医院”也不过是污秽不堪的土房子,石房子或破屋。在数百里崎岖不平的山道和酷热严寒的气候里用担架抬着伤员。这本书是贡献给我的卫生工作同志,作为我对他们向这些困难中作斗争的精神的钦佩的表示。这本书不是什么条文法典,它只是一些工作的参考材料和改善的指针罢了。
    更将这本书献赠给贺龙将军,吕司令及冀中区、一二○师和其它为和平解放而奋斗的英勇善战的八路军。
    他让同志们看这个序言是有原因的。在同志们对他大加赞扬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两点:实际工作为他提供了创造经验的机会;红军的传统又启发了他,使他找到了克服困难的道路。
    他自己很谦虚,但八路军、新四军卫生界以至全军对他的《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它的出版及时地为部队卫生工作提供了具体管用的经验。直到一九四二年,聂司令员还经常提到他的这本书。在那年十二月晋察冀军区召开的卫生会议上,聂司令员号召大家认真研究白求恩的遗著。聂司令员说:
    一九三九年他到冀中,经历了一次大扫荡,得到了怎样打仗、怎样流动、怎样救护、怎样搬动医院的经验,回来就在和家庄写了一本《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把红十字汽车换成骡子,做好架子,把司机变成马夫。这种改变就是把高度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边区的具体环境,是很科学的。正因为他有科学的基础,才会想到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做到科学化。今天汽车在边区之不科学,正如骡子在美国之不科学一样。可是他的遗著,我们是否很好地研究过呢?我们口里时常叫科学化,可是在现在的环境怎样才叫做科学化呢?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小问题,不值得注意,其实这正是具体的科学问题。我们读过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觉得它与白求恩的著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一个皮包多么大,带几枝红兰铅笔,需要什么小刀,几张纸都具体规定出来。同样的,白求恩也把一个医生要带好多碘酒、棉花等(一般人认为是零零碎碎的问题),都具体周密地规定出来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每件事都经过脑子想过,不是随随便便,他直到死还念念不忘。
    聂司令员尊称白求恩和另外一些同志为边区科学家。他着重指出:
   
    不要以为边区科学家这个称号对他们是侮辱,要知道,别的科学家的办法在边区未必能用。为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今天自力更生的困难条件下,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边区科学家可贵的地方。
 
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编完《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他又着手第二件事——组织一个“巡视团”,详细了解各军分区医疗单位的工作情况和实际困难,并在医疗工作上给以理论解答和技术指导。
    九月二十五日,由叶青山同志带队,有白求恩和卫生部、政治部的同志参加的“巡视团”出发了。这次巡视,行程一千二百五十华里,对各分区所属医院、休养所、卫生所,进行了全面地检查,并组织了讲课和示范表演。
    十月二十日,是白求恩原定回国的日子。在结束巡视的前一天下午,白求恩把翻译、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一起请到他屋里,郑重地对大家说,下午谁也不要工作,统统休息,由他做饭、喂马。临送走这四个同志的时候,他又特别嘱咐他们:“记着,晚饭前请你们一定到我这里来。”
    “这是怎么回事?”翻译、警卫员、炊事员和饲养员四个人猜疑着离开了。
    傍晚,四个人来到白求恩的屋子时,都不由地愣住了:八仙桌已经搬到屋地中央,桌子上放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瓷盆,盆子里盛着用鸡块、小米、土豆做的米饭。瓷盆旁放着两桶打开的罐头,桌子四周摆着碗、杯和几双筷子。白求恩推门进来,一见他们都到了,高兴地说:“好,快坐吧!”◆◆◆◆◆
    白求恩把大家一一按在座位上,然后一本正经地说:“再过几天,我要离开你们暂时回国了。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你们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和教育。每当我感谢你们的时候,你们总是说,我帮助了你们的解放斗争,你们帮助我是应该的。实际上,我必须这样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应该互相帮助。所以,我今天做一顿加拿大饭请你们,这算我对你们一个真诚的友谊的表示。”
    一听这话,四个人更惊讶了,一齐站起来表示推辞。
    白求恩不高兴地问道;“怎么?难道只许你们照料我,我照料你们一次都不行吗?”
    大家解释说:“你是我们的国际战友,又是军区卫生顾问,那是我们应当做的。”
    他们的推辞和解释简直是惹白求恩生气,他把两手向衣兜里一插,神色严肃地说:“不对,国籍和职务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界线,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这样的话,同志们都不是第一次听到,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盛情难却,坐下吧。他们接过白求恩盛的饭,含着泪花吃开了。嚼着嚼着,四个人的心头上又浮起近两年来的那些难忘的经历——
    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在座的这位警卫员记得:送白求恩去晋察冀的汽车就要开动了,管理员领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精神饱满的战士对白求恩说:“白大夫,给你换一个警卫员吧。”白求恩问:“为什么?”管理员说:“原先的警卫员年小体弱,到前线怕照料不了你。”当时,在座的这位警卫员确实长的又矮又小,看着新来的警卫员,再打量打量自己,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嘀咕:“怕是一定要换人了。也好,新来的同志比我棒,照料白大夫更合适。”没料想,白求恩来到新来的警卫员面前,喜爱地端详了一会。又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可是我不能要你,前线比我更需要你。到前线去吧,用你这一身力气,狠狠地打击那些法西斯!”管理员还在一旁坚持着。白求恩严肃地说:“为了安全,我同意带一个警卫员。但是,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为什么要专门靠别人照料我呢?”说完,白求恩亲自替小警卫员拿来背包,又把他扶到车上。打那以后到现在,这位警卫员一直跟随着白求恩在晋察冀的山区、平原转战。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白求恩在这位小同志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行军时,白求恩常常拉着他的手翻山过河;宿营了,白求恩常常半夜起来给他掩好被子。警卫员不会做的事,白求恩手把手地教给他,还常趁工作之余,教他一些医疗知识。白求恩是那样一个严格的人,可是却从来没有批评过警卫员的工作,也许是小警卫员只是照料生活的缘故吧?对警卫员,白求恩象个年老的兄长,蔼然可亲。对了,也批评过,那是因为这小鬼学抽烟。……转眼两年过去了,小警卫员长大了,长高了,而白求恩却要暂时离开他,回国了……
    那还是在松岩口的时候,白求恩和几个同志在炕上给一个伤员作钢针牵引。在座的这位炊事员见大家忙的团团转,就主动赶来帮忙,蹲在炕沿下烧消毒锅。谁知道,一不小心,滚烫的水,把后方医院院长的脚给烫起了一个个大水泡。炊事员赶忙和大家一起,把院长送回宿舍去。看着院长非常痛苦,炊事员心里很不好受。这时,白求恩来了,他安慰炊事员说:“您主动帮助工作,是应该表扬的。没有小心,下次注意就行了。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要想那么多。”半夜的时候,白求恩又来看望,见院长没有睡,就关切地问:“怎么样?痛的厉害吗?要不要吃点止痛药?”院长感激地说:“不用了。白大夫,您快去休息吧。”白求恩没作声。炊事员递过一个凳子来,白求恩挨着院长的床头坐下了。过了好大一会,白求恩才站起来,给院长倒了一碗水,又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盖在院长的身上。忙完了,又亲切地对炊事员说:“你也休息吧。”,白求恩走后,院长还是疼的睡不着,这时候,门又开了,白求恩再次来到院长面前。他手里拿着一包药,说:“大概是疼的厉害,还是服点药吧。”白大夫看着院长吃了药,又过了会儿,才放心地走了。院长疼痛减轻了一些,睡着了。炊事员见有好转,也靠着床边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胧间,炊事员听到轻轻的脚步声,睁眼一看,白求恩又来了。望着白大夫斑白的鬓角,院长和炊事员非常感动。白求恩拍了拍院长的肩膀,又拉了一下炊事员的帽沿,笑着说:“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应该互相照顾!”
    今年夏天在冀西,白求恩发现在座的这位饲养员手上长了几个小脓疱。拉着饲养员的手,白求恩反反复复地看了一阵,心痛地对院里的领导说:“这位同志长了疥疮,怎么还让他工作呀?”领导同志告诉白求恩:因为伤员多,住房挤,工作人员只能睡在铺了麦秸的草地上。因为潮湿,不少人生了疥疮。这样多的人长疥疮,如果都休息会影响工作。白求恩点了点头,又拉着饲养员的手,关切地说:“疼不疼?”饲养员说:“不疼,就是有点痒。”白求恩又体贴地说:“是啊,到晚上该痒的睡不着觉了。你们工作繁重,再休息不好怎么行呢!”他连夜配制了治疗疥疮的药膏,又拟了一个突击治疗的方案。第二天,白求恩请院领导把全院人员集合起来,他逐个检查询问。把所有生疥疮的同志都带到村边一个隐蔽的地方,四周用草帘子围着,中间生了一堆火。大家脱光衣服,洗净身子,上好药膏,烤起火来。白求恩在人群里串来串去,一会捅捅那个,一会拍拍这个,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冷、痛、痒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白求恩还特意来到这位饲养员身边,帮他洗身子,上药膏。看着白求恩脚下踩着洗疥疮的脏水,手上、臂上落满刮疥疮掉下来的屑、痂,饲养员难为情地说:“白大夫,太脏了,算了吧。”白求恩一边刮一边说:“就是这些脏东西痒的你休息不好呀!”饲养员感激他,他依然是那句老话:“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就在这次巡视路上,在座的这位翻译同志不幸被马踢伤了。白求恩立即为他就地治疗。翻译的腿骨已断,疼痛难忍,白求恩一边为他打针止疼,一边又点起一支烟,放在翻译嘴上。翻译从来没抽过烟,便摇头说不会。白求恩又劝又哄地说:“抽吧,抽吧,抽烟可以分散精力,减轻疼痛。”这正是在敌人据点附近的危险区,翻译要求转移到安全区后再固定包扎,白求恩那里肯听,硬是就地取出棉花、绷带,为翻译上了夹板。等转移到安全区,白求恩连饭都没吃,又为他做了整复手术,还特意做了一个匣式夹板,便于行军时固定止疼。就从这天开始,白求恩坚持和翻译住在一起。他和警卫员自然成了特别护士。铺床叠被,端水喂饭,每当夜深人静,白求恩总要一次次起来,问他疼不疼?问他要不要大小便?……望着白求恩慈祥的面容,这个曾在一所帝国主义开办的医院里工作过的年青人,心情格外激动。他曾经亲眼看到一些外国垄断财团怎样挂着慈善事业的招牌,利用医生的职务,残杀中国人民。有个叫雷曼的帝国主义分子,为试验一种抽风药品的效果,他竟让六十九个中国人服用,还无耻地拍摄了受害者发作时痛苦挣扎的惨状。还有个叫斯·莱克的帝国主义分子,想用孩子的肺做试验,竟故意将卡在孩子喉头的一粒花生米捅入肺门,使孩子活生生地窒息而死……如此种种,曾经激起过这位青年人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对外国人产生了一种厌恶的心理。而白求恩,也是从西方来的医生,也是个外国人,但他和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是多么不同呀!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因为他是我们的同志!
    “同志”,这是一个多么普通而又为大家熟悉的字眼啊!可就是这两个字,联结起五洲四海的革命者,描绘出人世间最高尚的革命感情。看看在座的这五个人吧,他们国籍不同,年龄不同,职务不同,经历不同,为什么能欢聚一堂,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就因为他们都是“同志”啊!
    白求恩站起来了,他拿起一听咖啡对大家说:“这咖啡是我离开祖国时,家乡的亲人送我的。他们说,带上吧,看见它就想起了亲人。现在,我要这样说,我不但想起了家乡的亲人,而且我现在就生活在亲人中间,亲人就是你们!”
    白求恩冲好咖啡,给每个人斟满一杯,然后端起自己的杯子,满怀深情地说:“同志们,站起来,让我们碰碰杯吧!我们曾经一起走遍了晋察冀的山区、平原,去过无数村庄,参加一次次的战斗。如果没有你们,我该怎样生活啊!我有幸和你们一起生活了两年,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在暂时分手的前夕,我提议,为我们的友谊,为加拿大、美国和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友谊,干杯!”
    四个中国同志一齐提议:“为您的健康,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干杯!”
    五个革命同志把盛满咖啡的杯子高高举起,一饮而尽。
 
在最危险的时刻
 
    十月二十日,是白求恩预定启程回国的日子。
    晋察冀军区为白求恩回国举行的欢送大会开过了,白求恩的行装准备好了,欢送的队伍集合了,眼看着白求恩就要上路了,偏在这时,军区送来了紧急命令:日寇以两万多兵力,配以飞机、大炮、装甲部队,分兵多路,向我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军区命令卫生部即刻组织战地医疗队,赶赴涞源北部摩天岭一带抢救伤员。
    一听到这个消息,白求恩坚决地要求参加这次战斗,等战斗胜利后再回国。军区批准了白求恩的请求。当天夜里,由军区卫生部组成的包括白求恩在内的一支战地医疗队,冒着风雪赶了七十里山路,来到了摩天岭前线。按着白求恩“时间就是生命”和“救护工作务必靠近火线”的主张,医疗队一下子插进了战斗的中心地带,手术站就设在离火线七里的孙家庄村边的小庙里。
    日寇的这次“扫荡”,真可以说拿出了看家本领。在这次扫荡中担任北线总指挥的是那个被日本侵略军吹捧为“熟稔新战术”的“名将之花”,以残忍、疯狂著称的日寇中将阿部规秀。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战斗一开始,就亲自督率着他那一伙亡命之徒,向我军阵地猛扑。气焰嚣张的敌人立即同我军短兵相接,一场激烈的白刃搏斗开始了。
    随着前线上战斗的激烈进行,战场上留下了一片片敌军尸体。在孙家庄,医疗队那张伤员手术登记表上的数字也在不断递增。◆◆◆◆◆
    第二天下午,运送伤员的担架突然减少了,医疗队接到紧急命令:立即从孙家庄一带撤出!
    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北线向我进攻的三路敌军,被我军分割包围,已经歼灭大半。残余的敌人为重整旗鼓,正在以孙家庄一带为中心再度集结。考虑到医疗队的安全,司令部命令处在敌人集结中心的医疗队立即转移,到涞源东南一带接受新的任务。
    手术室外的担架上,躺着几十名等待手术的伤员。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将轻伤员先行转走,剩下的十几名重伤员就地手术,手术后同医疗队一起转移。
    人们立即分头忙碌起来,抬担架的、整行装的、做手术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每个人的心头,笼罩着整个手术室。虽然初冬的寒风夹着雪花不时向他们扑来,人们的额头还是渗出了点点汗珠。
    时间紧迫!
    手术在迅速进行。一个、两个、三个,……突然,在山前观察了望的哨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对面山上发现了大批敌军!
    叶部长抬起头,平静地问:“有多少?”
    “几百名。”
    看了看门外躺着的伤员,叶部长命令说:“知道了,继续观察!”
    “是!”
    哨兵出去了,手术台上的医生们,暗暗加快动作。
    一个手术没有作完,哨兵第二次进来报告:“敌人正向这里接近!”
    叶部长转向白求恩:“白大夫……”
    白求恩没有响应他,径自问护士:“还有多少伤员?”
    一个护士报告:“十名。”
    白求恩转身走出手术室,跑到门前的山坡上,嘹望敌人奔来的方向:对面山上,黑压压的一片敌人正向这里蠕动。白求恩伸直右臂,竖起拇指,右眼顺着拇指盯着敌人占据的山头;过了一会,他又把右眼闭上,左眼睁开,仍然对准敌人占据的山头。观察了片刻,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坦然的神情,迅即返回手术室,告诉叶部长说:“我们还有时间手术。刚才我目测过,敌人现在离我们有十华里。”
    他一边回到自己的手术台,一边建议:“做完手术的伤员应该立即撤走。再开两张手术台,同时手术。加快速度,争取最短时间把全部手术做完。”
    “全部做完?”同志们的心霍地被揪紧了。还有十名伤员,还有十华里路,这就是说,敌人每前进一里就必须做完一个手术!而且都是重伤员!情况变得十分危急。同志们用恳切的目光望着叶部长,叶部长用恳切的目光望着白求恩,急切地喊:“白大夫!”
    “嗯?”白求恩头也不抬,继续手术。
    叶部长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白求恩同志,请你立即停止手术,随同手术后的伤员一同转移!”
    白求恩头也不抬,象没听见一样,继续手术。
    叶部长又喊了一声:“白求恩同志!”
    站在白求恩对面的助手立即过来,攥着他的手,恳求地说:“白大夫,把手术刀给我!”
    白求恩用肩膀把他推开,威严地说:“回到你原来的位置,把剥离器给我!”
    手术室里的医生们一齐喊了起来:“白大夫,白求恩同志!”
    白求恩脸色变得通红,眼睛里射着火光,太阳穴上的青筋象蚕一样蠕动。嘴唇动了几动,没有说出话来,只用严肃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
    叶部长一边给伤员麻醉,一边尽量和蔼地劝解:“白求恩同志,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情况和你以前在齐会不一样,和在四公村也不一样,如果情况允许,我们都愿意你留下来!可是……”
    “可是什么!”白求恩不让他说下去:“我一走,就会减少一张手术台,就会增加伤员的痛苦和危险,时间也会拖得更长。我不能把危险留给你们。”说完,他向门外大声吩咐:“把伤员抬上来,一次抬三个!”
    三张手术台上,同时进行手术。伤员被迅速抬进来,又很快地抬出去……
    又是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哨兵第三次进来报告:“敌人迫近山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次谁也没有抬头,谁也没有说话,手术室里,一片寂静。除了手术器械叮当作响和人们急促的呼吸声外,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好象整个世界骤然停止了运动。
    寂静,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就在这寂静中,危险正降临在他们的头上;就在这寂静中,手术室里回响着一个共同的心声:“快!”
    快手术,为了伤员的生命!快手术,为了白求恩同志的安全!
    就在这寂静间,多少往事一下子涌上同志们的心头:在西班牙战场,白求恩冒着敌人的炮火给伤员输血;在去往延安的路上,白求恩在枪林弹雨中抢运医疗器械;在齐会战斗中,白求恩迎着敌人施放的毒瓦斯冲了上去,把一个个防毒面具送到战士手中;而今天,在这敌人逼临眼前的最危险的时刻,白求恩又为八路军战士紧张地手术着,手术着……
    这是多么崇高的友谊,这是多么无私的支援!自从踏上烽火征途,白求恩遇到过多少个最危险的时刻?可是,哪一次他不是泰然自若,置生死于度外,这是为什么呀?
    最后一个伤员抬上来了,欣慰的笑容涌上了人们的眉间。几乎同时,手术室前枪声大作,我警卫分队同敌人接火了!子弹在头上飞过,弹片在四周落下,手术室被浓烈的硝烟吞没……
    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个伤员,不知从那里涌出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挣扎着,大声嚷着:“白大夫,不用管我,你去吧,这里危险!”
    白求恩命令助手扶住伤员,弯下腰,温和地说:“不,孩子,你听我说,现在多花几分钟的时间,以后我还可以给你治好,要不,你这条腿就完啦!”
    伤员含着热泪,哀求似地说:“白大夫,我不怕,我不能连累你。你们走吧!”
    白求恩解下他的绷带,坚决地说:“不,谁也没有权力将你留下,你是我们的同志!”
    伤员简直是在吼叫:“不,给我一颗手榴弹,我和鬼子拚啦!”
    白求恩眼里充满泪水,感动地说:“好同志,我谢谢你,反法西斯的人民都感谢你!给我几分钟吧,为了你的健康,为了消灭法西斯,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
    伤员用颤抖着的声音喊了一句:“白大夫……”
    白求恩没作声。
    伤员还在叫着:“白大夫,你听见了吗?”
    一滴泪水从白求恩的眼里滴落下来,掉在那个伤员的脸上。白求恩没有再回答这个战士,对这样的战士,语言显得太轻了。
    一连几发炮弹落在手术室周围,脚下的土地在剧烈地抖动着……
    手术台上,白求恩镇定从容。他有条不紊地用纱布蘸着肥皂水和盐水清洗伤口周围的血污,用消毒棉花擦干皮肤上的水渍,涂上一层碘酒……方才的爆炸声他仿佛没有听到,好象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
    但是,熟悉白求恩工作的医生们还是发现了,白求恩的动作加快了:那消毒棉花,在他手下按层次急速旋转;那手术刀,在他手上按规定部位迅速起落。为了伤员的安全,白求恩在和敌人争时间啊!
    猛然,白求恩的左臂振动了一下,他立即将左手从手术部位抽出。殷红的鲜血正从他的左手中指流下来。
    人们的目光“刷”地集中在白求恩的手上,白求恩将中指伸进碘酒瓶里蘸了蘸,对大家说:“没关系,只破了一个小口,手术吧!”
    说完,他赶忙低下头继续手术,好象怕别人接替了他的工作。
    一分钟,两分钟……时间在激烈的枪声中,在人们焦虑的心情中,在白求恩的紧张的手术中度过。当白求恩在那位战士的伤口上缝完最后一针时,同志们深深吐了一口气,最后一个手术终于做完了。
    敌人已经来到村前。抬那伤员的担架先走了。白求恩和他的战友们,跟在担架后面,迈着急速的步伐,拐进村后的山沟里。
敌人的先头部队冲进了孙家庄。几个鬼子窜进了村边的临时手术室,泼洒在地上的那锅消毒用的开水,还散发着热气……◆◆◆◆◆                           我十二分惦念的是前方流血的战士”
 
    青松,伸出钢铁般的枝干擎起欲坠的天空。
    群山,敞开宽大的胸怀阻挡着凶猛的寒流。
    阴云密布,朔风正猛,大雪漫天。披一身银装的长城爬上崇山峻岭,昂首钻进天空。
    长城下边,在那昏暗的天空和茫茫白雪连接的地方,仔细望去,有一队人马在向山坡上移动着。风雪弥漫,连道路都看不清了,人和马在风雪中搏斗着。这就是白求恩和医疗队,他们正迎着隆隆的炮声向火线挺进。
    炮声在召唤着他们。
    胜利在鼓舞着他们。
    白求恩左臂用纱布吊在胸前,右手拄着一根树枝作成的拐棍,艰难地行进在队伍里。轻易显露不出的倦容在他的脸上又出现了,虽然他竭力装得和已往一样,但毕竟显得非常吃力,每前进一步,都要喘息一阵。
    和他并肩行走的叶部长不时地停下来,心疼地看着他。叶部长终于忍不住了,又一次试探着说:“白大夫,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吗?”
    白求恩缓慢地收住脚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抬起头来向炮声传来的方向听了听,那枪炮声比方才激烈了,他微微皱起眉头,用浓重的鼻音说:“不,咱们还是抓紧时间走吧。”
    叶部长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人们随着白求恩艰难的步伐继续前进。
    一阵风雪袭来,白求恩一个闪身,向后退了几步。警卫员赶忙扶住他。白求恩喘着粗气,两只手紧紧地扶着山壁上一块突出的岩石,才站稳,就又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同志们一齐停住脚步,在白求恩身旁围成一堵人墙。看着白求恩苍白的面孔,大家心里一阵阵绞痛。
    叶部长走过去,把白求恩的一只胳膊搭在自己的肩上,又拦腰扶住白求恩的身子。再一次关切地说:“白大夫,我们到前面住下吧。”
    “不。”白求恩艰难地抬起头,心事重重地望着前方说:“咱们不能住下了。前面战斗早已打响,伤员该送下来啦!”
    说完,他从叶部长肩上抽回胳膊,用力攥着手里的那根树棍,又一步一喘地向前走去……
    白求恩病了。他是受到了致命的病毒感染。
    十月二十八日,白求恩在孙家庄战斗中划破了手指,第二天,伤口就发炎了。肿胀和剧疼折磨着他,但是他谁也没告诉,在他们转移到一分区医院之后,又一连两天检查了两个医疗所的工作,做了几十个手术,举办了两次现场讲课。十一月一日,他们准备离开一分区医院。但是,临时从前线送来了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织炎的伤员。白求恩决定立即给伤员手术。医生们劝他说:“白大夫,这伤员属于外科烈性传染病,你手指上的伤还没好,这个手术就让我们做吧!”白求恩怎会不知道这是一种外科烈性传染病呢,而且,他更清楚一旦细菌侵入伤口,那后果很难设想。可是,这手术难度大,白求恩怎么能将困难留给同志们,将危险留给伤员呢。他斩钉截铁地说:“还是让我来吧!”
    大家见他的态度这样坚决,只好赶忙为他挑选了一付新手套递了过去。可是谁能知道,就在白求恩为伤员纵横切开伤口的时候,手套被划破了,无孔不入的细菌侵袭了他受伤的左手中指。
    动完手术以后,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返回后方医院。这天,天特别冷,路又滑又陡。一路上,他们滴水未进,又冷又饿,等到达目的地时,白求恩已经极度疲乏。在小何去端饭的时候,他竟睡倒在行军床上。
    寒冷、疲劳加重了他的病情,这天夜里,他全身酸痛,几次惊醒。
    十一月二日,就在他遭受致命感染的第二天,他又不顾头一天七十里行军的疲劳,忘却了全身的不适,象往常一样,在天亮的时候,支撑着起床了。这一天,他又检查了二百多个伤员。
    十一月三日,他用手套将左手封好,为十三个伤员做了手术。
    就在白求恩硬撑着身体为伤员手术的时候,疾病在无情地折磨着他。最后一个手术刚作完,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趁着同志们都在收拾器械的时候,白求恩让翻译扶着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宿舍,一进门,他猛地伏在行军床上,起不来了。
    一位年轻的医生发现了白求恩异样神情,随后立即赶来,摸了摸白求恩的前额,大声叫了出来:“白大夫,你烧得厉害!”
    白求恩推开他的手,若无其事地说:“不要大惊小怪,大概是感冒了吧。”◆◆◆◆◆
    作为一个医生,白求恩心里很明白,这症状不象感冒。发炎的中指引起整个左臂的疼痛,很可能感染加剧了。可是,正在紧张的反“扫荡”战斗中,怎么好声张呢?
    那个医生也不相信他是得了感冒。摸着白求恩滚烫的额头,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里骤然闪过:“丹毒,可恶的丹毒很可能侵犯了白大夫!”他扳起白求恩受伤的中指,那个中指肿的象个小胡萝卜。如果不亲眼看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就是这只手,刚才一连做了十三个手术!
    年轻的医生轻轻拉着白求恩的胳膊,难过地说:“白大夫,你休息吧,不能再工作了。”
    白求恩抚摸着他的头,安慰说:“不要难过,事情没那么严重,我不是挺好的吗?只要留下两个指头,我照样还可以工作!”
    年轻的医生再也忍不住了,猛地伏在白求恩的胸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身子在窸窸窣窣地抖动着。
    白求恩拍着他的肩头,轻轻地问:“怎么,你哭了?”
    医生不回答,身子抽动得更剧烈了。
    白求恩扳着他的脖子,象一位长者对待心爱的孩子似地说:“好同志,起来。想想我们那些伤员吧,他们才叫坚强哪。我这点病算什么?”
    年轻的医生没有抬头,他的泪水把白求恩的衣襟湿了一大片。
    这同志间的真挚的友爱,把白求恩的心打动了。他不是个不动感情的人,他不是不知道这年轻人的心情。可是,伤员们需要他,他不能离开他们。白求恩凝视着窗外的群山,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良久,他几乎是俯在那个医生的耳边,温和地说:“来,给我点一支烟吧!”
    医生含着眼泪坐起来,划着一根火柴。就在这点烟的时候,年轻的医生发现白求恩的手指不住地颤抖,嘴唇烧得干裂了!
    军区领导很快获悉了白求恩患病的消息。首长们指示:就地休息,想尽一切办法为白求恩同志治疗。
    让白求恩就地休息?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医疗队的同志大都和白求恩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深深知道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那“机关枪”的战斗性格:只要有战斗,只要有伤员,谁也无法让他休息。同志们想了许多办法:封锁前线的消息,不让他看到伤员;告诉他少数的伤员已经送到冀西后方医院去了;把他安置在村子中间的房子里,把窗纸糊了一层又一层,把门关的严严的,以免让白求恩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
    十一月四日,算是勉强过去了。白求恩真的以为前方的战斗暂时少了,他靠在床上,修改了巡视团的工作报告,又写了一份关于疟疾的讲课提纲。因为边区的疟疾发病率高,他觉得应该给同志们讲一讲这种病的预防知识。
    十一月五日,一阵隐约的响声从窗外传来,躺在床上的白求恩,突然惊醒了。他侧着耳朵,仔细地听着,是炮声!象战士听到冲锋号一样,他翻身下床,呼唤着:
    “警—卫—员—”
    小何不在,他很快下床来到门口,倚着门框,继续呼唤:
    “小—鬼—”
    小何正高高兴兴地帮炊事员给白求恩做早饭,听得白求恩喊他,赶忙放下手里的活,跑出伙房,只见白求恩左臂吊在胸前,身上披了一层雪花,站在雪地里,翘首向西北眺望,脸上显出不安的神色。一见他,劈头说道:
    “快请叶部长来!”
    “有事?”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得警卫员不知怎么办好。
    “快去!”白求恩催促他。
    叶部长、翻译和医疗队的同志们赶来了。白求恩迎上前去,对叶部长说:“部长同志,我们应当到前线去!”
    叶部长连连摆手:“白大夫,前方没有战斗。”
    “对啊,白大夫请你安心休息吧!”大家附和着。
    白求恩用焦急的眼光望着大家:“没战斗吗?——听!”
    “轰隆隆……”西北方向隐隐约约传来炮声,如果不仔细听,是听不到的。
    白求恩不高兴地说:“同志,你们不应该瞒着我。”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过了好大一会儿,叶部长才解释说:“同志,你的病不轻啊!”
    “我已经预料到我们又要回到那个争论过的问题上去了。难道还要我再说什么吗?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啊!”◆◆◆◆◆
    “白求恩同志……”
    “我认为我们应该马上出发!”白求恩打断叶部长的话,他的语气容不得你有半点犹豫。
    “白大夫!——”大家还想说服他。
    白求恩坚决地说:“前方战士在流血,我不能在这里休息!”
    就这样,白求恩带着越来越恶化的伤势,朝着隆隆的炮声,披着漫天大雪,向前线出发了。
    白求恩蹒蹒跚跚地迈着步子,显得十分艰难。小何懂事地把白求恩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扶着白求恩前进。握手间,小何触到他的手是那么烫。
    “白大夫,你的手好烫啊。”
    “没关系!”
    白求恩发现他活泼的脸上显出忧愁,他知道这是自己的病情影响了他,就以十分宽慰的口气说:
    “来,起个头,唱个歌子吧!”
    小何犹豫地唱起《红军抗日先锋》这支人们熟悉的战歌:
    我们人民红军,
    我们抗日先锋,
    吹着前进号音,
    坚决向前进!
    满腔热血沸腾,
    准备一切牺牲,
    挽救国家危亡,
    与敌决死战争。
    歌声和风声交织在一起,激荡在空旷的山谷中,人们的脚步加快了。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同志们轮流搀扶着白求恩前进。望着同志们一双双热情的目光,白求恩的步伐迈得更大了。
    火线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力量在一般情况下是生理的表现,而今天,在白求恩的身上,它却是意志的反映。尽管病魔在无情地折磨着这位伟大的战士,但在看到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时,他突然扔掉手里的拐棍,甩开搀扶他的同志,飞也似地跑上前去,扶着担架,上上下下地看着伤员,连声责备自己:
    “来迟了!来迟了!”
    其实,白求恩自己正是一名重伤员。这时,他的体温已经高达三十九度六!
    十一月六日,他们又向火线前进了七十里,一路上的艰辛跋涉,一路上的病痛折磨,当医疗队赶到王家台时,白求恩的病情更严重了。他四肢无力,浑身发冷,天旋地转,几乎昏厥。
    十一月七日,在王家台我军某团卫生队。
    这里离火线只有十里路,白求恩命令将伤员送到这里。
    他的左肘已经发生转移性脓疡:左腋下极度疼痛,体温高达四十度。医疗队的一部分同志抢救伤员去了,留下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专为他治疗。
    白求恩内服了非钠西汀,睡了几个小时,觉得轻松了一些。傍中午,他一睁开眼睛便问:“伤员们来了吗?”
    守护他的医生回答说:“送来了,同志们正在处理。”
    白求恩点点头,摸索着,掀开被子起来,要去看伤员,医生按着他的被子,坚决地说:“你是病人,不能出去!”
    “可我是个医生,不看伤员,我躺不住啊!”
    医生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替你去看看,回来向你详细汇报。”
    白求恩同意了,又对翻译说:“你同他一起去吧。”
    手术室就在隔壁。翻译和医生正在询问伤员的情况,突然,人群一阵骚动,他们回头一看,不由地愣住了,两个护士搀扶着白求恩,一步一挪地走来了。
    人们心头涌起一阵热浪,喊着:“白大夫,你……”
    白求恩亲昵地向大家招了招手,然后,来到那一排担架旁边,象往常一样,逐个检查着他们的伤口,安慰他们。最后,白求恩来到手术台旁,看医生们手术。◆◆◆◆◆
    望着白求恩悬吊着的左臂,大家一齐说:“白大夫,你放心休息吧,我们一定象你在的时候一样治疗伤员。”
    他不是不放心,他是离不开伤员啊!
    伤员源源不断地从前线送来,整个下午白求恩都在主持医疗队的初步疗伤工作。眼看着一天的工作就要结束了,突然,白求恩的身子猛地晃了晃,一位同志赶忙将他扶住,白求恩沉重地倒在那位同志的怀里。
    他拚命挣扎着,又一次次地倒下了。就在这时候,他吃力地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凡是有头部、胸部和腹部受伤的伤员,一定要抬给我看。即使我睡着了,也一定要把我叫醒!”
    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可是,字字句句都刻在同志们的心里。人们止不住激动的泪水,有人在轻轻地抽泣。
    大家把白求恩扶到屋里。白求恩睁开眼睛,对身边的医生说:“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好的,快去抢救伤员!”
    大家不肯挪动脚步。
    白求恩再次催促说:“去抢救伤员哪!”
    同志们还是不走。
    这次,白求恩几乎用央求的口气说:“同志们,不能为我一个人耽误给伤员治疗。伤员比我更需要你们啊!”
    医疗队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抢救白求恩:注射了体内消毒剂、强心剂;内服了清凉剂;洗肠通便。前线的战士们挂念着白求恩:给他送来了刚刚缴获的药品、罐头、香烟。
    可是,白求恩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
    这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十日。
    上午,白求恩好象清醒了一些,他甚至能听到前线的炮声了。他在枕上转过脸,向身旁的医生询问前线的消息。
    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军区领导,派代表来看望白求恩。来人带来了军区领导的亲切问候和全边区军民对他的敬意,并建议他转移到后方医院去治疗。这几天,同志们不只一次地这样劝过他,但他都没同意。今天,军区来的同志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白求恩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用右手摸着肿胀的左臂,他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无法尽一个医生的职责了。他不愿意离开战斗的岗位,但是他更不愿意因为自己给同志们再添困难。好大一阵,白求恩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一句话:
    “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他哭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因为不能为革命工作而内疚地哭了。
    临走前,白求恩紧紧握住那位代表同志的手说:“请代我向军区领导问候,向在前线英勇杀敌的战士们问候。我病好之后,马上重返前线。”
    他又嘱咐医疗队的同志们说:“抢救一个革命战友,胜过消灭十个敌人,大家努力战斗吧!”
    最后,他请求叶部长:“这里手术任务重,路上只要一个卫生员跟我就行了。”
    送白求恩去后方的担架出发了。
    前线渐渐远去。躺在担架上的白求恩,不时支起身子,遥望着那炮声轰鸣的战场,恋恋不舍地说:
    “我十二分惦念的是前方流血的战士,假使我还有一点支撑的力量。我一定要留在前方!”
  
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
 
    人们抬着白求恩,一边抢救,一边向后方医院转移。一路上,白求恩昏迷不醒,不断呕吐,眼窝深深陷下去了。
    十一月十日下午三时,护送白求恩的担架来到河北唐县黄石口村。
    白求恩醒来了,他好象想起了什么事情,着急地问:“到后方医院了吗?”
    “没有。”
    “还有多远?”
    “十几里路。”
    他沉思片刻,坚决地要求:“那么,我们就停在这里吧。”
    “为什么?”人们十分惊讶。“白大夫,这里离后方医院只有十几里啦!”
    “我感到不好。”◆◆◆◆◆
    在村口上临时腾了一间最好的房子,生着火,把白求恩安置下来。
    白求恩住下了。他对围在身边的同志们抱歉地说:“请同志们出去一会儿好吗?”
    大家更奇怪了。自从白求恩病倒以后,他总想和同志们多呆一会儿,可是今天为什么一反往常?也许,此时他需要安静?
    在同志们离开后,白求恩拿出纸,吃力地握着笔,在纸上断断续续地写些什么……在窗外守候白求恩的医生、护士,目睹着这一切,心里已明白了几分。
    十一月十一日上午,白求恩将一封信交给小何,加重语气说:“请立即送到后方医院去,立即交给朗林同志,立即!”
    尽管人们不情愿,但是那念头还是被证实了。白求恩确实想到了那个可能出现的不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考虑着革命工作。他怕新来的翻译表达不完善,才写了这封信给受伤住院的前任翻译。
    在后方医院,朗林同志抖动着双手把信拆开:
    现在我请你做这几件事:
    1、将这封信译出去交叶部长,告诉他,我认为林大夫应该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即北上协助工作。到昨天为止,共有伤员三百名。村庄整天遭到轰炸,林大夫应该带助手一名,麻醉师一名,护士长一名,护士三名,组成手术队。叶部长从冀中医院带来的六袋棉花垫子和纱布也要带来。
    2、将此信转给聂司令员,请他批准。我为伤员们感到焦虑,假如我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林大夫可以使用我那一套手术器械。他在前方工作后应该回到后方医院去继续协助王大夫工作两星期。
    都明白了吗?今天我觉得稍好些。
    我希望明天能看到你。
    ……
    这封信,一反常规,白求恩是用笔写的,这情况说明,病魔折磨得他已经不能使用打字机了。
    这封信,段落零乱,字母歪斜,字迹模糊,每一段最后的几句话甚至无法辨认了。在几张信纸上,都有笔尖划破的痕迹。不用说,这封信是断断续续写完的,写信过程中他曾有几度昏迷……
    读完这封信,朗林同志失声哭了。他不是伤感,他是为一个伟大胸怀所感动!他怎么能不感动,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白求恩还在惦念着战斗,惦念着伤员,惦念着未竞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读着这封信,人们终于明白了:白求恩为什么坚持留在黄石口?他在为革命争取十几里路的时间哪!
    白求恩病危的消息,震动了广大军民的心,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马蹄踏踏,军区领导派最好的医生赶来参加抢救;
    脚步匆匆,战士们从前线送来了急需的药品;
    大汗淋淋,老大爷给白求恩送来了崭新的棉被;
    气喘吁吁,儿童团员给白求恩送来了大枣、鸡蛋。
    院落门口,一个个年轻的农民拉住医生的手苦苦恳求:“白大夫用他的鲜血救活过我们的战士,我们也要用鲜血救活他!”说着,“唰”“唰”“唰”,人们脱下棉衣,露出青铜般的臂膀,一齐喊着:
    “抽我的!”
    “抽我的!”
    人们期待着,热切地期待着,期待着白求恩从病床上站起来。
    各种办法都用上了,可是,白求恩的病情没有好转,仍在不断恶化。
    床前,一位医生握着他的手,不忍地说:“白大夫,把左臂截去吧,也许能好一些。”
    白求恩摇摇头:“如果能和你们一起战斗,就是截掉双肢我也愿意。但是,我的血液已经侵入细菌。截肢也没用了。”
    一行担架队从前线下来,担架队员默默不语,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着。担架上的伤员,身上还染着硝烟的气味,头上的绷带血迹未干,他们费力地抬起头来,要求把担架停下:“让我们再看一眼白大夫吧,我们需要他,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他啊!”
    一队开赴前线的战士路过这里,争着要进院子看望,他们当中有经过白求恩治疗后重返前线的;有亲眼看见过白求恩治疗伤员的。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能使病危的伤员变成生龙活虎的战士的白求恩大夫,现在却生命垂危!白求恩住的院子不算小,但是哪能容下这么多战士哪!他们只好推连长作为他们的代表进去看望。连长用舌尖舔破窗户纸,欠着脚,屏住呼吸,悄悄地看着他们熟悉的国际战友:他那炯炯目光消逝了,他那魁梧的躯体卷缩了,他那壮实的双臂垂下了。白大夫,你为战士的生命创造过多少回奇迹,难道你就不能挽救自己一次吗?!
    风卷雪花落在连长的脸上、肩上,连长的手冻得通红,他的心却热得象要炸开似的。谁在折磨我们的白大夫?疾病?不是!是法西斯!是法西斯制造了伤口,是法西斯劫去了药品,是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威胁着白大夫的生命!◆◆◆◆◆    连长来到队伍面前,将右拳举过头顶,带领钢铁般的战士庄严宣誓:“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为白大夫报仇!”
    他们的心里燃着烈火,那泪水仿佛烧得沸腾了!他们高喊着“为白求恩报仇!”,那吼声象涌出闸门的洪水,奔腾着,咆哮着,向敌人的阵地冲去……
    宣誓声好象惊动了白求恩,他睁开眼睛,侧着身子昕了听,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他抬抬手,让小何扶他坐起。
    白求恩的目光落在打字机上,小何习惯地把打字机搬过来放在白求恩面前。白求恩伸出颤抖着的右手,轻轻抚摸着。多么熟悉的键盘啊!在延安窑洞里,在晋察冀乡村的炕头上,在过去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里,白求恩曾用它给毛主席、党中央打书信、报告,拟定“模范医院”的规划,编写《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然而,他再也没有力量使用这架打字机了。他摸索着,从上衣口袋里抽出自来水笔,让小何拿来几张白纸,用颤抖的手写下他最后的遗言:
    亲爱的聂司令员:
    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写完这句话,白求恩的感情一阵冲动,一下子变得异常振奋。就要和战友们诀别,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该对同志们说些什么呢?他索性推开胸前的稿纸,靠在身后的枕头上,沉思起来。
    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回首他过去的一生。他回忆起一生的战斗岁月,回忆他追求真理所走过的道路。如今,理想的晨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出现了,他看到了这黎明前的曙光,他庆幸自己曾经为晨曦的出现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回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白求恩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会见的幸福时刻。毛主席那凝聚着宝贵思想和丰富经验的谈吐,那智慧的目光,那驾驭整个中国和世界的魄力,两年间,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他,鼓舞着他!
    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怀念他战斗过的地方。白求恩想起了战斗的马德里前线;红星照耀下的延安;烽火燃遍的太行山;战火纷飞的冀中平原……
    面对着死,白求恩不恐惧,更不悲伤。他接着写下去: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 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也许是过于兴奋的缘故,白求恩感到胸口闷胀。他只好停下笔靠在枕上喘息一会。好大一阵又抬起头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到了没有完成的工作。作为一个军区卫生顾问,他考虑到部队今后的建设。他接着写下去: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他想的多细,真可谓心细如丝。如果不是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那能想得这样周到呢?不仅想到缺什么药,到那去买,甚至想到了药的价钱——仅仅是钱吗?不,这是一颗赤诚的心,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火红的心啊!
    想着未竟的事业,白求恩有多少话要对战友们说啊!可是不行了,他握着钢笔的手松动了,笔从他的手中滑脱下来……
    又是一阵紧急抢救。过了一些时间,在场的同志才又听到他轻轻的呼吸声。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看到战友们紧紧围在他的身边。这是多么熟悉的面孔啊!在这些面孔上,他看到过欢乐,也看到过愤怒,今天,他们的脸上又为什么流淌着泪水?是啊,想想两年间共同战斗的生活,诀别的悲哀牵动着战友们的心啊!
    他的嘴角上出现了同志们熟悉的微笑,他象是安慰大家,又象是鼓励自己:“不要哭,同志们,我不是很好吗!”
    可是,他知道这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要同志们又一次把他扶起,写下了最后几句话: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他抖动着双手,把遗嘱交给身边的同志;他将自己的手术器械和其它珍爱的物品,颤危危地分给大家,满怀期望地嘱咐:
    “这是武器,拿上它去战斗吧,要战斗到最后的胜利!”
    他语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
    “非常感谢……同志们……给我……的帮助……多么想……继续……和同志……们……一起工作……啊!”
    “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教育……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胜利……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山间,青松呜咽,鸣奏起雄伟悲壮的旋律。
    白求恩顽强地抬起头来,他仿佛昕到一阵嘹亮的号角,这是战斗的号角,这声音越来越近,多么亲切,多么动人;他仿佛看见无数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这是胜利的红旗,这红旗象烈火,呼啸翻腾,映红天际……他笑了,他内心充满了希望和幸福,周身涌起了沸腾的激浪。他向站在身旁的同志们,再一次地一一握手,用最坚定的声音说完他最后一句话:
    “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窗外,山风呼啸,大雪漫天;
    山顶,巍巍青松,傲然挺立。
    在前线,战士们把红旗插向敌人阵地。反“扫荡”胜利的欢呼声,在整个晋察冀响起。
    这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五时二十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诺尔曼·白求恩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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